流行歌曲与青少年———对音乐传播效果研究的思考

◇周　立

大众文化对青少年人格素质形成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传播学家所关注的焦点。他们从各自所属的学科出发,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包括牛仔裤、可口可乐、麦当劳、芭比娃娃、流行音乐、流行歌曲、街头舞蹈在内的大众文化产品和大众文化类型对社会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者———青少年的重要影响。

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行歌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依靠其受众代代传承。它可以体现时代气息、地域特征,有着鲜明的本民族文化烙印,同时又吸纳外来文化的部分元素。当今中国的流行歌曲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与最初国外的流行歌曲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流行歌曲起步较晚,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只是近十几年的事。尽管起步晚,但流行歌曲在内地发展的速度却是相当快,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娱乐及欣赏形式。

流行歌曲的主流受众是“青少年”。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8年的调查,听流行音乐已经成为城市青少年继看电视之后的首选娱乐方式。其他相关调查进一步显示,83.5%的青少年喜欢流行音乐,而喜欢严肃音乐的仅20.8%,其中还有8.7%的青少年是既喜欢流行音乐又喜欢严肃音乐。⁽¹⁾了解青少年群体接触流行歌曲的特征(包括动因、接触渠道、接触频度、接触方式,等等)以及流行歌曲对他们社会认知的影响显得必要而迫切。

近日台湾歌手周杰伦的一首《蜗牛》被收入了上海市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之列,说明流行歌曲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这必定也是对流行歌曲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被收入这个推荐歌目的还有《真心英雄》、《中国人》等多首港台流行歌曲。就《蜗牛》本身而言,并非慷慨激昂。负责曲目选取的有关人士表示,之所以会选择周杰伦的《蜗牛》,“关键是这首歌的歌词挺好的”。“我有属于我的天/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透露出积极向上的精神,能够给人力量,催人奋进,同样可以教育、感化青少年的心灵,对于他们良好精神品质的养成具有积极的熏陶作用。⁽²⁾

但是这里有甘露也会有恶草。缺乏高尚的文化底蕴和应有的审美价值的“垃圾歌曲”、“流氓歌曲”同样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还有一些流行歌曲过于缠绵,它们的传播带给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许多淫秽的语言或画面,正是透过一些流行歌曲或者相关音乐电视暴露在青少年面前。这类视听垃圾都会成为青少年出“状况”的祸首元凶之一。

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渐丰富。“流行音乐”以其强大的冲击力撞击着青少年群体。如何引导“流行音乐”的方向,注入先进文化的内涵,使其不仅成为消磨时光的娱乐文化,同样也是生活励志的精神养料,这是个亟待探讨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的流行歌曲对于中国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探讨它们在青少年人格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颇具现实意义了。而如果同时将探讨西方大众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思考西方大众文化产品中包含的意识形态是否会对中国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作用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青少年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议题纳入本土研究的视野中,在比较中则更能显示出对“流行歌曲与青少年”关系的深层次的思索。

一、相关课题研究综述

目前有关流行音乐方面的刊物和资料比较丰富,但大多数的内容还都是停留在介绍性或描述性阶段。即使是学界所从事的理论性研究,基本上还集中于从纯音乐的角度进行探讨与分析。

学术研究有其严格的学术规范。目前已经有学者明确提出,音乐的研究也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成为受到尊重的、完全意义上的科学,而不应逃避最严格的要求。⁽³⁾日本《新音乐词典》认为,音乐学是运用各种学术性方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有关音乐的一切事物”的学术之总称。⁽⁴⁾

共青团中央于2002年4月至10月,开展了一项“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与对策研究”的调研活动。目的就是为准确把握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发展态势,深入了解流行文化现象背后的青少年心理、心态、思想和观念,进而揭示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内在含义、产生原因、整体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加强与改善新世纪我国青少年的文化建设工作。

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为进一步深化该项调研的内容,于2002年7月至8月,策划、实施完成了一项专题访谈研究“流行音乐(歌曲)与青少年成长”。这次访谈对象的选择集中于年龄为14至25岁的青少年群体。有中学生、大学生也有社会青年。访谈对象集中在北京、广东以及黑龙江地区的青少年。访谈目的一方面是了解青少年对“流行歌曲”的选择与感想,通过个案,了解“流行歌曲”与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从青少年的角度,了解家长、老师(成人社会)对“流行歌曲与青少年成长”的看法和彼此的差异。此次专题访谈的报告及初步的分析研究成果有:《“中学生与流行音乐”访谈实录》、《嵌在青春的日子里:大学生与流行音乐》、《浓甘肥辛非真味:社会青年与流行音乐》、《岁月如歌:“青少年与流行音乐”访谈比较》、《且行且歌:“流行音乐与青少年成长”研究》。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沈汝发的《且行且歌:“流行音乐与青少年成长”研究》是此次调研活动的总结分析报告。报告中指明了流行音乐与流行文化的关系,流行音乐与青年、社会的三方互动以及成人社会对流行音乐的态度。

此次专题研究首次关注了流行音乐传播效果问题。尽管在资料的收集方法上还有一些遗憾。就个案访谈作为社会研究中收集资料的一种基本方法,主要是用于辅助研究,一般是提供参考意见的。但它毕竟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的另一个课题是摇滚乐与青年。其中,鲁江的《青春生命的激荡———摇滚乐浪潮与现代青年人格》则是分析摇滚乐对现代青年人格形成的影响。从摇滚乐的特质———对失落的主体意识的呼唤,对陈旧社会意识的反叛,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分析认为摇滚乐的功能已经成为现代青年表达内心需求、抒发个人感情的一种手段,成为一种青年人与社会的平衡契合机制。刘鑫的《摇滚乐与青年文化》通过对摇滚乐发展历史的阐述,分析了摇滚乐与青年文化互相作用、共同成长的关系。这项课题同样也是音乐效果研究的一个方面。

再有台湾中正大学电讯传播所曾智的《KTV与青少年次文化之分析:一个空间的诠释》。研究以KTV的角度,来看待青少年的次文化是如何形成的:青少年利用外空间的转换,借此抛开社会主流意识下所认同的价值观,经由情绪的宣泄与身体的解放,实践了与音乐文本、人际互动的快感体验;此外,KTV还代表了一种与流行音乐接轨的文化,青少年可通过KTV来与流行歌曲紧紧相连。

这几篇文章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受众一方。其中除了“流行音乐(歌曲)与青少年成长”的研究用了定量的方法,其他的几次课题在研究方法上基本都属于思辨研究。一般而言,思辨方法的前提是,通过实证研究已经获得具体现象的属性,直接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概括:建立概念,进行逻辑推演,揭示理论性结论。实证研究是前提,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应该结合在一起。

由此,关于“流行歌曲与青少年的成长”还需要更加系统完备的观照。对于流行音乐不能只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应该上升到理性层面上来认识。理论研究即学术性研究,必须注意学术规范。这种研究的基础即逻辑思维,要求观点明确,基本命题和概念的定义明确。更要有一种理论自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和学科意识。⁽⁵⁾

二、对音乐传播学效果研究的思考

从传播学的角度对青少年与流行音乐展开研究是一个新起点。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在其自身学科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许多传统学科的内容。涉及的学科不仅有社会学、符号学、心理学、新闻学、艺术学、美学等,还包括了一些自然科学学科,如数学、统计学等。

在传播学研究中,效果研究一向就是研究的焦点。人类传播是有目的的。但是,在预期目的和最后的结果之间往往会有偏差,最终的传播效果往往并不完全符合传播者最初的设想。正因为如此,传播的效果如何、怎样才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等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联系到流行歌曲与青少年这个课题中,从商业的角度,流行歌曲的传播活动,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受众行为的改变:大家都爱流行歌曲,大家都消费流行歌曲。传播者试图提供一种受众不容易脱离的“场”,让他们沉湎其中。

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没有限制的流行歌曲传播最终的发展趋势就是生产者追求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最能使生产者获利的内容可能就是最能够满足消费者内心隐蔽的东西。这里可能有健康励志的东西,也可能有污秽不堪的内容。那么,流行音乐的传播就很有可能成为负面信息的某一传播渠道。所以,限制是必要的。但关键是在哪方面需要限制,如何限制,如何引导。很多限制制定的逻辑是:不好的原因一定带来不好的结果。然而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越了个人偏见。⁽⁶⁾一个青少年听了某类不健康的流行歌曲所产生的行为并不必然在全体青少年身上发生。因此在哪方面需要限制,如何限制,如何引导需要科学的证明。(www.daowen.com)

在传播学效果研究中有一个被称为“教养理论”的领域。这一领域是研究者格伯纳和他的同事在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发展出的。关于“教养理论”的这项研究被誉为有史以来对电视效果所作的最长期、最大规模的研究。格伯纳及其同事认为,电视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心文化。一般观众平均每天看四小时电视。对于大量看电视的观众来说,他们在电视上所用的时间远远大于这个平均数。对于这些观众们,格伯纳及其同事认为电视实际上主宰了其他信息、观念和意识的来源。所有接触这些相同信息所产生的效果,就是格伯纳等所称的“教养作用”。“教养理论”认为,大量接触媒介的受众,将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媒介所传播内容的影响从而逐步形成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角色观和共同的价值观。⁽⁷⁾

“教养理论”的研究者们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教养理论”还得到了一些修正,增加了两个新概念:“主流化”与“共鸣”。“主流化”即指不同个体意见的逐渐趋同,如经常看电视的人比不经常看电视的人对某一事物的看法更容易形成一种共同的感觉。“共鸣”则发生在人群中的某些特定阶层,由于性别、年龄、教育背景或地域等方面的关系,教养效果在某一阶层会显得尤为突出。

根据对“教养理论”的理解,流行歌曲作为音乐传播的主流产品也将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它的消费者(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产生“共鸣”)对社会的认识,从而逐步形成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角色观和共同的价值观(即“主流化”现象)。

流行歌曲流行的过程就是其传播的过程。由此,关于流行歌曲与青少年的研究有一系列值得我们热切关注的问题:

第一,随着流行歌曲在中国的发展,青少年与流行歌曲的接触频度随之增高,这种趋势同时影响了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

第二,青少年对于流行歌曲歌词的关注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认知。

第三,音乐传播将成为青少年接受信息的一条主要通道。

第四,负面的音乐传播对青少年道德观的形成将产生不良影响。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在流行歌曲与青少年研究的领域,个体经验描述、个人感想等都不能被看作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因为它们未能很好地遵循科学原则,未能有足够多或者说充分多的样本来说明问题。

在大众传播学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通常是互相结合的。

首先,采用问卷调查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求得对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总体把握。

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完全可以将他们视为一个独特的母体。通过科学抽样,以有限的对样本的分析,来推知青少年对流行歌曲认知的普遍状况。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避免研究者的先入之见的影响,同时也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基础性的资料。

其次,通过对流行歌曲文本的内容分析进一步强化定性。

此外,研究还需要结合文献研究,并按照分类和分层相结合、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跨文化、跨学科、跨年代的分析。主要涉及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同时引入历史的纵向探讨。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多维的视角,对青少年的社会认知进行立体的关照,为把握流行歌曲对青少年所带来的影响,为健康的音乐传播提供依据。

(周立,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教师)

【注释】

(1)沈汝发:《流行音乐与青少年成长研究》,载于《中国青年研究》“流行音乐(歌曲)与青少年成长”,2002年。

(2)来源:新华网,2005年3月16日。

(3)《流行音乐研究方法论》,载于《文艺新观察》,2001年第1辑。

(4)《流行音乐研究方法论》,载于《文艺新观察》,2001年第1辑。

(5)《流行音乐研究方法论》,载于《文艺新观察》,2001年第1辑。

(6)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新华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2～23页。

(7)[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