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视野中的当代音乐传播研究

◇庄　元

引　言

现代传播学是对人类传播现象和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门科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当时,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在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重大进展,为人们从不同角度去探寻人际信息传播的内在规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以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出现,为传播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与研究手段。传播学者把信息、控制、反馈、系统等概念引入传播研究,提出了描述和解释传播现象和行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模式,从而使传播学初步形成体系。

在现代传播学的研究体系中,按照学科知识架构,可分为理论传播学、历史传播学、实用传播学、边缘传播学等类型。边缘传播学是传播学向外联姻、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的结果。按照人类传播行为,又可分为个人自身传播、人际传播、团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不同形式。其中,大众传播是指通过报纸、书籍、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媒介向为数众多、范围广泛的人群传递信息的过程。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工业化、信息化进程,大众传播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其中的新闻传播、广告传播成为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同时也成为一项巨大产业。科技传播、教育传播、公共关系学等新兴分支学科已经初步建立,传播学研究和应用方兴未艾。与此同时,音乐活动在现代传媒的影响下发生的诸多变化,也引起了国内外音乐学界和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音乐活动的本质特征,相对其他信息传播而言,音乐传播在符号类型、信息构成、传播媒介、受众人群等诸多方面均有自己的特殊性,而音乐特有的审美、教育、宗教、娱乐、商品等价值,使其在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中占据了很大的成分,因此对音乐传播的学术观照便成为音乐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并呈现出向边缘传播学的一个研究分支———“音乐传播学”发展的可能。

一、现代传媒引发的思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里,传播媒介作为意识形态载体被全面纳入当时的社会生活,成为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这种传播体制的种种局限:传媒发展缓慢,传播内容单调,在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音乐的传播基本上还处于口传心授、自娱自乐的原始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传媒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2003年统计,我国已经形成了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广播电视网,中国广播和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分别占总人口的93%和94%。国际互联网在中国也获得了跃进式的发展,网民人数已达6800万,中国已经成为网络人口大国。与此同时,出版业也踏着现代化的步伐奋勇前进,2003年期刊出版量达29.9亿册,图书出版量达67.5亿册(张),经营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单位约11万家,2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音像超市有492个。⁽¹⁾

随着现代大众传媒技术的不断创新变化,电视、广播、报纸、电影、音像产品、网络等各种传媒成为当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大众传媒的信息功能与娱乐功能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重要标志。由此产生的社会现象是:一方面,中国大陆流行音乐在港、台和西方现代流行音乐的催生和哺育下逐步走向成熟和辉煌,成为社会大众文化的主流之一;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高度同质、相互支持和阐释的配对整合关系,随着改革开放日益向纵深拓展和市场经济规则的逐步确立,已悄然消解。以现代传媒为介质的大众文化的强势传播,成为陷各个不同范式的民族音乐文化于“日趋消亡”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传媒对于当代专业音乐、大众音乐和传统音乐的强大影响,传媒“守门人”的“道德堕落”等现象和问题,无疑引起了音乐学界不少学者的思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在音乐史学界、音乐批评界和民族音乐学界的诸多论战至今依然硝烟弥漫,在可见的将来尚无停战迹象;显而易见,其中的许多主题均与现代传媒对当代音乐进程的巨大影响有关,与如何估价这种影响的意义、如何对待乃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促进当代音乐的全面健康发展有关。同时,这也理所当然地引发了音乐学界对现代传播学密切关注的热情,对音乐传播现象(尤其是音乐大众传播现象)的重视和研究就此扬起风帆,开始“音乐传播学”学科初建的航程。

二、中国当代音乐传播研究的萌芽

以往的我国音乐学研究,虽也不乏对音乐传播现象的分析,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代音乐传播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

1993年,《中国音乐》第2期开辟“音乐传播学论坛”,集中发表了杜亚雄、修海林、罗小平、宋莉莉、席强等五位学者的文章,这是我国音乐学界第一次以“音乐传播”为主题展开的专题讨论。

修海林在《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中明确提出“音乐传播学”概念,指出:“在艺术科学领域,运用传播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非始于近日,多年前便已有所展开。那时有许多新学科、新方法被介绍、引入到包括音乐学在内的诸艺术学科领域,时至今日,所谓观念和方法更新的潮流已经过去,艺术科学的研究也变得成熟起来。超时之作,被具体而深入、且不乏新意的研究成果替代。有了一定的积累,再去借鉴他种方法去进行研究,本身就表明这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酝酿已久而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一种必然。我们在音乐学领域提出音乐传播学的研究,意义也在于此。”该文在探讨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时提出“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应当以历史文化生活中的人类音乐活动的全部现象为观察、思考与研究对象,而不是仅限于某种音乐行为方式、某种音乐属性之一隅”,修文强调了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构建应该依靠音乐学已有成果的支持:“音乐传播学的研究,从学科理论的角度讲,有不少可资借鉴的他种学科传播理论,但是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或概念体系。如音乐传播与通讯(信息)传播在理论上有可沟通、互鉴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更不用说,音乐传播学必然以音乐艺术实践活动为理论研究的依据与出发点,其学科的个性特征就会显得尤为突出。从音乐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讲,其研究同任何在音乐与他学科结缘处产生的边缘学科一样,最终都要‘归一’,归到对人类音乐活动的现象与规律的认识、把握这个‘一’上来。就起步阶段的音乐传播学研究讲,当它还未完全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时,其研究尤其需要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与音乐民族学等音乐学诸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而这些学科亦可在音乐传播理论的研究中增加、充实自身的理论积累。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音乐传播学犹如一个十字路口,一个音乐学诸学科研究必然经过的十字路口,一旦涉足此论域,无疑能开拓视野、弥补不足,从而丰富已有的理论成果”。⁽²⁾

杜亚雄的《音乐和传播》的主要观点有三:1.音乐的传播本身构成了一个系统,音乐作品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单元,单元完全依赖系统显示出意义,音乐作品如不纳入传播就没有意义;2.因为音乐是在传播中才存在的信息,所以应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考察音乐的特征。音乐与其姊妹艺术有所不同,它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物质性、传播性、系统性、分享性、有序性、动态性等方面的特点;3.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音乐学也应当用新的观念和方式,对惯常的研究模式进行改造,吸收和融会其他学科,诸如符号学、语言学、系统论、信息论、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有用成果,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活的音乐和音乐传播方面来。作者强调,不能仅通过乐谱去研究音乐,而应重视从传播的角度对音乐进行探索。只有重视了这一方面,音乐学才有可能从以静止的、对音乐符号乐谱的研究为主走向以动态的、对音乐本身的研究为主。开展对音乐传播的研究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今后音乐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³⁾

罗小平的《音乐传播与欣赏心理》探讨了音乐与传播、不同方式音乐传播中欣赏者的心理活动差异、传播媒介与听众欣赏心理的相互作用等问题。她认为,由于听众在欣赏电台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传播的音乐节目时受着传播中介的限制,因此,欣赏电台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的音乐必然具有感知的间接性、情感交流的距离性、注意与想象的不连贯性和欣赏活动的主动性等特点;传播媒介与受众欣赏心理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形成良性循环亦会导致恶性循环。传受双方的良性循环可不断提高音乐欣赏者的欣赏水平,完善其审美心理结构,造就出具有较高审美素质的人;而恶性循环则会降低整个民族的素质,形成富裕的物质生活与贫乏的精神状态的强烈反差。⁽⁴⁾

宋莉莉在《音乐传播学与音乐教育》中探索了音乐传播学与音乐教育的关系:1.音乐传播中既有无意识传播也有有意识传播。音乐教育属于有意识传播,它有目的、有计划、有方法,能够循序渐进地把音乐内容传授给教育对象,有意识地影响受教育者,然后通过他们再去扩大传播范围。然而,这部分传播毕竟是有限的,大量的、主要的传播还是无意识传播。2.音乐教育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启蒙教育、普及教育和深化教育,所有层次都依目的的不同而有着质与量的不同。3.音乐教育的完善,除了自身的调整外,还必须借助现代音乐传播的手段。作者认为,只要有音乐存在,就有音乐的传播现象,音乐是通过传播来起到它的效益的。因此,从宏观上认识音乐传播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微观上把握它自身的规律和应用,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音乐传播与音乐教育相辅相成,音乐教育可以提高音乐传播的质与量,音乐传播的广泛和深入也促进了音乐教育的完善和发展。⁽⁵⁾

席强的《民族器乐曲的传播与传承》一文从传播与传承的角度对民族器乐曲发展的过去和未来作了回顾与展望,强调对于音乐传播学、特别是对那些有着不同实践特征的音乐研究,更加需要以其自身的个性特征为研究的中心问题,以便正确认识它们的内在传播规律,把握研究方向,扩大和丰富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⁶⁾

虽然上述五篇文章的研究角度不尽相同,但在一致呼吁音乐学界重视并加强音乐传播研究的同时,首次明确提出了“音乐传播学”的概念。作者们呼吁: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音乐学的研究应当用新的观念和方式,对惯常的研究模式进行改造,吸收和融会其他学科的有用成果。把现代传播学引入音乐学研究中,必将对当代音乐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当然,这些文章还带有浓厚的音乐学研究的色彩,与现代传播学的学科理念有着一定距离,但对当代中国音乐传播研究的兴起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吸引众多的学者陆续加入到音乐传播研究的队伍中来,形成了音乐传播学研究的第一波热潮。

因此可以认为,这一事件是中国当代音乐传播学研究开始萌芽的标志。

20世纪90年代后期,音乐传播研究有了新的进展。1997年,曾遂今出版新著《音乐社会学概论》⁽⁷⁾,书中第三章“社会音乐生产论”、第四章“社会音乐听众论”、第五章“社会音乐传播论”、第六章“社会音乐流行论”、第七章“社会音乐商品论”、第八章“音乐职业论”等,都与音乐传播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社会音乐传播论”系统阐述了音乐传播的概念与功能、民间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的基本模式、声音记录、电子媒介与音乐传播、当代音乐传播的五种形式等问题;“社会音乐流行论”详细论述音乐流行的概念和分类特征、模式分析、强度测定等问题。于润洋在“序”中对该书作了这样的评价:“这部著作既有对历史的透视,又有对现状的考察;既有对理论的探求,又有对实践的关注。全书有一良好的框架结构,从学科的对象、结构、职能、方法,到音乐的生产、听众、传播、流行、价值、批评等几乎涵盖了音乐社会学所应探讨的全部重要课题,体现了作者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值得称赞。”曾遂今的《社会音乐概论》,不仅是我国第一本音乐社会学的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音乐传播理论的学术著作,为我国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又出现了一批较为深入的音乐传播研究的理论文章:

冯光钰的《我与传播研究———中国同宗民歌新论自序》对我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的传播现象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考察,指出:“传播研究已在我国学术界引起比较广泛的重视。但传播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传统音乐中许多传播现象的探讨,无疑是一门新的学问,尚需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有所成效。”⁽⁸⁾

从音乐史学角度探讨音乐传播的文章,有曹光平的《从二十世纪世界音乐的变革看二十一世纪的音乐与音乐传播》。曹文认为,音乐文化的传播方式,由17世纪以前欧洲以天主教会和宫廷为主,到18 ～19世纪欧洲以歌剧院和音乐厅为主。20世纪音乐的传播方式随着科技手段的迅速发展变化而改变,已经转向以广播电台、电视台、电脑多媒体、家庭音响、广场和传统的剧院、音乐厅等并行,传播方式愈来愈多样化、现代化与家庭化。这些变化对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等多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音乐的发展与传播带来了新的繁荣前景和光明前景。21世纪,随着电脑技术、通讯技术、信息高速公路与其他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类似微分音、自由音律及其他方面的试验、探索可能会再度兴起,音乐厅、歌剧院、音乐沙龙等传统的音乐传播方式还将继续存在,但有可能走向某种意义上的“贵族化”和“社交化”,包括中国、埃及、印度在内的亚非古国,一些古代音乐艺术形式可能再度复兴,未来一百年肯定会发生若干对艺术对音乐有重大冲击的事件。⁽⁹⁾

修海林的《中国音乐传播的历史文化特征》一文从文化学角度考察了中国古代音乐传播与交流,并提出这种考察首先应从更宽的角度把握“多民族、大一统”这一基本历史文化特征,确定完整的“中华民族音乐”概念。文中从“共生文化系统”入手,分析得出中国音乐历史上的传播、交流具有“内外兼具”、“东西南北、共生共荣”等宏观现象和先西后东、由北而南、由南而北的具体特征。对于近代在中西音乐传播、交流中形成的“双文化”现象,作者强调主动选择的重要性,无论是以前还是当前,如何做出新的文化上的主动选择,都将影响到新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¹⁰⁾

边策的《大众音乐传播价值分析》一文认为,音乐传播是人类社会交往活动中产生的文化互动现象,是人类共享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价值观念不断被传送、强化与接受的过程。在音乐本体的价值传播过程中,由于媒介的参与,媒介引发的价值衍变也伴随其中,它与音乐本体价值共同作用,又对人们的价值心理与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最终影响人们价值意识的构建。⁽¹¹⁾

庄元的《音乐传播技术的飞跃———从模拟到数字》则从传媒技术的角度研究音乐传播。文中认为,音乐作为人类精神文化领域中的一个部分,其传播方式及传媒技术与人类的所有信息传播同步发展。传播媒介的形式是根据传媒技术的发展水平而形成的,传媒技术直接关系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必然影响到人类的音乐传播活动。人类的音乐传播经历了从原始的音乐传播———不完全的音乐传播形态,到人类梦想的实现———音频记录技术的诞生,再到音乐传播技术的飞跃———从模拟到数字,显示出传媒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重大发明,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也推动了音乐传播和发展。⁽¹²⁾

汪森的《关于音乐传播学的五点看法》从音乐传播学科构建角度分析音乐传播学,考察了音乐传播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论证了它的研究对象、内容和范围,阐述了该学科的基础概念、术语和命题,提出了音乐传播五要素、四种方式、三层结构、两大部分的构想,澄清了对音乐传播学的一些误解。文中认为:音乐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融合性学科,前景十分广阔。但这门学科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根本问题尚未解决。而这些基础问题如不从理论上解决,这门学科就有可能永远停留在空想阶段,而得不到实质性的进展。要踏踏实实地推进这门学科的建设,许多工作尚有待同道者一起努力,共同开发和耕耘这块新地。⁽¹³⁾

同时期,有关音乐传播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学者们从各个层面、各种角度探讨音乐传播现象,阐述对建立音乐传播学学科的构想,激起了音乐传播学研究的层层涟漪。

与此同时,为适应传媒业对从业人员的需要,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的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及南京艺术学院等近10所高等艺术院校不约而同先后开设了与音乐传播相关的专业或课程。各院校音乐传播教育草创之初,基本是在音乐学系的课程基础之上,拾遗补缺地开设了一些针对性课程。如何建立有别于音乐学各分支学科的音乐传播学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建设科学完整的音乐传播学的教学体系,已经成为各院校的当务之急。

三、中国当代音乐传播学的崛起

2002年12月,由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发起,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武汉音乐学院等单位在北京共同发起主办了“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大会得到全国几十家音乐艺术院校及传媒单位的积极响应,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近百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的议题涉及音乐传播的各个方面。

研讨会的第一个热点是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问题。多位学者从文化层面分析了当前音乐传播的现状。李西安提出“净化音乐传播”的观点,强调中国的音乐传播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音乐传播,要重视音乐传播的文化根基———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同时,应有全球性和前瞻性的文化视野。⁽¹⁴⁾谢嘉幸认为:“许多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音乐文化),在现代传媒的冲击下纷纷土崩瓦解,这些文化资源连同传承方式正在迅速消失。传播方式的革命,令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比上个世纪初期以来更大的危险。如何一方面让社会适应传播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一方面避免传播革命带来的负面效应,都是音乐传播学的重要课题。”为此他鲜明地呼吁:“音乐传播的社会责任要体现人文关怀”。⁽¹⁵⁾

研讨会的第二个热点是音乐传播教育的问题,众多专家的发言和论文,充分体现了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对建立音乐传播教育的关注。北京广播学院曾田力建议音乐学院加强学生对现代电子视听语言的学习和掌握;谢涛从武汉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广播学院三所院校的音乐传播学专业的不同特点着眼,总结了音乐传播教育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经验。中央音乐学院于润洋分析了传统音乐学理论与现代应用型学科之间的关系;袁静芳阐述了远程教育作为音乐传播手段的价值与意义;梁茂春强调音乐传播是一种科学研究,应冷静思考、理性规划;张伯瑜介绍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传播专业的办学情况与发展方向;宗晓军介绍了国际上与音乐传播有关的最新动态。中国音乐学院陈铭道从社会发展实践和音乐教育改革的角度阐释了音乐学系为什么要办音乐传播专业,揭示了发展音乐传播学科的必要性;天津音乐学院杨雁行强调应确立本学科所特有的学术范畴,同时介绍了天津音乐学院成功创办艺术管理系的有关情况和做法,为组建音乐传播专业提供了宝贵经验;上海音乐学院陶辛论述了古典音乐欣赏的审美心理中有关传播机制与原理。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强调了音乐期刊在音乐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音乐院校理论专业学生应加强文体写作和文字编辑方面的学习;宋祥瑞强调了“大众音乐传播学”的概念;孙凡介绍了武汉音乐学院“音乐编辑学”课程的有关情况。

研讨会的第三个热点是音乐传播的法律法规和市场问题。金兆钧总结和回顾了近十年以来大陆流行音乐的历史发展;张树荣介绍了音乐电台媒介运作与管理实践中的很多操作案例和经验;余朗天、辛力和马旌分别从法律方面探讨了与音乐传播密切相关的音乐版权与著作权的区别、音乐版权的使用与管理等法律法规问题;沈晨介绍了流行音乐乐队实际运作的有关情况,同时指出了目前演艺市场中存在的种种不规范现象和问题。⁽¹⁶⁾

研讨会的第四个热点是音乐传播的形式与特征问题。曾遂今提出了音乐的自然传播和技术传播的概念,并认为音乐传播媒体的出现,是人类表现欲望、交际欲望、探索欲望的一种激情洋溢的、成功的表现形式,客观上这种传播媒体介入音乐传播链条而形成的音乐技术传播,是音乐自然传播方式的延长与扩展。⁽¹⁷⁾薛艺兵从音乐的符号活动与通讯模式、音乐的符号特性、其美感功能和音乐传播的文化代码,阐述了音乐传播的符号学原理。⁽¹⁸⁾庄元运用传媒技术分析法对五种音乐大众传播媒介的效能做出评价;并指出数字化、交互性和融合是音乐大众传播载体发展的大趋势。⁽¹⁹⁾

研讨会的热点还包括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播、音乐传播中的文化传播等问题。会后,《中国音乐传播论坛》⁽²⁰⁾、《黄钟》和其他学术刊物整理发表了部分代表的发言和论文,掀起了音乐传播学研究的又一波热潮。

“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当代音乐传播学科建设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有力地促进了本学科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的繁荣,许多研究成果的出现拓宽了研究视野,明确了学科定位,开掘了理论深度,从而使学科自觉大大增强;在此次会议上还成立了“中国音乐传播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同行间搭建起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以民间学术机构的形式把全国各地从事音乐传播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组织起来,使学术交流机制的经常化和制度化成为可能。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当代音乐传播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已经超越了萌芽状态,正以较成熟的姿态在我国当代音乐理论界崛起。

四、当代中国音乐传播研究的现实命题和发展前瞻(www.daowen.com)

当前,音乐学界诸多学者在开展音乐传播研究、创建音乐传播学科、开设音乐传播教育专业等现实命题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但同时也还存在某些分歧。

在开展音乐传播研究的必要性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开展音乐传播研究必要性体现在:一是适应音乐艺术生存之需———音乐的生存离不开音乐传播媒介,尤其在现代社会中,任何音乐,即便它再有价值,离开了音乐传播媒介也必将逐渐消亡;二是适应音乐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在新世纪开始之际,音乐学应当用新的观念和方式,对惯常的研究模式进行改造,吸收和融会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对音乐学理论中存在的许多现实命题加以研究,开创新的学科增长点;三是适应音乐产业发展的需要———在商品经济时代,音乐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开展音乐传播研究不仅有助于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也将为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

在音乐传播学科的学科基础构成方面,大家也都认为音乐传播学的基础是建立在音乐学和传播学之上的。社会学、经济学、现代传媒技术等则构成了它的学科基础群落,音乐传播学是上述学科交叉融合产生的边缘学科。音乐学诸分支学科的发展为音乐传播研究提供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案例;传播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为音乐传播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社会学从宏观上把握音乐在大众文化现象中的意义;经济学反映音乐的商品属性和流通价值;现代传媒技术作为大众传播的物质基础,对音乐传播的形态、内容、效果、效益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在音乐传播学科的研究方法方面,由于音乐传播学主要是音乐学与传播学交叉研究形成的一个边缘学科,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也应当主要来源于音乐学和传播学———音乐学的归纳、演绎和历史文化分析等,传播学的社会调查、定量统计等方法是音乐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开展音乐传播教育的意义方面,大家一致认为,在当代社会文化艺术的生产活动中,音乐传播对于当代人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可低估———人们的许多价值判断与社会认知都来源于传媒,学校与传媒已经成为现代人社会化的两个重要途径。因此,在高等艺术院校中开展音乐传播教育,是通过科学的音乐传播理论和发达的音乐传播实践以塑造当代人健康心智结构的紧迫需要。

关于音乐传播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性方面,有人认为,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传播行为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因此音乐传播可以引入到音乐史学、音乐民族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众多领域中去,构建音乐传播学尚需斟酌。另一些人则认为,以前音乐学的研究对音乐传播已有所关注,如民歌的流传与演变、戏曲的传承与革新、流行音乐的产生和发展等,但音乐传播学要想作为应用音乐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存在,划定与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及其分支学科不同的研究领域十分重要。音乐传播学应侧重于音乐的大众传播研究,如大众传播下的音乐受众研究(音乐受众心理分析、音乐受众社会学分析)、音乐的流行研究(大众文化下音乐流行的概念和分类特征、音乐的流行模式分析、音乐流行强度的测定等)、音乐大众传播媒介研究(音乐大众传媒的功能、效率,传媒新技术对音乐发展的影响和发展趋势)、音乐法律研究(与音乐大众传播有关的法律、法规)、音乐产业研究(音乐产业化的规划、方针、政策)、音乐传播编辑学研究(音乐传播编辑规范、技巧),这些都是以前音乐学研究中未涉及的领域。同时,目前的音乐传播研究仍然存在着学科边界模糊、概念泛化、学术表述语言不一、缺乏有分量的成果等问题,这正是建立音乐传播学学科的价值所在。

伍国栋在探讨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时,曾有一段精辟的阐述:“衡量一项科学研究领域的创建,一是要看它是否已具有比较规范的学科名称和方法论基础,这个基础也可以说是它必须具有的学术理念或学术背景;二是要看它的研究领域是否体现出应有的独立学科特色;三是要看它是否已完成一批有一定学术含量的科研成果;四是要看它是否已凝聚一批专门从事此项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²¹⁾如果试拿这四项标准来衡量音乐传播学学科能否建立,应当怎样建立,是否已经建立,笔者认为它的萌生和崛起的全部事实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展望音乐传播学科的未来发展,结论应当是:任务艰巨,前景乐观。在当今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只要我们主动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在极其丰富的当代音乐传播实践中积极寻找和开辟新的学科增长点,冷静思考,理性规划,加大投入,音乐传播学在当代中国就一定能够健康成长并逐步发展为成熟学科。

[参考文献]

1.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2.曾田力:《迎接新世纪大众传媒的挑战———“首届全国音乐传播艺术研讨会”后的思考》,《现代传播》,2003年第6期。

3.汪森:《关于音乐传播学的五点看法》,《黄钟》,2002年第2期。

4.吴磊:《关于中国流行音乐与大众传媒的思考》,《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4年第3期。

5.蔡骐、谢莹:《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传媒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

(庄元,南京艺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副教授)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 states. gov. cn,2004年2月26日。

(2)修海林:《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中国音乐》,1993年第2期。

(3)杜亚雄:《音乐和传播》,《中国音乐》,1993年第2期。

(4)罗小平:《音乐传播与欣赏心理》,《中国音乐》,1993年第2期。

(5)宋莉莉:《音乐传播学与音乐教育》,《中国音乐》,1993年第2期。

(6)席强:《民族器乐曲的传播与传承》,《中国音乐》,1993年第2期。

(7)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8)冯光钰:《我与传播研究———中国同宗民歌新论自序》,《音乐探索》,1988年第1期。

(9)曹光平:《从二十世纪世界音乐的变革看二十一世纪的音乐与音乐传播》,《中国音乐》,1998年第1期。

(10)修海林:《中国音乐传播的历史文化特征》,《交响》,1999年第4期。

(11)边策:《大众音乐传播价值分析》,《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2)庄元:《音乐传播技术的飞跃———从模拟到数字》,《音乐与表演》,2002年第4期。

(13)汪森:《关于音乐传播学的五点看法》,《黄钟》,2002年第2期。

(14)李西安:《对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理论思考》,《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5)谢嘉幸:《音乐传播学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第9页。

(16)关于本次会议及相关论文的情况,请参见:汪森《传时代之音,播四海之乐———“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黄钟》,2003年第2期;曾田力《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17)曾遂今:《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当代音乐传播理论探索思考之一》,《黄钟》,2003年第3期。

(18)薛艺兵:《音乐传播的符号学原理》,《黄钟》,2003年第2期。

(19)庄元:《论音乐大众传播载体》,《音乐与表演》,2003年第1期。

(20)曾田力主编:《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21)伍国栋:《创建与拓展———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述论》,在南京艺术学院“当代中国音乐学研究论坛”上的发言,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