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播与传播音乐———写在“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之后

◇曾遂今

2005年5月22日至24日,“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共同发起,并由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主办,中国传媒大学录音艺术学院承办。会议得到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协会、电视音乐协会等机构的支持。来自全国各艺术类院校、音乐出版机构、媒体传播机构、音乐音像制作出版部门以及音乐文化管理部门的上百名代表到会并发言。

本次大会是继2002年12月“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后,为了更进一步适应当代音乐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形势需要,促进音乐传播事业的发展和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传播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而举行的又一次音乐传播盛会。

一、会议概况

会议的议题涉及与音乐传播活动相关的六个方面。其中包括音乐传播学科建设与教育思考、音乐传播的形式与特征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研究、音乐市场与艺术管理、音乐传播媒介考察与研究、音乐传播的文化思考。

在学科建设与专业教育问题方面,众多专家的发言,充分展现了高等音乐艺术院校不断完善的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宝贵经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张伯瑜通过回顾中央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办学和教学的过程,提出了“与世界接轨、创造世界”的重要观点,即在理清音乐传播学科的外延与内涵和学科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敢于创造国外所没有的音乐传播学科专业,做世界的领头人;武汉音乐学院宋祥瑞提出了中国音乐传播学的三个基础性问题,即从西方音乐学四种范式的演变看音乐传播学、作为一种学科的大众传播学在西方大学的形成与现状、音乐传播学的中国维度等。

此外,其他教育界专家学者也作了精彩发言。如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谈到了对于音乐传播学科的展望;上海音乐学院陶辛简述了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的建设情况;天津音乐学院杨雁行介绍了音乐传播与艺术管理专业教育的考察与研究,提出了“1+2+3”的办学模式;中国音乐学院谢大京概述了中国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现状与发展及其办学特点;中国传媒大学谢涛介绍了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传播教育的具体实践经验和不足;中央音乐学院宗晓军根据中央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的现状提出了教学与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央音乐学院桑德诺瓦介绍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管理专业的学科定位与培养模式;南京艺术学院庄元回顾了中国当代音乐传播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并对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构想和学术前景作了概括和分析;中国戏曲学院海震介绍了中戏艺术学院音乐编辑与音乐传播的学科设置;南京艺术学院姚杰介绍了教学过程中关于音乐传播学科认识的相关问题;中国传媒大学赵志安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方面谈了一些重要的认识;武汉音乐学院汪森同与会代表们探讨了中国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模式;《音乐研究》编辑陈荃有谈了有关关注音乐编辑和音乐传播之间的关系。精彩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对音乐传播教育的关注。

在音乐传播的形式与特征方面,笔者在提交的论文提纲中提出了“社会信息的音乐传播与音乐信息的社会传播”的音乐传播学学术思考,提出了音乐信息的“双角色论”的概念,即社会信息的角色和艺术思维信息的角色。在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研究方面,中国音乐家协会冯光钰先生从三个方面谈了中国传统音乐传播网络与音乐资源共享的问题,提出了“和而不同”是促使音乐传播和资源共享的内在活力,认为音乐资源共享是形成传播网络及传承方式的直接原因,而音乐传播是促使共享资源变异的主要途径。

姚杰在发言中谈到了音乐传播在当前中国的现状,他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外延广泛,有术无学”。他的“外延广泛”,是指音乐传播的实践层面太过丰富,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从纸媒体到电子媒体,从演出市场到唱片销售,从音乐本体到音乐文化,可以说没有什么音乐是不用传播就能产生的。他的“有术无学”是指当前看似红火的音乐传播其实并没有成体系的理论来给予指导。姚杰认为,“外延广泛,有术无学”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音乐传播学的“内涵不清”。“内涵不清”是指国内各界对音乐传播的定义看法各不相同,对音乐传播能否成为“学”的看法又不相同,这当然是一个学科形成之初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研讨会除了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之外,音乐传播业界(音乐传播的实践操作层面)交流也成为了会议的中心内容。这是本次会议在首届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的热点板块,更侧重了音乐在传播媒体与社会中的运作。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制片人王峥和著名主持人张越代表该节目组口述了《艺术人生》和《音乐人生》在音乐传播层面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女子十二乐坊”的策划与实施者方伯宁从“女子十二乐坊”的组创、宣传、策划等方面解读了“女子十二乐坊”对于我国传统音乐传播的成功之道。这一热点板块形成了实践家与学者之间的积极互动,体现出了我国音乐传播学科的时代性与学术性的较好融合。

另外,著名音乐评论家金兆钧点评了当代音乐传播的种种现实问题。认为“从当下的情况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音乐传播与音乐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恰当描述”,并且指出“音乐传播的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学术梯队,这个梯队应当由基础理论研究、史学研究和当下音乐传播现状的田野作业、实时批判两大部分组成”,从而避免音乐传播学陷入“失去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或是“误入闭门造车,空对空的理论泥沼”。

九洲文化传播中心演出展览总经理刘国超关于商业演出的策划与管理、中国传媒大学何晓兵关于原生态民间音乐在电视媒体中的传播等专题讲座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会议期间,举行了两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5月22日晚上安排了中国传媒大学录音艺术学院学生的媒体创意电子音乐晚会以及南京艺术学院学生的音乐电视作品展示;5月24日晚上在风景秀丽的居庸关长城脚下,由中国传媒大学录音艺术学院音乐学教授曾田力主持了传统音乐自然声场音乐会。两场音乐会均吸引了众多与会代表观看,特别是自然声场音乐会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24日上午与会代表抵达居庸关长城脚下,在近两个小时的登山活动中,兴致勃勃地欣赏了独特的居庸叠翠景色,并进行了品尝乌龙茶的茶艺活动。下午的传统音乐文化传播研讨专场中,来自青岛大学的王静怡、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雅茹等也作了精彩的发言。晚宴后,代表们以青山为屏、流水为韵感受到了中国古琴音乐的博大精深与中国茶道的“和、静、怡、真”的水乳交融。他们纷纷表示,这是一场在现代社会中尝试的中国传统音乐仿古传播方式之一,其创意之妙在于上承中华古国文明,下启当代传统文化继承,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意义。

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将有力地推动我国音乐传播教学、科研与实践的发展,并促进本学科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的繁荣,使学科定位更加明确,它标志着当代音乐传播学科领域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大会的研讨期间,通过了“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传播学会”章程草案。

二、“音乐传播”与“传播音乐”

综观此次会议的全过程,笔者兴奋地感到,“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已较之2002年12月的“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迈进了一大步,登上了一个新台阶,明确了一个新思想,拓宽了一层新视野。

第一,人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当代社会的音乐文化活动中,音乐传播贯穿其全过程。既然音乐传播是一项人类的重要行为与活动,那么,就必然可以成其为“学”。这就是音乐传播之学———音乐传播学。这个音乐传播学的思考与创建,不是要我们首先去窥视国外有没有,才决定我们做不做,而是要看我们有没有敏锐的科学洞察能力、丰富的智慧和胸有成竹的信心去把音乐传播问题提出来,并完成它。所以,张伯瑜提出“与世界接轨、创造世界”的观念,是一个长人志气的观念、开拓性的观念,它将增强人们对音乐传播学理论的思考、创建和边教边学的信心。

如果说,音乐传播学是一门理论,它是在音乐传播活动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那么,人类的音乐传播活动已经几千年了,包括当代的媒体音乐传播,也有丰富的技术和经验积累,为什么不可以成“学”?从这个意义上看,音乐传播含有两大层面: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就是我们的各种传播行为:音乐形态的自然传播(无媒体传播);音乐形态的技术传播(媒体传播);音乐形态在传播过程中人们遵循的方法、规范、理念、准则,等等。这就是我们的传播实践,而这个实践是天然地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同步的,是自发的。但是,它还没有理论,还没有一种抽象的、学理性的概括。这就是姚杰所形容的“有术无学”。“有术无学”只是指昨天和今天,绝不会等于明天。因为我们的“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的命题已经决定了,我们探讨的,就是音乐传播现象、行为中的“学”。这个“学”,就是音乐传播行为现象中带规律性的东西、带本质性的东西、带概括性的东西、带真理性的东西。因此,有了这些“东西”,就是“学”,我们就开始向理论进步了。

第二,在音乐传播的理论思考中,人们又集中倾向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音乐形态具体的传播、运动方面,其二是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方面。前者,往往是以当代最容易看见、最容易感知的现实为对象,如广播、电视、网络、唱片的音乐传播。这是我们首先捕捉到的音乐传播现象,人们在这上面做文章,找规律,寻特点,是极其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事。而后者,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方面,则立足于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土壤为资料源泉,以千百年来的民间音乐传播后果为理论依据,形成一种宏观的、文化性的、历史性的音乐传播理论思考。后者以冯光钰的《中国传统音乐传播网络与音乐资源共享》、刘正维的《传播的矛盾性:从我国民间音乐的传播说起》、王虹霞的《隋唐时期西域乐舞传入中原的传播特点》等文章为代表。这些文章的重要学术意义在于:它们为中国未来的音乐传播学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民间资源和人气资源。因为,音乐的传播现象与人的音乐传播行为,毕竟经历了几千年。要全面地总结音乐传播现象,必须从历史开始,必须从民间和原始形态开始,必须从事物的萌发状态开始。

对现实的研究,离不开历史与传统,这本来就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

而对现实的研究,除了捕捉高科技传媒对象,找出它们的优势,它们的进步,它们的发展,它们对人类文化、文明的贡献之外,而更要有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负面分析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学习阿多诺,学习本雅明,学习拉扎斯菲尔德的思想方法。⁽¹⁾

第三,天津音乐学院杨雁行老师提出“建立艺术管理专业教育与音乐传播的和谐关系”的命题。这个问题启发我们作新的思考。笔者个人认为,本思考应从两方面进入。一方面,从高校教学层面上看,现有的音乐传播专业和艺术(音乐)管理专业是怎么回事?这两个专业是分道扬镳吗?我认为不是。这两个专业其实是一个实质,两种表述。这些,从与会代表的发言中所介绍的各自学校的教学情况来观察,就非常清楚了。用其“艺术管理”之名,有一种教学操作的形象感、培养目标的直观感、职业成就的现实感。而用其“音乐传播”之名,是将前述三种教育心理暗示隐含其中,是以一种音乐的社会运动现象来冠以专业称谓,有一种时代感和超越感。但是,培养的目标、成才的标准、求职的方向等,两者是一样的。

基于这种“一个实质,两种表述”的观念,笔者认为,在教学层面上,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两个专业是一回事。

另一方面,从人的音乐传播行为、现象的学理层面思考,音乐传播涵盖了艺术管理。艺术管理是音乐传播的具体实践行为之一。要建立音乐传播现象之学———音乐传播学,必然要把艺术(音乐)管理的实践活动之规律纳入其中。当然,艺术(音乐)管理的实践层面有其操作规则、经验、方法、技巧,这些均可上升、总结成为艺术管理业界的理论。(www.daowen.com)

音乐传播现象之学———音乐传播学,是一门理论建树,是一批科研成果。如果用在教学中,它则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它为从事音乐传播专业或艺术管理专业的学生建立一种思想基础、文化基础、价值基础、未来的专业行为基础。它和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的功能是一样的。因此,音乐传播学,又为艺术管理专业的教育服务。

综上述三点思考,笔者认为,“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的多种讨论,实质上是围绕着“音乐传播”与“传播音乐”的两大范畴来进行的。非常有趣的是,“音乐”与“传播”这两个词的组合顺序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含义。

“音乐传播”是现象。但它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间实现的。所以,音乐传播现象中的学问,当形成体系后,就是音乐传播学。这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理论范畴。

“传播音乐”是行为,是社会中个人的行为,群体的行为。这些行为充满了强烈的实践性。这种行为,是人们把音乐形态通过一定的手段(唱的手段、奏的手段、舞台的手段、乐谱的手段、唱片的手段、无线电的手段、电视的手段、因特网的手段等)扩散出去,推广出去,使音乐在社会中运动起来,活跃起来,并使音乐产生相应的功能。这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实践范畴。

作为“传播音乐”的行为,必然造成“音乐传播”现象的后果。音乐传播现象,正是我们当前继续考察和锁定的现象。它是音乐学研究在新的社会与技术条件下的延伸与发展,是音乐学在当代与未来的延伸与发展,更是音乐学研究在未来具有生命活力的研究范畴之一。

三、关于音乐传播研究的思考

既然音乐传播现象,正是我们当前继续考察和锁定的现象。那么,透过现象寻求本质,将会形成一门新的学科———音乐传播学。

为此,笔者有如下个人的观点。

音乐传播学是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音乐传播现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现象,是一个庞大的横截面现象,因此,我们对它的考察面,应当大大地超越音乐传播媒介出现之后,应当在音乐历史和音乐实现中充分地研究音乐传播问题。有了历史,才有比较;有了比较,才可能发现规律。作为人类最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时时刻刻都在形成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就是音乐的传播运动。

如果按传播学者奥斯古德等人对传播的定义,即“从最普通的意义上来说,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²⁾,在普通传播学中,这个定义似乎有其经典之处。但是,如果用在音乐传播学中,以这样的定义来套用“音乐传播”,笔者认为是不恰当的。如果从上面的定义出发观察音乐传播,那就显得很不完整。从音乐的社会运动观点出发,我们就会看到,音乐的传播是一种双向性的交流,而上面的定义是一种单向性的信息传递。音乐传播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和后果。比如,一个民族、地区的传统的音乐风格的形成,这是历史性的音乐传播长期双向交流的结果。正向方面的,是民族、地区的音乐生产者不断向本民族、本地区的个人与群体传递音乐形态。音乐的音响形态从音乐生产者的这边进入了音乐接受者的听觉系统那边。这其中有一个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而反向方面的,是音乐接受者对音乐生产者传递过来的音响形态内涵的意义的认可、共鸣或参与(而此刻的回流,就不只是传递音乐形态了,而是与音乐形态相关的其他信息)。这就是双向交流,只有这样才会形成一个民族或地区的固有的音乐风格。音乐传播的完整意义,可能就要这样来认识。

另外,关于上面定义中的“信道”问题。按普通传播学的理解,所谓信道,就是传播信息流通的渠道,而这个“渠道”,指的就是传播媒介。而人类大量的音乐传播是没有媒介的。如果我们正视上述“信道”的命题,那么,音乐传播的“信道”是十分丰富而独特的。除了当今一部分音乐传播与普通的大众媒介(mass media)传播相重合外,更多的传播,是一种独特的“信道”。

这个“信道”,就是庞大而遥远的空间,伴随这个空间距离,随之而来的就是漫长的时间距离。中国唐代的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唐代的音乐,传播了唐代的音乐;17世纪第一批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的弗吉尼亚,黑人们带去了黑人的歌谣、黑人的器乐、黑人的舞蹈,这些音乐在异地传播、流变,而走向了今天爵士乐的归宿。

我们可试图分析以上的“信道”。这个“信道”是由两个环节组成的。第一个环节,是一条茫茫的不归之路,是险恶的雪山,是辽阔的大海,是在风雪中奋争的马帮,是在骇浪中破浪前行的帆队。在这马帮、帆船之中,运载着无数等待发声的音乐组合体系。这些音乐组合体系,或是在人的观念之中、大脑之中、思维之中,或是一种书面的音乐符号体系,捆扎在沉重的箱包之中。它们正在被缓慢地传递着,从黄土中原的A地,到西藏高原的B地;从非洲的A地,到美洲的B地。也许,雪崩和巨浪会吞噬其中的一些人,那么,连同他们思维、大脑中等待发声的音乐组合体系也就永远消失了,一些音乐传播链条也就中断了。在这带有悲剧色彩的音乐传播的第一个环节,是明显地受政治的、经济的因素制约的。也就是说,是出于治国安邦的政治目的或贩卖奴隶、开发新大陆的经济目的,才引发出了一条曲折的音乐传播之道———“信道”。

“信道”的第二个环节,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环节,这是一个带喜剧色彩的环节,欢乐色彩的环节,愉悦性的环节,音乐传播极其透明的环节。一切等待发声的音乐组合体系在这里启动了,运转了。美丽的大唐乐伎在向吐蕃王传播中原最优美的歌舞,最动人的乐韵。我们的吐蕃王松赞干布,在醇美的青稞酒兴之中,以大笑、凝眸、惊叹的情绪表现,完成了这次音乐传播的真实性回流传播。

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音乐传播。音乐传播的起点在长安,终点在拉萨,直线距离约1500公里,历时约一年半。类似这样的音乐传播,在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史中,是无法统计的,而今天我们的音乐文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也许,我们也可开始尝试从这样的音乐传播现象中寻求点滴的规律。

在古代音乐传播或原始的音乐传播、民间音乐传播中,传播空间距离的扩大,伴随着时间距离也要扩大。传播空间和传播时间成正比(笔者胆大妄为,在此戏拟一个“时空同向律”)。在这种音乐的时空传播中,“信道”的技术含量低,人的体力含量高,但是,传播是透明的,非强制性的;在当代的音乐传播中,比如电视传播或网络传播,传播的空间距离极度扩展,传播的时间距离极度缩小(时空反向),此刻,“信道”的技术含量高,人的体力含量低,但是,传播是不透明的(假象透明、非即时回流、参考性回流或假象性回流),强制性的。

如果以上的抽象正确,那么对音乐传播现象的思考就可以进一步地深入,而且大有文章可做,不仅如此,文章可能还做不完。它将使你的思维横跨昨天、今天和明天,扫描历史、现实与未来,开拓一个新天地,打开一个新局面,扩展一个新方向。在这样的研究中,你会紧紧地把握音乐学这个纲,在各种张目的程序中,音乐的历史、音乐的现实、音乐的本体、音乐的观念、前人在音乐学各领域中的多种研究成果,均会顺理成章地为你的研究服务。各种分析手段、研究手段、新的观念和前沿的思想均会融会其中。

所以,在这样一个意义上,笔者举出以上例子,是想说明一个观点,关于音乐传播学的观点。从音乐学的角度看,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绝不是音乐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音乐传播学不应当是音乐学与传播学的简单相加。如果是简单相加,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弊端,处处以普通传播学理论框架来作为你思路的参照系,处处以普通传播学的概念、名词、人名、论述来作为我们的“经典”,处处以普通传播学的点、线抽象方式(并不是不可以,而是要准确、必需、唯一)来表述思考。这样一来,音乐传播学的独特性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创新性思维到哪里去了?

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学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思维方式发展条件下的新的学科发展与延长,是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研究、思考而形成的学问。

音乐传播学不是传播学,但传播学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基础、观念基础。

音乐传播研究,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它在新的基础上发展音乐学理论且紧密地与实践相联系并指导着音乐传播实践。音乐传播研究也是一个具有广泛学术前景的研究,它永远和音乐传播的实践活动同步。在音乐传播实践的多重环节中,已经有无数的课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完成。

(曾遂今,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核心代表人物之一,以文化工业批判和流行音乐批判而著称。本雅明(W. Benjamin),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核心代表人物之一,以《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的反思与批判著称。拉扎斯菲尔德, 20世纪奥地利籍美国社会学家,著名的传播学著作有《人民的选择》、《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等,他以集中探讨大众传媒的负面功能而著称。

(2)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