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个时期的革命音乐

中国的革命音乐,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中国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已留下了无数反映农民起义的民歌。从革命的意义上来讲,它们都属于历史上的革命音乐。但由于历史的久远,我们无法探知这些音乐的全貌。但中国20世纪一百年来的革命歌曲,则清晰可见,有脉可寻。

近现代的革命歌曲孕育在如下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伐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平建设的17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其中,从1919年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时期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音乐

在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伴随着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断高涨,首先出现了许多民众自发性的革命民歌。这些革命民歌的中心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阶级统治。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方面:

1.反映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鸦片侵略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生活。

2.反映广大民众在封建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如江苏民歌《长工苦》、山西民歌《提起哥哥走西口》、湖北民歌《逃水荒》等。

3.热情歌颂民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如广东民歌《三元里抗英童谣》,山东民歌《洪秀全起义》、《义和团》,河北民歌《打洋鬼子》,蒙古民歌《引狼入室李鸿章》,维吾尔族民歌《被赶出家园》,侗族民歌《随天军》,回族民歌《高大人上口外》等。

4.早期工人革命民歌。如河北开滦煤矿工人民歌《矿工苦》、辽宁抚顺煤矿工人民歌《煤黑子苦》、安源煤矿工人民歌《挖炭歌》、青岛纱厂工人民歌《做工五更》。

除了以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自发性的民歌外,19世纪末的“学堂乐歌”运动,客观上刺激了这一时期新型革命歌曲的诞生。学堂乐歌的集体歌唱形式及其所反映出的群体意识和内容、歌曲的技术结构等方面,都为以后各革命时期革命歌曲的创作生产打下了基础。

在学堂乐歌中,多数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认识和愿望,同时也迎合着清末时期广大民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认可。这些学堂乐歌,已开始担当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号角的使命。它们是此时期的革命歌曲。这些革命歌曲表现如下内容:

其一,号召民族觉醒,反映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民族思想认同。其中包括《何日醒》(夏颂莱编)、《中国男儿》(石更作词、辛汉配曲)、《十八省地理历史歌》、《黄河》(杨度词、沈心工曲)、《扬子江》(王引才词)、《祖国歌》(李叔同词)等。

其二,促进妇女思想解放,为女性权利奋争,鼓励女性参加革命。如《勉女权》、《女子体操》(沈心工词)、《缠足苦》(倪觉民词)、《妇人从军》等。其中,《勉女权》由女革命家秋瑾(1879—1907年)选曲填词,发表于1907年1月20日的《中国女报》。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

其三,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提倡科学文明,反对封建迷信。如《自由》(华航琛词)、《欧美二杰》(华龙词)、《地球》(沈心工词)、《辟占验》、《文明婚》等。

其四,直接歌颂革命,庆祝共和。如《革命军》(沈心工词)、《女革命军》(华航琛词)、《光复纪念》(华航琛词)、《庆祝共和》(华航琛词)、《美哉中华》(沈心工词、朱云望曲)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音乐

北伐战争时期有两首著名的革命歌曲:一是《国民革命歌》(又名《打倒列强》),它唱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和革命斗争的目标;二是《工农兵联合歌》,歌曲雄壮有力,带有进行曲风格。后者是选用一首流传很广的学堂乐歌《中国男儿》的曲调填配的。

在此期间,著名的《国际歌》也传入中国。《国际歌》最早入传,是在1920年11月。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主办的《华工旬刊》第1年第1号上,刊登有译自法文的第1、2、6段歌词,题名为《劳动国际歌》,译者署名为“逃狱译投”。1920年,广东省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劳动者》周刊第2、4、5、6号上,连载《国际歌》全部译词,题名为《劳动歌》,译者署名为“列悲”。1921年9月在《小说月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季刊上,刊有译自俄文的《国际歌》全部译词,题名为《第三国际党的颂歌》。1923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诗人肖三和陈乔年一起,从俄文译配了《国际歌》,也传到了国内。同年,瞿秋白(1899—1935年)在国内从俄文译配《国际歌》。在《国际歌》传入的同时,其他一些国外革命歌曲,如苏联的《少年先锋队歌》(又名《青年近卫军》)、《同志们勇敢前进》(又名《光明赞》)、《你们已英勇牺牲》、《华沙工人歌》、《红旗》等,也被翻译配歌,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中国革命歌曲的一部分。(www.daowen.com)

在20世纪20年代,在工人革命运动中流传的工人革命歌曲有《工农联盟歌》、《帝国主义和军阀》、《国耻歌》、《追悼歌》、《五一纪念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安源的长篇叙事歌谣《劳工记》、《奋斗歌》、《京汉罢工歌》、《五色国旗当中飘》、《五卅运动》等。在农民革命运动中的农民革命歌曲有《五一劳动节》、《田仔骂田公》、《农民苦》、《工农听说起》、《农会歌》、《“七五”莫忘歌》等。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根据地(以上4个根据地为中央根据地)以及赣东北、湘鄂西、闽浙赣、鄂豫皖、左右江、陕甘、陕北等15个革命根据地,发动千百万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根据地的革命歌曲,主要是革命民歌和红军歌曲。其中有《当兵就要当红军》、《十送郎当红军》、《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歌》、《少共国际师歌》、《共产儿童团歌》、《两条半枪闹革命》、《八月桂花遍地开》、《刘志丹》、《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以及长征歌曲《战斗鼓动歌》、《吃牛肉歌》、《到陕北去》等。

1935年,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建立全国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国防军”,实现一致对外,共同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音乐家吕骥、周巍峙等人也相应提出“国防音乐”的口号。吕骥在《论国防音乐》一文中说:“音乐,也和教育、文学、戏剧以及其他艺术一样,要负担起当年的紧急任务。……应当更进一步,积极地把全国民众组织起来,把他们的抗敌意志转化成实际的行动。国防音乐的提出就是基于这要求之上。”⁽³⁸⁾周巍峙在《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一文中也说:“国防音乐在目前的时代任务是和别的文化工作一样,以灌输民族意识,唤起民众为最大的目标。”因此,他认为“建设国防音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大众化’”。⁽³⁹⁾“国防音乐”口号提出后,相应的革命音乐组织成立。如上海成立了“词曲作者联谊会”(又称“歌曲作者协会”),参加的作曲家有吕骥、冼星海、任光、张曙、麦新、贺绿汀、周巍峙、孙慎、沙梅、江定仙、刘雪庵等。其后,吕骥、麦新、孙慎、孟波、周钢鸣、吉联抗等十余人又组织了“歌曲研究会”,一些著名的救亡歌曲如《保卫马德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等,都是在“歌曲研究会”中产生的。

为加强对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领导,吕骥的《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伟大而贫弱的歌声》⁽⁴⁰⁾以及周钢鸣的《从“九一八”说到新音乐运动》⁽⁴¹⁾和《论聂耳和新音乐运动》⁽⁴²⁾等文章中提出“新音乐运动”的口号。这些文章从理论上阐明了“新音乐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吕骥认为“国防音乐的提出,具体规定了新音乐在这一阶段中的主要课题,同时也决定地影响了它的道路,使它更坚定地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战斗”。他说:“如果新音乐(目前尤其是国防音乐)不能走进工农群众生活中去,就决不能成为解放他们的武器,也决不能使他们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⁴³⁾这些在音乐理论方面的讨论,无疑是对抗日救亡的革命音乐运动作指导,使这个革命时期的革命音乐运动始终保持鲜明的旗帜和明确的方向。革命音乐组织的建立及其发展,标志着中国一大批音乐家投身于革命音乐的洪流之中,并使革命音乐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革命音乐家聂耳以反映抗日救亡为题材内容的10首歌曲是:正面表现抗日救亡的《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自卫歌》;表现革命青年反帝爱国心声的《毕业歌》;从不同侧面反映不同阶层民众的崇高爱国精神的《春回来了》、《告别南洋》、《梅娘曲》、《慰劳歌》、《铁蹄下的歌女》、《伤兵歌》。这些歌曲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有进行曲风格,气势豪迈;有抒情性风格,委婉激情;有朗诵性风格,如泣如诉。

革命音乐家冼星海在武汉期间创作的抗战革命歌曲有《只怕不抵抗》(麦新词)、《祖国的孩子们》(赵启海词)、《做棉衣》(桂涛声词)、《游击军》(先珂词)、《江南三月》(施谊词)、《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赞美新中国》(光未然词)等。冼星海在延安时期创作的革命音乐作品:歌曲有《一二·九纪念歌》(成仿吾词)、《反攻》(田汉词)、《三八妇女节歌》(塞克词)、《打倒汪精卫》(肖三词)、《满洲囚徒进行曲》(塞克词)等;歌剧有《军民进行曲》(天兰词、王震之编剧),以及大合唱有《生产大合唱》(塞克词)、《九一八大合唱》(天兰词)、《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牺盟大合唱》(傅东岱词)。《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音乐创作中最重要和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作品。

革命音乐家吕骥创作的革命歌曲有《保卫马德里》(麦新词)、《新编九一八小调》、《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词)。

革命音乐家任光创作的抗日救亡革命歌曲有《打回老家去》、《高粱红了》(安娥词)、歌剧《洪波曲》、《游击队之女》(沈起予词)、《不害怕进行曲》(田汉词)、电影歌曲《王老五》等。

革命音乐家张曙创作的抗日救亡革命歌曲有《我们是民众战地工作队》、《赶豺狼》(田汉词)、《丈夫去当兵》(老舍词)、《洪波曲》(田汉词)、《壮丁上前线》(常任侠词)、《负伤战士歌》等。

这一时期的革命音乐还包括“文艺整风”前后解放区的音乐,其中包括新秧歌运动的开展、秧歌剧和新歌剧的创作。

在解放战争时期,更有很多群众性的革命歌曲出现。

(三)和平建设17年时期的革命音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了战后的经济建设。那种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的革命音乐创作活动结束了。革命音乐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已被赋予新的内涵。新中国革命音乐的使命是:歌颂——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毛泽东、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歌颂民族大团结、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幸福的新生活、歌颂各行各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等等;反对——反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右倾保守倒退、反对封建迷信,等等;打击——打击国民党的残余势力、镇压反革命、粉碎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等等。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革命音乐,紧随着中国的政治运动,敏感地反映着中国的政治风云。今天,我们从当时的音乐作品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政治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

和平建设17年时期,中国的革命音乐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音乐的题材、体裁、风格、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得以扩展和扩大。音乐的表演和传播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得到史无前例的强化。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音乐

从公元1966年开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把中国20世纪的革命音乐传统推向了极端。在此期间,“四人帮”为推行文艺领域里的“革命”而促使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音乐诞生,其中包括:适合群众歌唱的“语录歌”(为毛泽东语录谱曲、为林彪语录谱曲);适合专业音乐工作者演唱的“诗词歌”(为毛泽东诗词谱曲);一些“文化大革命”以前创作的革命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我为祖国献石油》、《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战地新歌》(连续出版5集,其中包括一部分历史革命歌曲和大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创作的新革命歌曲);革命“样板戏”。

笔者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指出,在这特殊的10年中,这种音乐文化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三相型音乐文化,但它又是极具迷惑性的音乐文化。这种文化表现出了极端的、专横的艺术霸权主义:除“样板戏”和一批指定歌曲之外,一切音乐都是“封、资、修”,一切文艺都是“腐朽”和“堕落”。但是,这些作品又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空前的创新精神和雅俗共赏的有机融合。这是当代音乐文人们的功绩。无论是“文革”前期非诗词格律的“毛主席语录歌”,还是“文革”后期的“战地”新唱,无论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还是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我们均能明确地感受到这些作品鲜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目的,也看到学院派的音乐知识分子们在这些作品中所遵循的创新原则和付出的心血,更能听到广大社会听(观)众在这些作品中参与、共鸣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