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早期的军旅音乐

中国军旅音乐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3000年前周代的军事活动中,就已设定为军旅活动服务的奏乐项目。《周礼·春官》说:“大司乐……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¹²⁾这里的“王师大献”,就是指征战胜利后的庆功典礼。“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鼗鼓鼓军事……”⁽¹³⁾“大司马……中春,教振旅,……辨鼓、铎、镯、铙之用。……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鼙,公司马执镯。……中冬,教大阅……”“大濮……凡军旅田役,赞王鼓”。⁽¹⁴⁾

在汉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军旅武装行军中所奏的音乐称为“北狄乐”并引入了汉代乐府,为汉代边疆将士作为军乐。⁽¹⁵⁾东汉时期的“横吹乐”,鼓、角、笳齐鸣,威震四方,史籍上则称为“马上军乐”。⁽¹⁶⁾还有一种“鼓角横吹”,“李延年因胡角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和帝时万人将军得之”。⁽¹⁷⁾又从《通志乐略》所列曲名来看,《关山月》、《洛阳道》、《望行人》、《长安道》、《豪侠行》、《古剑行》等,均能感受到一些古代军旅的苍凉、孤独和雄健之气息。另外,东汉的“短箫铙歌”是战时凯旋的军乐。⁽¹⁸⁾隋唐以后各代,均有“鼓吹”。这些乐种和乐奏都是为古代行武的奋进之音,它们在鼓舞士气、规范军容风纪方面起到积极和重要的功能作用。

相传楚声古歌《大风歌》为汉高祖刘邦所作的一首军歌。刘邦讨伐征战回师,途经故乡沛地,“悉召父老子弟纵酒……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故曾“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令儿和习之”。⁽¹⁹⁾

在南北朝时期,我们能发现古代军队将士们唱的歌。在《乐府诗集》的“鼓角横吹曲”里有一段《企喻歌》(含四首):

男儿欲作健,

结伴不须多。

鹞子经天飞,

群雀两向波。

放马大泽中,

草好马著膘。

牌子铁两裆,

翟鸟尾条。

前行看后行,

齐着铁两裆。

前头看后头,

齐着铁

男儿可怜虫,

出门怀死忧。

尸丧峡谷中,

白骨无人收。

第一首生动地描写出军中健儿豪勇自喜的气概。后两句的此喻使人想象牲骑陷阵,以少敌众,所向披靡的气魄。第二、三首写出兵强马壮,军容很盛。第四首关于白骨暴露的描写,实际上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

还有一首《陇上歌》,歌颂抗御胡人、壮烈牺牲的战将陈安。据《晋书》记载,陈安被刘曜困于陇城,安突围,战至只余左右五六人而死。死后,陇上军民为他唱出这首哀歌。歌中描写陈安的形象是:“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马聂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配齐环。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叙述他突围与被追兵所逼的情景是:“百骑俱出如云浮,追者千万骑悠悠。战始三交失蛇矛,十骑俱荡九骑留。”⁽²⁰⁾

唐代敦煌曲子词中有一首《菩萨蛮》的“部队歌曲”:“敦煌自古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²¹⁾歌曲中的爱国主义倾向和情感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宋代,从禁军中选拔组成的仪仗乐队称之为钧容直。它是宋代全军音乐的表率和模范,其中担负着“御驾”出行奏乐的重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旅音乐系统在一定的层次上又和宫廷音乐系统交叉重合,履行着宫廷音乐的职能。

中国有一种铜制民族吹奏乐器“长尖”,又名“招军”、“先锋”、“喇叭”。它是古代军用乐器在当代的遗存。从乐器“招军”、“先锋”的命名上,就可看到这种乐器所内含的军事信息。明代的《三才图会》上说:“其制以铜为之,一窍直吹,身细尾口殊敞,似铜角,不知起于何时,今军中及司晨昏者多用之。”由此可知,至少在明代以前,那种号角式的、雄健的、刚直的、勇往直前的、直天而鸣的乐音系列组合,就是军队音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传统琵琶名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中,我们能窥视到军旅音乐在战争场面中的应用。在《十面埋伏》一曲里,描写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在垓下最后决战的情景。汉军用十面埋伏的阵法击败楚军,项羽自刎于乌江,刘邦取得胜利。明末清初王猷定在《四照堂集》的《汤琵琶传》中记载琵琶演奏家汤应曾演奏此曲时的情景:“当其两军决战时,声动天地,屋瓦若飞坠。徐而察之,有金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金骑蹂践争项王声,使闻者始而奋,继而恐,终而涕泣之无从也,其感人如此。”古战场上的金鼓齐鸣,是为鼓舞斗志,令人勇往直前。而此种鼓乐助威的传统,更要追溯到人类的原始战争时期。

另外,我们从中国传统的民间器乐曲牌名和乐曲名如《将军令》、《大得胜》、《得胜令》中,也将发现古代军旅音乐的种种信息。

在中国古代的军旅音乐中,有器乐,也有声乐。器乐,向社会传递着军容、军威、军纪的信息和规模,给军队自身的战斗性、所向披靡性进行精神的支撑;声乐,则更能表达、抒发古代将士的爱憎和现实的情感,并对将士们进行教育和感化。

在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武装部队里,军旅音乐更形象地表现在战士们的歌唱活动中。这些歌曲既是民歌,也是军歌。如流行于山东省胶东半岛的农民起义民歌《于七抗清十二月》,⁽²²⁾内容是歌颂以于七为首的山东半岛农民起义。此首歌曲的早年形态在农民起义军中传唱。起义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失败,但他们先后抗清达14年之久。《明朝出了个李闯王》也是一首农民起义民歌,流传在湖北咸宁、通山一带。歌中热情颂扬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咏唱了革命的始末。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立太平天国。一批农民起义歌曲就此应运而生,如《天国起义在金田》、《天军带来太平春》、《四四方方一盘棋》、《金田起义传天下》、《洪杨天军在象州》等民歌。⁽²³⁾这些歌曲与它们的另一些变体就在起义的军民中传唱。在中国近现代,反帝反封建斗争日渐高涨,有更多的民歌出现在民间和起义的军民中。如山东民歌《洪秀全起义》、《义和团》,河北民歌《打洋鬼子》,湖北民歌《行军歌》、《辛亥革命孙逸仙》,江苏民歌《可恨洋人害中原》等。这些民歌具有铿锵有力的节奏、高昂奔放的情绪和集体歌唱的形式。

中国近代音乐家曾志忞是这样看待军旅音乐的:(www.daowen.com)

国不问战不战,军事固不可一日不修。兵不问战不战,训练固不可一日不行。一丁少壮,一入营伍,虽忠义爱国,足以亡身,然情感、规律、勇敢,自不与家庭相等。音乐者,一足以慰军士之疲劳,二足以忠军士之规律,三足以鼓军士之勇敢。

军伍中舍此无鼓舞之具,更舍此无娱乐之具。故海、陆军军乐队之编制,万不可缓。且设立军乐学校之预备,亦万不可缓。苟此等乐队告成,于外交典礼上大有裨益,于社会俗乐上,不无小补也。⁽²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朝军队内部的歌唱活动的曲目来源,一是前代旧作,二是汉族的民间曲牌,三是借用日本军歌旋律和学堂乐歌。清政府派到日本学习军事的军事学员们把在日本学到的军歌带回国内,填词以作“新军”的歌曲。如日本明治24年(公元1892年)日本的军歌《凯旋》(又名《啊!欢喜》)传入中国,人们填上新词成为了在清军中流行的新军歌《妇人从军》、《枪队》和《从军乐》。另外,李叔同曾为军队写《出军歌》歌词(五段)。

光绪举人,曾历任清廷驻日、美、英等国的外交官黄遵宪,曾写了《军歌二十四章》歌词;沈心工于1904年前后,填出对军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十八省地理历史歌》,这首歌曲的曲调来源于日本军歌《日本海军》。以后,冯玉祥部队有一首流行的军歌《跑拦阻歌》,其模式也是来源于《十八省地理历史歌》。梁启超也曾利用民间歌曲《梳妆台》填词成为清末的军歌《从军乐》。

曾任清廷军机大臣的“洋务派”人物张之洞,1904年前后在湖北训练“新军”,其军训的《军歌》是这样唱的:

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

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听官长教。

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

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第五同军切莫相争吵。

方今湖北文武学堂造,不比市井蠢汉逞粗豪。

各营之中枪队最为要,望牌瞄准莫低亦莫高。

炮队放时须要看炮表,安放药引须按度数标。

轻炮分扛不愁路窄小,重炮车载马拉不觉劳。

马队自己须将马养好,检点蹄铁切勿伤分毫。

临敌侦探先占地险要,我军酣战从旁速包抄。

工程一队技艺须灵巧,陆地筑垒遇水便搭桥。

辎重队里事事算计到,衣粮军火缺乏不须焦。⁽²⁵⁾

袁世凯曾指令直隶省正定府知府李映庚编写军队歌曲。光绪末年(1908年)李映庚编成《军乐稿》4卷。卷中反映出清军军旅音乐的结构信息:

三大类歌曲——兵歌(士兵所唱的歌曲);将歌(军官所唱的歌曲);工歌(军中专业乐工所唱的歌曲)。

14种音乐——神武颂(显示国威);升旗颂(昭彰国仪);望阙吟(宣扬忠君报国);飨宾歌(宴飨内宾);后飨宾歌(宴飨外宾);军宴歌(祭念征虏);飨士歌(慰劳士兵);军祷歌(出征前祝祷天地);军中散曲(消闲抒怀);从军行(宣传当兵光荣);行军歌(鼓动行军情绪);出队歌(临战鼓舞斗志);得胜歌(庆祝凯旋);军挽歌(祭悼亡灵)。⁽²⁶⁾

通过以上的史料,我们看到了在清代军队中,唱歌有等级之分,音乐的应用也有严格的界限。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清军中也许有军队“文工团”(即“工歌”的演唱主体)的可能与存在。

民国初年,在军中流行的军队歌曲有《三国战将勇》、《五虎将》、《五色旗》、《祝我国》、《军歌》、《妇人从军》、《军事教育歌》、《凯旋歌》等。武昌起义后,沈心工曾填词《革命军》(曲调来源于日本军歌《勇敢的水兵》);华航琛利用民歌填词作军歌《女革命军》。还有两首军歌《民主立宪》和《大帅练兵》,其曲调直接为以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引用并填词。

1912年前后,在冯玉祥部队中流行的军歌是《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战斗动作歌》、《立功歌》、《军人争气歌》、《军人十戒歌》等。而冯玉祥亲自作词的军歌是《爱百姓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革命歌曲《国民革命歌》(即《打倒列强》)则是用法国儿歌《你睡吗》的简单曲调填词,是一首配上当时革命口号的歌曲。该曲成为北伐军的进军号角,并唱红了大江南北,普及到男女老少。除《国民革命歌》外,在北伐军中流行的还有根据学堂乐歌填词的《工农兵歌》、根据苏联歌曲填词的《少年先锋队歌》、瞿秋白作词作曲的《赤潮曲》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工农政府领导下的中央根据地十分重视文艺的建设和发展。1929年12月,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方向和具体方法。决议指出,“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及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并规定“军政治委员会负责督促及审查之责”。决议还提出了要在红军中设立“化装宣传股”,对群众进行“化装宣传”。这些规定极大地推动了红军的军旅音乐发展。在当时的红军中,军旅音乐除战士们的集体歌唱活动(部队行进、集会、训练)外,也集中在军队文艺社团中进行。1928年冬,在贺龙领导的红军部队中,成立了“战斗剧社”;1931年,中央根据地成立了“八一剧社”;1932年底成立瑞金的“工农剧社”;1933年,在瞿秋白的积极倡议下,成立“高尔基戏剧学校”和专业文艺团体“蓝衫团”。从此,中国的军旅音乐开始以音乐教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学习科目中,有唱歌、歌谣等课程,并学习演奏胡琴、月琴、箫等民族乐器。为了在红军内推广革命歌曲,军旅音乐开始运用传播媒体。《红星报》上开辟了“山歌”、“红军歌曲”等专栏,发表了《兴国山歌》等流传极广的作品,并开展了音乐批评活动。在红军歌曲中,流传最广的是《炮火声来战号声》、《当兵就要当红军》、《十送郎当红军歌》等。

在中国军旅音乐史中,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军旅音乐的技术基础在近代已做了革命性的变革,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军乐队的建立。

1885年前后,爱尔兰人罗伯特·赫特(Robert Hart,1835—1911年)在天津开办欧式军乐队训练班,并成立中国第一支铜管乐军乐队,直属总统府。乐器有:西洋短笛、短号、法国号、长号、大号和低音鼓、钹、小鼓等。⁽²⁷⁾

1895年以后,朝廷军机大臣命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训练地在天津东南新农镇小站。在此,袁世凯动用了军乐队参与训练。“逊清光绪二十五年(民国前十三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采纳德籍顾问高斯达的建议,废弃我国军中传统的鼓吹乐器,改长号筒(即是长鸣一类的乐器)为西洋喇叭,组织一个军乐队,招收十位青年加以训练,我国现代军乐队于是萌芽。”⁽²⁸⁾

袁世凯的军乐队有如下职能:号兵职能——吹集合号、解散号,吹起床、点名、集合、出操、收操、上下课、开饭、熄灯号,战斗时期的各种运动号令;乐队功能——大操、检阅时的行进音乐。

晚清时,军队中军乐队的战士被称为“军乐兵”。有关资料显示,在清军的某军旅中,步兵营(五营)用军乐兵120人,炮兵营(一营)用军乐兵24人,骑兵营(一营)用军乐兵12人,工兵营(半营)用军乐兵6人。军乐兵每人每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每营须备洋号14支,洋鼓四面,更鼓锣号各二具。⁽²⁹⁾

19世纪末、20世纪初,罗伯特·赫特除协助建立了总统府军乐队外,还包括全国海军军乐队、全国陆军军乐队等。与此同时,随着清末废科举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西方乐器贸易对中国市场的占领,军乐队的构思进入了学校和社会。各地组建的西洋铜管乐队,成为非军事用途的民间军乐队。这些民间的军乐队对于凝聚民族精神、普及西方音乐文化和提高社会文化素质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意大利、葡萄牙、法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人士的协助下,各地的军乐队应运而生。著名的军乐队有:上海工部局军乐队、上海土山湾军乐队、香港督署军乐队、武昌文华大学军乐队、天津南开中学军乐队、苏州东吴大学军乐队、上海南洋公学军乐队、常州第五中学军乐队、江湾妇孺救济会军乐队、前青岛西人军乐队、前谋得利军乐队、前贫儿院军乐队等。⁽³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