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流行音乐

自1979年以后,中国内地的社会音乐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单就歌唱活动这一领域,从专业性和群众性的演唱曲目来看,过去“文革”期间那种政治教条式的音乐内容、农耕式的音乐形式已荡然无存,那种以“宣传队”为主的音乐传播方式也逐渐消失。新的音乐传播手段,吹来了外面的音乐新风,也使中国的年轻人和广大的老百姓从歌曲中闻到了“人间烟火”,触摸到了人间的情感,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友情。这些充满人性、人情、爱情的情感回归,给广大群众带来了海阔天空、春光明媚的幸福感,也给专业的创作和演唱者带来了严肃认真的职业参与感和社会责任感。当时,在群众只认识邓丽君、聆听邓丽君的时候,内地的职业音乐工作者以此为契机,开始以新的艺术思维方式和新的创作视角,推动了新时期的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创作活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相对的宽松与和平,经济的腾飞与发展,客观上造就了一个自在而宽容、深广而博大的艺术活动与交流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人们基本不受约束地引吭高歌。在港台流行歌曲(包括影视歌曲、酒吧歌曲、校园歌曲)风吹遍中国内地之后,内地的“西北风”吹起来了,摇滚风也刮起来了。与此同时,美国的乡村民谣、布鲁斯风格又与中国内地的多种创作实践联姻结合。此刻,歌曲创作的技术手段不受任何传统信条、方法或模式所制约,正探索性地走着一条自由创新发展的新路。(www.daowen.com)

这也是一个音乐的商品化运作进程与国际社会接轨,音乐的传播手段和现代表现方式日益深化的过程。为此,在群众音乐文化艺术的一片繁荣现象之后,则又产生了音乐文化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这样一来,我们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到90年代末,流行歌曲生产的数量越来越多,参与歌曲创作、表演的人越来越多,媒体的歌曲排行榜越来越多,歌曲生产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大,而歌曲的质量(指歌曲的情感概括性、社会普遍性、雅俗共享性、感情表达的准确性、风格融会的黄金结合点、民族特色、社会把握的可靠性以及歌曲内容的健康文明程度等)却在逐年下降,以至于形成更多的文化垃圾。可是,尽管如此,当我们把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当做一个大众歌曲文化整体来看待时,这二十多年的大众音乐发展,却又是一条成功之路: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在强调自身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同时,正以稳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流行音乐的潮流;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在完善自身的文化品位、艺术品位的同时,正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听众所理解、接受;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在努力完善自身各方面组成因素的同时,已在中国多项社会音乐组合的大家庭中争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