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此间,“四人帮”控制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推行的文艺领域“革命”,也是这场大革命中的重头戏。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在“四人帮”意志的强制下,在“四人帮”梦想的迷惑下,在“四人帮”淫威的胁迫下,一种新的三相型音乐文化Gpa型形成了。这种“文革”的Gpa型音乐文化,是以政府(四人帮)的音乐目的为主导,大众、学院派协同或受迫参与的音乐文化。在这十年中,人们出于天真的幻想和愚昧的盲从,在这个Gpa上苦心孤诣、呕心沥血,而最终Gpa是以“语录歌”、“战地新歌”和“革命样板戏”的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 Gpa不同于GPA。
在这特殊的十年中,Gpa音乐文化是一种高度集权专制的三相型音乐文化,但它又是极具迷惑性的音乐文化。这种文化表现出了极端的、专横的艺术霸权主义:除“样板戏”和一批歌曲之外,一切文艺都是“封、资、修”,一切文艺都是“腐朽”和“堕落”。但是,这种Gpa,的确又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空前的创新精神和雅俗同堂的有机融合。这是当代音乐文人们的功绩。无论是“文革”前期非诗词格律的“毛主席语录歌”,还是“文革”后期的“战地新歌”,无论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还是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我们均能明确地感受到Gpa作品鲜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目的,也看到学院派的音乐知识分子们在这些作品中所遵循的创新原则和付出的心血,更能听到广大社会听(观)众在这些作品中参与、共鸣的回声。(www.daowen.com)
历史也将珍惜地将这些作品保留下来,并成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艺术文化的重要资料。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一种与之对立的、独行其是的大众音乐文化,即笔者所谓的“地下的P”,也就是人们所指的“知青歌曲”。在当年庞大的知识青年大军中,这种地下大众音乐文化影响极大。这些地下的P文化,融会了知识青年的创作才华,他们填词作歌、吟诗度曲,尽情地表达他们富于人性的理想、精神寄托和对现实冒险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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