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宫廷音乐文化的历史遗产与统治者社会行为有关

宫廷音乐文化的历史遗产与统治者社会行为有关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此刻的宫廷音乐,不可能是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只是这一时代统治者社会行为的音乐记录。中国古代宫廷音乐文化体系由历史形成的雅乐和燕乐两翼组成。因为宫廷雅乐是强调本朝政治的,所以它对朝廷内外的该音乐文化的所指对象是强制性的。

宫廷音乐文化的历史遗产与统治者社会行为有关

一、宫廷音乐文化

宫廷音乐文化为宫廷统治集团服务。中国历史自上古三代一直到清朝覆灭的上下几千年间,宫廷音乐文化就自成一个体系并忠实地服务于宫廷统治集团施行统治行为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目的,同时服务于统治者们的娱乐休闲活动。为实现宫廷音乐文化的主体统治功能,统治者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一切手段,其中包括行政、人事、经济、技术等多种手段来达到宫廷音乐的冠冕堂皇,熠熠生辉。为此,宫廷音乐在同一时代中,会被帝王们主观认定为在社会中占支配性地位的音乐和主流音乐。因为在宫廷中,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音乐唱奏表演、创作人才;在宫廷中,汇聚了历代珍稀的音乐文档资料;在宫廷中,也有能力和条件运用最先进和最前沿的音乐物质技术基础。这样一来,在宫廷音乐的形式和内容两个范畴中,有统一的可能性,也有分离的可能性。

历史地观察,一般说来,在一个朝代的上升和繁荣发展时期,在帝王们处处观察民风、体恤民情之刻,宫廷音乐将会闪烁着历史的艺术光辉。宫廷音乐的内容和形式将会是高度的统一,并反映着这个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欢乐祥和的社会面貌。如果宫廷音乐面对的时代是一个腐朽堕落、横征暴敛的时代,那么,宫廷音乐本身就沦为一张色厉内荏的外壳。那些不断被生产出来的宫廷音乐,在形式和内容上,已处于高度的分离状态。此时的宫廷音乐除了拼命地挥霍浪费钱财之外,在历史上将是一无所有。“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2)古人把一个政权的衰落,天真地归罪为音乐文化所为,这固然显得片面。而作为千钟、大吕和巫音的音乐,却不得不面临着宋、齐、楚衰败的现实。但不管怎样,它们的这种衰败,总是与统治者长期沉湎酒色、耽于声色之乐相关联的。此刻的宫廷音乐,不可能是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只是这一时代统治者社会行为的音乐记录。而往往统治者们还要津津乐道于将宫廷音乐作为粉饰太平,掩盖社会尖锐矛盾和危机的工具。

中国古代宫廷音乐文化体系由历史形成的雅乐和燕乐两翼组成。

(一)雅乐

雅乐是一种在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礼仪中应用的音乐。这种音乐的应用方式起源于周代。这是因为周统治者吸取了夏、商“女乐亡国”的教训,为此而建立了一套完备而严格的礼乐典章制度。周代的礼乐制度,规定出了郊社活动(祭祀天地)、宗庙活动(祭祀祖先)、宫廷礼仪活动(朝会、宴飨、迎接宾客)、射乡活动和军事庆典等。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才称此类音乐为“雅颂之声”或“雅乐”。《论语·阳货》中的“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子罕》中的“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及《荀子·乐论》中“故人不能无乐……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所涉及的言论,反映出先秦时某些统治者已把周代以来的这种宫廷礼乐制度制约下的音乐活动冠以“雅”与“颂”的属性,并已认识到这种“雅颂之声”或“雅乐”是维护朝廷统治、巩固政治秩序和治国安邦的有力的文化、政治手段。

中国宫廷雅乐具有如下文化特性:

1.权威

“雅乐”或“雅颂之声”的“雅”与“颂”特质,表明了它在音乐艺术功能上的崇高的统治地位。在统治者看来,这些代表宫廷意识的音乐文化,无论在艺术形式、音乐声音发音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还是在音乐的哲学观点以及音乐的技术诠释上,都是至高无上的、支配一切的和权威无限的。

2.强制性

“雅乐”或“雅颂之声”的“雅”与“颂”特质,也给这种宫廷音乐打上了天经地义的政治烙印。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雅乐”或“雅颂之声”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这些音乐,处处能体现出宫廷的政治等级、政治方向、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在宫廷音乐中,雅乐也称“先王之乐”。“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3)这种与“世俗之乐”相对的雅乐,把帝王的属性提到明确的位置上来,正好说明音乐鲜明的宫廷政治性。只是这种政治必须为本朝廷服务。因此,秦汉以后的雅乐,在历朝的开国之初,在其宗庙音乐中不能歌功颂德于前代,故特别强调重新创作的成分。新的创作必须是歌颂本朝的开国之君。因此,这种雅乐,具有鲜明的历史感。

因为宫廷雅乐是强调本朝政治的,所以它对朝廷内外的该音乐文化的所指对象是强制性的。

3.保守性

中国宫廷雅乐,自秦汉以来,除在历代开国之初强调新的创作成分以外,更多的是沿袭旧乐。这种沿袭方式,或是利用旧乐改名,或是利用旧乐重新填词。隋唐以后,宫廷雅乐完全脱离音乐的美感和人性化、旋律化,已变成一种象征性和符号性的音响。这就是后世学者们所说的“僵化”。我们从宋代雅乐中的拟古诗乐《大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中,能感受到这种完全脱离音乐的美感和人性化、旋律化的“僵化”形态。这种“僵化”的听觉形态,与其相对应时代的民间音乐、文人音乐所表现出的艺术感觉相比,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巨大的艺术差异。

中国宫廷雅乐的保守,是以宫廷雅乐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为基础的。这种保守性,导致了这种音乐浓郁的形式主义成分。由于它只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而这种符号、这种象征又是在“崇古”的思想方式中产生的,因此,在它们的三、四、五、七言的词体中,在它们林立的钟悬之中,留给历史的,是一具具冷酷而僵硬的音响躯壳。(www.daowen.com)

4.神秘性

中国宫廷雅乐是神秘的。为了达到雅乐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人们当然要为它蒙上神秘的面纱,使音阶乐律的解释、旋宫转调的理论依据以及音乐的产生和音乐的社会作用等方面变得神秘莫测,穿凿附会,用以求得雅乐的权威、强制的天经地义与顺理成章。

(二)燕乐

中国宫廷音乐文化体系内部的另一支系是燕乐。“燕乐”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磬师:掌教击磬……教缦乐燕乐之钟磬。”燕乐又称为宴乐。它是宫廷中除典礼之外,在招待宾客、休闲与娱乐中所应用的音乐形式。在周代,这种燕乐又称为房中乐,作为宴会款待客人的背景音乐或前台欣赏的乐舞音乐。房中乐也用于后宫的非礼仪场合,即《宋史·乐志》中说的“房中歌后妃之德”。秦汉时期,宫廷燕乐又称为食举乐。这种食举乐又有两种称谓:享宴食举乐和殿中御食饭举乐。从称谓上已明确了这种燕乐的用途。

隋、唐、宋以后,燕乐的概念更加广义,除宫廷雅乐之外,大凡宫中所用的各种民间音乐(本族与外族的民间音乐,史称俗乐),都谓之燕乐。这就包括了隋代的七部乐(清商伎、国伎、龟兹伎、安国伎、天竺伎、高丽伎、文康伎)和九部乐(清乐、西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天竺、高丽、礼毕),唐代的九部乐(燕乐伎、清商伎、西凉伎、龟兹伎、疏勒伎、康国伎、安国伎、天竺伎、高丽伎)和十部乐(燕乐、清商、西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天竺、高丽)以及宋代的大曲部、法曲部、龟兹部和鼓笛部。

这种非典礼、非雅乐性质的娱乐、宴享燕乐,其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三朝的夏代。屈原在楚辞名作《离骚》中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这就是说,夏代初的宫廷,就有《九辩》、《九歌》两部乐舞存在,供夏代帝王康自纵娱乐。而《管子·轻重甲》中所说,夏桀有“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吕氏春秋·侈乐》中,更将夏桀与殷纣相提并论,说他们“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这种壮观、盛大的宫廷音乐享乐行为,最后导致了国力衰竭,夏代灭亡。

中国古代宫廷的娱乐音乐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音乐的娱乐性功能,本身从人类的远古就已具备。但是作为阶级社会中的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这种功能、蓄意制造这种功能,并越过这种功能达到另一种欲望的发泄和满足。这在夏代、商代的帝王们身上,可能表现得最为典型。在夏、商时代,在一片肆无忌惮、杂乱无序地放纵于乐女的行为之中,中国宫廷娱乐性音乐的合理性、合法性也许就悄然而生。

但是到了周代,这种宫廷娱乐性音乐的极端放纵状态得到了控制。周代统治者“礼乐治国”的战略性决策实施后,使典礼性质的雅乐与娱乐性质的燕乐分道扬镳,决策人对它们的各方面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在保存有周礼乐详细史料记录的《周礼》中,我们会看到宫廷音乐进入了有序化的发展时期,其目的是“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4)

此刻,中国宫廷娱乐性音乐在合理性、合法性的过程中,又加入有序性的多方锁定,这样一来,中国的宫廷燕乐系统就从周代正式开始了它的历史流程。

纵观中国音乐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宫廷燕乐,它所面对的功能系统,其内部是一个成分复杂、庞大而丰富的系统。这个音乐系统表现出对整个中国音乐文化成分和外族音乐文化的选择、加工、提炼的不断积累。而在宫廷中所汇聚的一大批音乐优秀人才,他们所倾注的精力和智慧,他们所迸发出的艺术才华,他们所创造的音乐艺术成就,则更多地展现在这个系统之中。在这个系统里,有音乐的搜寻体系,如周朝的官方“采风”行为、汉代宫廷建立乐府等。宫廷在“以观民风”、“采诗夜诵”活动中,不断选择民间音乐的艺术精华和优秀部分,充实宫廷音乐。在这个系统里,也有音乐的创编体系,即利用民间音乐改编、创作各种燕乐乐种。如汉代利用民间音乐改编鼓吹乐,利用民间相和歌的形式创编汉大曲;隋唐时期则利用各民族民间音乐编创组成七、九、十部乐;唐玄宗利用外族音乐创编法曲《霓裳羽衣曲》以及其他宫廷作曲家创作改编大曲《绿腰》、《凉州》、《玉树后庭花》等;宋代宫廷也改编唐代和民间的乐曲而成为宋大曲,如《凉州》、《剑器》、《薄媚》、《伊州》等;元代创编有《十六天魔舞》、《倒喇》;明代宫廷创编有《炎精开运之曲》、《平定天下之舞》、《驾六龙之曲》、《芳醴之曲》等。

在宫廷燕乐系统中,还有音乐的表演体系、音乐研究和音乐教育体系。

尽管世易时移,改朝换代,尽管历史上的今天在不断地否定历史上的昨天,尽管本朝在不断地否定前朝,但是作为在中华民族壮美的民间音乐生态环境中滋生的中国宫廷燕乐,却永远是一条绿色的长廊。这条长廊,已把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漫长的岁月连接起来。在这绿色的音乐长廊中,音乐在努力地施展着它那带倾向性的愉悦功能和艺术审美价值,为此,这条绿色长廊极具浪漫性、迷惑性和梦幻性。它使人们看不到掠夺、战争、杀人和流血,更使人们看不到瘟疫、饥荒、贫困和愚昧。它天天在歌舞弹吹,荣乐升平;它处处在燕舞莺歌,粉脂锦绣;它时时在装饰着社会的不合理、落后、僵化和保守;它也似乎是用燕乐的音乐语言,处处喋喋不休地在向人间宣布历代封建帝王存在、承袭的天理与合法。

中国宫廷燕乐,是从另一个角度,履行着中国宫廷雅乐不能履行的职责。

这就是我们对社会音乐生产运行中的中国古代宫廷燕乐的总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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