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乐——商品价值零值时期

音乐,这种充满着社会成员的情感与意志,表现着社会成员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并显示出社会成员主观追求和愿望的艺术,从人类原始社会开始,就表现出其纯朴、直率的本质。持“劳动起源说”的普列汉诺夫说:“原始人在劳动时总是伴着歌唱。音调和歌词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节奏。歌的节奏恰恰再现着工作的节奏——音乐起源于劳动。视工作之为一人所做或为一群人所做,歌也分为独唱的或齐唱的。”⁽¹⁰⁾西方学者毕歇尔在研究了劳动、音乐和诗歌的关系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极其紧密地互相联系着的,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劳动,其余的组成部分只具有从属的意义。”⁽¹¹⁾除了以上音乐的“劳动起源说”外,18世纪席勒的艺术“游戏起源说”⁽¹²⁾、爱德华·泰勒的艺术“巫术起源说”⁽¹³⁾以及美国当代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的艺术“季节变换符号起源说”⁽¹⁴⁾等,都对人类的艺术源头进行着不同的研究与解释。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艺术起源意义,当音乐艺术之流在艺术河道运动的早期,音乐及音乐所处的文化氛围,均有一个我们基本无争议的特点,就是艺术的非商品性。在原始音乐的“活化石”资料中有不少例子。如澳大利亚有一个土著民族的“考劳伯芮舞”(Corroborries),这是一首庆贺打猎胜利的凯旋歌。在那单纯、狂热的节奏和纯朴的音乐音调里,民族学家们深深地体会到土著民族此刻沉浸在狂欢之中。在另一种“卡罗舞”(Karro)中,人们又穿戴羽毛、兽皮衣装饰,在狂热的歌声伴奏下,模仿鸟兽姿势和做爱、战斗的情节。⁽¹⁵⁾而在中国西南的独龙族、景颇族、佤族、傈僳族、拉祜族等充满原始古风遗俗的民族中,每逢各民族的欢庆节日或重要的宗教活动,人们夜以继日地群集并欢歌狂舞。或半月之内歌舞不止,或盛装歌舞,数日方休。⁽¹⁶⁾在我国古代文献里也可以看到类似以上的民族学资料,如我们熟悉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¹⁷⁾,“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¹⁸⁾,等等。

从以上折射出的原始歌舞现象,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人类早期的音乐,是充分地表达远古原始先民纯朴追求的音乐,更是充满着人类童贞的真、善、美的音乐。音乐不仅和劳动结合在一起,也和宗教结合在一起。马克斯·德索曾认为,在原始部落中,“戏剧、舞蹈、音乐形成了一种协调的综合艺术,它一般说来总是和宗教仪式有关”⁽¹⁹⁾。而在这种“三位一体”的形式中,还包含一种未曾引起我们注意的、带有音乐社会学意义的“三位一体”⁽²⁰⁾形式,即音乐的“创作”、“表演”、“接受”三种音乐生产环节的“三位一体”。这种音乐生产环节的最初融合现象,是人类早期音乐生产的本质特点。它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所有制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分工状况相适应的。在原始部落的音乐活动中,音乐的创作者就是音乐的表演者,也是音乐的接受者。此间,没有台上台下之分,没有音乐家和听众之分。在部落里,人人都是音乐家,人人都是音乐听众。

基于上述的重要特点,必将形成音乐传播的近距离性和部族内向性。在原始音乐社会生活中,以音乐作为经济领域的服务行为、作为传播商品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在这个本身不存在剩余产品,不存在商品交换,不存在私有制,更不存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音乐仅是原始先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因为他们认为,音乐是一种力量,“……在原始人看来,音乐是人所能获得的唯一的一点神赐的本领,使他们能通过音乐去规定礼仪的方式而把自己和神联系在一起,并通过音乐去控制各种神灵。”⁽²¹⁾

从音乐传播学意义来看,音乐在此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通过某种现代意义的传播媒体实现其艺术价值。(www.daowen.com)

因此,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音乐商品的存在,只有体现着音乐的本质方面的最纯净、透明的音乐。

没有音乐商品存在的原始社会,即是音乐商品价值为零值的社会。

从音乐商品的概念内涵出发,我们称人类的原始社会为音乐商品价值的零值时期(以下简称“零值时期”)。

在“零值时期”,音乐产生于创作冲动、情感需要和外界对情感的刺激。先秦乐论名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²²⁾“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²³⁾这些古代言论充分说明在当时社会,音乐创作的实现、人们对音乐价值的追求,是为某种精神情绪所驱动,而并非是为某种物质利益所左右。在一般的条件下,人们充分地认识到:唱歌,并不能真正地解决温饱;只有打猎和劳动,才能解决温饱。而人只有温饱了,才能想到唱歌。但是我们的祖先确实认识到,音乐的功用是不能低估的,音乐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就是他们对音乐的创作和使用。而他们的音乐之所以为全体部族成员所认可、流传和使用,也是因为这些音乐的生产遵循着他们所认定的艺术创作规律,表达了人们共同的情感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