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乐的符号记录——乐谱媒介传播

在音乐传播的原始形态中(或是说在音乐的自然传播中),没有人为的传播媒介参与。而长期的传播实践,又促使人们为了克服传播效果的模糊性,开始研究音乐的记录方式。为此,乐谱出现了。实用的乐谱是用文字、符号或其他方式模拟,代表着音乐创作中音的高低、长短或器乐演奏中的指法等来记录乐曲的一种技术手段。人类各种形式乐谱的出现,标志着流动着的音乐可以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由于这种固定,音乐可以较完整地“储存”和较精确地在时空中流动。从音乐传播学的意义上讲,在音乐的传播历史中,乐谱是最早出现的音乐传播媒介。乐谱的本质,是音乐音响信息各要素及其组合的运动过程以符号或模拟的形式被描绘下来。A创造的音乐形态,通过乐谱,可以较清晰地传播给B、C、D……这样一来,乐谱在克服音乐传播原始形态的模糊性方面已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乐谱的出现,有利于音乐活动中专业的分工:创作与唱奏两种活动以乐谱为媒介出现的分化,体现着音乐进一步向前发展。

在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21世纪,古埃及的第一次音乐文化高峰期,有“手势谱”的出现。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神话中描述了这种“手势谱”:指挥向乐队乐师或唱队队员用手势、身体动作来表明某一音程、节奏或旋律过程。⁽⁸⁾“手势谱”的实质是,舞动手势、体位的人,在大脑中已经较完整地记忆了音乐作品,他以手势、体位的运动,形象地再现作品的起伏构架并启发唱奏者的音乐记忆,进而由唱奏者再现作品,故“手势谱”起到了传播音乐的功能。

在古埃及,文字出现以后,也开始担负传播歌曲的作用。歌词文字的记录,明显地标志着歌曲的曲式结构。在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杨荫浏先生对春秋时期《诗经》中的名篇,如《国风·周南·桃夭》、《国风·召南·野有死麇》等的考察研究后,能解读出这些歌曲的结构形式。⁽⁹⁾尽管古《诗经》旋律曲折无法了解,但音乐的另一部分形态却清晰如初。这是传播媒介——文字排列的功能。如果把以上理解为一种早期的乐谱,我们可暂称为“结构谱”。

人类远古有“结绳记事”的事实。我国南方山区有以绳为结的“结绳记谱”现象的“活化石”发现,为此我们似可推测历史上曾出现过“绳结谱”。

在欧洲中世纪曾出现较前述记谱方式更为完美的“纽姆谱”(Neumes)。这是一种早期用于天主教歌曲的模拟乐谱。其特点是在歌词上面以多种曲线、点与线组成起伏多变的形象符号,类比着音乐的起伏走向。而这种类比音乐符号在我国古代(据推测约周秦以前)就有一种称为“曲折谱”的记谱方式。在藏族宗教音乐中也有类似“曲折谱”的“央移谱”。相传该谱在14世纪布墩喇嘛时期就开始使用。在明代以前的《玉音法事》资料中也能看到一种形象的“曲折谱”。

全世界各民族、各地区都有不同的记谱法。在中国有“文字谱”(如工尺谱),在西方有“字姆谱”,在日本有“点子谱”;而“手法谱”的特点是由数字或符号标出器乐演奏时弦、键和手指具体位置,如中国古琴的“减字谱”,欧洲的“管风琴谱”和“鲁特琴谱”。另外,还有音乐家们别出心裁发明的记谱法,如“比例记谱法”(Proportion ale notation)、“二线谱”(Equiton)、“键盘谱”(Klavarscriho)、“图式谱”(Graphic notation)等。目前,世界上通用的是较其他乐谱更为进步、科学和实用的五线谱。(www.daowen.com)

在人类的音乐传播活动中,乐谱作为一种音乐传播媒介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全世界的音乐文化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各种形式的乐谱都是功劳卓著。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中,乐谱在音乐传播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初,是简谱推动了我国学堂乐歌的发展。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乐谱集册的出版发行,其本质意义是乐谱集册成了歌曲唯一的传播媒介,其中准确而清晰地记录了歌曲作者的音乐创作成果。全国各地的学校老师们根据对简谱技术手段的掌握,准确而清晰地将谱面的数字、文字“解读”、“还原”为相应的歌声和情感。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也靠唯一的简谱媒介,向中国亿万群众准确而清晰地传播了作曲家们的创作成果和奋斗激情。亿万中国群众也正是通过唯一的简谱传播,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进行曲》。

在公元7世纪的雕版印刷术和11世纪北宋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前,手抄乐谱是中国文人音乐传播媒介的主要形式。现存最早的古琴谱,是原件目前保留于日本的唐代手抄卷《碣石调·幽兰》,谱前的题解说明,该曲传自南朝梁代丘明(公元494—590年)。发现于甘肃敦煌石窟的唐代“曲子谱”,也是中国文人的手抄乐谱。根据这些例子可以推测,手抄乐谱曾长期地传播于中国文化阶层之中,音乐信息的储存与流动依赖于这些手抄乐谱。

中国古代有一个“洛阳纸贵”的典故,说的是晋代左思写了一个名篇《三都赋》,洛阳的豪贵之家竞相传抄,为此纸价就变昂贵了。后人常用此语称誉作品的流传广度。⁽¹⁰⁾这个典故又折射出古代的文化信息传播,靠的就是手抄媒体。

当乐谱传播借助了印刷技术后,其传播的规模就将产生大幅度的扩展。印刷技术可以将乐谱母版无数次地复制出来,形成以母版为中心的乐谱辐射状传播。在中国历史上,通过书肆、书坊、书铺、书局、刊行和现代出版社的编辑程序与印刷技术而复制加工的乐谱、乐谱集册,均成为不同时期的音乐大众传播媒介。明代琴谱《神奇秘谱》于洪熙元年(1425年)刻印刊行,而在以后的年代中,乐谱出版物品种已明显地增多:明代有《浙音释字琴谱》(1491年)、《太古遗音》(1511年)、《发明琴谱》(1530年)、《梧岗琴谱》(1546年)、《太音传习》(1552年)、《松弦馆琴谱》(1614年)等近四十种;清代有《北词广正谱》(1650年)、《霓裳续谱》(1795年)、《五知斋琴谱》(1721年)、《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1741年)、《魏氏乐谱》(1768年)、《纳书楹曲谱》(1792年)、《华秋苹琵琶谱》(1818年)等器乐、歌曲、戏曲谱集百种之多。近现代以来,音乐乐谱传播书刊更是随社会生活的需求而大规模地增加。除了各种类型的乐谱出版集册外,从1906年以李叔同的《音乐小杂志》为代表,开始了中国的音乐期刊发展历程。这些以半月、整月、双月、季或半年等时间间隔定期出版的音乐期刊均以乐谱传播为主,至1949年9月,先后出版约140余种。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85年12月,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及各省市音协、广播电台和各地群众艺术馆的有序性和计划性控制下,共出版音乐期刊300种,总共约4000期,印数共达2亿余册。

以乐谱为中心的音乐集册、期刊已成为当代中国音乐的大众传播媒介,也是中国大众音乐的传播媒介,为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在古典音乐商品繁荣发展的欧洲,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初,出现了“音乐出版商”这一职业。似乎从那时候起,音乐的乐谱传播,成为表演传播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商业渠道。越来越多的出版商在收、售音乐家的乐谱,而越来越多的音乐家们开始依附于出版商人。他们逐渐远离宫廷、教会的赞助依附。作曲家通过向出版商出售乐谱手稿,获取相应的费用。如生活在维也纳古典乐派时期的音乐大师贝多芬和莫扎特,就曾经靠出卖乐谱为生。以手稿的形式卖出音乐,是音乐家音乐传播活动的开始。手稿卖出的是一份,而拷贝的乐谱是千万份。这是一种在唱片传播(声音记录传播)出现之前最重要的一种辐射型传播。而承担辐射型传播的人是出版商。从手抄到印刷,乐谱得以高速度、批量化生产,大大加快了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也使得乐谱文献版本内容更加丰富,其研究内容相应地日渐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