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音乐生产良性运转的特点

在中国当代文化经济的运作模式中,市场经济尽管在音乐文化领域中有其合理、积极的一面,但作为意识形态的音乐生产,在其艺术特殊性的制约下,对音乐的经济利润的追求只能作为发展音乐生产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在社会音乐生产的良性运转中,音乐的商品化生产和对音乐市场经济利润的追求仅仅只是有效、健康和合理地发展音乐生产的重要手段。当摆正了这种关系后,从整体意义上来说,当代社会音乐生产的良性运转就表现出独特的特点和特殊的意义。

考察社会音乐生产的全部过程,其良性运转具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一)和谐的音乐人际关系

这种人际关系的和谐性体现在音乐生产各环节内部、各环节之间以及音乐生产与社会之间。第一,在音乐生产各环节的内部,从事音乐生产的人与人之间表现出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共同创造、共同提高的良性互动关系。由于人们出于对艺术的一致、执著追求,故有可能促进生产动力的统一、集中。这样,艺术中的优秀、先进因素就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而且,但凡是优秀的创作成果、唱奏人才和传播节目,往往都能及时地得到同行们的兴趣和鼓励,更能得到音乐评论与研究环节的高度重视和恰如其分的肯定。

第二,在生产环节之间,也是一种相互尊重劳动成果和人格的和谐关系。比如,在各种排练、演出、录制场合,因各种临场的技术问题,创作者不会居高临下地训斥、责难唱奏者,唱奏者也不会因为自身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来推卸某种技术责任,双方总是抱着对艺术创造的商量、研究和同舟共济的态度来共同工作的。为此,生产动力可以由一个环节较为顺利地过渡到另一个环节。动力在两个生产环节之间的顺利交接过渡,是社会音乐生产良性运转的关键。

第三,音乐生产者和音乐消费者(音乐听众)之间,更是一种相互尊重与相互理解的关系。以创作生产环节为动力主体的音乐生产,以始终服务于社会音乐听众为工作宗旨。音乐创作者总是在摸索、追寻社会群众中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合理的情感和情绪,而音乐生产者们总是以优质的、完美的、吻合社会音乐听众审美习惯的声乐、器乐作品或融合其他艺术的综合作品来激励、强化、深化这些情感和情绪。当音乐消费者感受、理解这些作品后,更是因为这些作品而感到精神生活的充实与满足。音乐生产者们感谢社会听众对他们劳动付出的认可,而社会听众又感谢音乐生产者为他们提供了美妙至极的音乐精神食粮。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音乐生产者与音乐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良性人际互动关系,必然产生一批得到社会充分承认和经受历史岁月检验的音乐家和音乐明星。而这些真正的“家”和“星”,又以自身无懈可击的艺术功力和坚实的艺术实践基础,影响着当代和后世的音乐艺术生产。音乐生产的社会动力源泉经过音乐生产主体的推波助澜,在音乐生产者与社会听众的和谐关系中,顺利地走向了音乐生产的动力归宿——社会听众之中。

第四,音乐伺服生产系统对音乐创作、表演、传播以及社会听众产生作用。良性运转的社会音乐生产使这些纵向的人际关系仍处于和谐的状态之中。音乐的伺服生产真诚地为音乐生产服务;而音乐生产者总是心怀坦荡地接受舆论的评论和研究的解剖与发现,对其肯定或否定。

总之,只有在和谐的音乐人际关系中,音乐生产的动力作用才能顺利畅通。当然,和谐的音乐人际关系并不等于排斥对艺术问题的争论,以及为精英艺术和精英人才出现而进行的公平竞争行为。

在良性运转的社会音乐生产中,和谐的音乐人际关系产生的首要前提是人们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并在这种追求中着意生产出艺术精品。这种对艺术执著追求的科学态度,体现出音乐家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和敬业精神,而不是其他。

(二)丰富多彩的音乐创造成果

良性运转的社会音乐生产由于和谐人际关系的配合,使生产动力的作用和运动均能集中和通畅,故音乐生产能较为顺利地反映出其富于创造性的本质。音乐生产成果的体现不是重复单调的产品,而是变化与创新的精神食粮。而这种变化与创新的根本依据是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及其发展运动与变化。音乐生产的动力源泉来自于社会生活。因此,保证动力作用的集中和通畅,可以使动力的性质和品质始终保持着动力源泉出现时的初衷,即音乐创作能反映出运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精神情感流。因而,在较为稳定的、传统的社会审美框架结构中,音乐创造主体必须不断地给人们带来艺术的新鲜感。

在良性运转的社会音乐生产中,音乐作品的数量、品种和面貌是五彩缤纷的。构成这种五彩缤纷的现象是由音乐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决定的。而多样化的内容和形式的品质特征和价值,可以通过整个社会的音乐态度来进行考核检验。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观察估量“五彩缤纷”的品质,从而判断社会音乐生产是否具有良性运转的创造性:

1.社会对音乐传播成果的亲切感。在音乐传播中,历史定论的古典、民族、经典性作品除外,社会听众始终对新创作品的大多数产生新鲜感、亲切感,而不是陈旧感和厌恶感、腻烦感,这是一种成功创造性运转的社会反映。

2.人才出现。不断出现与新作品相关的,真正为社会尊敬的音乐创作、唱奏者。

3.对优秀作品的统计比较。优秀作品的衡量尺度往往是社会态度与专家态度的综合。而古今中外,但凡优秀作品、经典作品、流行音乐作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总是雅俗共赏的。因此,雅俗共赏作品的数量多,很自然地反映出音乐生产中良性运转的创造性。

(三)有节制和有限度的音乐传播生产量

良性运转的社会音乐生产,具有丰富多彩的音乐创造成果,但是这种“丰富多彩”,必须具有创造性和品质优秀的前提。由于音乐传播生产环节始终在艺术质量上进行严格的把关,因此,音乐传播生产量绝不可能是无限量和无节制的。传播生产环节理智而严格的把关行为,必然会将大量非艺术成分排斥出去。在音乐的传播运行中,除历史的、传统的、经典的作品之外,新创作的传播作品更要注重其艺术水准和艺术品位。良性运转的社会音乐生产由于对艺术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生产的数量上,与铺天盖地的、蜂拥而上的盲目生产相比,就显得有节制多了。

本章理论思考与社会观察

1.请以中国唱片行业的历史发展为事实依据,分析音乐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以及它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影响的积极方面。

2.在音乐的社会生产中,你怎样来理解音乐的复制?请以唱片音乐传播和当代音乐的网络传播为例,说明音乐的复制现象发展和极端化以及给音乐文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3.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经历过一个音乐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起步阶段。那段时间的历史,以国内音像业界的混乱而著称。请仔细阅读下面的描述:

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音乐的社会浮泛现象,是因为商品生产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促进了各种形式“音乐广告”活动的出现:“赞助—广告”性演出活动、各种“文化—经济”的“节日”活动、“赞助—广告”性的电视文艺晚会、电视剧生产、多种形式的“大奖赛”等。同时,1979年以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音像企业,明确地是以生产音乐商品、获取利润为目的。为此,大量的音乐生产活动已围绕商品经济为轴心旋转。音乐生产的动力,很难再是以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音乐生产内部各环节(如创作、表演、传播)的生产动力,也不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不少人为追求音乐的商品价值,总是急功近利,在创作、演唱、传播环节常常巧立名目、无病呻吟,并且总是匆匆忙忙、草率行事、敷衍了结。

在创作方面,很多音乐作者追求“广告效应”,奉行“短、平、快”策略。在这种“短、平、快”的创作中,人们只求速度,而缺乏艺术上的思考、比较和冷静的琢磨。尽管艺术灵感来自于瞬息间热情的创作冲动,但平庸的“灵感”总要靠自己理性的艺术功力去比较、取舍或否定。这种比较能力的缺乏,引来了作品风格的雷同、内容的撞车,大量的歌曲作品千人一腔、万人一面。

在演唱方面,不少歌手们在追求成为“明星”的黄金梦驱使下,仍然追求“广告效应”并奉行“短、平、快”“成名”策略。很多歌手艺术功力很差,在行腔处理、咬字、呼吸、表演风格等方面表现出大量的毛病:哭腔、矫揉造作、痞气或匪气。

在传播方面,80年代后期继流行音乐的“西北风”风靡流行之后,一大批低级庸俗的填词“痞歌”盒带经某些音像出版社、个体音像制作商之手相继问世。非常明显,一部分人在有意地制造音乐商品、制造音乐的商品价值而不是只是利用商品作为媒介手段执著地创造艺术价值。当人们挖地三尺,把一切老的、旧的歌曲翻来覆去打得体无完肤后,又坐井观天、守株待兔了:他们的一只眼睛盯着海外的流行风,一只眼睛盯着电视屏幕,捕捉可以赢利的有关歌曲。每当有风吹草动,大家又来一个一哄而起、倾巢出动。盗版、侵权事件一桩接一桩,官司、纠纷连续不断。

人们在创作、演唱、传播活动中的浮光掠影,已导致社会音乐审美素质的下降、社会艺术感觉的麻木与迟钝。在社会大众音乐领域中,大量的作品格调低俗、技巧幼稚、风格单调、内容平庸。它们在社会中无精打采地游弋,大多数的社会音乐听众对这些音乐的品质高下已不置可否、无动于衷。由于音乐的社会浮泛,大众音乐的整体艺术价值已被贬值。在中国的“文革”时期,由于艺术舞台上一花独放的反常态表演,使大量优秀大众音乐艺术价值的创造被强行压制,这是一种贬值的表现形式;而在当代这种表面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的歌舞升平中,却是朱紫同色、渑淄并泛。非常明显,在拼命追求音乐的商品价值前提下来生产音乐,必然要导致音乐的社会浮泛现象。⁽²⁸⁾

音乐的社会浮泛现象,是社会音乐生产非良性运转的典型表现。在这种表现形式下,将出现人际关系的非常规、非和谐互动以及最终导致音乐生产产品与音乐受众供求关系的根本失调。为什么?

请以当今的社会音乐生产现实为对象,试分析音乐生产产品与音乐受众供求关系失调的几个方面。

【注释】
(www.daowen.com)

(1)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是社会学中的概念,是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或人与群体由于接触、接近而发生的交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社会互动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关系,是产生社会现象的根源。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0页。

(3)前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布良斯克战线定期向游击队供应武器和粮食。但有一次从游击队司令部发来这样的电文:“枪支弹药我们会从敌人手中夺去,但歌曲却不像战利品那样可以缴获。请送首歌曲来。”军事记者阿·索甫罗诺夫在战后回忆中说,是他亲自带着词曲作家写好的这首歌曲曲谱坐上飞机,飞越战线,来到游击队的窑洞。详见薛范编:《苏联歌曲佳作选》,上海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4)郑显全编:《外国音乐曲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列宁格勒交响曲】条目;林逸聪主编:《音乐圣经》,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伯恩茅斯交响乐团版本《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唱片说明。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2页。

(6)薛艺兵:《南国音乐风情录》,《音乐学术信息》1990年第5期至1991年第4期。

(7)〔美〕泰勒·考恩著,严忠志译:《商业文化礼赞》,商务印书馆2005年2月版,第168、172页。

(8)齐如山:《成界小掌故》,《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429页。

(9)阿多诺:《文化工业》,伦敦路特勒基出版社1991年版。转引自陆扬著:《大众文化理论》,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8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页。

(11)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12)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13)舒曼:《致克拉拉》(1838年4月13日,莱比锡),《舒曼书简》,《音乐译文》1960年第3期,第13、14页。

(14)〔美〕G.L.基特里奇:《英苏民歌集·序文》,转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15)《吕氏春秋·古乐》。

(16)《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页。

(17)波里克勒特:《论法规》,转引自《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7页。

(18)德彪西:《克罗士先生: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音乐出版社1963年版,第72、73页。

(19)所谓“一次性认定”,是指在音乐的录制过程中的既定形式。在现代音乐的唱奏活动中,“一次性认定”的录音,往往造成艺术的遗憾。由于录音过程的成本核算,出于经济条件的考虑,“一次性认定”成为了人们不愿做但又不得不做的无可奈何的行为。

(20)〔英〕罗宾·丹尼尔斯:《梅纽因谈话录》,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21)马派艺术研究小组编:《马连良舞台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22)周林古:《音乐消费的市场潜力》,《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第55页。

(23)周星:《中国音像产业现状与发展分析》,《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9页。

(24)根据“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网”资料统计得出。

(25)《业内人士把脉香港流行乐坛》,《宁波晚报》2007年1月17日。

(26)《2007流行演出市场前瞻　花更少的钱看更多的明星》,http://ent.sina.com.cn/y/2007-01-16/15111412923.html.

(27)数据来源:票务通网,http://www.piaowutong.com.

(28)曾遂今:《音乐社会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