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同组织形式的社会音乐生产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社会音乐生产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改变。这种改变既体现在音乐生产的细致环节上,如在音乐创作的观念、数量、形式上,也反映在音乐生产的整体规模和理念上。这种改变,其中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20世纪音乐工业的出现——正是这种音乐生产形式,从此把音乐(或者更准确点说是流行音乐、大众音乐)的生产带入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循环,从此与传统的、小规模的作坊式生产和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以乐谱为主要商品的音乐生产格局渐行渐远,从而形成20世纪音乐生产的独特风景线。

(一)音乐的社会化大生产

社会化大生产又称生产的社会化,是指同小生产相对立的组织化、规模化生产。它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集中在企业中,有组织、成规模地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专业分工合作细致、密切,生产过程各环节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推向市场,受市场规律的制约与调节。

20世纪音乐的社会化大生产首先出现在美国的流行音乐领域,其典型的特征是唱片作为音乐音响承载物,开始了批量的生产和销售。同时,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广播、电影、电视媒介,以及录音技术、音响技术等新手段,被统统纳入到为音乐社会化大生产流程服务的目的中去。这使得音乐的社会化大生产不仅借助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新兴表现方式,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庞大的音乐受众。到今天,音乐的社会化大生产,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唱片作为独立的商品出售为起点算起,已经近百年,音乐的社会化大生产也早已经从美国蔓延到全球,不论其生产组织形式,还是其经营运作模式,都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从全球范围看,当代音乐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者主要是四大唱片公司:环球、华纳、百代和索尼—BMG。这些唱片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兼并和吸纳其他一些富有特色的小厂牌及相互兼并,最终形成今天的局面。它们垄断了全球唱片业的大半江山。

唱片公司组织音乐的社会化生产一般遵循这样的流程:当看好某些作品或新人具备一定的市场潜力后,唱片公司往往会与该音乐作品的创作者、表演者或新人团体签订协议,进入音乐传播生产的准备过程。这种准备过程包括为歌手进行全方位的定位、包装,制作、出版、发行音像制品和相关产品,安排歌手进行专辑签售宣传、现场演出,安排电台播放打榜歌曲甚至参与影视节目等方式去获得音乐消费者的认知,并引导流行,以达到充分商业回报的目的。

在音乐的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音乐的创作和表演虽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起点,但却往往不是原动力。要么音乐词曲创作者按照唱片公司要求为歌手量身订造作品,要么唱片公司直接购买音乐创作者的创作作品,或者通过直接签约一个具有创作能力的歌手、乐队为其进行包装和发行工作。总之,音乐创作生产受到了约束和规定。而音乐传播生产才是流行音乐工业最大的利益点所在。无论是音乐的创作生产还是表演生产,都只是为了音乐的传播生产所作的必要准备。(www.daowen.com)

20世纪以来,对“文化工业”现象的研究被国外许多音乐社会学学者摆放到明显而突出的位置。1991年,英国出版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一书。该书集中呈现了阿多诺生前对“文化工业”现象和流行音乐文化的尖锐抨击。这种抨击的音乐社会学依据是“文化工业”现象和流行音乐现象所导致或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是大众文化的代名词,也是流行音乐的代名词,更是音乐社会化大生产的代名词。因为,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锅大杂烩,并且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所以才是文化工业。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在大众传媒和日益精巧的技术效应的配合下,大肆张扬带有虚假光环的总体化整合观念。一方面极力掩盖严重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客体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大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将情感纳入统一的模式,纳入巧妙包装的意识形态,使人的个性无条件地湮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和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文化工业是一场骗局,是一场虚伪的承诺,是一幅可望而不可即的虚假的快乐图画。文化工业用虚假的快乐骗走了、偷换了人们从事更有价值活动的潜能。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整体效果是一种反启蒙的效果,就像霍克海默和我注意到的那样,本来应当是进步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却变成了一场大骗局,成为束缚意识的桎梏。它阻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性发展,这些个性本来是很明智地为自己作出判断和决断的。”⁽⁹⁾

阿多诺的批判,有其现实意义、积极意义,但也带有更多的片面性、主观性和局限性。

(二)个体性或小规模的社会音乐生产

音乐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个体性的社会音乐生产模式的就此隐退。音乐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出现的背后,个体性的音乐社会生产依然繁盛,它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相辅相成。

个体性或小规模的音乐生产广泛存在于当今社会各层次人们的音乐生活之中。前面曾提到的,人们出于自我消遣、自我娱乐等目的的音乐生产活动,比如大中学生自主创作、表演并传播的校园民谣,群众自编自演的音乐节目,甚至包括一些民间的或职业的音乐家不以赢利为目的进行的音乐创作和表演的社会音乐生产行为,都属于这个范畴。与音乐的社会化大生产相比,这样的社会音乐生产自然更多地、更真实地反映了音乐作为个体情感和思想表达需要的精神本质。

音乐的社会化大生产,正如阿多诺所批判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存在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特点,因而在消费口味变化快、喜新厌旧的大众面前,它不得不急于求成,寻找一些现成的、富于个性和吸引力的、能激起消费者共鸣并能最终引起购买欲望的音乐产品。而个体性的音乐生产成果由于其独立性,正好适应了这一点,因此个体化的音乐生产成果往往有可能被社会化大生产所捕获,个体化的社会音乐生产过程也就自然被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环节中去,为音乐的社会化大生产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