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同社会时期的社会音乐生产

社会性是社会音乐生产的天然属性。社会音乐生产是由社会中的社会成员来完成的。马克思曾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²⁾任何音乐的创造,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是不可想象的。不论是原始先民创作的劳动号子,中国古代文人们的抚琴吟歌,中国民间热闹欢腾的吹歌丝竹,还是近现代和现当代的群众歌曲、流行音乐、交响音乐、“先锋音乐”创作,无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体现着这些音乐生产的社会性:首先,这些音乐生产“产品”的功能作用、思想倾向、反映内容、表现手段等方面,无不受当时社会的多方制约或影响;其次,这些音乐生产“产品”流向社会,流向社会的某一阶层、群体;再者,在这些音乐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构成的关系不论其简单或复杂,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关系。

因此,我们首先以社会运动状态的不同(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作为划分依据对社会音乐生产进行一番考察。我们首先把社会音乐生产按社会运动状态归为两类:社会变革期的音乐生产和社会稳定、发展期的音乐生产。

(一)社会变革期的音乐生产

社会变革期的音乐生产顺应着这一历史时期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精神需求,为人们实现社会变革成功、革命胜利而服务。在充满火药硝烟和血腥味的战场中,在忍受饥饿和严寒的磨难中,人们不仅不会忘掉音乐反而更需要音乐,因为音乐给他们带来的是精神振奋和情感寄托。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中留下的民歌民谣,是历史车轮每前进一步的进程记录,反过来又折射出一部分民间音乐家们在农民战争中从事音乐生产活动所持有的社会责任感。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充满着世纪的悲剧和胜利喜悦的交织。这其中充分展示出社会变革期音乐生产对社会革命的高度适应、对社会精神需求的充分满足。《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歌》)成为了北伐大军和全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排山倒海的精神动力;而萧友梅的《问》,则又吻合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忧虑感慨之情。其他如《工农兵联合歌》,黄自的《旗正飘飘》,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等,均是这几十年来最优质音乐生产“产品”的一部分。这些音乐作品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作曲家顺应了时代潮流,满足了民众的精神需求。作曲家在从事音乐生产的时候,不是迎合民众消极的精神情绪,而是主动地满足、引导民众积极的精神需求和激发大无畏的精神动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音乐成为打击德国法西斯的“隐形武器”。因为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人民需要这种“武器”:脍炙人口的卫国战争歌曲《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是游击队司令部用电报的形式向上级和作曲家发出创作要求,在此以后用飞机空运方式向阵地送去的歌曲。⁽³⁾可见,歌曲在这场战争中显得何等重要!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战士们哪怕从电话筒里能听到歌唱家的歌声,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大的精神激励。而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第七交响曲),是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人面对饥饿、死亡而英勇奋斗的革命正气中完成的。⁽⁴⁾

社会变革期的音乐生产是人类最辉煌、壮丽的音乐生产,起码在近两三百年的人类音乐历史中表现出了这个规律。中国20世纪上半期和中期的音乐生产成就,也将成为中国音乐历史中一块永恒的丰碑。这是因为,民族的沦陷、民族的血泪、民族的振奋、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解放,是调动社会群体高度觉醒和凝聚的有力杠杆,而艺术此刻才能集中地、有力地显示出其功能。中国的文评古语“悲愤出诗人”,不仅适用于文学,同样也适用于音乐和其他门类的艺术。这又是因为,亲人和朋友间的生离死别和人类生存土地上的尸横遍野,这种谁也不愿意见到的社会生活的“丑”,将最大限度地调动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美”追求的动力和智慧。而只有在这个时刻,艺术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最短,音乐家和社会听众之间更容易引起共鸣,彼此呼应。

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www.daowen.com)

他的《第七交响曲》创作于1940年。此曲表现了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在列宁格勒遭到德国法西斯围攻的岁月里,苏联军民浴血奋战的主题。全曲共四个乐章:1.中庸的稍快板;2.稍快的中板;3.慢板至最缓板;4.不太快的快板转中板。肖斯塔科维奇曾说:“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国人民死在和葬在不知何处(即使是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的人太多了。我有许多朋友就是这种遭遇。到哪里去为梅耶霍尔德或者图哈切夫斯基建立墓碑?只有音乐能为他们做这件事。我愿意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二)社会稳定、发展期的音乐生产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历社会变革期之后,社会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生产机制仍然在不停地运转之中,只不过在这个时期,音乐消费者群体已较为明显地倾向于离散型群体,即音乐的听众或音乐占有者已经分化为多种层次或类型。年龄结构、性别特征、职业状况、经济状况、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有可能成为离散型分化的客观原因。与音乐消费群体离散型特征相关的现象是社会音乐需求的多元化特质。由此一来,那种在战争年代因基本相似的生活形态和精神状态而决定的相对单一的题材、内容和形式的音乐生产,在此期间也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以较为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内容、方式和经历。为此,此间的音乐生产,将最大限度地满足这多元化的需求。

此刻,音乐生产极易滑落成为一种精神“玩具”的生产,多数人的精神需求是欲求达到一项类似玩七巧板游戏的娱乐满足。古今中外的音乐历史大概都基本如此。它不需要人们有深刻的历史感和深沉、厚重的情绪震撼,而只要求不断地花样翻新,不断地给人带来新鲜刺激。而在创作生产的指导方向上,却是在不断地重复同一种语言,不断地复制同一个时代。尽管有责任感的音乐生产者们力图摆脱这种困境,但是他们仍然不自觉地陷入这万花筒般的怪圈之中。

当然,这段时期职业与生存的竞争,人格、荣誉的比赛,以及完整的商业文化发展机制,还是有可能会刺激音乐文化新流派、新风格、新体裁、新作品的创生。

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经过80年代、90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与此相适应的中国现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也进入了迄今为止最为活跃、最为壮观的时期。这种现象一方面与音乐传播媒体的迅速变革和世界各地音乐文化成分空前涌入中国的客观事实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促进了社会音乐生产车轮的加速运转。多种多样的音乐内容、形式、风格、流派以及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音乐作品诞生,五花八门的生产表现手段和传播手段的出现,标志着当今社会音乐生产在数量方面达到了相当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