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以康熙帝和乾隆帝的年号命名的，但切不可忘记，这两位皇帝之间，还有一位爱新觉罗·胤禛，即雍正皇帝。正是雍正帝承前启后，勤勉国是，以“严明”治理天下，方使盛世景象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1735年），康熙帝第四子，“天表魁伟，举止端凝”。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封雍亲王。关于他的继位，野史有很多说法，最具代表性的是：康熙帝晚年，钟爱第十四子胤，故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前往青海，镇压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叛乱，建立军功，树立威望，以利继承皇位。康熙帝驾崩时留有遗诏，关键内容是“传位十四子”。当时，侍奉在康熙帝身边的只有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隆科多一人，而隆科多恰是胤禛的舅舅。此人为使外甥当上皇帝，擅自篡改遗诏，把“十”字改为“于”字。这样，“传位十四子”就成了“传位于四子”，胤禛这才得以登上皇位。从实而论，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因为康熙帝的遗诏肯定会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隆科多即使能改动汉字，也改不了满文。不过，隆科多掌握着京师的军权，积极支持外甥为帝，那是肯定的。此外，胤禛的十三弟胤祥、心腹年羹尧等，在胤禛继承帝位上也出了大力。

胤禛登基，改次年为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故又称雍正皇帝。雍正帝亲身经历了兄弟之间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残酷斗争，所以上台后即以强硬手段，对付他的几个弟弟，主要是蓄有野心的八弟胤禩、九弟胤禟、十四弟胤等，罢职、削籍、幽禁，使其死于非命。接着，反过手来又严厉处治帮他夺得皇位的功臣，隆科多被圈禁，年羹尧被赐死。

雍正帝在康熙帝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削弱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首先收回诸王军权，八旗中除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原先就归皇帝直接统率外，又把下五旗（正红、镶红、镶白、正蓝、镶蓝）的统率权收归皇帝所有，使八旗诸王失去了与皇帝抗衡的能力。接着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把南书房改称军机房，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把军机房改称军机处。军机处成员，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名称有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等。大学士只有充任军机大臣，才有机会参与国家机务。他用汉族大臣张廷玉实际主持军机处的工作，制定了各项规制：军机大臣必须是皇帝的亲信，完全听命于皇帝；皇帝通过军机处，将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地方督抚，称“廷寄”；各地督抚也将重大事项，直接寄给军机处转呈皇帝，称“奏折”。军机处在奏折上拟旨，皇帝朱笔御批后，即下达执行，中间不再经过内阁这道手续。凡是军国大事，皇帝和军机大臣一起决断和处理，无需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大臣以下设若干辅助人员，称“章京”，任务是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军机处机构精简，人员干练，办事效率很高。这是清朝国家政治机构的一次重大改革，通过这一改革，雍正帝把各项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康熙帝后期，行政过于“宽仁”，导致吏治腐败，官吏贪污现象严重，加之长期用兵，国库空虚，钱粮短缺。雍正帝为了富国强兵，采用铁的手腕整顿吏治，态度非常坚决。他下令，凡拖欠国库钱粮的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必须在三年内还清补齐，逾期者一律治罪。这件事引起很大震动，一些王公大臣顶风对抗。雍正帝毫不手软，予以严惩，并抄没其家产，用来赔补亏空。地方官员被革职和抄家的不计其数，有的省多达一半或三分之一。历时三年，这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拖欠的钱粮被追回，从而使国库充实起来。为了了解下情，特别是各地官员治理地方的情况，雍正帝实行“密折”制度，先赋予少数心腹大臣和省级督抚上密折的权利，进而扩大范围，允许一批中下级官员也上密折。密折直接呈送皇帝，别人无权拆阅。通过密折，雍正帝对全国上上下下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无形中对各级官吏起到了威慑的作用，迫使他们收敛行为，不敢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

雍正帝还以铁的手腕，整顿赋税制度，采取两大措施，一是火耗归公，一是摊丁入亩。“火耗”指征收赋税上缴国库时，需将散碎银两熔铸成银锭的损耗。原先，地方征收赋税，于正税之外，还要加征火耗，留用贴补官员的俸禄。后来，加征的火耗越来越重，有的地方甚至一两加征四至五钱，大大增加了农民和工商业者的负担。雍正帝觉察到了这一弊端，规定“火耗归公”，即所有火耗必须全部上缴国库，然后从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分配给地方，或贴补俸禄，或用作官费。这对廉洁官吏来说，无疑是件好事，而对靠火耗巧取豪夺的贪官来说，则是一种制约。摊丁入亩的税制，康熙帝时已在少数地方试行，雍正帝把它推行至全国。其核心是把农业税和人口税统一起来，按地亩征收。土地多的富户和土地少的农户，交纳的赋税悬殊，无地的贫民，则可流动，从事其他劳务。这一重大举措，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取消人口税的国家，也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有所削弱，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雍正帝注重加强对青海、西藏和西南少数民族的管理。他坚决平定了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领主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改西宁卫为西宁府，设置青海办事大臣，管理蒙古族和藏族民事。西藏，顺治帝和康熙帝已分别法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政教地位。雍正帝则设置两个驻藏大臣，分驻前后藏，监督西藏地方事务。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阿尔布巴发动叛乱，杀害驻前藏大臣康济鼐。驻后藏大臣颇罗鼐奉命率兵镇压，进驻拉萨，生擒阿尔布巴。雍正帝遂封颇罗鼐为藏王，管理藏事。在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南地区，雍正帝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将很多少数民族世袭的土司，改设为“流官”，消除了土司的割据状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www.daowen.com)

雍正帝初即位时说过：“朕立志勤勉国是，以为天下表率。”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为政勤勉，不好声色，生活也比较简朴。他每天都要和军机大臣们议事，更要阅读大量奏折，御批公文，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的御批很有特点，多能抓住要害，一针见血，并因人因事而大发议论，有时文字长达数千字甚至上万字。这在封建皇帝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雍正帝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秉承康熙帝开始的文字狱，更加暴烈。雍正四年（1726年），江西考官查嗣庭，出题“维民所止”。有人告发说：“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是为“大不敬”。雍正帝深以为然，遂把查嗣庭逮捕下狱。查嗣庭死于狱中，仍戮其尸，所有亲属分别被处以斩首和流放。翰林徐骏上书奏事，误把“陛下”写成“狴下”，被革职；继在徐骏诗集中查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雍正帝认为是“诽谤朝廷”，命将徐骏处以死刑。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浙江文人吕留良死后，所著诗文和日记披露于世，其中有激烈的反清言论。湖南的曾静、张熙受其思想影响，列举雍正帝九大罪状：一害父夺位，二逼母殉死，三阴弑其兄（允礽），四屠戮二弟（胤禩、胤禟），五贪财，六好杀，七耽酒，八淫色，九诛忠用奸。鼓动四川、陕西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通过密折奏报雍正帝。雍正帝大怒，命将吕留良家属、师徒，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全部治罪，死者戮尸，活者斩首，造成一大血案。

雍正帝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皇子们为争夺皇位而进行斗争的残酷性。因此，他在位期间，实行皇储密建法：皇帝确定皇位继承人以后，不予公开，而是书写诏书，密封装入锦匣，珍藏于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皇帝驾崩后，由顾命大臣当众取下锦匣，宣读诏书，这时方知谁是新的皇帝。这种方法，为减少皇子纷争，缓和内讧，避免社会动荡，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标志着封建社会皇位更替制度的最终完善。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雍正帝突然患了重病，不治身亡，死年五十八岁。葬于泰陵（今河北易县西），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关于雍正帝之死，野史也另有说法。据说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在当年的血案中侥幸逃脱，隐姓埋名，浪迹江湖，学得一身过硬的武艺。她为报家仇，这天夜间，潜进皇宫，神不知鬼不觉地刺杀了雍正帝，并将其头颅砍下，携去祭奠祖父。所以，殓在棺材里的雍正帝，是没有头颅的。这种情况同样不大可能。野史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编排和糟蹋雍正帝，根本原因在于雍正帝“铁血冷面”，不讲私情，得罪了很多人。君主集权、密折制度、火耗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使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少数民族土司的实际利益受到损害，他们非常不满。而深受“文字狱”之害的汉族文人，不满更是强烈。他们在权力上无法与皇帝对抗，只能无中生有地编造些离奇的故事来，口诛笔伐，以发泄心中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