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后的前七十年，很有些天朝大国的气象。尽管如此，农民起义从未间断过。中期和晚期，天灾、人祸、边患，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尖锐而激烈，农民起义更加频繁。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在风雨飘摇中登基，面对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苦苦支撑了十七年，最后在煤山（今北京景山）一棵老槐树上吊死，标志着明朝灭亡。

朱由检（公元1611～1644年），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之弟。十二岁时封信王。从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到朱由校为帝，权臣和宦官把持朝政，挑起宫廷斗争，连续发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疑案。朱常洛在位仅一个多月就暴死。朱由校在位七年，大权掌握在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贤手里，形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宦官专政局面。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朱由校因荒淫奢靡而毙命。朱由校没有儿子，临终遗命由皇弟信王继位。朱由检意外当了皇帝，是为明思宗。因其年号为崇祯，故又称崇祯皇帝。

崇祯帝即位，深知魏忠贤阉党凶残险恶，罪不容赦。恰好有人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大罪行。崇祯帝抓住时机，先除去魏忠贤的爪牙，再把魏忠贤处以流放，把客氏迁居宫外。魏忠贤在流放途中自缢，客氏则被人打死，其党羽或斩首或充军或罢官，定为逆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接着平反“东林党”冤狱，使一批东林党人重新得到启用。崇祯帝登位伊始，勤奋刻苦，亲自理政，夜以继日，频频召见大臣，讨论国事，还发布一系列诏令，节省皇家开支，停止不急之役，禁止宦官干政，裁撤多余宫女，减免灾区赋税，保证边防军饷等，励精图治，很想再造一个太平盛世。然而当是时，前朝遗留下来的弊端堆积如山，饥民遍地，“盗贼”蜂起；塞外崛起的女真后金政权，时时南侵，烽火连天。更要命的是，陕北大饥，爆发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江河日下，势如狂澜，岂能挽回？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崇祯帝倚重名将袁崇焕，任为兵部尚书，镇守关外重镇宁远（今辽宁兴城）。后金第二任可汗皇太极（清太宗），避开宁远，长途奔袭北京。袁崇焕闻讯，提兵千里驰援，在北京城外打败后金军队。这时，皇太极施行反间计，崇祯帝稀里糊涂，听信谗言，居然把袁崇焕凌迟处死。从此，辽东边防再也没有良将，后金大军可以纵横驰骋了。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皇太极攻占辽东半岛。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清，改女真族名为满洲，取得了与崇祯帝平起平坐的地位。同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等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攻克城池十二座，掳掠人口十八万。两年后，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越过长城，扰河北，下济南，俘虏德王朱由枢，攻克城池五十八座，掳掠人口四十六万。中原一带，处于异族铁骑之下，再无宁日。

崇祯帝且把异族入侵放在一边，先集中力量镇压如火如荼的农民大起义。他先后用洪承畴、陈奇瑜、卢象升、杨嗣昌、熊文灿等为将帅，或“剿”或抚，可是收效甚微。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各路起义军召开了著名的荥阳会议，李自成在会上提出“联合行动，分兵定向，四面迎击”的方针。此后，农民起义出现高潮，高迎祥、张献忠联兵东进，攻陷朱元璋老家凤阳城，焚烧了皇陵。崇祯帝听说，惊惶不已，声泪俱下，只能把凤阳巡抚斩首出气。次年，高迎祥被俘就义，李自成被拥戴为“闯王”。其后，李自成与张献忠一起，成为两位叱咤风云的起义军领袖。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在朝廷重兵围剿下，起义军遭到严重挫折。张献忠暂时接受招降。李自成仅以七骑逃入商山隐伏。崇祯帝和朝臣们还未来得及庆祝胜利，清兵又大举入关，直逼北京城下。崇祯帝飞檄河南、陕西，调兵入援京师，以解燃眉之急。这样，起义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乘虚再起。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张献忠在湖北重新举起反明旗帜。转年，李自成也从山中杀出，经湖北，入河南。那几年，河南因闹灾荒，赤地千里，斗米万钱。饥民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闯王又打回来了！”一月之内，李自成手下就聚集了数万人。同时，文士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也相投而来，使李自成有了一个可以为之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李自成依靠他们的帮助，提出“均田免赋”的斗争纲领，严明军纪，劫富济贫。

李自成入河南时仅有骑兵五十人，半年后，便有了百万大军。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李自成攻克洛阳，抓获福王朱常洛，当众烹杀，并将其藏米数万石、金银数十万两，分给贫苦饥民。与此同时，张献忠也攻陷襄阳，抓获襄王朱翊铭，杀之。此后的两年间，起义军转战各地，所向披靡，锐不可当。

崇祯帝焦头烂额，只能不停地撤换文臣武将。无奈之下，又重用宦官，或派为监军，或用为镇守。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说：“诸臣若实心用事，朕亦何须此辈！”群臣听后，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打仗需要钱财，财政枯竭。崇祯帝一改当初减轻赋税的做法，下令强征暴敛，于正常的赋税之外，加征剿饷、练饷、辽饷等名目。这使百姓雪上加霜，更加拥护起义军。崇祯帝忧愁烦躁，多次下诏罪己，还减膳撤乐，经常痛骂群臣庸碌无能。杨嗣昌剿灭张献忠失败，畏罪自杀。崇祯帝叹息说：“朕再无督师平贼的人了！”他的性格变得乖僻多疑，动辄杀人，许多大臣惨遭横祸，死于非命。(www.daowen.com)

李自成攻克洛阳后，又攻克南阳，杀死唐王朱聿镆。东北，皇太极进攻锦州（今辽宁锦州）。崇祯帝盲目地催促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兵迎战，结果兵败松山（今辽宁锦县西南），洪承畴被俘降清，锦州守将祖大寿也献出了城池，关外大片地区归清所有。越年，李自成围攻开封。崇祯帝顾此失彼，再用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领京城的军队，援救开封。这时，他谋求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暗派大臣陈新甲，秘密与清军议和，以便腾出手来，全力镇压起义军。不想消息泄露，朝野哗然。崇祯帝只好杀了替罪羊陈新甲，以平息国人的愤怒。清军分道入塞，北京戒严。李自成打败孙传庭，破开封，陷襄阳，称新顺王，创建了农民政权。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张献忠攻州掠府，无往不胜。张献忠也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清军南下，连破四十八座城池，掠走近四十万平民，牛马五十余万头，金银珍宝无数。崇祯帝手中，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内外交困，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清太宗皇太极于八月病死，由幼子福临继位。这或许能给明朝减轻一些压力。

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二月，李自成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兵北京，一路势如破竹，直入河北。朝廷乱成一团，有人主张迁都南京。崇祯帝六神无主，说：“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他身心憔悴，寝食不安，连日里只吃素食和蔬菜。周皇后备下酒肉，劝请皇帝食用。恰逢瀛国夫人奏称：“臣妾夜间梦见太后，她说皇帝不要过于辛苦自己。”崇祯帝和周皇后听了这话，无心用膳，相对哭泣，泪盈桌案。

崇祯帝临时封唐通、吴三桂等为伯爵，紧急征调各地兵马，驰援北京。任命唐通和宦官杜之秩防守居庸关，宦官王承恩提督京城守卫。唐、杜二人慑于李自成的威势，干脆献关投降。三月初，李自成大军攻陷昌平，包围了北京，连营扎寨，绵延数百里。崇祯帝还要挣扎，只得命文武勋戚分守京城。有兵无饷，没人出力。他让皇亲国戚捐资助饷，周皇后之父周奎家藏现银五十多万两，却故意哭穷，只捐一万两。崇祯帝希望他带头，捐二万两。周奎去向女儿求情，周皇后资助五千两，而他只再捐出三千两，反倒赚了二千两。负责征饷的宦官失望地叹息说：“皇亲国戚如此，国事去矣，多金何用！”

三月十七日，京营守军溃散。崇祯帝宣召群臣议事，百官哭泣，束手无策。崇祯帝仰天而叹，说：“朕非亡国之君，尔等尽是亡国之臣。”叹罢，拂袖退朝。十八日午后，宦官曹化淳打开彰义门投降，李自成大军进入北京郭城。黄昏时分，崇祯帝流着泪对周皇后说：“大势去矣！”周皇后说：“臣妾侍奉陛下十八年，陛下始终不听我一言，以至今日。”周皇后抱着太子和两个幼王痛哭不已，并叫宦官把他们送到外戚家去躲藏。夜间，周皇后在坤宁宫自缢。崇祯帝催促袁贵妃自尽，谁知上吊的绢绳断了，袁贵妃坠落地上，崇祯帝举剑把她杀死。他的精神已经崩溃，发疯似的，又杀了几位临幸过的嫔妃，提剑进入寿宁宫。长女长平公主年方十六岁，原打算近期出嫁，手拉父皇，失声痛哭。崇祯帝叹气说：“唉！汝何生在朕家！”他挥剑朝女儿砍去。长平公主以袖遮挡，被砍去左臂，昏厥倒地，鲜血淋漓。崇祯帝再去昭仁殿，杀死另一个女儿昭仁公主。他这样做，完全是皇帝自私、阴暗的心理在起作用，后妃和女儿必须先自己而死，免遭他人“凌辱”。

三月十九日，是明王朝日历上的最后一页。李自成大军浩浩荡荡，从各个方向向皇宫推进。凌晨，崇祯帝依然鸣钟召集百官。可是，再无一人上朝。他众叛亲离，真正变成了孤家寡人。他由宦官王承恩陪同，登上皇城北面的煤山，选择寿皇亭畔一棵老槐树，自缢绝命。死时，衣襟上写有一份遗诏，其中说：“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崇祯帝临死也不忘骂农民起义军为“贼”，并“怜悯”着百姓，真是滑稽！王承恩忠于主子，吊死在另一棵树上。不久，起义军发现一座密封了二百多年的皇库，内藏白银三千七百万锭，总重十八亿五千万两。当时，明朝人口约有五千一百万，依此平均，每五口之家，可得银一百五十多两。崇祯帝若早把皇库打开，用银赈荒济贫，又何以落得国亡身死的结局呢？

崇祯帝曾经有过抱负，很想有所作为，为政治国也算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不爱奢华，不近声色，生活比较清苦。但是，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正如《明史》所评述的那样：“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兵惰，兵荒四告，流寇（农民起义军）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加之，他急功近利，决事用人颇多失误之处，到头来还是成了个亡国皇帝，以致有人说：“若论历代帝王心最劳、势最困、命最苦者，则非崇祯帝朱由检莫属了。”

崇祯帝死后，农民起义军将之埋葬。清军进入北京后，以皇帝之礼，移葬于思陵（今北京昌平十三陵之一），庙号怀宗，谥号庄烈愍皇帝。后来，南明政权追谥为思宗或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