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中国，若从成吉思汗算起，应是一百六十多年；若从元世祖算起，则不满一百年。元朝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到了最后一个皇帝元惠宗（顺帝）时，蒙古贵族骄横淫逸，奸佞当权，法滥刑重，官盗一体，社会黑暗到了极点。劳动人民忍无可忍，因而爆发了以红巾军为主体的农民大起义。这场起义经历了十七年，风云际会，群雄逐鹿，最后由开始并不显眼的朱元璋夺得天下，当了皇帝，建立明朝，他就是明太祖。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字国瑞，祖籍沛邑（今江苏沛县），迁居句容（今江苏句容）、泗州（今江苏泗洪）。父亲朱士珍再迁居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因此他算是钟离人。朱元璋出身贫寒，小时给地主放过牛。十七岁时父兄等亲人死于灾荒和瘟疫，孤苦无依，入皇觉寺做了和尚。寺里也闹粮荒，众僧均被遣散，朱元璋只得手捧钵盂，外出化缘，实际上是乞讨度日。这段生活使他终生受益，既了解了民间的疾苦与呼声，也熟悉了江淮一带的山川地理形势。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爆发，各地饥民纷起响应。其中，郭子兴领导的一支义军攻占了濠州，招兵买马。朱元璋无牵无挂，毅然脱下僧袍，投到郭子兴帐下，造反当兵。他念过私塾，认得一些字，而且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很快当了九夫长。郭子兴见他“姿貌雄杰，志意廓然”，认定是个人才，特把养女马秀英嫁他为妻。朱元璋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加之作战英勇，性格豪爽，身边聚集起徐达、汤和等一帮铁哥们。他升任镇抚总管，率领一支七百人的部队，南下定远（今安徽定远）、滁州（今安徽滁县）扩展地盘。这次南下，他收服并改编了“义兵元帅”缪大亨的地主武装两万多人，声威大振，四方归附。更重要的是在南下中，得到了地主知识分子冯国用和李善长。冯国用告诉他说：“金陵（今江苏南京）龙盘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战，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则说：“秦乱，汉高祖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濠州）产，距沛（沛邑）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从他们的建言中，受到很大启发，逐渐树立了宏大抱负，决心效法汉高祖，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同时意识到，文人儒士是一笔宝贵财富，只有依靠他们出谋划策，自己才能有所作为。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韩山童死后，刘福通立其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定国号为“宋”，郭子兴受其节制。同年，郭子兴死，韩林儿授其子郭天叙为元帅，其妻弟张天灶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不久，郭天叙、张天灶战死，朱元璋升任元帅，郭子兴原有的部队尽归其所有。

朱元璋手中有了资本，信心大增，果断地南渡长江，攻取了太平路（今安徽当涂）一带大片地区。次年，他又率水陆大军，一举攻克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应天府，建立江南行省。韩林儿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平章，再为丞相，封吴国公。随后，朱元璋以应天府为根据地，东略镇江等地，发展实力，成为当时起义军中的一支劲旅。这时，朱元璋又得到地主知识分子朱升和刘基。朱升进献三大策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说，朱元璋在当时情况下，应当注重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暂不称王，以避免成为元朝和其他力量攻击的目标。朱元璋切实遵行，并把它作为夺取天下的行动纲领。

朱元璋在应天府站稳脚跟，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固守东、西，出击东南”的战略，先定皖南各县，然后由徽州路（今安徽歙县）进取建德路（今浙江建德），包围婺州（今浙江金华）。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他自统十万大军进攻婺州，元朝守将投降，那里成了朱元璋控制下的浙东行省。行省门前树一黄旗，上面写了两行大字：“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大宋”，指韩林儿政权。朱元璋此时还是宋之丞相，而他的东北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有定等，已经或者即将称王了。四邻中，张士诚最富，陈友谅最强，方国珍和陈有定也都割据一方。朱元璋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与这些割据势力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关于进兵方略，刘基建议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游，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采纳这一建议，以主要力量对付陈友谅。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爆发了著名的鄱阳湖之战，朱元璋以二十万兵马，打败了陈友谅六十万水军，陈友谅中流矢丧命。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认为时机成熟，自称吴王，建立了一整套封建统治机构。这时的朱元璋已不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正式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了。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他假称接韩林儿到应天府，半路上将其沉江淹死。越年，朱元璋擒杀张士诚，迫降方国珍。同时命大将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他让宋濂起草北伐檄文，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他还以一位杰出军事家的眼光，确定了北伐的步骤，说：“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障，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门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徐达、常遇春完全按照这一步骤开展军事行动，节节胜利。十二月，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公元1368年正月，定国号为明，以应天府为国都，改元洪武。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新王朝诞生。八月，徐达攻占大都。元惠宗逃往漠北，标志着元朝灭亡。

朱元璋从贫苦牧童、讨饭和尚到农民起义军领袖，再到开国皇帝，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他之所以成功，除了他具有同时起义的其他领袖所没有的远见卓识和坚忍不拔精神外，最重要的是，他善于用人，特别是能够和善于发挥地主知识分子的才干和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汉高祖刘邦可有一比。正是李善长、朱升、刘基、宋濂等人运筹帷幄，忠心辅佐，他才能够成就帝业，最终登上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明太祖称帝后，继续进行南征和北伐，扫除各地的割据势力和元朝的残余势力，历时多年，这才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由于战争和灾荒，初建的明朝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田地荒芜，人口减少，到处一片废墟。他向宋濂询问治国之道。宋濂说：“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牣，读作刃，满），将焉用之？”明太祖深以为然。一天，他拿了一本《琵琶记》，对大臣们说：“四书五经，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琵琶记》如山珍海味，富贵家不可无。”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琵琶记》是流行的南戏剧本，它真实地写出了元末社会的动乱和黑暗，写出了劳动人民所受的苦难，他希望自己的官吏不要重蹈元朝的覆辙。他犹恐大臣们不明其意，告诫说：“步急则踬（摔倒），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还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比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普查户口，释放奴婢，丈量土地，奖励农耕，移民屯田，兴修水利，特别注意减轻赋税和徭役，“三十税一”，以丰满“小鸟”的“羽毛”。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苦难的农民得到喘息的机会，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了，人心也安定了。

明太祖知道并领教过元末地方官吏和土豪恶霸的狠毒，所以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制定了《大明律》等多种法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银子的官员，一律杀头，剥皮填草示众。而且执法严厉，六亲不认。当初，他曾下令军中严禁酿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禁。明太祖大怒，命令将其斩首，有人劝说：“胡大海正率大军远征，杀他儿子不妥，还是算了吧！”他说：“宁可让胡大海叛我，也不允许乃子坏我法令！”说罢，亲手把胡大海儿子杀死。明太祖当了皇帝后，为了以茶易马，规定茶由官府经营，严禁私人运茶出境。他的女婿欧阳伦依仗身份特殊，指使奴仆贩运茶叶，出境谋取高利。明太祖坚定执法，不顾女儿情面，硬是把女婿正法了。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史家称之为“峻法亦守法”。(www.daowen.com)

明太祖来自社会底层，深知国力民力之艰难，所以力主节俭，不尚虚华。他说：“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唯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他当了皇帝后，没有大兴土木，营造宫殿时，砍去了所有的豪华设计，而命人在宫墙上绘制了历代帝王骄逸亡国的故事，以为自戒。有人把陈友谅的镂金床献给明太祖，他发怒说：“这和孟昶（五代十国后蜀皇帝）的七宝溺器有何区别？”立刻命人把那张床砸碎。他要求朝臣奏事，必须言简意赅。一次，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篇万言书，念了六千多字，还没接触正题。明太祖很生气，命人把茹太素痛打一顿。转日接着念，念了一万多字后，方有五条建议。其中四条可用，批准施行。他说：“这篇奏书写五百字就足够了，何必那么冗繁？”事后，他承认痛打茹太素不对，还表扬茹太素是一位忠臣。

大凡皇帝，坐稳江山以后必杀功臣，这是一条规律。明太祖开国伊始，就警告文武勋臣“保守晚节，正当留意”，不可效法西汉的韩信、彭越，“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他多次颁布诏令，规定了功臣的权限。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谋不轨”伏诛。他借此大兴党狱，大肆株连，延续十年，共杀了三万多人，其中包括李善长。宋濂也被牵扯进去，逮之论死。马皇后为之求情，不由发出了“君臣相保难”的慨叹。此后，明太祖废除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也废除了自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设大学士代替宰相的部分职权，把原来由宰相统辖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部）升格，直接听命于皇帝。兵制方面，废除了原先的大都督府制，改为分设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府，五都督府只负责管理和训练事项，无权调动军队，调兵权属于兵部，兵部只听命于皇帝。而且，兵、将是分置的：出征时，命将调兵；归来时，兵归卫所，将回府第，各不相属。这样，所有大权全都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皇权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此外，明太祖还设立了特务情报机构锦衣卫，专门监视文武官员的言行举止，包括日常生活细节。钱宰有一天在家写了首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明太祖见到钱宰，劈头就说：“你昨天的诗写得不错，可第二句不好。朕没有‘嫌’你迟啊，把‘嫌’字改成‘忧’字，怎样？”钱宰万没想到皇帝知道此事，吓得叩头请罪。宋濂一天在家饮酒。第二天，明太祖问他请了什么客，做了什么菜，饮了什么酒。宋濂如实回答。明太祖说：“嗯，你没有骗朕！”随即拿出一张纸，那上面画着饮宴的场景，各人的座次，桌上的酒菜，一目了然。宋濂看后，吓得直冒冷汗，连称：“死罪死罪！”徐达与明太祖是生死之交，且是儿女亲家，明太祖曾称赞他是“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徐达生了疽病，最忌吃蒸鹅。可是，明太祖偏偏赐蒸鹅给他吃，使之病情加重，旋即身亡。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锦衣卫告发凉国公蓝玉意欲谋反，明太祖再兴党狱，杀了一万多人。至此。元勋宿将几乎被杀光。幸免的朝臣，每天上朝，即与家人诀别，因为出了家门，就很难说还能不能回来了。

明太祖在位期间，创办学校，开设科举，规定所学所考，只能是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考试办法是：以四书五经^[1]的文句命题，解释必须以南宋朱熹的注为依据，文章格式必须是八股文。这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明太祖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对“僧”、“贼”二字特别敏感，动生猜疑，屡兴文字狱。如林元亮、蒋镇的奏表和文章中，分别有“作则垂宪”、“睿性生知”的句子，明太祖怀疑“则”音同“贼”、“生”音同“僧”，故意揭他的老底，遂把他们处死。著名学者高启写了一篇《上梁文》，文中有“龙盘虎踞”一语，犯了大忌，竟被腰斩。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有的纯属想当然，荒谬绝伦。一年元宵节，明太祖在街上看到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妇人怀抱西瓜坐在马上，马脚很大。他立刻怀疑这是讥讽他的马皇后大脚，因此大开杀戒，杀了京城所谓的“不安分者”，将近万人。

明太祖杀人太多，太子朱标无法理解。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的一天，明太祖特把一根带有棘刺的手杖丢在地上，让朱标去捡。朱标犹豫，明太祖说：“你怕手杖上有棘刺不是？我杀人，等于是把棘刺拔了，再把手杖交给你，岂不是好？”朱标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上有仁君，下才有良民。明太祖勃然大怒，抓起一张椅子朝儿子砸去。朱标吓得逃进内室，惊吓得病，忧郁而死。这件事使明太祖很后悔，他随后立了朱标之子、十六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患了重病。为使皇太孙朱允炆能够驾驭群臣，他又杀了仅剩的功臣冯胜、傅友德等人。闰五月，明太祖病危，留下遗诏说自己为帝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这八个字，可以概括他治理国家的辛劳，同时流露出对于王朝未来前途的忧虑。遗诏中命由朱允炆继承皇位，皇子诸王各守藩国，不必赴京奔丧，以免发生变乱。死后葬于孝陵（今江苏南京境），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明史》评价说：“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尝有也。”按照传统标准衡量，他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

【注释】

[1]四书五经：西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礼记》五部著作称“五经”。南宋时，理学家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著作称“四书”。其后，这九部著作合称“四书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