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第二任皇帝为太宗李世民。此人文韬武略，英明睿智，怀有励精图治的宏大抱负，他的上台，标志着唐朝勃兴局面的开始。

李世民（公元599～649年），唐高祖次子，青年时代“聪明英武，有大智，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大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他最早鼓动父亲起兵反隋，并统兵征战，在唐朝建立和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因此有人说，唐高祖开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严格地说，李世民才是唐王朝的实际创建者。

唐朝初建，李世民官任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封秦王，入为宰相，出为元帅，功勋卓著，人心倾归。随着统一战争大功告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大大激化。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相勾结，千方百计诋毁李世民，并欲加以杀害，根除祸患。李世民冷静应对，听从心腹的建议，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射杀太子和齐王，全歼“太子党”。——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政变后，李世民先为太子，再为皇帝，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刚刚登上皇位，便面临一场巨大而严峻的考验。突厥颉利可汗趁唐朝皇帝更迭的机会，率领大军，大举南侵，前锋部队到达渭北，距离长安只有十余里。长安官民大为恐慌，以为一场战争在所难免。唐太宗一面布置军事防御，一面考虑战争以外的选择，毅然带领房玄龄、高士廉等六人，前往渭河南岸，约会颉利可汗，隔河对话，责备对方背约的行径，晓以利害关系。颉利可汗慑于唐太宗的威仪和胆量，请求和解。唐太宗表示同意，于是双方在便桥上签订盟约，颉利可汗引兵退去，避免了一场箭在弦上的战争。

次年改元贞观。唐太宗亲身经历了隋朝覆亡的过程，认识到帝王的所作所为，往往决定国家的治乱和兴亡。他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鉴于此，他比较注重个人修养，特别注意摆正自己与群臣百姓的关系，广开言路，虚怀纳谏；广开才路，任用贤能；体察民情，轻徭薄赋。他根据“戡乱以武，治世以文”的指导思想，实行正确的治国方略，从而形成一种开明政治，有利于社会向安定、繁荣的方向发展。

唐太宗虚怀纳谏，历来为人推崇。皇帝有此作风，刚正的谏臣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者数魏徴。魏徴原是李建成的亲信，李建成死后，唐太宗不计前嫌，继续予以重用，任为谏议大夫、尚书右丞、秘书监、侍中等职。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向魏徴询问明君与暗君的区别。魏徴意味深长地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深以为然，从此把“兼听”作为决策的前提，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魏徴则以唐太宗为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大胆直言皇帝政治上和生活中的过失，有时言词相当激烈。唐太宗宽宏大度，一般都能接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因为“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而喜形于色。魏徴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徴上了著名的《十思疏》，列举唐太宗十条“渐不克终”的缺点，用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形象比喻，说明人民的力量，既能拥护明君，也能推翻昏君。唐太宗重视《十思疏》，特地书于屏风上，早晚阅读，引为鉴戒。

唐太宗对魏徴既有敬重的一面，也有惧恨的一面。一次，唐太宗获一鹞鹰，架在臂上玩赏。魏徴忽然进殿奏事，唐太宗来不及回避，忙把鹞鹰藏于怀中。魏徴奏事，故意拖延时间，唐太宗危坐倾听，不敢动弹。魏徴离去，唐太宗再看鹞鹰，早已闷死。又一次，魏徴反对唐太宗嫁女的妆奁过于铺张，唐太宗回到后宫，怒容满面，愤愤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庄稼佬）！”长孙皇后说：“谁忤逆陛下了？”唐太宗说：“还有谁？就是魏徴老儿，每每廷争辱我！”长孙皇后立刻穿了礼服，郑重地向唐太宗表示祝贺。唐太宗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徴直，由陛下明故也，妾敢不贺？”唐太宗马上转怒为喜，再不说“杀田舍翁”之类的气话了。

魏徴作为谏臣，先后进谏二百余事，大多切中要害，刚直不阿，忠贞不屈。因此有了唐太宗的“三镜”之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徴病死。唐太宗非常悲痛，登楼“望哭尽哀”，“自制碑文，并为书石”，说：“魏徴殁，朕失一镜矣！”(www.daowen.com)

唐太宗有句名言：“为政之要，务在得人。”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他就开设文学馆，广招英杰才俊，延请学士十八人，文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有尉迟敬德、李靖、李等，组成秦王府的智囊团，号称“十八学士”。正是十八学士的辅佐，他才建立了功业，登上了皇位。唐太宗封赏功臣，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五人为一等功臣，晋官赐爵。他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心中不服，认为房玄龄、杜如晦等，只会舞文弄墨，自己位居其下，很不公平。唐太宗毫不客气地说：“房、杜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旧秦王府的一些将士，没有升官，也口发怨言，说：“我们出生入死，多少年了？而今授官，反落在李建成、李元吉手下人的后面。”唐太宗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等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命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久无所举，还说：“非不经心，但于今未有奇才也。”唐太宗老大不快，批评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岂可诬一世之人？”“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这是唐太宗的用人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不仅重用旧秦王府的官员，而且广开才路，不避亲仇，即使是原先敌人营垒的人，也都委以重任，以德报怨，化敌为友。因此，贞观朝臣中，有隋炀帝的重臣，有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有地主武装的将领，有李建成、李元吉的谋士。他们汇聚在唐太宗的麾下，文武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成为贞观政治的一大特色。唐太宗求贤若渴，往往能从点滴小事中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命群臣上书，议论国是。中郎将何常提出二十条建议，别有见地。何常乃一介武夫，不可能写出这样高水平的奏书。经询问，方知是由马周代笔。马周是个落魄文人，出身低微。唐太宗接连派人四次相请，会见马周，及与交谈，发现其人学识渊博，满腹经纶。他不由大喜，破格提拔马周为监察御史，再擢为中书令。马周参与管理朝政，确实表现出了才干。唐太宗满怀感情地说：“朕要是几天不见马周，就很想念他啊！”

唐太宗为了广泛网罗人才，非常重视科举，这为中、小地主阶级参加国家政治管理，开辟了一条途径。一天，他在宫城城楼上看到许多新考取的进士鱼贯而出，欣喜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意思是说，天下有才能的人，都为我所用了。

唐太宗体察民情，也是很突出的。他说过：“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怨，民怨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注意宽刑减法，轻徭薄赋，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减轻农民一些负担。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唐太宗采用民族和睦政策，文成公主嫁给吐蕃松赞干布，开创了汉、藏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历史。对待周边国家，唐太宗注意友好相处，不肯轻易用兵。因此，唐朝和西域各国以及东邻日本国等，均保持了友好的关系。

唐太宗的治国方略，取得明显成效。贞观之世，风尚纯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史称“贞观之治”。此外，唐太宗还酷爱书法绘画、音乐歌舞、诗歌创作等，文治武功两个方面，都称得上是封建皇帝中的佼佼者。

晚年的唐太宗，应了魏徴的预言：人多慎始，鲜有克终。他变得骄傲起来，纳谏成了形式，用人颇多失误，很少关心人民疾苦，热衷于兴筑宫室、巡行四方、追求享乐。特别是不听大臣劝阻，执意征伐高丽，造成社会骚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他因追求长生不老，服用金石丹药，以致断送了性命，终年五十三岁。葬于昭陵（今陕西礼泉东北），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唐高宗和唐玄宗时，谥号改为文武圣皇帝、文武大圣皇帝、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历代史学家均给予唐太宗很高的评价，说：“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