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原名彘，继汉景帝后继位，年仅十六岁。他之所以成为太子和皇帝，得力于姑母、馆陶长公主刘嫖的支持。

汉景帝共有十四个儿子，长子刘荣，栗姬所生；刘彻排行居中，王夫人所生。刘荣最早被立为太子，刘彻四岁时被封为胶东王。刘嫖为人势利，原先想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刘荣，派人提亲，愿与栗姬结为儿女亲家。不想，栗姬心高气傲，一口回绝。这下子惹怒了刘嫖，她转而交结王夫人，联手诋毁栗姬。一次家宴，刘嫖把刘彻抱于怀中，说：“我把阿娇嫁给你，可好？”刘彻童口无心，拍着小手说：“好！我得阿娇，就盖一座金房子给她住。”这句话后来衍生出一个成语，叫做“金屋藏娇”。刘嫖是汉景帝的姐姐，说话很有分量。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公元前150年，汉景帝废黜刘荣，改立刘彻为太子。母以子贵，王夫人晋升为皇后。刘彻即位后，尊母亲为太后，同时为报答刘嫖，立了陈阿娇为皇后。

汉武帝少年登基，年轻气盛，雄心勃勃。他不满足于祖父和父亲那种安分守成的思想和做法，决心开拓进取，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他即位的第二年，首创年号“建元”。从此，中国历史正式用年号纪年。他罢免了原来的一些高官，任命舅舅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另外任命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这几个人都很时髦，迎合小皇帝的心理，力主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的治国方略。然而，当时还有一位太皇太后窦氏，就是汉文帝的皇后，汉景帝的母亲，汉武帝的祖母。这位太皇太后崇奉“黄老学说”，政治上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学说早已不合时宜。但是，她仍奉为经典，坚信不疑，声称祖制不可更改，万事顺其自然。她不能容忍孙子皇帝无法无天的举动，因而倚老卖老，加紧了对朝廷政事的控制，规定事无大小，必须向她报告，征得同意，方可施行。正是她出面干涉，窦婴和田蚡被很快罢职，赵绾和王臧自杀于狱中。她重新任命几个浑浑噩噩、俯首帖耳的人，担任丞相、御史大夫和郎中令，通过他们掌控了朝政大权。

汉武帝的雄心严重受挫。他不想待在宫里受人摆布，经常外出游玩射猎，驰骋山林。期间，他发现了美貌歌伎卫子夫，大加宠幸。又在长安近郊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上林苑，召来辞赋大家司马相如，饮宴吟咏。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他还采取一个果敢的举动，招募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国，为日后攻伐匈奴作准备。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年迈昏聩的太皇太后一命呜呼。汉武帝亲政，真正掌握了实际权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治理国家。首先，他要确立一种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恰好，儒学大师董仲舒上了《天人三策》，提出“大一统”的理论，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理，古今之通谊也。”这种理论，适合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很合汉武帝的胃口。董仲舒还吸收道、法、阴阳五行等学派中有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思想，强调“君权神授”，把道家的道统变为封建的法统；强调法制，把儒、法两家揉为一体，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同时“正法度之宜”，其实质就是外儒内法。此外，董仲舒又提出以“忠君”为核心的“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武帝全盘接受了董仲舒的理论，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了独尊儒术，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制，用儒学思想培养封建地主阶级的接班人。十年后，经董仲舒提倡，公孙弘主持，长安建起了官办的最高学府太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学。

汉武帝确立了国家的统治思想，大力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西汉初期，丞相权力很大。汉武帝不愿大权旁落，凡事亲自过问，规定九卿不必通过丞相，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同时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特别注意从中下层官员中，提拔一些智能之士，担任皇帝的高级侍从和助手，帮助皇帝出谋划策，发号施令。这样，朝官中就有了“中朝”（“内朝”）和“外朝”之分。皇帝及其侍从、助手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逐渐成为实施决策的执行机构。丞相的权力大大削弱了。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他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推恩”给所有王子，把土地分给他们，封爵为侯。分得土地的诸侯王子弟，称“王子侯”。王子侯的侯国不受原诸侯王管辖，改由所在地的郡县管理。这样一来，一个大的王国被分成许多小的侯国，诸侯王就很难形成气候，抗衡或威胁朝廷。《推恩令》颁布后，有些诸侯王带头“推恩”，受到朝廷表彰。而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竭力反对，并私下招兵买马，建造兵器，制刻印玺，企图谋反。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刘安、刘赐的阴谋暴露。汉武帝沉着应对，发兵逮捕了刘安和刘赐，二王自杀。酷吏张汤主持审理二王的谋反案，数月之间，获罪被杀的共有五六万人。随后，汉武帝制定几部法律，如“左官律”、“附益法”、“阿党法”等，中心意思是严惩那些和诸侯王来往密切的官吏。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一蹶不振，汉武帝“强干弱枝”的目的实现了。

汉武帝雄才大略，突出地表现在对匈奴的态度上。汉初实行和亲政策，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质是一种妥协和屈辱。汉朝不仅要把汉家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而且还要给匈奴送去大量的粮食、美酒、丝帛等物。尽管如此，匈奴奴隶主贵族欲壑难填，照样时时入侵，烧杀抢掠，使汉朝边境人民蒙受了深重的苦难。汉武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决心用武力回击北方强敌。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第一次对匈奴用兵，命王恢、韩安国等为将军，率领三十万兵马，埋伏于马邑（今山西朔县）周围，引诱匈奴军臣单于入塞，予以伏击。结果计策失败，汉军无功而返。两三年后，汉武帝发现奴隶出身的卫青具有将帅才能，破格提拔为车骑将军，命他率兵北击匈奴，局面顿时改观。

卫青是卫子夫的同母异父弟弟，原先在汉武帝姐姐家当骑奴。卫子夫得宠后，陈阿娇争风吃醋，甚至施行“巫蛊”，因而被废去皇后名号，打进长门宫。馆陶长公主刘嫖偏爱女儿，派人绑架卫青，用以威胁卫子夫。宫廷侍卫救了卫青，卫青这才有机会接近汉武帝，致被重用。卫青升任车骑将军，初次出战，不负所望，进军至匈奴腹地龙城（今蒙古鄂尔浑河西），消灭敌军七百人。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卫青成为国舅，率领三万精锐骑兵，再击匈奴，消灭敌军四千多人。这，更加坚定了汉武帝攻伐匈奴的信心和决心。随后，汉武帝组织实施一系列的战役，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河南（河套地区）战役”，卫青进击盘踞在河南的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采取远途奇袭的策略，大获全胜，斩杀敌军二千三百余人，俘虏三千多人，缴获牲畜一百余万头，收复了整个河套地区。汉武帝随即在那里设置朔方郡和五原郡，使之成为京师长安的北部屏障和出击匈奴的重要基地。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漠南（蒙古高原南部）战役”，五路兵马共十万人，进击匈奴右贤王。其中，卫青一路，三万精骑，三四天内行军六七百里，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右贤王的王庭，发起攻击。这一仗，共俘虏敌军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匈奴小王十余人，还缴获牲畜一百余万头。战事刚刚结束，汉武帝专门刻了大将军印，派人赴军中授予卫青。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河西（河西走廊）战役”。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十八岁，参加了这次战役，初生牛犊不怕虎，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功冠三军，因而被封为冠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第二次“河西战役”，目标锁定匈奴休屠王和昆邪王。霍去病率领万名精骑，向西挺进千余里，大破匈奴二王，斩杀敌军八千余人，俘虏昆邪王的儿子、相国、都尉等，还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霍去病回到陇西休整，不久再次进击，在失去援军的情况下，毅然孤军深入，长途跋涉和迂回，穿越浩瀚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到达祁连山麓，发起攻击。这一仗，斩杀敌军三万余人，俘虏七千余人。战后，匈奴伊稚斜单于追究休屠王和昆邪王的罪责。二王畏惧，决定向汉朝投降。汉武帝命霍去病率兵受降。休屠王中途变卦，昆邪王将其杀死，两部共十余万人，接受投降。汉武帝给予昆邪王优厚的赏赐，封为侯爵，并妥善安置了投降的匈奴将士。随之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委派官吏，进行行政管理。汉朝的政治疆域大大延伸，通向西域的道路完全通畅了。(www.daowen.com)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蒙古高原北部）战役”。这是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决战。卫青和霍去病各率领一支由五万骑兵组成的集团军，跨越大漠作战。汉朝方面，动员起五十余万步兵、民夫队伍，动用十四万匹骡马，运输粮食和作战物资，保证前方供应。卫青歼灭了伊稚斜单于的主力，杀死和俘虏敌军一万九千余人，追击敌人，直至寘颜山赵信城（今蒙古杭爱山南）；霍去病歼灭匈奴左贤王的主力，杀死和俘虏敌军七万余人，追击敌人，直至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之畔。从此，匈奴单于逃向更远的地方，“漠南无王庭”。

卫青和霍去病为大汉王朝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分别升任大司马大将军和大司马骠骑将军。他们能够建功立业，表明汉武帝知人善任的品格和胆识。这一点，往往是衡量一位皇帝是否英明的重要标志。

张骞出使西域，是汉武帝所做的又一件大事。张骞共两次出使，第一次是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使命是联络月氏国，共击匈奴。他带领一百多人出发，途中被匈奴骑兵抓获，扣留了整整十年。他和向导甘父设法逃走，继续西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月氏国。月氏王给予张骞以使臣的礼遇和款待，表示不愿再回东方作战。张骞回国途中，再次被匈奴骑兵抓获，后趁匈奴内乱时脱身，返回长安。张骞汇报了出使西域的情况，使汉武帝大大开阔了视野，看到了西方还有一个雄奇的世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河西走廊已属汉朝控制，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使命是交好乌孙国，进而通使其他国家，让它们臣服于汉朝。汉武帝特封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人，每人配备两匹马，携带数万头牛羊和巨额价值的丝绸、茶叶、瓷器、铁器等物。这不仅是个通好使团，而且是个通商商团。张骞在乌孙，受到了乌孙王的友好接待。他又派出副使，分别前往大宛、康居、安息、大夏等国，通好通商。这次出使非常成功，其后，西域各国纷纷派出使者团和通商团，朝拜汉武帝，并从事商贸活动。从此，汉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紧密联系，通好不断，通商不绝，东西方之间形成一条通好通商大道，史称“丝绸之路”。张骞的壮举，被司马迁誉为“凿空”，即空前的伟大事业。

汉武帝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态度坚定，不遗余力。他在位期间，坚决平定了“外臣国”闽越、南粤、朝鲜的叛乱。同时恩威并用，解决了“西南夷”归附和臣服的问题。

汉武帝好大喜功，战争、通使、赏赐、救灾、移民、治水、修建宫殿和苑囿等，花钱无数，造成财政上的极大困难，国库近乎空竭。为了保证各项开支的需要，他重用张汤、桑弘羊等人，改革货币，朝廷铸钱，实行盐、铁、酒国家专卖，通过“算缗”、“告缗”、“均输”等手段，打击大地主、大商人、大高利贷者的势力，从而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从经济方面巩固了地主阶级专政。

青年和中年时期的汉武帝，无疑是一位英明的成功的皇帝。尔后，他恣意追求享乐，迷信神仙，多次巡游和封禅，奢望长生不死。他崇信故弄玄虚的方士，一次又一次地上当受骗，却一直执迷不悟。私欲，昏庸，最终导致了“巫蛊之祸”。

晚年的汉武帝热衷于穷兵黩武。为了获得大宛国的汗血马，他封无能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两次远攻大宛，死伤将近十万人。匈奴逐渐恢复元气，屡屡入侵汉境。汉武帝还像先前那样，发兵进击，连打败仗。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北击匈奴，兵败投降。太史令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李陵的功过，惹恼汉武帝，竟被处以腐刑。这时，汉武帝外事内事都不顺心，加之经常生病，变得疑神疑鬼起来，老是担心有人谋害自己。他莫名其妙地宠信起一个叫做江充的小人，封为“绣衣使者”，负责纠察权贵的不法行为。江充为人奸猾，为了扳倒太子刘据，凭空捏造出所谓的“巫蛊”，陆续将将军公孙敖夫妇、丞相公孙贺父子等，下狱处死。“巫蛊”案越闹越大，全国各地坐死者达数万人，其中包括已故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的儿女和汉武帝的两个女儿。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江充把黑手直接伸向刘据。刘据忍无可忍，捕杀江充。汉武帝误听佞人报告，认为刘据谋反，命令丞相刘屈氂（氂，读作毛）发兵镇压。双方大战长安五日，死者数万。最后，刘据及其儿子、孙子等皆死，刘据的生母、皇后卫子夫也自杀了。次年，李广利率兵十余万北击匈奴，私与刘屈氂密谋，妄图立自己的外甥为太子。事情败露，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无耻地投降了匈奴。

汉武帝事后了解到“巫蛊”的真相，纯属空穴来风，子虚乌有。他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然而思想上却很郁闷，大有一种家破梦碎之感。他终于有所醒悟，开始反思自己的过错。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最后一次巡游，返回途中，召见群臣，说：“朕自即位以来，做了不少狂妄悖乱之事，害得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悔愧莫及。从今以后，凡是伤害百姓利益、浪费钱财的事，全部停止。”他下令驱散所有的方士，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搜粟都尉桑弘羊提出建议，说轮台（今新疆轮台）附近有良田五千余顷，可以派遣驻军，招募壮丁开垦，种植粮食，以用作向西域进兵的储备。这一建议已勾不起汉武帝的雄心。他专门颁诏说：“屯戍轮台，经略绝域，等于是扰劳天下百姓，这种事万万不能再干了。当务之急是要禁绝苛刑暴政，停止胡乱征收赋税，发展农业生产。至于军队，只要维持足够的防御力量就行了。”这道诏书缘于轮台屯戍之事，史称“轮台悔过”。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汉武帝准备立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相当年轻，深受汉武帝宠爱。汉武帝为防止日后出现母后干政的局面，忍痛割爱，将钩弋夫人赐死。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出巡，行至周至（今西安周至），病倒在五柞宫。他安排了后事，命立刘弗陵为太子，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以霍光为首，共同辅佐幼主。丁卯日，汉武帝驾崩于五柞宫，终年七十岁。汉武帝死后葬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庙号世宗，谥号孝武皇帝。

汉武帝共当了五十四年皇帝。这段时间，占了整个西汉王朝的四分之一。在半个多世纪里，他既重文治，又重武功，毕生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是他，第一次确立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由此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先河；是他，第一次北击匈奴取得辉煌的胜利，坚定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边境安宁；是他，第一次派遣使臣通使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他，第一次平定四方，开发江南、西南和西北地区，拓展了中国的政治版图……汉武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真正统一，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强大国家，不仅称雄于世界的东方，而且威扬四海，誉满天下。从此以后，中国人始称“汉人”，古华夏族始称“汉族”。从中国统一的历史过程看，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很快失败了，加强中央集权的诸多措施半途而废，统一实际上是虎头蛇尾。真正巩固和发展中国统一的历史任务，实是由汉武帝完成的。人们习惯上把秦始皇和汉武帝相提并论，称作“秦皇汉武”。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新生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具有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前者最早统一了中国，后者则把这个统一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汉武帝一生，功业显赫，过失也很突出。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最后几年，意识到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深刻的社会危机，通过“轮台悔过”，承认自己“狂妄悖乱”的错误，说出一个“愧”字，并及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又使治国方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汉武帝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能够自责自律，更弦易张，也属难能可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