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临朝称制的太皇太后吕雉病死。汉高祖刘邦的开国功臣周勃、陈平夺得军权，一举歼灭吕雉精心培植的吕氏外戚集团，拥立刘邦的第三个儿子刘恒继位，是为汉文帝。公元前157年，刘恒驾崩，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刘恒、刘启父子皇帝在位共三十九年，守成兴业，继续实行“与民休息”政策，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一片升平气象，史称“文景之治”。

刘恒（公元前202～前157年），刘邦在位时封代王，生性仁孝谨慎。他的生母薄夫人不受刘邦宠爱，因此，吕雉专权时残酷杀害刘邦的嫔妃及儿子，薄夫人、刘恒母子得以幸免，平安无恙。当时，刘邦的儿子只有刘恒、刘长两人活着，刘恒居长。所以，周勃、陈平“安刘”，除了立刘恒为帝外，别无什么选择。

汉文帝即位后，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关心农民疾苦，多次颁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农，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也。”他曾亲自耕种籍田，以劝农桑；下令各地官府，春耕前要劝导农民及时耕作，贷给农民谷种和口粮。他先诏令免除农田租税的一半，改刘邦规定的“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接着，又全部免除农田租税十二年；人头税从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改为四十钱，男丁的徭役从每人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每次一月。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在土地上精耕细作，粮食增产，粮价大跌，每石谷子仅值数十钱，上下饶羡。

汉文帝注重节俭。一年，他想建个露台，一计算需要一百斤黄金，便说：“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太贵了，不建了。”他的衣服是用粗帛做的，黑色，不加纹饰。他最宠爱慎夫人，叮嘱她要做节俭的表率，帷帐素面，衣裙的下摆不必拖到地上。古时，各地官吏给皇帝上书，多用布帛包裹，称作“书囊”。汉文帝舍不得丢弃那些书囊，一件件地积攒起来。天长日久，积攒了许多，内侍准备搬出去销毁，他很心疼，说：“好好的书囊，销毁多可惜呀！你们想想，能不能用它做件什么东西？”内侍嘟囔说：“这布头布脑的，能做什么？”他想了想，说：“就做一件帷帐，拿来悬挂在朝殿上。”帷帐做成，挂于朝殿，五颜六色，很不雅观。一位大臣不解地说：“国库里有的是绫罗绸缎，何必用这破烂做帷帐？这样做，不是有损皇家体面吗？”汉文帝说：“一丝一缕，都凝结着百姓的血汗，浪费不得。这书囊做的帷帐，看起来确实不怎么样，但挺结实，能挡风御寒，废物利用，示人以俭朴，不是很好吗？”汉文帝的节俭还表现在陵墓的修建上。他规定，陵墓无需奢华，随葬品只能用点陶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物品。

汉文帝很会利用恩惠，笼络人心。他重封重赏刘氏宗室成员和先朝的元老重臣，但是只给爵位，不给官职，命他们到自己的封地去，坐享荣华富贵。其中，包括周勃那样的功臣。周勃早封绛侯，在平定吕氏集团、拥立汉文帝即位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两次出任丞相。公元前177年，汉文帝颁诏说：“前时诏遣列侯就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请他为朕率领列侯到封国去。”这样，周勃就被罢免丞相职务，去了封国。后来，有人告发周勃企图谋反，周勃被逮捕下狱。汉文帝调阅案卷，发现告发不实，释放周勃，并恢复了他的爵位。周勃之子周亚夫崭露头角，受到汉文帝的重用。汉文帝对于孤寡穷人，也很关心，多次赐帛赐米，使他们的生活有所保障。

汉文帝在和邦国关系方面，和平地解决了南粤问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征服百越，置南海、象、桂林三郡，使南方、西南方广大地区进入秦朝版图。秦末动乱，南海郡尉、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佗兼并象郡、桂林郡，独立自治，建起“南粤国”，自称南粤王。汉高祖承认这个南粤王，赵佗臣服于汉朝。吕雉专权时采取错误政策，导致矛盾激化，赵佗自号“南武帝”，发兵进攻长沙郡。吕雉恼怒，派人毁了赵佗先人的坟墓。汉文帝即位后，修复了赵佗先人的坟墓，给予赵佗宗族兄弟以尊崇的地位，并派出使臣携带诏书和厚礼，去见赵佗，劝其削去帝号，不再骚扰汉境，那么汉朝仍然承认他为南粤王。赵佗权衡利弊，同意汉文帝的意见，去了帝号，继续臣服于汉朝。对于北方匈奴，汉文帝依然实行和亲政策，并徙民实边，尽量保持边境的安宁。

汉文帝轻徭薄赋，自奉节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公元前157年，他患了重病，留下遗嘱说：自己死后，送葬时不许动用车马，不准陈列兵仗，送葬人员戴的白布孝带宽不得超过三寸，治丧时间要短，期间不许禁止百姓结婚、祭祀、饮酒和吃肉。他对防御匈奴入侵问题专门作了安排，特别叮咛太子刘启说：“周亚夫忠诚可靠，危急时刻可由他统领军队。”汉文帝死后葬霸陵（今陕西西安东），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www.daowen.com)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9～前141年），继位时三十二岁。他所面临的形势，既有父亲留下的海内殷富气象，又有父亲没能解决的藩王隐患。当初，汉高祖封了许多同姓诸侯王，自那以后，同姓诸侯王越封越多，政治、经济、军事势力非常强大，“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严重削弱了和威胁着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其中，吴王刘濞的势力排名首位。刘濞乃汉高祖的侄儿，汉景帝的伯父，封王已经三十多年。汉景帝为太子时，刘濞之子入京，二人为下棋发生争执，刘启竟将刘濞之子杀死。因此，刘濞对新即位的皇帝恨得要死，加快了发动叛乱、夺取皇权的步伐。御史大夫晁错看到这种严峻的形势，上书《削藩策》，提出削藩的建议。晁错指出：吴王刘濞等，“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开始削夺藩王的一些土地。这一举措触动了藩王的根本利益，于是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狗急跳墙，联合起来，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于公元前154年，公开叛乱。七王代表七国，叛军总数达数十万人，京师震动，人心惶惶。

“七国之乱”爆发，汉景帝有点手忙脚乱。大臣袁盎因为忌恨晁错，趁机进谗，主张接受七王的意见，诛杀晁错。汉景帝过于天真，果然杀了晁错，诏令刘濞等罢兵。可是，七王叛军得寸进尺，反而向长安进军，刘濞自称“东帝”，面对汉景帝罢兵的诏书，不屑一顾，狂妄地说：“我已为东帝，尚可谁拜？”汉景帝后悔杀了晁错，忍无可忍，派出三路军队镇压叛乱，其中一路以太尉周亚夫为统帅，率兵抗击吴、楚叛军。经过三个月的艰苦战斗，周亚夫平定叛乱，七王相继被杀或自杀。

平定“七国之乱”，是汉景帝政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随后，他继承汉文帝的治国方略，继续执行“与民休息”政策，把“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减轻农民负担；开放长安附近的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停止郡国岁贡，告诫各级官吏，不得伤农扰民。他在汉文帝废除种种酷刑的基础上，进一步减轻刑罚，强调法制要讲究公正，体现宽厚仁慈的精神。

汉景帝奉行黄老之学，同时注重儒学的教化作用。为了维持与匈奴的睦邻关系，他在实行和亲的同时，允许在边境开设关市，开展贸易，互通有无。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葬阳陵（今陕西咸阳张家湾），谥号孝景皇帝。

汉文帝和汉景帝不是创业的皇帝，而是守成兴业的皇帝。他们父子创建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当时，国家相对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各郡县的府库中，堆满粮食和铜钱。长安的国库里，钱物堆积如山，钱币有几百亿缗，串钱的绳子因为时间太久而朽断了，以致散钱的数目无法计算；粮食年年积累，下层的腐烂变质，人不能吃，更有大量的露天堆放，听任风吹雨淋。皇家的马厩里圈着三十万匹高头大马，百姓的骡马拴满街巷，有的干脆散放在田野里，夜不归牧。这是史家的记述，难免有粉饰之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汉文帝和汉景帝经住了“守业难”的考验，使得社会富饶了，国力增强了，从而为他们的继承者汉武帝施展才略，开疆拓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