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永强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人生，起伏跌宕，波澜壮阔，极具传奇，颇富争议。关于她的历史，疑窦丛生，迷雾重重。武则天早年出家为尼于感业寺之事，即是一例。史书记载，作为唐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在太宗驾崩后，她出家为尼于感业寺。可是，从前有台湾学者李树桐和雷家骥先生对此事持怀疑态度^[1]。近年来，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也对此事持否定态度，他在《武则天的感业寺出家问题与德业寺》一文中认为，唐太宗驾崩后，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并未出家感业寺，而是栖身于长安城休祥坊母亲家中，“感业寺是在强烈意识着德业寺的心理状况下虚构的寺名”^[2]。气贺泽先生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然而论据不足，难以让人信服。笔者因就所知，不揣愚陋，谨献刍言。

一、武则天确曾出家为尼

史载，贞观十一年（637），14岁的武则天被唐太宗召入宫中，立为才人。12年后，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驾崩，武则天出宫为尼于感业寺。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曰：

初，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

《旧唐书》卷五十一《高宗王皇后传》曰：

初，武皇后贞观末随太宗嫔御居于感业寺，后及左右数为之言，高宗由是复召入宫，立为昭仪。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曰：

后年十四，太宗闻其有色，选为才人。太宗崩，后削发为比丘尼，居于感业寺。

《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武皇后传》曰：

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闻士彟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及帝崩，与嫔御皆为比丘尼。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三月”条曰：

太宗崩，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

武则天在唐太宗驾崩后为尼于感业寺，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明确记载，言之凿凿。气贺泽先生对此却持否定态度，他认为：

（一）后宫嫔御全体强制出家的规定不知出处，或许是太宗至高宗朝的一时措施；如果不能确认有关后宫嫔御出家具体规定的史料，也就意味着不能确认武氏等太宗后宫女性全体出家之事实。

（二）武则天是太宗后宫的才人，正五品。如果她实际出家的话，应该进入德业寺或者相当于这一等级的寺院。然而，她不希望如此。实际上她并未出家，而是栖身于休祥坊母亲家中（娘家），继续与高宗保持关系。

笔者以为，气贺泽先生所提上述两点理由不足以否定武则天在唐太宗驾崩后出宫为尼的史实。

首先，中古时期，随着佛教日益盛行，北魏以来，妃嫔入寺为尼就逐渐多了起来。迨至北周，皇帝死后，妃嫔入寺为尼就成为一种惯例，并非“不知出处”的“规定”。

中古历史上，最早入寺为尼的后宫妃嫔是北魏孝文帝的冯皇后。冯皇后是太师冯熙的女儿，太和十七年（493）立为皇后。后来，冯皇后的姐姐也被孝文帝立为昭仪。冯昭仪“稍有宠，后礼爱渐衰”，她“轻后而不率妾礼”，“谮构百端”，孝文帝寻废冯皇后为庶人，“后贞谨有德操，遂为练行尼。后终于瑶光寺”^[3]。无独有偶，北魏宣武帝高皇后在孝明帝即位后，上尊号曰皇太后，“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暴崩后“丧还瑶光寺，嫔葬皆以尼礼”^[4]。北魏孝明帝胡皇后是灵太后从兄之女，当时世家大族博陵崔孝芬、范阳卢道约、陇西李瓒等人的女儿在宫中只是世妇，“诸人诉讼，咸见忿责。后既入道，遂居于瑶光寺”^[5]。是时，皇后为尼不只北魏一朝。北齐文宣帝李皇后在武成帝即位后用“犊车载送妙胜尼寺”，“后性爱佛法，因此为尼”^[6]。北齐后主斛律皇后“废在别宫，后令为尼”^[7]。西魏文帝即位后，册立河南洛阳人乙弗氏为皇后。当时，蠕蠕寇边，文帝未遑北伐，乃与蠕蠕相约为婚和好，于是以蠕蠕主阿那环长女为皇后，“命后（乙弗氏）逊居别宫，出家为尼”^[8]。西魏恭帝皇后若干氏“后出家为尼，在佛寺薨，竟无谥”^[9]。

北魏以来，皇后出家为尼者，代不乏人。到了北周，皇帝被废或死后，后宫妃嫔（包括皇后）入寺为尼俨然成为一种惯例。北周孝闵帝元皇后名胡摩，“帝被废，后出俗为尼”^[10]。北周武帝李皇后名娥姿，武帝死后，尊为天元帝太后，又先后改称天皇太后、天元圣皇太后。宣帝崩，静帝尊李皇后为太帝太后。隋开皇元年（581）三月，李皇后“出俗为尼，改名常悲。八年殂，年五十三，以尼礼葬于京城南”^[11]。北周宣帝朱皇后名满月，宣帝崩，静帝尊朱皇后满月为帝太后。隋开皇元年（581），朱皇后“出俗为尼，名法净。六年殂，年四十，以尼礼葬京城，^[12]。北周宣帝陈皇后名月仪，“帝崩，后出家为尼，改名华光”^[13]。宣帝元皇后名乐尚，“帝崩，后出俗为尼，改名华胜”^[14]。宣帝尉迟皇后名炽繁，“帝崩，后出俗为尼，改名华道”^[15]。北周王朝历时25年，共有5位皇帝，一共10位皇后，如上所述，就有6位皇后在皇帝被废或死后出家为尼。其中，北周宣帝先后有5位皇后，除了第一位皇后杨皇后，“［宣］帝崩，静帝尊后为皇太后，居弘圣宫”^[16]，后来的其他4位皇后在宣帝崩后，皆出宫为尼。可以说，至迟在北周末年，皇帝死后，后宫妃嫔入寺为尼就成为一种惯例。《长安志》卷十《唐京城四·休祥坊》“万善尼寺”条下注云：“本在故城中，周宣帝大象二年置。开皇三年移于此，尽度周氏皇后嫔御以下千余人为尼以处之。”北周末年形成的皇帝死后后宫妃嫔入寺为尼之惯例，到了隋朝，一以贯之。因此，隋文帝的儿子杨广与文帝宠姬宣华夫人陈氏早就私通，文帝死，杨广即帝位后，他仍然令陈氏出居仙都宫（原为胜光寺），然后再召入宫^[17]。唐代初期，皇帝死后后宫妃嫔入寺为尼的惯例，仍在贯彻执行。《长安志》卷九《唐京城三·崇德坊》“崇圣寺”条下注云：“寺有东门，西门本济度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至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尼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这是我们完全可以确认的唐太宗至高宗朝“有关后宫嫔御出家具体规定的史料”。《唐会要》卷三《皇后》称：“太宗崩，（天后武氏）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又《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武皇后传》曰：“及帝崩，与嫔御皆为比丘尼，居于感业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三月条亦曰：“太宗崩，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可见，唐高宗就是按照惯例，在其父太宗驾崩后，先让武则天为尼于感业寺，然后再召入宫中，立为昭仪，进而又立为皇后。唐高宗的这一做法与隋炀帝对其父后妃宣华夫人的处置如出一辙，正是依循北周杨隋以来约定俗成的惯例所做的顺理成章的安排。

其次，唐太宗驾崩后，按照惯例，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必须出家为尼，武则天本人“她不希望如此”，可以理解，但是，这由不得她，不是她的个人愿望所能决定的事。即使君临天下的唐高宗，纵然与武则天感情甚笃，他在当时也不便违背传统的伦理规范，直接把武则天留在宫中。因为直接把武则天留在宫中，为时所忌，那是对先帝的大不敬，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即是说，武则天本人“不希望”出家为尼，决定不了她可以不出家，她的“不希望”，不等同“实际上她并未出家”。至于说武则天“而是栖身于休祥坊母亲家中（娘家），继续与高宗保持关系”，这只是气贺泽先生的推测而已，他没有举出一条具体史料可以证实武则天“栖身于休祥坊母亲家中（娘家），继续与高宗保持关系”。再则，气贺泽先生在文中一方面说“武氏出家及与高宗再会的舞台是感业寺（尼寺）”，又说武则天“栖身于休祥坊母亲家中（娘家），继续与高宗保持关系”，本身相互抵牾。

气贺泽先生说“为了重返后宫，武氏有必要采用一度出家的形式”，他一方面努力求证感业寺的具体位置，另一方面又否定武则天曾经出家为尼，自相矛盾。气贺泽先生否定武则天出家为尼的两点理由经不起推敲，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坚实可靠。唐太宗驾崩后，作为才人的武则天出家为尼于感业寺，毋庸置疑。

二、感业寺并非人为虚构

气贺泽先生在否定武则天出家为尼的基础上，进而否定感业寺的真正存在，他的理由是：

（一）感业寺的寺名不见于《两京新记》和《长安志》，可以认为其不是唐代长安实际存在的寺院。

（二）武则天计划登上女皇宝座时，为了粉饰自己的过去，从而编造出与德业寺名称相似的感业寺寺名，作为出家之所。

（三）关于武则天出家的所谓感业寺的寺名，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都有记载，但未具体明示可以推断其位置的线索。在既往的研究中，有学者试图在位于长安城中心的安业坊和崇德坊求其所在，但是，并未发现任何与感业寺相关的蛛丝马迹，不得不令人怀疑感业寺只不过是一个架空的影子寺院。

以下我们就一一讨论气贺泽先生提出的三点理由。

其一，单凭《两京新记》和《长安志》没有记载感业寺而否定感业寺的存在，显然失之偏颇。唐长安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唐人韦述《两京新记》载，唐长安有佛寺91所。宋人宋敏求《长安志》载，唐长安佛寺有104所。《两京新记》和《长安志》对于唐长安佛教寺院的记述虽极具史料价值，但都是不完全的记载。正因为《两京新记》的记载不全面，《长安志》所记唐长安佛寺比《两京新记》多了13所。也正因为《长安志》的记载不全面，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考得唐长安佛寺107所，比《长安志》所记又多了3所。截至目前，有史可考的唐长安及其近郊佛寺多达220余所^[18]，是《两京新记》和《长安志》所记唐长安佛寺数量的两倍多。现在所知比《两京新记》和《长安志》多出的100多所佛寺，个个有史可考，我们不能因为《两京新记》和《长安志》未见记载，就断定它们都不存在。同理，我们不能仅凭《两京新记》和《长安志》没有记载感业寺就否定感业寺的存在。

其二，武则天登上女皇宝座后，为了粉饰自己过去不光彩的历史，她本人以及当朝人编造各种故事，混淆视听，这在当时既十分必要，又完全可能。但是，“粉饰”、“编造”终究不能改变武则天曾经出家感业寺的历史事实。当朝人以为出家为尼有损帝后声誉，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掩饰这段不愿为人所知的历史。时过境迁，《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的作者就没有必要为武则天掩饰了，他们也没有为武则天掩饰，四书一致记载武则天曾经出家感业寺，不是空穴来风，不是随意杜撰。即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武则天个人需要“粉饰”，就认为感业寺是随意的“编造”。

其三，感业寺在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却没有交代其具体位置，也“未明示可以推断其位置的线索”，确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怀疑感业寺只不过是一个架空的影子寺院”。由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没有交代感业寺的具体位置推论感业寺不存在，显然有失允当。气贺泽先生关于长安城安业坊和崇德坊“并未发现任何与感业寺相关的蛛丝马迹”的论断完全正确，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怀疑感业寺只不过是一个架空的影子寺院”。因为唐长安城安业坊和崇德坊“未发规任何与感业寺相关的蛛丝马迹”，并不能排除长安城其他地方没有感业寺的“蛛丝马迹”。

关于感业寺的具体位置，史籍所记，扑朔迷离。概括起来说，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感业寺位于唐长安城崇德坊。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九崇德坊“崇圣寺”条下注曰：“寺有二门，西门本济度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至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尼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徙道德寺额于休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并为崇圣僧寺。”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所记略同。后世许多学者据此认为，感业寺在长安城崇德坊济度尼寺的旧址，后来改名叫灵宝寺^[19]。

第二种观点认为，感业寺位于唐长安城安业坊。南宋程大昌《雍录》卷十《寺观》曰：“感业寺（武后为尼），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上仙，其年即以安业坊济度尼寺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此寺之东又有道德寺，亦尼寺也，改道德寺为崇圣寺，充太宗别庙。永徽五年，太宗忌日，高宗诣寺行香，武氏泣，上亦泣。王皇后欲以间萧淑妃之宠，令武氏长发，劝上纳之后宫。”注云：“以《通鉴》、《长安志》及吕《图》参定。《通鉴》言武氏在感业寺，《长安志》云在安业寺，惟此差不同。然《志》能言寺之位置及始末，则安业者是也。”可见，程大昌认为，感业寺当是安业寺，位于长安城安业坊。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安业坊”下云：“东南隅，济度尼寺。”注曰：“隋太师申国公李穆之别宅。穆妻元氏立为修善僧寺。其济度尼寺本在崇德坊，贞观二十三年徙于此。武后为尼，即此寺也。其额殷令名所题。《通鉴》作感业寺。”可见，徐松也认为感业寺位于长安城安业坊，与程大昌不同的是，徐松以为感业寺即是安业坊济度尼寺。

第三种观点认为，感业寺在唐长安禁苑之内。嘉庆《长安县志》卷二十二《寺观志》云：“感业寺，在长安故城西北，即唐武后为尼处。万历十二年重修。”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七《祠祀考附寺观》云：“感业寺，兵燹后，殿宇尽毁，仅明万历年一碑并乡人掘土所得一碣，上书‘唐武后焚香院’六小字，下书‘大唐感业禅院’六大字，今俱存。”唐禁苑西包汉长安故城，学都们据此认为，位于汉长安故城西北的感业寺处在唐代禁苑之内，遗址在今西安市北郊六村堡东北3.5千米处的感业寺小学^[20]。

上述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都不能成立。第一种观点依据《长安志》卷九“崇德坊”下所谓“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尼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认为感业寺位于唐长安城崇德坊，理由不充分。贞观二十三年（649），徙崇德坊济度尼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济度尼寺旧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这里，史籍虽说“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于灵宝寺，但未明言武则天就为尼于灵宝寺，而武则天地位特殊，恐怕未必与其他妃嫔一样出家为尼于灵宝寺。其二，两《唐书》《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出家为尼于感业寺，毋庸置疑，依《长安志》，即使说武则天与其他妃嫔一样出家为尼于灵宝寺，那么，也就是说，感业寺即崇德坊灵宝寺，换句话说，灵宝寺又名感业寺。但是，史籍并无灵宝寺易名感业寺的记载。因此，第一种观点不成立。第二种观点是程大昌对宋敏求《长安志》的误解所致。宋敏求的本意是，将崇德坊济度尼寺迁移到安业坊的修善寺，在崇德坊济度尼寺原址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于灵宝寺，而并非像程大昌所说“以安业坊济度尼寺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更不是“安业坊安业寺”。

职是之故，第三种观点可信，武则天出家为尼于感业寺，感业寺在唐长安禁苑内。位于唐长安禁苑内的感业寺，距离唐宫城西内太极宫很近。诚如张维慎先生所说：“由于唐禁苑连接西内苑和宫城，这样，唐高宗李治在太宗忌日从宫城出发前往感业寺进香，只要穿过西内苑，就跨入感业寺所处的禁苑范围了。”^[21]气贺泽先生对“城内设置感业寺的真实性”表示“质疑”，他说：“在长安城中如此引人注目的地方，高宗与武氏两人有可能发展关系吗？”感业寺在唐禁苑，不在长安城内，气贺泽先生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至于气贺泽先生说“像感业寺这样重要的寺院，史料对其位置的记载居然十分暧昧”，笔者以为那是唐人为尊者讳的结果。为维护唐太宗、唐高宗以及武则天的帝王形象，唐代实录、国史的编撰者为尊者讳，轻描淡写感业寺，只字不提感业寺的具体方位。《旧唐书》取材唐实录和国史，因而对感业寺的位置也就不甚了了。晚于《旧唐书》的《唐会要》《新唐书》《资治通鉴》，对于感业寺的具体位置就更无话可说了。因而，四书都说武则天出家感业寺，但都没有交代感业寺的具体位置，以致后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www.daowen.com)

感业寺并非人为虚构，不是“一个架空的影子寺院”。感业寺在唐长安禁苑内，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事处感业寺小学内。嘉庆《长安县志》卷二十四《金石志》载：“感业寺碑，万历十三年七月王继祖撰，正书，在县西北。”笔者前往感业寺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万历十三年的《重修古刹感业寺碑记》至今矗立在感业寺遗址，又有大唐感业禅寺碑（明代）一通，遗址周边还有一些柱础石。2001年，感业寺遗址被西安市人民政府确定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西安市文物局委托西安市古代建筑工程公司对感业寺大殿进行了翻修。

三、感业寺与德业寺无涉

气贺泽先生认为，感业寺与德业寺“两者不仅寺名相似，而且也都是与宫中或宫人关系密切的尼寺，又都和武则天同时期。作为寺院的功能与性格如此接近，当非偶然”。由此他得出结论：“感业寺是在强烈意识着德业寺的心理状况下虚构的寺名。”上文已经剖析了气贺泽先生的这一结论不能成立，最后再谈谈感业寺与德业寺的关系。

笔者以为，感业寺与德业寺虽然寺名相似，但是没有必然联系。如果因为感业寺与德业寺寺名只差一字，就说感业寺是因德业寺的存在而虚构的寺院，那么，反过来是否也可以说德业寺与感业寺寺名只差一字，德业寺是因感业寺的存在而虚构的寺院。感业寺与德业寺寺名虽然只差一字，但是，如此推论，则谬以千里。

从现有史料看，感业寺和德业寺都是唐长安禁苑中的佛寺。气贺泽先生关于感业寺和德业寺“都是与宫中或宫人关系密切的尼寺”的论断是正确的，但是他说“德业寺位于唐长安北城墙西侧景耀门入禁苑处”则有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云：

［显庆元年］二月，有尼宝乘者，高祖神尧皇帝之婕妤、隋襄州总管临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形管，美擅椒闱。父既学业见称，女亦不亏家训。妙通经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时，从其受学，嗣位之后，以师傅旧恩，封河东郡夫人，礼敬甚重。夫人情慕出家，帝从其志，为禁中别造鹤林寺而处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数十人，并四事公给，将进具戒。至二月十日，敕迎法师将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鹤林寺为河东郡夫人薛尼受戒。又敕庄校宝车十乘、音声车十乘，待于景耀门内，先将马就寺接入城门已，方乃登车发引，大德居前，音声从后。……既到，安置别馆，设坛席，为宝乘等五十余人受戒，唯法师一人为阇梨，诸德为证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复命巧工吴智敏图十师形，留之供养。其鹤林寺侧先有德业寺，尼众数百人，又奏请法师受菩萨戒，于是复往德业寺。事讫辞还，嚫施隆重，敕遣内给事王君德将手力执华盖引送，衢路观者极生善矣。鹤林后改为隆国寺焉。

由上可知，显庆二年（657），唐高宗为高祖婕妤、河东夫人薛氏在长安禁苑建造了鹤林寺。鹤林寺在唐长安禁苑中，后来改名隆国寺。《全唐文》卷十五《隆国寺碑铭》描述隆国寺（鹤林寺）所处的地理形势是：

……却背邠郊，点千庄之树锦；前临终岳，吐百仞之峰莲。左面八川，水皎地而分镜；右邻九达，羽飞盖而连云。抑天府之奥区，信上京之胜地。

鹤林寺位于唐长安禁苑内，德业寺在鹤林寺一侧，邻近鹤林寺的德业寺亦当在唐长安禁苑内。唐人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三《唐京师普光寺玄琬传》曰：

逮贞观初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敕召为皇太子及诸王等受菩萨戒。……又别敕延入为皇后六宫并妃主等受戒椒掖，问德禁中。……寻有别敕，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现在藏经。

德业寺位于唐长安禁苑内，不在唐长安北城墙西侧景耀门入禁苑处。气贺泽先生之所以得出“德业寺位于唐长安北城墙西侧景耀门入禁苑处”的结论，缘于他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关文句的误读。《慈恩传》说，玄奘将赴鹤林寺为河东郡夫人薛尼受戒，朝廷敕令车马“待于景耀门内”迎接，“先将马就寺接入城门已”。显然，《慈恩传》并不是说鹤林寺在景耀门附近。因此，邻近鹤林寺的德业寺也当然不在长安北城墙西侧景耀门入禁苑处。

位于唐长安禁苑中的德业寺和鹤林寺，均属唐代内道场。唐代内道场设在宫廷或禁中，主要用于三教辩论、高僧讲经、为帝后六宫授戒、举行佛教法会等活动，服务对象是皇帝和宫人。三藏法师玄奘前往鹤林寺和德业寺即是为宫人授菩萨戒。德业寺是唐长安禁苑中的宫人尼寺，“尼众数百人”，规模很大。气贺泽先生在文中揭示了考古出土的德业寺亡尼墓志一共9块。从志文可知，德业寺9名亡尼中，有6名是宫人。6名宫尼中，4名是正七品，另外2名品级不明。气贺泽先生说德业寺“墓主的品阶集中在后宫五品至七品之间”就不完全正确了。因为目前尚未发现七品以上的德业寺宫尼墓志。气贺泽先生说：“德业寺是后宫中间阶位以下的宫人出家的寺院，为身份更高者可能设置了规格更高的出家的寺院。”他还说：“武则天是太宗后宫的才人，正五品。如果她实际出家的话，应该进入德业寺（或者相当于这一级的寺院）。”气贺泽先生这一说法也有矛盾。既然“德业寺是后宫中间阶位以下的宫人出家的寺院，为身份更高者可能设置了规格更高的出家的寺院”，那么，正五品的后宫才人武则天出家当然就不“应该进入德业寺（或者相当于这一级的寺院）”了。因此，武则天出家为尼是在感业寺，感业寺的级别或当比德业寺高一些。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唐太宗驾崩后，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出家为尼于感业寺，确凿无疑。感业寺并非人为虚构的寺院，它位于唐长安禁苑内。感业寺与德业寺没有必然联系，不过都是唐长安禁苑内的宫人尼寺而已。以上所论，井识管窥，是否得当，敬请气贺泽先生指正，也希望其他同道不吝赐教。

（介永强：93级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李树桐先生在《唐史考辨》（台湾中华书局1965年版）一书中认为武则天根本不曾入寺削发为尼，参看宁志新：《武则天削发为尼一事考辨——与台湾学者李树桐先生商榷》，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雷家骥先生认为：“唐朝寺庙常有改名之风，故怀疑此时已有尼众数百人的德业寺，或许就是几年前武才人曾经出家的感业寺，只是寺额已改了一字，大概想掩人耳目罢了。”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2]气贺泽保规：《武则天的感业寺出家问题与德业寺》，载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2008年，第127～143页。

[3]《魏书》卷十三《孝文废皇后冯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2页。

[4]《魏书》卷十三《宣武皇后高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6页。

[5]《魏书》卷十三《孝明皇后胡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40页。

[6]《北齐书》卷九《文宣皇后李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25～126页。

[7]《北齐书》卷九《后主皇后斛律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27页。

[8]《北史》卷十三《文帝文皇后乙弗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06页。

[9]《北史》卷十三《恭帝皇后若干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08页。

[10]《周书》卷九《孝闵帝元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43页。

[11]《周书》卷九《武帝李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45页。

[12]《周书》卷九《宣帝朱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46页。

[13]《周书》卷九《宣帝陈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47页。

[14]《周书》卷九《宣帝元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48页。

[15]《周书》卷九《宣帝尉迟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48页。

[16]《周书》卷九《宣帝杨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46页。

[17]《隋书》卷三十六《宣华夫人陈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10页。

[18]别详拙文《〈唐长安佛寺考〉补苴》，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

[19]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22页；蒙曼：《蒙曼说唐武则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20]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之《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分布图》，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21]张维慎：《武则天出家为尼之寺院名称及其方位考》，载赵文润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9～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