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宇

麝香具有特异强烈的香气，是中国传统名贵中药与香料，来源于鹿科动物麝的成熟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麝是东亚独有品种，在中国曾经属于广布种群。历史时期的麝更分布于全国各大区范围，现代我国麝的分布区域范围与种群数量仍然居于亚洲之首。从某种意义上说，麝是中国原产并延续至今的特有动物。因此，中国古代对麝就有普遍的记述，只是由于麝与獐外形颇多相似，麝较獐略小，加之古代也没有建立像近现代的动植物分类学那么细致的分类法，致使很多文献记载中将“麝”误称为“獐”或“香獐”^[1]。《山海经·西山经》载：“（翠山）其阴多旄牛、羚、麝”。郭璞注：“麝似獐而小，有香。”^[2]可谓中国史籍第一次言及麝及其产地，并说明古人早已依据是否产香来区别獐与麝^[3]。《尔雅》中说“麝父麕足”，郭璞注“脚似麕，有香”^[4]。《说文解字》也有“麝如小麋，脐有香”的记载^[5]。而直到李时珍时才对麝与獐在习性与动物行为、适应环境等方面有更明确的描述，他说“麝居山，獐居泽，以此为别”^[6]。由于麝科动物的外形极其相似，以致麝科动物的种及种下划分至今仍存在较多争议。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有：原麝、马麝、林麝、黑麝、喜马拉雅麝和安徽麝6个独立种^[7]

一、在中国作为香料使用的麝香

由于麝香特异而浓烈的芬芳香气是绝好的香料，还是最好的四大动物性天然香料（麝香、灵猫香、河狸香、龙涎香）之首，甚至“麝”字都成为香气的代名词^[8]。我国很早就作为香料使用，且用途广泛，绵延不绝。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说：“若夫王孙公子，优游贵乐，婆娑绮纨之闲，不知稼穑之艰难，目倦于玄黄，耳疲乎郑卫，鼻厌乎兰麝，口爽于膏粱。甚至将西施的美丽也喻于兰麝的芳馥气息之中，“昔者西施心痛而卧于道侧，姿颜妖丽，兰麝芬馥，见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踌躇焉”^[9]。对于麝香的传神香气，《本草图经》载“今人带真（麝）香过园中，瓜果皆不实，此其验也”。而《酉阳杂俎》则记述“又有一种水麝，其香更奇好，脐中皆水，沥一滴于斗水中，用濯衣，其衣至毙而香不歇。……其香气倍于肉麝。今岁不复闻有之”^[10]。在文人雅士的笔触下，亦能感到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麝香所散发出的沁人心脾的馥郁芳香，显然至迟在公元三四世纪的晋代，麝香与兰花已同为上乘香料的代名词，而“兰”、“麝”并称则是形容馥郁芬芳的绝美词句。例如，南朝鲍照《中兴歌》云“彩墀散兰麝，风起自生芳”^[11]。而加入麝香的墨称麝墨，用以写字作画，芳香清幽，防腐驱虫，保存长久，所以唐代王勃有“研精麝墨，运思龙章”之句^[12]。另一位唐人韩偓诗云“蜀纸麝煤（墨）添笔媚，越甌犀液发茶香”^[13]。甚至在张祜的诗中还表现了猎麝取香的情景，“随蜂收野蜜，寻麝采生香”^[14]。以及以此为业的村庄也被纳入佳句之中，王贞白诗云：“一宿白云根，时经采麝村^[15]。”

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乏佩戴、熏染使用的记载。《晋书·石崇传》载：“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被罗觳。”^[16]如常使用的帷幔染有麝香味的称为麝帏，在唐代张文《气赋》中便有“拂鲍肆而均臭，凝麝帏而共芳”的赞叹^[17]。佩带于身上的香袋，装有麝香的称之为“麝幐”。古人身配香囊或香袋当是较为普遍的情形，而因在香袋中隐匿情报而招来杀身之祸者亦有，《南齐书·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附子昭胃）传》载：“寅遣人杀（王）山沙于路，吏于麝幐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与同党皆伏诛”。^[18]另外，在枕头中也放入麝香，称为“麝枕”，用以辟除噩梦获得美梦连连的酣睡，宋代陆游诗中有云：“麝枕何曾禳梦恶，玉壶空解贮啼红。”^[19]有一种称为“麝”颇为奇异的物件，载于《酉阳杂俎》：“晋时有徐景，于宣阳门外得一锦麝，至家开视，有虫如蝉，五色，后两足各缀一五铢钱”；还有因妇女身上的麝香之气而使得路过之瓜田无一结果的难得逸闻。“瓜，恶香，香中尤忌麝。郑注太和初年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20]。所记两事虽然颇令人费解，却也说明了“麝”为当时人们所常备，以及麝香使用之广泛，香气的浓郁袭人甚至还殃及瓜果，确实堪称麝香使用方面的令人百思不解的奇闻。

二、在中国作为药物使用的麝香

麝香具有浓烈特异的香气，是效果极好而且珍稀的上品中药材，在中成药及成药的实际应用中，麝香常居牛黄、犀角、熊胆等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特别是一些传统名贵中成药，都以麝香为必要的成分。中医认为麝香性温味辛，具有开窍醒神、散结止痛、活血通经、催产助生等神奇药效，主治惊痈神昏、中风痰厥、寒邪腹泻、痈疽肿毒、跌扑伤痛、痹痛麻木等症。其性较峻烈，阴虚体弱者和孕妇忌用。而现代医学证实，麝香内含麝香酮、胆甾醇、甾体激素样物质等，有兴奋神经系统、呼吸中枢和心脏的作用，有助于昏迷病人的苏醒。还能促使各腺体的分泌，有发汗和利尿作用，其水溶性成分有兴奋子宫作用，可引起流产。据抗菌试验表明，还有抑制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生长的作用。麝香用时研碎，宜入丸散剂，不入煎剂。每次用量0.03～0.1克。外用适量^[21]。贮藏条件应密闭，置阴凉干燥处，遮光，防潮，防蛀。

麝香作为药材在我国大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最早出现在这部集秦汉以前药物知识之大成的，成书年代至迟应在公元一二世纪的《神农本草经》上。^[22]其对麝香的药性有详细地分析：“麝香，味辛、温，主辟恶气，杀鬼精物、温疟、蛊毒、痫痓，去三虫，久服除邪，不梦寤魇寐。”^[23]其后的《名医别录》《日华子本草》《抱朴子》《药性本草》等医书中均有详细记载。南朝陶弘景撰有《名医别录》与《本草经集注》，进一步指出麝香“疗诸凶邪鬼气、中恶、心腹暴痛、胀急痞满，风毒、妇人产难堕胎，去面黔、目中肤翳，通神仙”，并特别提到麝出产地在“中台川谷及益州、雍州山中，春分取之，生者益良”^[24]。在《本草经集注》中陶弘景对麝的习性、产地及麝香的主治功能、鉴别等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介绍，虽难能可贵，但也不乏附会、臆测之处。此后各代医家、医著多在此论基础上发挥与添附^[25]。及至明代李时珍万历六年（1578）撰成《本草纲目》，融会贯通前代中医典籍，虽在用法与辨症方面不逾规矩，然多有“发明”，此不赘言^[26]。

三、中国对麝香的鉴别

作为疗效确切、珍稀难得药材的麝香，其性状特别、来源多隐秘间接，且价昂难求，自然会在应用与转卖过程中出现优劣等次之别与掺杂作伪的问题，随着麝香需求与用量增加、适用范围扩展，这种掺杂作伪也渐渐成为较普遍的情况。早在南朝刘宋人雷斅的《雷公炮炙论》中就提出“凡使（麝香），多有伪者，不如不用”，可见当时作伪的普遍。继而他才将麝香依来源分为三等：“一者名遗香，是麝子脐闭满，其麝自于石上，用蹄尖弹脐，落处一里草木不生并焦黄。人若收得此香，价与明珠同也。二名脐香，采得甚堪用。三名心结香，被大兽惊心破了，因兹狂走，杂诸群中，遂乱投水。被人收得，擘破见心，流在脾上，结作一大干血块，可隔山涧早闻之香，是香中之次也。”后世医家多沿用此优劣鉴别之法，（宋）苏颂在《本草图经》的序中就药材的掺杂作伪表示感慨：“五方物产，风气异宜，名类既多，赝伪难别，以虺床当蘼芜，以荠苨乱人参，古人犹且患之，况今医师所用，皆出于市贾，市贾所得，盖自山野之人随时采获，无复究其所从来；以此为疗，欲中其病，不亦远乎？”对于麝香而言，则是“此物极难得真，蛮人采得，以一子香刮取皮膜，杂内余物，裹以四足膝皮，共作五子。而土人买得，又复分揉一为二、三，其伪可知。惟生得之，乃当全真耳。蕲、光山中或时亦有，然其香绝小，一子才若弹丸，往往是真香，盖彼人不甚能作伪耳”^[27]。可见时人得到真麝香的艰难程度。即使如此，古人所谓的那个一等“遗香”纯属无稽之谈，麝不可能自己“用蹄尖弹脐”和“自以脚剔出之”（《本草经集注》）^[28]。另一种“心结香”不过是死麝血肉模糊之后的拾得物，难辨真伪，故而“是香中之次也”，李时珍则说“不堪入药”^[29]，可见几乎没有药用的价值。这样一来就只有“脐香”才是真正的麝香，所以《本草纲目》中就专列“麝脐香”一条，并对麝香出处与鉴别记述道，“麝出西北者香结实；出东南者谓之土麝，亦可用，而力次之。南中灵猫囊，其气如麝，人以杂之”^[30]。由是观之，古代中国作为香料与药物的麝香被广泛使用当为不争事实，且由于产地就近，从而对其特性也颇多了悟，但价昂难觅的麝香被大做手脚，“容易掺伪，历代文献均有辨伪的记载，确为不虚之词^[31]。

波斯、阿拉伯对麝与麝香的记述：

波斯、阿拉伯地区最早对麝香的认知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以前，有学者根据亨利玉尔（H.Yule）《古代中国闻见录》所述，公元440年以后不久，亚美尼亚史学家摩西（Mosesof Chorene）的《史记》中已提到中国“产丝甚旺，……又产麝香、红花、棉花、孔雀”。亨利玉尔指出，摩西此书之取材，或许是根据更早的著作家^[32]。进而推想，虽然波斯人对麝香记述较晚出现在文献里，但从摩西《史记》和中国《旧唐书》的记载看来，萨珊时期的波斯无疑早已获得并使用麝香，而且很可能是中国产的麝香^[33]。另外，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提供了另外的线索，他认为“在西方第一次谈到麝香是拜占庭僧侣科斯马.因迪科普斯特，他于545年著书。偶然提到麝香最古老的阿拉伯学者是6世纪初叶的一名诗人，名叫伊姆鲁.盖斯”^[34]。

波斯、阿拉伯地区对于麝香的喜爱可以从其对麝的了解与演绎窥见一斑，在这部被称为“任何别种著作也不能比拟的，这部著作比马可·波罗早四个半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现存最古的中国游记”^[35]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一位佚名的人说道：“我们见到一个游历过中国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曾经遇见一个驮着一皮袋子麝香的人。这人说，他是从撒马尔罕徒步走来，沿途经过许多中国的城镇，才到达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的广府。他说，中国麝香鹿生息的地方，实际上是在同西藏完全没有间隔的一块土地上。中国人猎取生息在自己这一边的麝香鹿，而西藏人则猎取他们那边的麝香鹿。……麝香鹿跟我们阿拉伯的鹿十分相似，不单毛色大小一样，而且双腿也是那样细长，蹄子也是分开的，连头角的弯曲也都一模一样。不过，麝香鹿长着两个又细又白的犬齿，直伸到脸部。一个犬齿的长度不到一个法特尔^[36]，形同象牙一般。这就是麝香鹿与其他鹿的不同之处^[37]。这虽然是辗转听说的记录，且把无角的麝与有角的阿拉伯鹿稍有混同^[38]，但是却将雄麝“长度不到一个法特尔直伸到脸部的两个又细又白的犬齿”的特征描述得相当确切，由此不难推断彼时彼地的人们对于麝与麝香具有一定可靠的信息来源。这相较于为了确保香料的垄断利益，经常编造一些稀奇古怪的传说以隐瞒产地，使其成为神秘之地的行为来说，可算是非常慷慨了^[39]。而且，波斯、阿拉伯的其他著作对于麝的认知程度至今也没有太多的超越^[40]。

四、波斯、阿拉伯记述的麝香来源与品质

由于波斯、阿拉伯人喜爱香料的事实，对于麝香馥郁浓烈香气的由衷赞美在波斯、阿拉伯旅行家、史学家、医药学家的笔下俯拾皆是，并且为了获得商业利益、更佳的效果或者不明目的，对于天然麝香的复杂加工、掺杂作伪、甚至完全的仿造显得尤其不易理解和令人惊叹。他们也对麝香进行优劣分别，只是多数情况下按照并不可靠的麝香产地来源区分罢了，其中的混淆之处也不胜枚举。

艾哈迈德·伊本·阿比·雅库布在《诺维尔（Nowairíi）百科全书》中认为，“最好的麝香是吐蕃麝香，其次是粟特麝香，再其次是中国麝香。中国最好的麝香来自广府”^[41]。而马苏第在其《黄金草原》^[42]中亦表示，“吐蕃麝香比中国麝香质量好”，“优质的麝香乃在麝香囊里已经成熟但尚未离开麝囊”，吐蕃人把最好的麝香装入从麝身上宰取来的皮囊里，“作为礼物敬献给其君主，供其使用”。并且由于“商人们很少能运走麝香”而愈加显得珍贵^[43]。甚至还总结吐蕃麝香好的原因：“其一，吐蕃羊食芳香甘松茅和其他芳香植物，而中国羊乃吃各种普通草；其二，吐蕃羊并不从羊之香囊中提取麝香，而是让麝香一直留在其香囊，而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不断从香囊里取走麝香，而且还掺有血和其他杂物。”^[44]另外，《论医学原理与香料制作》和《阿拉伊香谱》并不认为吐蕃麝香最好，他们把麝香分为来自秦、西藏、图斯米、尼泊尔、契丹、吉尔吉斯、克什米尔、海上，共八种，两文作者都认为来自秦的最为名贵、芳馥，多属王室所有，常人难得见到^[45]。从产地来源区分优劣等次，是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经验，也是无奈之举。因此阿维森纳也只能这样表示：“据说最好的麝香产于西藏，又据说产于秦和吉尔吉斯，印度产的次之。”^[46]如所周知，上述的粟特、吉尔吉斯等地不产麝香，广州更是不会出产，他们不过是把麝香的输出地或转运地当作产地而已^[47]，况且麝进食什么草料对麝香的品质优劣并不会有什么影响。所以，当时就有像伊本·贾米这样颇有见地的人指出真实原因：“……这和所称作的伊拉克麝香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麝香是印度经由伊拉克运到我们这里来的。”^[48]

五、波斯、阿拉伯记述的麝香应用与再加工

波斯、阿拉伯人在使用（香用、药用）麝香时的复杂加工是其独特之处。在他们的古代典籍中以麝香为药的例子多不胜数，从外用到内服，从治疗头部疾病到强健器官，从治眼病到解毒，甚至到消除忧虑、刺激性欲等方面。比如，阿瓦士（Ahwāz）和波斯的大多数医生认为，“麝香里含有性欲激素，将少量的麝香和丁子香油之混合物涂于阴茎头，可连续交媾数次，将促进迅速射精”这样的荒诞记载^[49]。至于其他的疾病治疗的疗如何，难以得知，但是，至少在阿布尔-法德尔·贾法尔看来，“在那些药品之中，最常见的伪造或仿造品是麝香”^[50]。可见当时对作为药品的麝香在效果上的不佳评价，也许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因为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发明了很多种“制造麝香”的办法，这样的伪造品“麝香”恐怕也很难成为疗效神奇的灵丹妙药。即使这样，作为香料使用的麝香不但没有被影响，反而惠及更广泛的无法支付昂贵金钱享受、占有麝香的人们，使他们在更大范围可以自由呼吸在制造麝香时散发出来的人人可免费享用的芬芳香气。

鉴于商人逐利的本性，加上波斯阿拉伯地区对麝香生境的陌生，以及对于麝香旺盛的消费需求，遂使造假掺杂久盛不衰。这也可以从记载的波斯阿拉伯多种多样的鉴别麝香真伪的经验中得到证明，在《药物宝库》^[51]《鉴别好坏商品和伪造仿制商品须知书》^[52]等书中都记载有鉴别方法。即使有那么多鉴定方法出台，伪造者也同样在更新着技术，在《关于泄露机密的著作选》中吉奥巴里就透露了一种办法，“为了制造麝香，先取一些尚不足一年的鸽子（即很幼小的鸽雏），并用丁子香花蕾和玫瑰水来喂养它，这种饲料还搅拌有乳品（prunusmahale）^[53]和甘松茅。这样一直进行七天。随后再取一玻璃杯，其中盛满辣木油^[54]。接着再把鸽雏取来后，将其血滴入杯中，再把这一混合物放在隔绝灰尘的地方。当它干燥之后，便从杯子中刮了下来。从中再加入五个迪拉姆重的纯麝香，把所有的混合物搅拌均匀。然后再取一个能产生麝香的动物的空膀胱，囊中装满这种物资。随后用树胶封闭膀胱囊，甚至还要把布满膀胱外侧的毛孔也堵起来。这样制得的麝香是绝妙的成品，从此就可以拿出去卖了。”甚至他还很得意地说，“对于配制这种物品，我一共知道二十六种不同的配方”^[55]。由此不难判断，这些造好的麝香与真正麝香之间已经大相径庭，纯度肯定已经极大地降低，甚至可能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来的药性，也许只有香气还依然馥郁迷人吧。对于那些消费这种伪造麝香的人来说，要享受麝香的药物价值实在是太困难了。

在用麝香制作一种复方成药“噶利亚（Ghāliya）”^[56]时，努韦理强调把含有麝香的细粉过筛，而且麝香的用量如此之大，他要求“首先要轻轻地研碎一两高质量的麝香，以防它在强烈研磨下着火，再把细粉过一遍筛子，筛眼只有一根粗头发丝粗”^[57]。这些操作（高温、过筛）其实可以说是对麝香药性甚至香气极大损害，自古至今的中医在使用麝香时，不论单方还是复方中，用量都很小（以分为剂量，少有用到钱），其妙用之处亦在于量微而效著。《本草纲目》的附方中一般的麝香用量不过几分到一钱左右，甚至更微，特殊急重病情才用到二钱或以上，根本没有按“两”计量的麝香用量。《雷敩（公）炮炙论》说，“凡使麝香，……微研用，不必苦细也”^[58]。与努韦理制作噶利亚的要求“筛眼只有一根粗头发丝粗”以及一两高质量麝香的用量用法迥异。事实上，纯正麝香为油性偏黏之物，是无法进行过筛的，更不用说那个“只有一根粗头发丝粗”的筛眼。另外，防止麝香“在强烈研磨下着火”的说法，对于真麝香而言根本不可能，所以中国史籍毫无记载，闻所未闻。

由上述情况似乎可以用贾法尔书中所言表述当时麝香的使用、售卖、制造等，“在那些药品之中，最常见的伪造或仿造品是麝”^[59]。可见当时人对麝香药效与来源非常不满意，以及假冒伪劣横行的状况。这样的情况应该归因于波斯、阿拉伯的人对麝香的热爱，以及通过多种复杂方法混杂制造出的麝香大量充斥消费市场，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情形的发生。另外，还有可能在“劣币麝香”充斥的情况下，衍生出某种自认了解“麝香里含有性欲激素，”从而发挥想象力并投其所好的新型麝香药用“妙招”，声称通过“将少量的麝香和丁子香油之混合物涂于阴茎头，可连续交媾数次，将促使迅速射精”^[60]。如此偏方未曾见诸中国各代医籍之中。

结　语

古人无法像现代人这样进行麝香研究，对于麝香成因颇多臆想。同时，由于猎麝的经验与换得高价的目的，故意将麝香的来源说得神秘与复杂也在情理之中。而对于域外的商人或者消费者而言，他们的麝香知识来源，除了从交换者处获得以外，就是自己的实践与无边的想象力。也由于商人受牟利的驱使，越是讲自己货品来源的正途、纯品，越是在其中添加难以令消费者揣摩的东西。正如有些人错误的以为“这里绝不是如同传教士和某地外国作者所想象的那样是指伪造。干麝香没有任何气味。为了使它重新变新鲜，则必须使它在一种碱性溶液（如牛血或山羊血）中浸湿”^[61]。首先，麝香的干燥是贮存的必要条件，况且一般状况下麝香也保持干燥，不会出现“干麝香没有任何气味”的情况，当然除了是伪劣或制造出来的麝香。其次，不论是浸湿或干燥情况下，都会散发馥郁香气，当然，合理的高倍稀释会使得麝香表现尤其超卓，但并不需要什么碱性溶液甚至某种血液来溶解，况且天然水一般也呈现弱碱性。

对于麝香的表象描述，中国由于是原产地，数量与质量、价格与易得性都是外域无可比拟的。故而，对于麝的习性与麝香的猎取都能够基本属实地展现出来，虽然也有些穿凿附会的叙述，那不过是限于客观历史条件下的个别或孤立事件，总体上符合当时的真切和事实状况。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人们在远离基原动物，甚至叙述者几乎也没有见过的情况下，通过贸易或其他活动所获得的有关信息，在对于麝的表象描述上会或多或少地添附、掺杂个人的臆想成分，甚至历经千余年间直到20世纪，波斯人对“麝无角”这一点却似乎始终毫无所知，《德胡达词典》在介绍麝时还是引《黄金草原》的描述而未指出谬误之处^[62]。这种瑕不掩瑜的习惯错误，并没有影响便利享受纯正麝香的美好愿望，即使需要付出更大的财力代价，这还不包括牟利商人的无情盘剥。上述原因还导致另一种误解，波斯、阿拉伯人对麝香囊与动物膀胱的混淆，以及通过转运地、产地、运输方式的不同而评价麝香的品质优劣，以为从水路运输的一定是所谓高质量的麝香。其实，麝香的品质与贮存方式密切相关，干燥、密封、阴凉、避光正是在陆路最普遍现实的条件，相较于水路巨大的合理海损，陆路运输几乎不会有太多损耗。更重要的是麝香体积与重量都不大，但必须通过长途转运来实现，况且抵达目的地之后，可以通过添附、掺杂、作伪，实现巨额获利是毫无疑问的。因而，麝香的自身特性也助长了这种掺杂作假伪造行为的实施，越是经过合理高倍甚至极高倍稀释，越是会焕发摄人心魄的馥郁芬芳。^[63]

由于巨大的消费需求和微少供给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价格波动失衡。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难以辨别需要支付昂贵价格的麝香品质。另一方面，在波斯、阿拉伯地区麝香又不是生活必需品，作为药物的麝香远没有作为香料的身份显得那么显赫与重要。因而麝香不过是显贵富贾才能享受得起的奢侈品，但广大百姓中从来不乏追求显贵生活愿望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奢侈品、以及用奢侈品之名而伪造的奢侈品（代用品）的潜在消费者，这样的消费趋势为稀有昂贵的奢侈品伪造铺好了温床。怎么解释在中国众多对于麝香的掺杂现象的记载却难见伪造之物，而恰恰在远隔广袤距离的波斯、阿拉伯，对于麝香的认知肯定不多于中国人的情况下，会实施这种自己并不熟悉的东西的伪造，而且方法多样，广为流传。究其原因，对于麝香（尤其香料应用）的现实与精神超额需求以及对于麝香的认知普遍建立在传闻基础上的受众，劣币驱逐良币规则的作用，都是冠以麝香之名的伪造品（代用品）大行其道的合理解释。

（杨东宇：92级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

【注释】

[1]文榕生：《历史时期中国野生麝的分布变迁》，载于文焕然等著、文榕生选编整理《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增补本）》，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279页。

[2]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3]也有学者甚至认为，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和《逸周书》中就已有相关獐与麝的记载，详细请参见王利华：《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88～200页；刘敦愿：《中国古代的鹿类资源及其利用》，《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第78～90页。

[4]（晋）部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四库备要·经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阮刻本校刊，第122页。

[5]（清）王筠著：《说文句读》卷一九，上海：上海古籍书店（据清同治四年王氏刻本影印），1983年，第1345页，。

[6]（明）李时珍撰，李经纬、李振吉校注：《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第1674页。

[7]麝科种的分类问题长期存在分歧，Lydekker（1915）认为麝属仅一种二亚种，Allen、寿振黄也接受这一观点，而Flerov（1930）则主张分为3个独立种，高耀亭（1963）再次确定分为3个独立种，即原麝、马麝、林麝。嗣后，蔡桂全和冯祚建（1981）发表了喜马拉雅麝新种，李志祥（1981）发表了黑麝新种，但陈服官（1980）认为中国麝不存在种间差别。王岐山（1982）等发表了原麝安徽亚种，而Grover和冯祚建（1986）认为是林麝亚种，表明原麝和林麝的种间差异不显著。Ohtaishi & Gao（1990）认为黑麝和喜马拉雅麝可能是马麝的亚种。盛和林（1992）将中国的麝分为两类：一类是原麝（林麝，安徽麝）；另一类是马麝、黑麝、喜马拉雅麝。李明（1999）和宿兵（2001）等从分子水平上认为安徽麝也是一个独立的种。目前，经过分子水平的研究表明：林麝与安徽麝都是独立的种，故而认为中国有六种麝。具体的研究文献请参见：高耀亭：《中国麝的分类》，《动物学报》卷一五1963年第3期，第479～487页；陈服官等：《陕西省秦岭大巴山山地兽类分类和区系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0年第1期第1371～47页；蔡桂全，冯祚建：《喜马拉雅麝在我国的发现及麝属的分类探讨》，《动物分类学报》1981年第1期，第157～106页；章敬旗等：《几种麝分类地位的探讨》，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卷二五2004年9月第3期；盛和林：《中国鹿类动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05页；王淯，胡锦矗：《林麝和马麝分类的判别分析》，《四川动物》，1993年第4期，第35页；李明，盛和林：《中国麝科动物分类的研究现状》，《动物学杂志》，卷三一1996年第2期，第56～58页；王酉之，胡锦矗：《四川兽类原色图鉴》，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年；李明，李元广，盛和林等：《原麝安徽亚种分类地位的再研究》，《科学通报》1999年第2期，第1881～92页；Grover C P，Feng Z J.The Status of Musk-deer from Anhui Province，China［J］Acta Theriol Sinica，1986，（2）：101～106；Cobert G B & Hill J E.The Mammals of the Indomalaysia Region:A Systematic Review，Natural History Museum Publicatio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lydekker AB.Catalogue of ungulate mammals［J］.Brit Mus（N.H.）London，1915，（4）：3～8.；Allen GM.The mammals of China and Mongolia［J］.Amer Nat Hist，1940，2：1129-1137.；Flerov CC.Fauna of the USSR，1（2）.Mammals:musk deer and deer［M］.USSR Academy of Science，Moscow.1952：14～45.（Translated from Russian by Israel Program for Scientific Translations）.；OhtaishiN.&H.L.Sheng.Deer of China-Biology and Management.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1993；Groves C P，Grubb P，Wang Ying-xiang，Taxonomy of Musk-deer［M］.Symposium of Asian-Pacifiic Mammalogy，1988；Su Bing，Wang Ying-Xiang，Wang Qi-Shan，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s Imply Anhui Musk Deer-a Valid Species in Genus Moschus，Zoological Research（动物学研究）2001，Jun.22（3》：169-173。

[8]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释名》中说，“麝之香气远射，故谓之麝。或云麝父之香来射，故名，亦通”。

[9]（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平津馆本校勘），第89、126页。

[10]今本段成式《酉阳杂俎》未见此记述，但《本草图经》与《本草纲目》都引有此记述，李时珍称“此说载于《酉阳杂俎》，近不复闻有之，或有之而人不识矣”。详细请参见（宋）苏颂撰，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436页；（明）李时珍撰，李经纬、李振吉校注：《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第16731～674页。

[11]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71页。

[12]（清）董诰《全唐文》，卷一八一王勃《秋日饯别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嘉庆本）1983年。

[13]（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卷六八三韩偓《横塘》，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16页。按：据说加入麝香的墨也有防止虫蛀的作用，麝墨也泛指有香气的墨。又如，陆龟蒙的“望怀沙之浦，咏遗襟之词，烟分而麝墨犹湿，绮断而龙刀合知”之句中的“麝墨”指的便是香墨。（陆龟蒙：《采药赋》，《全唐文》第8398页）事实上，据宋代晁氏：《墨经》所记，三国时代的韦诞（字仲将）和北魏的贾思勰早已用麝香为药剂，掺入墨中。（《墨经》第13页，《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14]（唐）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全唐诗》卷五一○，中华书局1960年，第160页。

[15]（唐）王贞白：《过商山》，《全唐诗》卷八八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页。

[16]（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1008页。

[17]张文：《气赋》，《全唐文》卷九五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嘉庆本），1983年。

[18]（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四○，中华书局，1972年，第7027～03页。而《资治通鉴》齐和帝中兴元年亦引此文，胡三省注：“囊可带者曰幐。山沙以盛麝香，故曰麝幐，犹今之香袋。”

[19]（南宋）陆游：《剑南诗稿》卷四三《读香奁集诗戏效其体》，《陆游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88页。(www.daowen.com)

[20]（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卷十《物异》，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4、184页。

[21]请参见程超寰、杜汉阳编著：《本草药名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35～736页；刘亚农著，张纪昶、吉荫熙校：《古今药物别名考》，聚珍阁印刷局，1936年，第79页；《中国药用动物志》协作组编著：《中国药用动物志》第一册，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287～292页；国家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年，第361～362页；沈保安等编：《中国常用中草药》，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492～494页；郑生武、辛光武：《麝与麝香》，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56页；汪建隆，黄新民：《麝泌香规律的初步观察》，《野生动物》，1981年第1期，第25～30页；郑生武，皮南林：《麝香》，《自然杂志》1982年第5卷第8期，第613～615页。

[22]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52～54页。

[23]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六《兽部上品“麝香”》，北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平阳张存惠原刻晦明轩本影印），1957年，第638页。

[24]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六《兽部上品“麝香”》，北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平阳张存惠原刻晦明轩本影印），1957年，第438页。

[25]《本草经集注》“麝形似獐，常食柏叶，又啖蛇。五月得香，往往有蛇皮骨，故麝香疗蛇毒。今以蛇蜕皮裹香，云弥香，是相使也。其香正在麝阴茎前皮内，别有膜裹之。今出随郡，义阳，晋熙，诸蛮中者亚之。出益州者形扁，仍以皮膜裹之。一子真香，分作三糅四子。刮取血膜，杂以余物。大都亦有精粗，破看一片，毛共在裹中者为胜，彼人以为志。若于诸羌夷中得者，多真好，烧当门沸良久，即好。今惟得活者，自看取之，必当全真尔。生番人云是精、溺凝作之，珠不尔。麝夏月食蛇、虫多，至寒香满，入春志急痛，自以脚剔出之，著屎溺中覆之，皆有常处，人有遇得，乃至一斗五升也。用此香乃胜杀取者。带麝非但香，亦辟恶。以真者一于置颈间枕之，辟恶梦及尸疰鬼气。”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六（兽部上品“麝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平阳张存惠原刻晦明轩本影印），1957年，第438页；另见《新修本草》第184页；《大观本草》卷一六等。）

[26]李时珍集前代医家之大成，对于麝香的药用论述精当，兹录子此。“『发明』［李果曰］麝香入脾治内病。凡风病在骨髓者宜用之，使风邪得出。若在肌肉用之，反引风入骨，如油入面之不能出也。［朱震亨曰］五脏之风，不可用麝香以泻卫气。口鼻出血，乃阳盛阴虚，有升无降，当补阴抑阳，不可用脑、麝轻扬飞窜之剂。妇人以血为主，凡血海虚而寒热盗汗者，宜补养之；不可用麝香之散，琥珀之燥。［严用和曰］中风不省者，以麝香、清油灌之，先通其关，则后免语蹇瘫痪之证，而他药亦有效也。［时珍曰］严氏言风病必先用麝香，而丹溪谓风病、血病必不可用，皆非通论。盖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壅遇。若诸风、诸气、诸血、诸痛、惊痫、癥瘕诸病，经络壅闭，孔窍不利者，安得不用为引导以开之、通之耶？非不可用也。但不可过耳。济生方治食瓜果成积作胀者用之，治饮酒成消渴者用之，云果得麝则坏，酒得麝则败，此得有麝之理者也。”请参见（明）李时珍撰，李经纬、李振吉校注：《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第1674页。

[27]（宋）苏颂撰，尚志均辑校：《本草图经》，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1页，第436页；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六（兽部上品“麝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平阳张存惠原刻晦明轩本影印），1957年，第438页。按：苏颂《本草图经》只是所分的三种名称稍有不同而已，为：生香、脐香、心结香。

[28]郑生武、辛光武；《麝与麝香》，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6页；郑生武、皮南林：《马麝的麝香腺囊、麝香、数量与狩猎》，《兽类学报》，卷四，1984年第1期，第35～2页；汪建隆、黄新民：《麝泌香规律的初步观察》，《野生动物》，1981年第1期，第25～30页。

[29]（明）李时珍撰，李经纬、李振吉校注：《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第1673页。

[30]（明）李时珍撰，李经纬、李振吉校注：《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第1674页。

[31]董万超等：《麝香研究进展》，《特产研究》2001年第2期，第53页。

[3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7、101页。

[33]请参见王一丹：《波斯、和田与中国的麝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第81页。

[34]［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三编《丝绸之路和中国的物质文明的西传》，《中国的麝香与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37页。

[35]（法）J.索瓦杰，法译本序言，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7页。

[36]原注：法特尔（fatr）——从伸直的拇指尖至食指尖之间的长度。作者按：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一拃，大约20厘米。事实上，雄麝露出唇外的犬齿一般为大约48～厘米，而且是向下弯曲。

[37]（法）J.索瓦杰，法译本序言，穆根来、汉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19～120页。

[38]在鹿科动物中，只有獐与麝不论雌雄都无角，而这两种动物都属于东亚特有种，因而，古代外域的人在缺乏视觉资料的情况下，对于辨析没有见过的物种稍有混淆或不准确还是可以理解的。

[39]（日）藤卷正生等编，夏云译：《香料科学》，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50页。

[40]请参见王一丹：《波斯、和田与中国的麝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第78～88页。

[41]（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7页。按：对于麝香的品质优劣，中国医籍罕有从产地区分，而是注重麝香本身质地、药力强劲以及是否经过转手与掺杂，或者是否在正确的时令季节获取，正如《本草纲目》引【别录曰】“春分取香，生者益良。”然而，有学者仍然认同波斯、阿拉伯文献所述，按照产地区别麝香优劣，请参见尹伟先：《青藏高原的麝香与麝香贸易》，《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张云著：《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84～287页。

[42]（古代阿拉伯）马苏第著，耿升译：《黄金草原》卷一，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3～356页。

[43]其实，马苏第认为是流入香囊的麝血形成了麝香，完全是无稽之谈。随后又错上加错地解释道，“一旦麝香囊里的血到了成熟时刻，该动物便会有不适之感，而且感到发痒，不得不到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岩石上麝蹭，只有这样才会感到舒服。这样一来，麝香囊被麝破，麝香便留在石头上。同样，当脓肿和肿块接近成熟，就会感到发胀，只有这些脓肿和肿块破裂，才会感到舒适。当麝香囊流空之后，新的血液便会乘虚而入，和以往一样，新的积累便在囊里开始了。吐蕃人就是通过岩石和山岭寻找麝香羊所走过之处，而且找到留在岩石和石头上已干了的麝血。大自然促使麝香在羊身上成熟，太阳促使其干化，空气也会对其施加影响。吐蕃人找到麝香之后，收集起来，把最好的麝香装入从屠宰后的羊身上取下来的皮囊里，作为礼物敬献给其君主，供其使用”云云。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前面引述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有关麝香的记载与伊本·巴伊塔尔引马苏第《黄金草原》中的这些内容非常相近，除了《中国印度见闻录》称麝为麝香鹿与《黄金草原》称麝香羊、羚羊；以及在猎捕方法上稍有不同之外，其余所述几无二致，是否两书的消息来源相同，尚待考索。详细引文请参见（法）J.索瓦杰，法译本序言，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19～120页；（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15～317页。

[44]（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15～317页。

[45]Mandviye-ye Isfahani：Resalat fi Osül-alteyb-oAl-morakabat-al-'atriye，见《伊朗文明》（Farhang-eIran Zamin）第15期，德黑兰，1968年，第225～229页；Atr-name-ye，Alayi，见《伊朗文明》第15期，第257～260页。转引自王一丹：《波斯、和田与中国的麝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第82页。

[46]Ibn-e Sina：Ghanün，德黑兰，信使出版社，1985年第二册，第213页；转引自王一丹《波斯、和田与中国的麝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第82页。

[47]对于外来品的产地混淆，中外情形大多雷同，事例不胜枚举，例如大黄被称为土耳其大黄或波斯大黄，番红花称为藏红花等，此不详述。请参见（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92页；（美）B·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局，2001年，第133～149页；以及拙文《大黄小议》，《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年第3期。

[48]（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92页。

[49]（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17页。

[50]（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86页。

[51]Aghili-yeK horasani：Makhzan-aladvlya，Calcutta，1844年，第8318～33页。转引自王一丹：《波斯、和田与中国的麝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第82～83页。

[52]（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86页。按：两书中的鉴别方法确实乏善可陈，《药物宝库》的4种鉴别方法无一可靠，且有荒诞不经之处。而贾法尔在《鉴别好坏商品和伪造仿制商品须知书》中对于麝香的贮存条件着实说的准确，他说“水和光线都会对麝香产生有害效果，必须小心翼翼将之密封在一些容器中”。可是，他又在开篇中说“最常见的伪造或仿造品是麝香”，足见当时伪造仿冒麝香大行其道的事实，也可以推测应当是消费需求旺盛，利润丰厚的诱惑所致。

[53]原注：即mahlab。参阅伊本·巴伊塔尔：《药草志》卷三，第293页。

[54]原注：即bān。参阅伊本·巴伊塔尔：《药草志》卷一，第190页。

[55]（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94页。

[56]原书解释为：Ghāliya，实际上是指麝香和龙涎香的混合饮料；同页脚注3释为：噶利亚最早是一种用麝香和琥珀制造的复合香料。饮料可能是香料的别误。请参见（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00页。

[57]（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007～01页。

[58]（明）李时珍撰，李经纬、李振吉校注：《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第16741～675页。

[59]（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86页。

[60]（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17页。

[61]［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三编《丝绸之路和中国的物质文明的西传》，《中国的麝香与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46页。

[62]参见王一丹：《波斯、和田与中国的麝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2期，第81页。

[63]［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三编《丝绸之路和中国的物质文明的西传》，《中国的麝香与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