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萍

隋唐洛阳城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都城，无论从城市规模与发展程度上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是中国都城建筑史上的一个高峰。它始筑于隋大业元年（605），最终完善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可以说武则天时期是洛阳都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以今天考古工作者对洛阳宫城城垣发掘情况来看，认为隋唐洛阳城的兴建至少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隋末唐初，下限不晚于盛唐前期，为我们了解隋末唐初至盛唐时期城垣建筑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实际上，从文献记载来看，对洛阳城的修筑与改建，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为最重要的历史时期，虽然说隋唐洛阳城建于隋末，但至唐初，“废弃不用”，高宗显庆元年（656）始更为东都，以后“又命司农少卿韦机更加营造。光宅中，遂改为神都，渐加营构，宫室、百司、市里、郛郭，于是备矣”^[2]。因此研究武则时期的洛阳城市建设对于我们了解洛阳城市建设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考古工作者有针对性的实地发掘也能够提供文献上的佐证。基于此，本文拟将武则天时期的洛阳城市建设加以梳理，以飨方家。

一、神都与武则天政治

隋唐洛阳城位于今洛阳市区偏西，汉魏洛阳城西十八里处^[3]，“始筑于大业元年（605）”^[4]。唐代建国之初，废弃不用，贞观六年（632）改号洛阳宫，显庆二年（657）改为东都，光宅元年（684）又称神都。

唐代自高祖建国，始终以长安为国都，洛阳称东都。高祖晚年于长安城北建大明宫，太极、大明两宫成为李唐王朝最重要的议事之所。高宗上合以后，亦以大明宫为政治中心。只是时常往返于长安与洛阳之间，有时居于洛阳，但主要还是以居于长安为主。至武则天改唐立周才真正将国都定于洛阳，改号神都。关于武则天为何迁都洛阳，说法很多，历来存有争议，但总体来说，出于政治上改朝换代的目的应为最主要的原因。

自永徽六年（655）高宗下诏册立武昭仪为皇后，武则天一直是高宗政治上的得力助手。李治身体很差，史称，太宗去世，他哀毁过礼，即落下疾病。显庆五年（660）开始“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5]，百司奏事，有时即委托皇后处决。武则天聪明能干，处事多能符合皇上意旨。高宗皇帝便时常委以政事，权势越来越高，与人主相差无几。

上元元年（674）八月，高宗“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6]。由于高宗上元以后“风疾”尤重，朝廷政事大多无法处治，故此“上元以来，政由武氏”^[7]。这以后朝廷政事大多归武则天处理，形成了朝廷的“二圣”格局。高宗弘道元年（683年）去世，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这中间武则天主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至高宗去世，其想要亲掌政权的政治野心也已膨胀到极点。

然而自李唐建国，长安作为李姓王朝的首都，经历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经营，虽武则天大加诛伐，李氏王朝的政治影响仍处处存在，为了与旧有王朝分庭抗礼，建立新的政权，武则天决定迁都洛阳，一切从头开始。光宅元年，武则天致信西京留守刘仁轨，云“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8]。将长安之事委托刘仁轨，而自己专心在洛阳发展。可见此时的武则天已无心再回长安，在洛阳另组班子，再建朝廷的意图已很明确。

光宅元年（684）九月，武则天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9]。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武则天定都洛阳的决心已定，改东都为神都无疑是为了抬高洛阳的地位，使之凌驾于长安之上，宫名太初，也是一切从头开始的意思，而官名的改制也是出于有别先朝之目的^[10]。

二、武则天时期的洛阳都城礼制建筑

朝廷易代，礼制为先。《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二称，“肆觐之礼立，则朝廷尊；郊庙之礼立，则人情肃”。武则天以周代唐，礼制是其政治变革中重要的一项。为了配合武周政权的发展，武则天立周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都城礼制建设，在神都洛阳建立了一整套礼制建筑，并确立了大周的礼仪制度。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创建明堂，实行祭享明堂制度。

祭享明堂是古代礼制活动中的一件大事。隋代即有建造明堂的计划，但未及施行。唐高祖受禅，天下尚未太平，明堂未遑建立。太宗之世，天下初定，大唐帝国的明堂制度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唐太宗追古制礼，但明堂规制无章可循。贞观五年（631）和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两次召集大臣讨论，达成意见，明堂建筑为上下两层，“下室备布政之居，上堂为祭天之所^[11]。唐太宗后来用兵辽东，此事被搁置下来。

永徽二年（651）七月，唐高宗敕令有司详议明堂制度。此后，出现了明堂究为九室还是五室的争议。唐高宗初定九室，并定出九室明堂的“内样”宣示群臣详议。但后来，又以五室更符礼制，举棋不定。至乾封二年（667），终下决心，初步议定，明堂建筑方案，即明堂为“上圆下方”，上层为严配之所，下层为布政之居；明堂的建造地点，应该是“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已之地。”乾封三年（668）高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总章，分京师万年县置明堂县^[12]。准备建造明堂。但就在此不久，高宗皇帝便一病不起，未遑实行而逝去。

武则天是明堂建筑首位实施者。据文献记载，武则天先后两次兴修明堂。第一次是在革唐命以前，明堂是作为大唐的明堂而修建的。这次修建的明堂，号为“万象神宫”，具体修造时间，各史记载不同，据姜波考证，大致应在武后垂拱三（687）四年间，于证圣元年（695）被焚毁^[13]。此后，武则天又下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号为“通天宫”，万岁登封元年（696）完工，第二次兴修的明堂是作为大周帝国的明堂而修建的。

武则天的明堂建筑与高宗君臣的论证有所不同。明堂的建造地点，按照高宗君臣的讨论，当“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但武则天造明堂，却没有听取群儒之言，而是与北门学士另议其制，称“自我作古，用适于事”，因此，可以说武则天的明堂建筑形式更加考虑的它的实用性。她建造的明堂不是在国之阳，丙巳之地，而是在宫城的中心位置。这与我国秦汉以来的礼制传统大相径庭，她认为“朕乃为丙巳之地，去宫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在于朕怀，殊非所谓。今古裁基紫掖，辟宇彤闱。经始肇兴，成之匪日”^[14]。于是她下令拆除宫城正殿——乾元殿，以其旧址造明堂。将明堂建在大朝正殿的位置，主要考虑了明堂“布政之居”的功能。

第二，修建武氏宗庙及武周社稷

在神都洛阳，武周的宗庙与社稷，按照“左祖右社”的原则被安置在皇城内，它们是武则天以周代唐以后建立起来的，

唐高宗时期，武士彟被追赠为太原郡王，仪凤三年（678），“即并州建太原郡王庙”^[15]。以后随着武则天权势越来越大，于京都长安又立武氏五世祖庙^[16]，祭享武氏先祖。

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正式以周代唐。没多久，则天皇帝即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洛阳，以取代唐太庙^[17]。天授二年正月，纳武氏神主于太庙；西京长安的唐太庙更名为享德庙，四时祭享高祖、太宗、高宗三室，余四室（宣、元、光、景）皆不享。又改长安崇先庙为崇尊庙（原武氏宗庙）^[18]。武周太庙建于洛阳宫城东南部，本为隋少府监之地，按照《周礼·考工记》营国制度，都城建制，太庙、社稷遵照“左祖右社”的原则，太庙当在宫城之东南部，据《元河南志》的记载，隋唐洛阳城皇城为东西长方形，城中东西四街。城南面三门，正中为端门，左曰左掖门，右曰右掖门。武周太庙位于皇城的东南角、左掖门东的位置。又据《元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条：（应天门外）东朝堂之南、第四横街之北，从西第一曰鸿胪寺，次东太府寺，次东（唐）太庙（在左掖门街之东。隋少府监之地。武后造，初以置武氏七庙，中宗因而正焉）^[19]。可见武氏是严格遵循了周礼制度而建。

社稷坛是一国之正典，李唐王朝的社稷，因隋之旧，立于西京皇城西南隅^[20]，与位于皇城东南隅的唐太庙正好成“左祖右社”的布局。武周立国，以武周社稷替代李唐社稷，《资治通鉴》卷二百四载，天授元年（690）武周立国，天授二年正月甲戌，“改置社稷于神都”。

第三，立天枢。为了表彰大周功德，武则天于延载元年（694）在外郭城正南门定鼎门内立天枢，题名“大周万国述德天枢”。据《旧唐书·则天武后本纪》：“延载元年（694）八月，……敛东都铜铁，造天枢于端门之外，立颂以纪上之功业”。据当时史籍记载，武则天所铸天枢，共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21]。

通过以上明堂、宗庙、社稷等一系列都城礼制建筑的修建，武则天从根本上完成了以周代唐的革命，周之正朔得以确立。

三、武则天时期洛阳的都城建设

武则天将洛阳定为神都，取代了长安的都城地位，移民以实都是历代统治者共同遵奉的准则，武则天也不例外。政权建立不久，天授二年（691）即迁徙关内十余万户于洛阳安置^[22]。朝廷政权所在，由州郡地方官迁至洛阳担任京官，或直接从全国各州郡县来洛阳任职而定居下来的居民也不少，其人员来源包括今天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山东、河南等多个省区^[23]。从目前统计资料来看，可以复原的东都洛阳各坊人口大多为高宗、武后时期之人，如尚善坊的十处居民有八人为这一时期，正平坊的七处居址亦有五处为这一时期的人员^[24]。都城地位提高，人口膨胀，城市建设也相应提上日程，武则天时期成为洛阳城市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

第一，增筑神都外郭城。洛阳城的修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当时外郭城仅筑短垣，规模有限，防御能力差。武则天长寿二年（693）令李昭德增筑，并改罗郭城称金城，“其崇丈有八尺”，大大加强了其防御功能，更显壮丽景观。史载“前直伊阙，后倚邙山，东出瀍水之东，西出涧水之西，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焉”^[25]。

第二，拓建官署。洛阳在隋唐时期一直是作为陪都存在，武则天改制，将洛阳升格为国之首都，官署建制亦随之升级，旧有官署不敷所用，拓建新的执政部门以及官署建制在所难免。因此，武则天时期对于神都洛阳的旧有官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建与扩建，唐洛阳官署主要分布于皇城与东城之内，皇城北接宫城，西近上阳宫，重要官署均集中于此，分置于此中的内寺省、秘书省、太仆寺等机构均为武后时期迁建于此^[26]。东城本为隋建，唐因之，因在宫城、皇城之东，故名。也是一处官署集中区。这里分布着尚书省、大理寺、军器监、少府监、太常寺、光禄寺、司农寺等重要机构，而光禄寺、司农寺均为高宗乾封年间迁建于此，尚书省，“长寿中，左丞李昭德加修缮，甚为壮丽”^[27]。在高宗、武则天时期，一些官署建构特别是一些重要职能部门均经其改造、修缮。

第三，增筑上阳宫。唐代洛阳宫城在皇城以北，隋名紫微城，贞观六年（632），改称洛阳宫，武后光宅元年（684）又改名太初宫。太初宫是洛阳最重要也是最大的皇宫所在，高宗前期一直在此居处，后来高宗皇帝以雒水东岸地势高敞，于是令于此修筑宫殿，名上阳宫。上阳宫是高宗、武则天时期修建的一处最重要的宫殿建筑群，也是武则天长期居处之地。《元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载“上阳宫在皇城西南隅，上元中置，南临洛水，西距谷水，东面即皇城右掖门之南。上元中司农卿韦机造”。《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上阳宫》又载：“上元中，司农卿韦机造。大帝末年常居此宫听政。初大帝登雒水高岸，有临眺之美，昭机于其所营上阳宫，宫成移御之”。可见它是高宗、武则天处理朝政与日常居处最重要的处所。

上阳宫是一处大型建筑群，除地形地势占据优势外，这里的宫殿建筑还以繁华著称。宫殿建筑达数十处之多，宫之正殿名观风殿，武则天还政以后即居此殿。仙居殿，武后崩于此殿。除宫殿建筑外，门阙、台阁、亭观极尽豪奢，韦机建成后，曾因太过华丽，受到弹劾免职。白居易作《白发上阳人》，元稹亦写有《上阳白发人》。唐代吟诵上阳宫的诗词不胜枚举，王建《上阳宫》诗去：“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宫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幔城入涧橙花发，玉辇登山桂叶稠。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28]从这些描述不难看出上阳宫的美，武则天留恋此宫，终老于此。

第四，翻新神都苑。神都苑，史载：“唐之东都苑，隋之会通苑也。又曰上林苑，武德初改芳华苑，武后曰神都苑。”^[29]其在宫城之西，《旧唐书》卷三十八《河南道东部》载“禁苑，在都城之西。东抵宫城，西临九曲，北背邙阜，南距飞仙。苑城东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苑内离宫、亭、观一十四所。”^[30]神都苑是东都洛阳最大的一处皇家宫苑。宫苑最主要的合璧宫就是在高宗显庆五年（660），命田仁汪、徐感建造。初名八关凉宫，孝敬皇帝李弘即薨于此宫之绮云殿。隋及唐初著名的宫殿非常之多。如“朝阳宫、栖云宫、景华宫、成务殿、大顺殿、文华殿、春林殿、和春殿、华渚堂、翠阜堂、流芳堂、清风堂、崇兰堂、丽景堂、鲜云堂、回流亭、流风亭、露华亭、飞香亭、芝田亭、长塘亭、芳洲亭、翠阜亭、芳林亭、飞华亭、留春亭、澂秋亭、洛浦亭，皆隋炀帝所造，武德、贞观之后多渐移毁，显庆后，田仁汪、韦机等改拆营造，或取旧名，或因余所，规制与此异矣”^[31]。从这一记载可以明显看出，神都苑虽为隋代建筑，但是苑内大部分建筑在高宗、武后时期皆有翻新，虽沿用旧名，但规制已经改变。神都苑最重要的扩建与发展时期就是在武则天时期。神都苑是洛阳最大的皇家官苑，盛景之美，久为诗人所歌咏，安禄山攻克两京，王维为其所俘，宴于神都苑之凝碧池，王维作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一时成为千古绝昌。

其余对于城门的修建、改建与完善，洛水中桥的移修等等，史不绝书。《旧唐书·礼仪志》载：“永昌中，则天以东都为神都。尔后渐加营构，宫室百司，于是备矣。今之宫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备也。”^[32]从这一记载也能看出，唐代洛阳城市的发展，武则天时期是重要的历史时期，武后以洛阳为神都对洛阳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武则天时期都城洛阳城市建设的影响

武则天定都洛阳，将洛阳都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与翻新，使之成为一处完全可以替代长安的宫苑建筑，洛阳城市发展出现了一次飞跃，其意义是非常大的。它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我们保存下一份重要的物质财富。

武则天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礼制改制活动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唐朝礼制继承秦汉旧制而又发展，秦汉以降，礼文多缺，不甚详明，礼官针对于此多所论争。武则天统治时期，以“礼官不甚详明”为由，将执掌礼仪的大任交付自己的亲信祝钦明、韦叔夏、郭山恽等掌管^[33]。武则天造明堂、建宗庙、立天枢、封嵩拜洛，以武周宗庙、社稷取代李唐的宗庙、社稷等，都是在祝氏、韦氏、郭氏的参谋下，为以周代唐政治变革采取的重要举措。武周礼制建筑的修建和所举行的祭祀活动，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以武氏宗庙而言，随着武则天地位的一步步上升，武氏祖先的地位也一步步攀升。如武则天之父武士彟，按其地位本不够配享高祖庙的资格，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显庆元年（656），赠武则天之父武士彟至司徒，赐爵周国公，谥忠孝，配食高祖庙^[34]。仪凤三年，又赠武士彟太原郡王，于并州建太原郡王庙^[35]。武后临朝称制以后，追封武氏五世祖，立武氏五世祖庙，又于西京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甚至于出现了请武氏先庙为七室、减唐太庙为五室的情况。天授元年武则天以周代唐，又追封其七世祖为帝，并按“子七庙”的制度立武氏宗庙于神都，以取代唐之太庙^[36]，西京唐太庙降称享德庙。唐中宗复国，立唐太庙，迁武氏七庙主于西京崇尊庙^[37]。武氏的地位一步步凌驾于李氏之上。

明堂、郊祀等祭祀礼仪，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背景。依唐旧礼，明堂、郊祀、封禅行三献之礼，皆以皇帝为初献，而以公卿为亚献、终献。总章二年（669）祀南郊，告平高丽，即以唐高宗为初献，李勣为亚献^[38]。随着武后地位的不断提高，武则天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封禅旧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率内外命妇奠献”^[39]，要求以皇后为亚献。这样，乾封三年（668）高宗封泰山，皇帝为初献、武后为亚献，赵国太妃为终献。

武则天垂帘听政以后，永昌元年（689）正月飨万象神宫，武太后为初献，唐睿宗为亚献，太子李成器为终献^[40]。以周代唐以后，长寿二年（693）飨万象神宫，武则天为初献，魏王武承嗣为亚献，梁王武三思为终献，以此表明武周已取代李唐的正统地位^[41]。武则天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目的再次实现。

在高宗、武则天统治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武则天利用洛阳的礼制建筑进行大规模的立新与改制。尽管这期间武则对于都城洛阳的改制，完全是出于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且引起大多数李唐旧臣的反对，但是在武则天君臣进行一系列讨论的过程中，针对传统礼制的论证，对于整理中国古代礼乐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今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发展演变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另外，武则天对于洛阳城市的建设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物质财富。

隋着近年来洛阳都城考古工作的进展，对于隋唐洛阳城的考古挖掘工作也不断取得突破。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不断对洛阳城池、城门、宫殿建筑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与发掘。对于城墙建筑明确指出其修筑大多分前后两期，前期为隋末唐初。为研究洛阳都城前后期变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42]。

1986年10月～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在今洛阳市定鼎路与中州路十字路口东北角、洛阳市公交公司院内发掘出武则天明堂遗址^[43]。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中轴线上，南距宫城南面正门应天门405米、距乾元门遗址135米；西北距圆形建筑遗址约140米。

明堂夯土台基为八边形，复原的东西宽度约为87.5米。台基中央有一巨大的圆形中心柱坑，圆形柱坑坑壁为二层台式，上层口径9.8米，自二层台台面开始，坑口逐渐内收。坑底距台基夯土面4.06米，底径6.16米。坑底为四块大青石构成的巨型柱础。每块青石长2.40米、宽2.30米、厚1.5米。柱石表面刻细线两周，外圈直径4.17米、内圈直径3.87米。在东南西北面刻有定方向的刻线，方位角为358度。柱石中心有方形榫孔，榫孔边长0.78米、深0.4米。同时，在东南、西南、西北三块柱石上还分别凿有一榫眼，直径均为0.3米，孔深分别为0.23米、0.25米、0.16米。柱坑底部砌有一圈短墙，呈八边形。墙砖为单砖错缝平砌，墙砖残存5～11层，残高0.35～0.8米。台基夯土自中心圆坑至殿基边沿分为五圈，各圈夯土的宽度、深度和质量都不相同；最内圈，夯土宽8米、厚10米，夯土坚硬纯净；第二圈，宽6.5米、厚1.2米，夯土硬度较差；第三圈，宽7.9～8米、厚4.8～8米，夯土质量与第一圈相同；第四卷，宽3.8～4米、厚1.3～1.4米，夯土质量与第二圈相同；第五圈，宽11.6～11.7米、厚1.5～4.2米，夯土质量不好，含较多杂质^[44]。

考古发掘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武则天明堂的特点，大体来说，武则天明堂分上、中、下三层，中上两层为“圆盖”，下层为方形，符合明堂建筑“上圆下方”的古礼。明堂之下，环绕施铁渠，“为辟雍之象”，也就是说，武则天明堂是明堂、辟雍合为一体的。武则天明堂的建筑规模，文献记载“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考古发掘出来的明堂遗址仅余地基部分，明堂的真实高度，已无从知晓。但明堂基址的范围，却可以测得。明堂遗址台基“东西长约85米，台基北部为晚期石子夯土打破，南北残宽约72米”，这与文献记载中的“东西南北广三百尺（约合今88.2米）”的记载是非常接近的^[45]。

武则天明堂建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程，经过高宗君臣的论定，武则天的实施，使历史上久为人们所遗忘的明堂建筑得以复苏。

总之，武则天时期是洛阳城市建设最繁荣的一个时期，无论从城市经济、文化发展上，还是建筑形式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也为今天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张萍：87级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www.daowen.com)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隋唐洛阳城城垣1995-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3期。

[2]（唐）林甫等撰：《唐六典》卷七《工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0页。

[3]洛阳有九朝古都之说，即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后梁、后唐九个朝代都曾立都于此，现今又有一种新的观点，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洛阳当为十三朝古都，参（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262页。

[4]（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262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十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22页。

[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页。

[7]《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上》，第1030页。

[8]《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光宅元年条，第6418页。

[9]《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光宅元年条，第6421页。

[10]关于这一点，牛致功先生亦有相关论述，参《武则天与洛阳》，载《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9月版。

[11]相关讨论参魏徵：《明堂议》，《全唐文》卷140；《唐会要》卷一一《明堂制度》；《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

[12]《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56页。

[13]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18页。

[14]《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3页。

[1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477页。

[16]《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第3478页。

[17]事见《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条。

[18]《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条，第6470页。

[19]《元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

[20]《通典》卷四五“社稷”载：“隋文帝开皇初，建社稷，并列于含光门之右”（唐）杜佑：《通典》卷四五《社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70页。

[21]《大唐新语》

[22]《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四》；《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六》。

[23]相关研究参程存杰：《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第三章“唐代东都城市人口的变迁”，中华书局2002年版。

[24]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之五《东京外郭城》。

[25]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之五《东京外部城》。

[26]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之五《东京皇城》。

[27]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之五《东京东城》。

[2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百之建《上阳宫》，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16页。

[29]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之五《东京神都苑》。

[30]《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第1421页。

[31]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之五《东京神都苑》。

[32]《旧唐书》卷二六《礼仪六》，第988页。

[33]《旧唐书》卷二一《礼仪一》，第818页。

[34]《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元年条，第6296页。

[35]《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第3477页。

[36]参章群：《宗庙与家庙》载《唐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张萍《唐长安官私庙制及庙堂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37]《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景龙元年”。

[38]《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二年条，第358页。

[39]《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49页。

[40]《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永昌元年条，第6456页。

[41]《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条，第6488页。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隋唐洛阳城城垣1995-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3期。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5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5期。

[45]有关讨论参阅王岩：《关于唐东都武明堂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