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平拴

三十余年前，我请求赵文润老师做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赵师欣然应允。在赵老师精心指导下，我撰写了三万余字的毕业论文《略论唐代后期的货币》。毕业论文完成后，赵老师曾专门请我到他的家里，详谈这篇论文的不足及修改意见。此次谈话长达两三个小时。此情此景，时时念及，未曾或忘。应当说，这篇毕业论文的撰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84年毕业后，我留在唐史研究所工作。此后，我又将毕业论文送给史念海先生、牛致功先生、黄永年先生审阅。承蒙各位先生厚爱，我的这篇毕业论文曾一度准备在《唐史论丛》正式发表，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大学毕业十年后，我根据赵老师和诸位先生的意见，将毕业论文中的一部分单独抽出来修改成一篇论文，投送给《陕西师大学报》，并于次年正式发表。论文发表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5年第5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6年第1期两种刊物都全文转载了这篇论文，《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5年第6期又转摘了此文的要点。

今年欣逢恩师赵先生八十华诞，本应撰文纪念先生对我们的教诲及师生情谊，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文，颇感愧疚。故谨以此文献给先生，祝恩师健康长寿！

大约在唐德宗建中初年以后，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即物价急剧下跌，货币不断升值，旧史称之为“钱重物轻”。这次物价波动达七八十年之久，对唐中后期经济影响甚巨，为此深受唐朝治国者的重视。然而，他们并不明白产生“钱重物轻”现象的根源所在，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对待它，更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几十年来，不少学者对此也有不少研究。有的认为，由于经济发展、产品增加，从而使物价便宜，货币升值^[1]；有的认为，由于缺铜、铜币外流、佛寺大量用铜等引起货币升值^[2]；有的认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商品价格的跌落”，又由于唐政府“积极整顿币制”，从而引起货币价值升高。所以“出现钱重物轻的现象，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进程的”^[3]。有人则认为，钱重物轻是一种“物价病态下落”，而不是由于生产的上升^[4]。前辈学者的观点各有其独到之处，有的颇具启发意义。然而，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有些论点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为此，本文拟从赋税制度、货币价值、货币流通等方面入手，试对“钱重物轻”出现的原因等问题再作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一

为什么会在中唐以后产生“钱重物轻”现象呢？笔者认为，要说明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必须注意建中元年所创立的两税法，它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在许多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钱重物轻”与两税法是紧密相连的。例如，史称“建中初定两税，时货（货物）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5]。据《资治通鉴》记载：“自定两税以来，钱日重，物日轻。”^[6]。《唐会要》亦称：“自建中初定两税时，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7]上述史料说明，“钱重物轻”的出现与两税法的实行有着密切关系；建中初年颁行两税法，恰好是出现钱重物轻现象的历史起点。

众所周知，两税法主要是从户税和地税演变而来的，而户税则是以征收货币为其特征的。更重要的是，在制定两税法时，大大增加了税额中的货币比重。一般情况是，三分之二交纳见钱，三分之一折纳匹段^[8]。而一些地区则甚至于“尽纳见钱”^[9]。由此可见，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以后，从而使货币税额比唐前期空前增加。税制的这种变化，必然引起市场供求关系的剧烈波动。在交纳两税时，农民为了“计钱输税”不得不大量出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粮食布帛之类）以取得货币。因此，在实行两税法后，市场上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供给迅速增加，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农产品等供过于求的局面。很显然，这种供过于求不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而是新的赋税制度的产物。既然市场上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供过于求，由于受供求关系的制约，那么就必然引起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价格的迅速下跌，而货币价值则相对升高。胡如雷先生把这种物价下降现象称之为“物价病态下落”^[10]，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其实，对这种物价的“病态下落”，唐人已有所觉察。白居易就曾尖锐地指出：“今田畴不加辟而菽粟之价日贱，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轻。”^[11]。可见唐人也认为，中唐以后的物价日益跌落并不是由于生产发展所造成的。所以，那种认为生产发展、产品增加从而使“物价便宜”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中唐以后的“钱重物轻”现象，其说难以成立。

同样，“铜币外流”等说法也无法解释钱重物轻出现的真正原因。在中外交往中，唐朝货币往往被唐人或日本、新罗等外国人带到国外。这一点不容置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外流的货币是否很多，以至于引起唐朝的物价波动？纵而观之，在宋代以前，中外经济交流还不够发达，货币外流的数量和规模仍然很有限。货币大规模外流从而导致中国经济波动大致是宋代以后才有的现象（参《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更何况唐代的货币外流与近代的金银外流简直不能相比。而且，当时唐朝周围的国家如日本、新罗等，其经济发展程度还很低，实物经济的色彩相当浓厚，并不需要从唐朝大量输入货币。总之，唐后期货币外流的规模十分有限，它不足以引起唐朝物价的剧烈波动。

显然，佛寺用铜与钱重物轻的出现亦并无多大关系。因为，其一，尽管唐代是佛教的极盛时期，但佛寺用铜还不至于达到严重影响唐代货币发行的程度。其二，唐代的几次崇佛高潮分别出现在中宗、睿宗、武则天、元和、咸通时期。在每次崇佛高潮中，的确都会消耗不少铜，但在德宗建中年间却并无这样的崇佛高潮。如果说佛寺大量用铜能够使币值升高、物价下跌的话，那么，为什么在大力崇佛的武周年间而没有出现“钱重物轻”现象呢？

由于唐王朝赋税制度的变革（即改行两税法），人为地造成了市场供求关系失衡，商品供过于求，从而导致物价持续下跌。“钱重物轻”根本不是社会生产发展、产品增加的结果，而是建中初年改行两税法的产物。“铜币外流”说及佛寺大量用铜说也不能解释“钱重物轻”现象。

二

中晚唐“钱重物轻”现象，从表面来看是一个物价持续下跌过程。如果仅仅把它们归之于市场供求关系失衡，则未免失之于简单化。因为，物价的上升或下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现象，往往不是某一方面的原因。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有时是商品自身价值升降而引起的，有时则是货币价值尺度本身升降造成的，也可能二者同时起作用^[12]。只有进行多方面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所以，我认为，仅从两税法来考察“钱重物轻”产生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还应从货币价值量的变动去考察。

引起货币本身价值升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或由于制造货币所需的劳动量的变化（如造币技术提高会使货币价值下降，反之亦然）；或由于新矿山的发现（新矿山的发现也可导致货币贬值）；或由于货币流通手段量的变化等等。从文献记载看，唐后期铸币技术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因而唐后期的货币价值决不会下降；中唐以后倒是开采了一些新铜矿或增加了一些钱监（铸币点）。例如，建中元年以后，在商州增开红崖冶和洛源钱监。元和三年（808）李绛又建议增开郴州平阳等铜矿。但是，唐政府也废止了不少钱监。例如，唐政府在建中初年一次就废止江淮地区七个钱监^[13]。尽管唐后期铜矿和钱监有废有兴，但可以肯定新矿山和新钱监不会有多少增加。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唐后期货币价值也绝不可能下降。

再从铸币成本来看。建中元年（780），户部侍郎韩洄上奏指出：“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14]由此可见，唐政府每铸造一贯钱（1000文）所需的成本（即工用转送之费）居然高达2000文。据载，开元天宝时期铸造货币的成本则是：“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15]以此计之，建中初年铸造货币所需成本比开元、天宝时提高了2.67倍。如此高昂的铸币成本，恐怕是任何一个政府也不愿承担的，所以唐政府关闭了江淮七个钱监。但是，据韩洄奏章所说，唐政府后来在商州所开的红崖冶和洛源监，其铸币成本也高达每贯900文^[16]，仍然比开元天宝时提高15%。总之，唐后期货币发行的成本比安史之乱前大提高了。正因为制造货币所需的劳动量（在此体现为成本）大幅度提高，从而导致唐后期货币本身价值的不断升高。而货币本身价值的提高，则必然引起商品价格的下跌。这就是唐后期出现钱重物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民间常常将唐政府发行的铜币销熔成铜，然后再铸成别的器物出售。贞元九年（793），张滂上奏称：“兴贩之徒，潜将销铸，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值六百余。有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实减耗。”^[17]到唐文宗时，这种现象仍然很严重。时人李珏指出：“今江淮已南，铜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销钱一缗，可为数器，售利三四倍。”^[18]唐代铜币1000文（一贯）的法定重量为6.4斤^[19]，而从上述记载看，贞元年间一斤铜则高达600文，那么，销钱者将1000文钱销毁铸成器物后，则可得到：6.4×600=3840（文）。其利润高达3倍以上。而唐人李珏亦称销钱者可以“售利三四倍”，与笔者所计正相吻合。由此可见，唐后期货币材料（铜）的价值比安史之乱前也大大提高。马克思指出，在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会同金（货币材料）本身的价值一起变动，金的价值降低，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提高；金的价值提高，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降低”^[20]。根据马克思这一理论，货币材料的价值提高，商品的价格则会相应地降低。如前所述，在中唐以后，货币材料（铜）的价值已比安史之乱前上涨了数倍以上，这就势必引起货币本身价值大幅度提高；而货币本身价值的提高，则必然会引起商品价格持续下跌。概言之，中唐以后货币材料价值的大幅度提高，无疑是产生“钱重物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钱重物轻”的出现，还与当时的货币流通状况有密切关系。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中唐以后的货币流通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1.中唐以后，货币积藏现象十分严重，京师长安在此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据记载，“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如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21]。当时，“钱多留城中，逐时收贮，积藏私室，无复通流”^[22]。为此，唐政府一再严令禁止蓄积现钱。由于大量的钱被积藏于私室，成为贮藏货币，从而使不少货币人为地退出流通领域，它们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几乎完全丧失，因而必不可免地降低了货币平均流通速度，导致通货紧缩。此其一。唐政府拙劣的货币政策也加剧了通货紧缩趋势。贞元初，唐政府规定：“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23]而且，当时诸道州府也往往“禁止见钱，不令出界，致使课利有缺，商贾不通”^[24]。禁止现钱出境流通，也必然导致货币流通速度降低。本来，中唐以后出现的“飞钱”（即便换），有利于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缓解钱重物轻趋势。然而，在元和六年（811）唐政府竟然禁止商人便换，从而引起“家有滞藏，所以物价转轻，钱多不出”^[25]。可见政府的货币政策也造成了货币“滞藏”，加剧了通货紧缩。此其二。另外，前文已指出，中唐以后有不少货币被销铸成器物，从而使流通中的货币被大量“耗蚀”，丧失其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流通中的货币量急剧减少，导致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的结果必然是物价下跌。唐人也似乎认识到这一点。宪宗就曾在诏令中指出：“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壅塞，不得通流。”^[26]

2.大量史实表明，在中唐以后，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量与货币供给量之间有着极其尖锐的矛盾。据记载，天宝时，唐政府每年发行的货币达32.7万贯（《新唐书·食货志》）。但在安史之乱后，货币发行量却急剧减少。详见下表：

唐代后期每年货币发行量表　（单位：万贯）

从上表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后，年货币发行量仅仅只有天宝时期的30.6%～46%。也就是说，唐后期年货币发行量还不到天宝时期的一半，可见当时货币发行量已大规模缩减。

然而，中唐以后的货币需求却有增无减。安史之乱后，货币需求的巨大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军费。在唐前期实行府兵制的情况下，军费支出并不多。但是，在府兵制破坏、改行募兵制后，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战乱连年的情况下，唐政府的军费支出空前增加，而且军费常常是以货币支付的。例如，安史之乱后，“岁发防秋兵三万戍京西，资粮百五十余万缗”^[27]。建中年间讨伐李希烈，“诸军月费钱一百三十万贯”^[28]。宪宗时，一次就“赏三军钱二十万贯”。元和十一年（816）又“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供军”，次年又出钱30万贯“付度支供军”^[29]。穆宗时，仅赏赐将士的钱动辄就是100万贯，甚至有时达到数百万贯^[30]。其二是官俸。安史之乱后，各级官吏的货币俸禄也大为增加。这里仅以一品官为例。开元二十四年（736），一品官货币俸禄每月为31贯，到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则猛增到120贯^[31]；到德宗贞元四年（788）又增至200贯^[32]。以此计之，德宗时的货币俸禄比玄宗时提高6.5倍。更有甚者，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列郡刺史无大小皆给千贯”^[33]。而郭子仪甚至“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34]。上述史实说明，在安史之乱后，以货币支付的军费和官俸都较前大幅度增加了。这种趋势无疑意味着，唐政府财政支出的货币部分空前增加了。这就迫使唐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大力增加货币收入。因此，唐政府便力图征收货币税以增加货币收入。这一点在代宗、德宗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代宗大历四年（769）重订户税额，规定上上户税钱4000文，下下户税钱500文，并规定“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35]。据笔者估计，仅此一项，全国每年即可收入500万贯。代宗时，又增征青苗钱和地头钱。大历元年（766），仅青苗钱收入就达490万贯^[36]。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创立的两税法更使货币税额空前增加。据唐人记载，建中初，“每岁天下共敛钱三千余万贯”^[37]。可见唐政府货币收入之巨。总之，唐政府的货币收入也比安史之乱前有了大幅度增加。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的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都有大幅度增加。在唐后期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的情况下，这就必须要求相应增加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量。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当时唐政府的货币发行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比安史之乱前大幅度减少。这就使得货币流通需要量与实际流通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通货紧缩局面。由于通货紧缩，货币价值不断升高，商品价格也就自然会下跌。这就是德宗以后“钱重物轻”现象得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如何看待唐后期的“钱重物轻”现象呢？它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即由于生产的发展而使物价日益低廉，以至于“钱重物轻”成为值得赞扬和肯定的现象。这个错觉应该排除。

实际上，“钱重物轻”是从逐渐变化的角度上讲的，它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德宗建中初年。所谓“钱日重，物日轻”（即物价日益低廉），则显然是以安史之乱后万物凋敝、物价腾涌的险恶状况为参照物的。唐人对此讲得十分明白。［贞元初，陆贽指出：“往者初定两税之时，百姓纳税一匹，折钱三千二三百文，……近者，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一千五六百文。”^[38]权德舆在贞元时指出：“大历中，一缣直钱四千，今止八百。”^[39]元和时，李翱则说：初定两税时，一匹绢直钱4000文，一斗米直钱200文，而到元和时“绢一匹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40]。穆宗长庆时，韩愈则指出：“初定两税时，绢一匹直钱三千，今绢一匹直钱八百。”^[41]上述史料说明，唐人所述的“钱重物轻”都是以建中初年以前的超高价格为参照物，而不是以贞观或开元时期为参照物的。如果稍加对比就可发现，建中以后的价格并不低廉。据载，贞观四年（621），“米斗四五钱”^[42]。至十五年，“米每斗直两钱”^[43]。而元和时期“米斗不过五十”。可见，元和时期的米价比贞观时高出10倍甚至20余倍，这种价格显然并不低。贞元时，每匹绢直1600文，即使元和时也达到800文，而在开元、天宝时，“绢一匹，钱二百”^[44]。可见，贞元时的绢价比开元时高七八倍，元和时也要比开元时高4倍。所以，建中以后“钱重物轻”所显示出的“物价低廉”，并不是真正的低物价。它的“低”是针对安史之乱后米斗千文、匹绢数千文的超高价格而言的。

“钱重物轻”持续七八十年之久，而且作为一种经济波动，它在建中至长庆年间表现得尤为剧烈。因而它对唐后期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钱重物轻”使广大农民深受其害，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史称：“自初定两税，货（物）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以至于“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45]。元和二年（807），宪宗在诏书中承认：“钱贵物贱，伤农害工，权其轻重，须有通变”^[46]。武宗在会昌六年（846）诏中也说：“比缘钱重币（物）轻，生民坐困。”^[47]由此可见，“物价愈下”致使百姓“所纳愈多”。这说明，“钱重物轻”现象对百姓非常不利，因为它“伤农害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从而使“生民坐困”。为什么“钱重物轻”会“伤农害工”呢？因为，在实行“计钱征税”的两税法以后，随着货币的升值和物价跌落，百姓的赋税负担必然日益增加。如前所述，建中元年制定两税时，一匹绢卖3200文，至贞元时降至每匹1600文。如果某户农民按规定要向政府交纳两税钱1.6万文，那么，建中元年时他卖5匹绢即可得到1.6万文，从而完成纳税义务。而到贞元时，他就必须卖10匹绢才能得到1.6万文，完成纳税义务。这样，从建中初到贞元，由于“钱重物轻”而使百姓赋税负担增加了一倍。所以，史称：“自建中初定两税时，货（物）重钱轻，是后货（物）轻钱重，齐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矣。”^[48]而且，随着钱重物轻现象的持续和加剧，农民的赋税负担也就日益加重。至穆宗长庆时，由于“钱日重，物日轻，民所输三倍其初”^[49]，农民负担比建中初已增加了3倍。也正因为如此，宪宗和穆宗曾先后召集群臣“议钱货轻重”，试图革除此弊，然而始终未能奏效。其次，“钱重物轻”还加剧了农民弃农经商之风的盛行。李翱在《疏改税法》中指出，由于“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50]。可见在钱重物轻影响下，农民日益困穷，从事经商（末业）者日趋增多。在策问进士时，他更明确地指出：钱重物轻致使“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51]。农民弃农经商已达30%—40%。白居易也曾指出：“懋力者轻用而愈贫，射利者贱收而愈富。致使农人日困，游手益繁矣。”^[52]晚唐人姚合亦做诗云：“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53]上述史实说明，农民“尽去作商贾”与钱重物轻有很大关系。

五

在谈及“钱重物轻”出现的原因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安史之乱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而降低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由于商品自身价值量的降低，从而导致了商品价格的下降^[54]。这个意见从理论上讲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实际上，“钱重物轻”作为特殊的物价波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并无关系。根据前文所述，从大历到贞元年间，每匹缣的价格从4000文降至800文，跌幅达5倍；从建中初至元和年间，米价从每斗200文降至不足50文，粟价从每斗100文降至20文以下，帛价从每匹2000文降至800文以下，跌幅均高达3-5倍以上。物价下跌如此剧烈，显然不可能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所造成的。因为，从大历到贞元仅有30余年，劳动生产率根本不可能提高3-5倍以上。所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解释钱重物轻是很勉强的。

为了分析“钱重物轻”产生的原因，金宝祥先生也曾从货币价值的角度去考察。应当说，金先生这一研究思路颇具启发意义，而这正是他比其他前辈学者有所进步的地方。不过，金先生在探讨中晚唐货币价值时仍有一些不妥之处。其一，他认为，“至于货币价值的提高，是指安史乱后至代宗大历年间长安政府的积极整顿币制而言”。当时，“恶钱的流通渐趋消失”，而且铅锡钱“已基本绝迹”^[55]。在此基础上，他把高宗显庆五年（660）唐政府规定的“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的兑换率“作为唐代好钱、恶钱的标准比价”，并进而推论说：“那么，自两税法推行以后，货币价值和昔日恶钱流通时相较，就高出四倍。这样，商品价格也便跌落四倍。”^[56]我认为，这样推论实欠妥当。首先，用五文恶钱兑换一文好钱的比率，仅仅是显庆五年的一项临时性规定，它并未实行多长时间。另外，唐代300年间绝没有在好钱与恶钱之间规定一个所谓“标准比价”。即就是显庆五年所规定的5比1的兑换率，也仅仅实一个月即被废止，而改用2比1的兑换率。《唐会要》对此记载得十分清楚：“显庆五年九月，以天下恶钱多，令官私以五恶钱酬一好钱。至十月，以好钱一文博恶钱两文。”^[57]由此可见，这个5比1的兑换率仅仅实行了一个月便改为2比1。从两《唐书》《唐会要》《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来看，我们可以断定，从大历至建中年间，唐政府也始终没有在恶钱与好钱之间规定一个“标准比价”。金先生所谓5比1的“标准比价”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唐政府积极整顿币制从而使货币价值提高，商品价格跌落”的说法不符合中晚唐实际，“钱重物轻”并不是唐政府“积极整顿币制”的结果。其二，金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到代宗大历年间，“当时一方面严禁恶钱，使恶钱的流通渐趋消失”，而且在“在两税法推行后，作为恶钱的铅锡钱，已基本匿迹”。实际上，恶钱并未“渐趋消失”，铅锡钱也没有“基本匿迹”。据记载，德宗时，“江淮多铅锡钱，以铜荡外，不盈斤两”^[58]。而且，贞元、元和、长庆、大和年间都曾下诏严禁铅锡钱的流通。例如，元和二年（807）四月，宪宗就曾下诏“禁铅锡钱”^[59]。至文宗大和三年（829），中书门下还在讨论如何制裁使用铅锡钱者。他们上奏建议：“自今已后，有用铅锡钱交易者，一贯已下，以州府常行杖决脊杖二十；十贯以下，决六十，徒三年；过十贯以上，所在集众决杀。其受铅锡钱交易者，亦准此处分”，并采取措施重赏纠告者^[60]。由此可见，当时流通领域中铅锡钱仍然很多，根本没有“匿迹”，否则，何必采取如此严酷的惩治手段？建中二年八月，诸道盐铁使包佶甚至奏称：“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交下粗恶，拣择纳官者，三分才有二分，余并铅锡铜荡，不敷斤两，致使绢价腾贵，恶钱渐多。”^[61]这说明，建中初年实行两税法后，恶钱的流通并未“渐趋消失”，甚至有“恶钱渐多”之势，铅锡钱亦未“匿迹”。总之，建中以后货币本身价值的提高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种提高绝不是唐政府“积极整顿币制”的结果。

（薛平拴：87级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7页。

[2]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4～405页。

[3]金宝祥：《安史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

[4]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14页。

[5]《旧唐书》卷一四八《裴垍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991页。

[6]《资治通鉴》卷二四二，穆宗长庆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7799页。

[7]《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22页。

[8]《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两税钱数内三分，二分纳见钱，一分折纳匹段。”第2094页。

[9]《全唐文》卷七八《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820页。

[10]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214页。

[11]《白氏长庆集》卷三○《问进士》。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3]《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第2101页。

[14]《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第2101页。

[15]《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1386页。(www.daowen.com)

[16]《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第2101页。

[17]《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第2101页。按：此处所言与《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相同。但《唐会要》卷八九《泉货》则作“斤直六千余”。“六千”之说显然数字太大，恐难近情理，故不取。

[18]《旧唐书》卷一七六《杨嗣复传》，第4557页。

[19]《唐会要》卷八九《泉货》，第1925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章《货币或商品流通》，第137页。

[21]唐会要》卷八九《泉货》，第1935页。

[22]《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第2103页，元和七年王绍奏语。

[23]《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第1388页。

[24]《唐会要》卷八九《泉货》，第1932页。

[25]《唐会要》卷八九《泉货》，第1934页。

[26]《唐会要》卷八九《泉货》，第1935页。

[27]《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第1348页。

[28]《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第5786页。

[29]《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第450页，第457页，第463页。

[30]《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第483页，第487页；参《资治通鉴》卷241。

[31]《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俸料钱》上。，第1963～1964页

[32]《册府元龟》卷五○六《邦计部·俸禄》，第6077页。

[33]《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第436页。

[34]《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第3467页。

[35]详参《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第1817页。

[36]《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第1400页。

[37]《通典》卷六《食货典·赋税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1页。

[38]《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二条。

[39]《新唐书》卷一六五《权德舆传》，第5078页。

[40]李翱：《习之先生文集》卷二《疏改税法》，亦见《全唐文》卷六三四，第6403页。

[41]《韩昌黎全集》卷四○《变盐法事宜状》。

[42]《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第1344页。

[43]《通典》卷七《食货典》，第148页。

[44]《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第1346页。

[45]《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第1353页。

[46]《唐会要》卷八九《泉货》，第1932页。

[47]《唐会要》卷八九《泉货》，第1938页。

[48]《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第1822页。

[49]《资治通鉴》卷二四二，穆宗长庆元年，第7799页。

[50]《全唐文》卷六三四《疏改税法》，第6403页。

[51]《全唐文》卷六三四《进士策问二道》，第6399页。

[52]《全唐文》卷六六九，白居易：《进士策问五道》，第6811页。

[53]《全唐诗》卷四九八姚合《庄居野行》。

[54]金宝祥：《安史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

[55]金宝祥：《安史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刊《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

[56]金宝祥：《安史乱后唐代封建经济的特色》，刊《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

[57]《唐会要》卷八九《泉货》，第1926页。

[58]《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1388页。

[59]《唐会要》卷八九《泉货》，第1932页。

[60]《唐会要》卷八九《泉货》，1937页。

[61]《唐会要》卷八九《泉货》，第19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