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生

《贞观政要》（以下称《政要》）所题之吴兢职名有四，一为《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贞观政要》”条所载的“卫尉少卿兼修国史”^[1]，一为日本藏本《政要》所题吴兢职名“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崇文馆学士”^[2]，一为戈直集论本《政要》所题吴兢职名“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修文馆学士”^[3]，一为谢保成先生《贞观政要集校》（以下称《集校》）所题吴兢职名“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4]。四名相同处乃在都有“卫尉少卿兼修国史”，那么《直斋书录解题》所载的“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就是基础了。故现在需明白的是：《直斋书录解题》所载此“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基础是否正确？即是否吴兢上奏《政要》时是只题有“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还是在“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之外还有别的职名——“崇文馆学士”、“修文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如在“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之外还有别的职名，那么，“崇文馆学士”、“修文馆学士”、“弘文馆学士”此三个职名中当以何者为是？

日本藏本《政要》所题吴兢职名有误，谢保成先生已指出，误在未明“崇文馆学士”与“弘文馆学士”之区别，即不知二者乃两个不同系统的官，故其显然为传抄者妄加^[5]。此说有道理。所以此日本藏本《政要》“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之外的“崇文馆学士”不为吴兢上《政要》时当有的职名，可以肯定。

那么，现在我们只需考虑戈本《政要》与《集校》“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之外的“修文馆学士”和“弘文馆学士”，当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或是否二者皆非的问题了。

我认为《集校》“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之外的“弘文馆学士”有很大的考虑余地，而戈本《政要》的“修文馆学士”是不对的。因为戈直当是据《旧唐书·吴兢传》兢有“兼修文馆学士”和“历卫尉少卿”之事的记载，合以《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而来，却对此《传》的记载不准确，全然不察，甚为疏忽。理由是：《唐六典》所载开元三年（715）后不可能有“修文馆学士”：“武德初，置修文馆；武德末，改为弘文馆。神龙元年（707），避孝敬皇帝讳，改为昭文。神龙二年（700）又改为修文，景云二年（711）改为昭文。开元七年（719）又改为弘文……”^[6]是知吴兢若为“修文馆学士”只可能在神龙二年与景云二年之间。可是《旧唐书·吴兢传》所载的“修文馆学士”乃在开元三年后，文曰：“……丁（母）忧还乡里。开元三年服阙，抗疏言曰：‘……’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故《旧唐书·吴兢传》显然是把“昭文馆学士”误作“修文馆学士”了。尤可注意者，据《旧唐书·吴兢传》载，兢任“卫尉少卿”只在开元三年后，本人所考兢任“卫尉少卿”在开元四年（716）或五年至十二年（724）或十三年之间（详注7所言之拙文）；可知依《唐六典》的记载，有修文馆学士之时，吴兢未任卫尉少卿，吴兢任卫尉少卿之时，实际并不存在修文馆学士。如此，则戈直以《政要》前题吴兢职名为“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修文馆学士”，是强加给吴兢的职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主张《政要》成书进呈在开元九年（721）九月至十年十月之间^[7]。当然就认为《集校》“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之外的“弘文馆学士”有很大的考虑余地了。因为我已考吴兢解“卫尉少卿”在开元十三年（725）或十二年，其解“兼修国史”在开元十一年（723），而“弘文馆学士”在开元七年（719）后即有。故《政要》成书进呈时，吴兢题其职名为“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是可能的。

但有可能不等于就是事实，因为如上文所述：兢开元三年“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后有“俄兼修文馆学士”之事，此“修文馆学士”当为“昭文馆学士”；“昭文馆学士”存在于景云二年至开元七年之间；开元七年就改“昭文馆”为“弘文馆”；则在开元九年九月至十年十月之间当只有“弘文馆学士”。但此时吴兢是否还在“兼”“弘文馆学士”就值得考虑了。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开元九年九月至十年十月之间吴兢有“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之职名，其时是否在“兼”“弘文馆学士”值得考虑。

更值得注意者，《集校》虽题吴兢职名为“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可是该书的有关论述却与此职名不一致。《集校》之《叙录》及附录《吴兢学行及著述》都以吴兢任“卫尉少卿”在开元五（717）、六年，七年就任“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了^[8]。吴兢任“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见苏頲所作《授吴兢著作郎制》^[9]。可是此《制》于兢任著作郎之前的职务中却未提到“卫尉少卿”，而若兢开元五、六年果任“卫尉少卿”，则此《制》必言之。然而，吴兢任“卫尉少卿”是不必怀疑的，理由是，不仅《旧唐书·吴兢传》载吴兢任有此职，而且《旧唐书·韦述传》也载吴兢任有此职，何况还有《直斋书录解题》的记载可以作为辅助证据。那么，苏頲所作《授吴兢著作郎制》不提吴兢任有“卫尉少卿”，其原因在哪里呢？

我认为，原因就在吴兢任“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不在谢先生所说的开元七年^[10]，而当在开元三年或四年。在任“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后方有任“卫尉少卿”事。故苏頲所作《授吴兢著作郎制》当然就不会提到吴兢任“卫尉少卿”了。《旧唐书·韦述传》于开元五年记吴兢之职为“卫尉少卿”，虽不能说吴兢为此职一定在五年，但只要在其任“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之后就可以了。

那么，何以知吴兢任“卫尉少卿”必在其任“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之后呢？《旧唐书·吴兢传》：“…丁（母）忧还乡里。开元三年服阙，抗疏言曰：‘……’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11]此中的“修文馆学士”就是苏頲所作《授吴兢著作郎制》中“行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的“昭文馆学士”。《旧唐书》的编者于“修文馆学士”“昭文馆学士”各自存在的时间盖有未明，故把“昭文馆学士”误作“修文馆学士”了。不然就是因为“修文馆学士”“昭文馆学士”本是同职异名而不加分别。或者，于唐“修文馆学士”本为最早之名，其后虽有改名之事，人们仍习惯于旧称，故《旧唐书》的编者虽知开元三年后实际只名“昭文馆学士”，而仍沿旧称而作“修文馆学士”了。无论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旧唐书·吴兢传》之“俄兼修文馆学士”实际当作“俄行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旧唐书·吴兢传》既然在开元三年后明载“俄”，则吴兢为“行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的时间就不当在谢先生所理解的开元七年。

这样我们得认为《新唐书·吴兢传》“…以母丧去官。服除，自陈修史有绪，家贫不能具纸笔，愿得少禄以终余功。有诏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睿宗崩……”^[12]乃是省略了“行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了。据《旧唐书·玄宗纪》睿宗崩在开元四年（716）六月。考虑到《旧唐书·吴兢传》“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中特别标出的“俄”字，可认为“行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当在“睿宗崩”之前即在开元四年六月之前的开元三年或四年。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说到谢先生《集校》列“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之吴兢职名及其确定的吴兢任“卫尉少卿”的时间二者之间的矛盾了。因为他既认为吴兢为“卫尉少卿”在开元五、六年，而开元七年后吴兢就任“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了。也就是说，他认为开元七年后吴兢未任“卫尉少卿”，而据《唐六典》“弘文馆学士”又是只在开元七年后方有，如此一来，是《集校》所列“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此吴兢职名就等于是非吴兢同时所任之职！更可注意者，“修国史”和“弘文馆学士”都只是以它官而“兼”者^[13]，如此即有“本官”与“兼官”之别，如果连“本官”都不存在，当然就没有“兼官”了。因而如照谢先生的理解，那是说不通的。谢先生既主《政要》进呈于开元十七年^[14]（729），又主《政要》进呈时其前所题吴兢职名为“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其中“卫尉少卿”只存在于开元五、六年，“弘文馆学士”又只在开元七年后方有，则其间的矛盾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或许只有如我所理解，即《政要》成书进呈在开元九年（721）九月至十年十月之间，而“卫尉少卿”一职之解在开元十三年（725）或十二年，才可把“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列在《政要》之前。但由于吴兢任“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乃在其任“卫尉少卿”之前，则其开元七年后虽任“卫尉少卿”，但是否还在“兼弘文馆学士”，还是值得考虑的。所以，综合言之，我倾向于认为《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此吴兢职名当比较可靠。

须言者：《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此吴兢职名之所以比较可靠，其原因盖在有某种直接的传本依据。从陈振孙的话（见下），可知他是以其所见的《政要》之本而言的。可是，陈振孙却对吴兢此职名的正确性未有足够的认识，他说：“按《新、旧（唐）书》列传，（吴）兢未尝为此官，而书（指《政要》——引者）亦不记岁月。但其首题良相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亦未详何人。《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15]后人又由于陈振孙有这样的话，也不知《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此吴兢职名可靠。此种情况自元代戈直以来，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这是今天我们所见新出之《政要》所题吴兢职名尚不正确的原因。有鉴于此，我们特别就《政要》应当题的吴兢职名一事加以揭出，进行讨论。由于我们已经解决了陈振孙不明白的问题^[16]，故敢对《政要》应当所题的吴兢职名做出一个或许可称为定案的回答。

（李万生：85级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地理研究室研究员）

【注释】

[1]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直斋书录解题》。(www.daowen.com)

[2]此乃江家本吴兢《上〈贞观政要〉表》后所题者，详谢保成先生《集校》第15页。

[3]参《四库全书》本戈本《政要》。按，戈直本是影响很大的本子，是一通行本，有多种翻本，如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之本皆是。

[4]《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正文第7页《序言》前。

[5]见《集校》之《叙录》第16～17页。

[6]（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八《弘文馆》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4页。

[7]拙作《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问题》于此有所论述，见《隋唐史论——牛致功教授八十华诞祝寿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又见《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2期。前者为初稿本，约三万七千字；后者为修改本，约四万二千字，乃最完整者。

[8]《集校》之《叙录》所列吴兢“生平大略”说：“开元五年（717年）前后”吴兢“以卫尉少卿之职奉诏编次书目”，开元五年之下即列开元七年事，云“授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集校》第11页），是显示开元七年之后吴兢已不任“卫尉少卿”。可见，在谢先生那里，是说吴兢任“卫尉少卿”在开元五、六年，也可能包括四年。谢先生又说：“（开元四年）十二月，姚崇罢相，宋璟继任。史称：‘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紧接着，秘书监马怀素奏请整比图书，编次书目，吴兢以卫尉少卿之职奉诏参预编次。（”《集校》第5页）又说：“开元七年前后，吴兢授著作郎兼昭（修）文馆学士。”（《集校》第6页）按，“开元四年十二月”后的“紧接着”，当然应该理解为“开元五年”了。依此又似说吴兢任“卫尉少卿”在开元五、六年，不包括四年。因此，谢先生大概是以吴兢任“卫尉少卿”在开元五、六年的，七年就任“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了。《集校》附录《吴兢学行及著述》开元七年条说“兢以谏议大夫兼修国史行著作郎昭文馆学士”，其依据为苏颋《授吴兢著作郎制》（第604页）。可是依我们的理解，此开元七年是不可能的。

[9]苏颋文见《全唐文》卷二五一，文曰：“黄门：朝议大夫守谏议大夫上柱国兼修国史吴兢祗服言行，贯穿典籍，蕴良史之才，擅巨儒之义；顷专笔削，仍侍轩阶。而官之正名，礼不以讳。宜著书于麟阁，复载籍于鸿都，可行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余如故，主者施行”。〔（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二五一苏颋《授吴兢著作郎制》，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42页〕如此，是吴兢的头衔全称为：朝议大夫守谏议大夫上柱国兼修国史行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但此制并未言时间在开元七年。

[10]我们也可明白谢先生何以不在《集校》之《叙录》及附录《吴兢学行及著述》中言开元七年后有吴兢任“卫尉少卿”事了。因为苏颋《授吴兢著作郎制》未言吴兢任此职。但是，如果吴兢任“卫尉少卿”果在开元五、六年，即吴兢任“朝议大夫守谏议大夫上柱国兼修国史行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之前，那么，苏颋《授吴兢著作郎制》岂有不言其任“卫尉少卿”之理？这样，他必考虑吴兢“行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之事是否在开元七年了。但是他未考虑，我们就感到遗憾了。

[1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二《吴兢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82页。

[12]（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75页。

[13]参《唐六典》卷九“史馆”之注文及卷8“弘文馆学士”之注文。关于“学士”为他官所兼之情况钱大昕有说：《廿二史考异》卷四四《唐书四》于“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下曰：“案：学士无品秩，但以它官充选，又为天子私人，故不隶三省。《唐六典》不载翰林学士，学士亦差遣，非正官也。”此所言是。其中“学士无品秩，但以它官充选”本专为引就翰林学士而言，但弘（修）文、集贤学士亦包括在其中。故《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弘文馆学士”注所云“五品已上，称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的“五品”“六品”盖当就“兼”学士之本官而言，非谓学士有五品、六品之别。

[14]《集校》之《叙录》（第27页）。

[15]（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16]见拙文《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问题》（本文注7），及该文注释1所揭之三篇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