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禄

隋唐长安城的规划布局

隋唐长安城创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六月至三年（583）三月，增修于唐代。隋称大兴城，唐称长安城，均称为隋唐长安城。它是我国大一统的隋唐两代王朝三百多年的国都，为我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为规整、建筑最为宏伟壮丽的一座都城。其在营建制度和规划布局上，具有以下明显特点：

1.规模空前

隋唐长安城建筑布局的突出特点，是其规划宏伟，规模空前，全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是我国古代，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

如与我国古代都城相比，它的面积是汉长安城面积（36平方千米）的2.33倍，是北魏洛阳城面积（73平方千米）的1.15倍，是隋唐洛阳城面积（45平方千米）的1.86倍，是元大都面积（50平方千米）的1.68倍，是明南京城面积（43平方千米）的1.95倍，是明清北京城面积（60平方千米）的1.4倍等。

同时，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城相比，他是公元447年所建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面积（11.99平方千米）的7倍，是公元800年所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面积（30.44平方千米）的2.75倍，是公元690年所建日本奈良藤原京面积（6.5平方千米）的12.92倍，是公元708年所建日本奈良平城京面积（22.5平方千米）的3.37倍，也是公元793年所建日本京都地区平安京面积（22.88平方千米）的3.67倍等等。

隋唐长安城规模的空前扩大，与隋初准备利用都城控制大量人口，迁徙江南被灭各国贵族以实京师的需要进行规划设计有关。同时，这也反映了我国大一统的隋唐两代经济的繁荣、国势的强盛及在建筑风格上的宏大气魄。对此，日本学者平冈武夫认为：“长安城的设计，不是由于实用的必要，而是本着一种理想，即抱着天下世界王者都城的理想而规划了的。”^[1]

2.创设皇城

隋唐长安城在建筑上突破了以往都城仅有内城（宫城）与外城（郭城）的传统格局，在郭城之内宫城之南另建一皇城，专置中央衙署与禁军机构，从而改变了过去都城内衙署与居民住宅混杂一起的状态。而在隋以前的都城中，中央衙署散布在居民住宅区之间，两者并无严格的分隔。虽然从曹魏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开始，都城中的中央衙署机构逐渐就排列在宫城南之铜陀街的两侧。但是，将中央衙署专置于皇城，以高大的城垣防护及严密的防守，与郭城内居民住宅严格分隔，则是隋文帝在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中的新创。如《唐两京城坊考·皇城》载，皇城内“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廊署列于其间”^[2]。对此，北宋史学家宋敏求在《长安志》中说：“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3]，于是皇城之内，为列府寺，不使杂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隋文帝在隋唐长安城开创的这一皇城建筑新制，独一我国后代的都城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长安皇城，为今天西安城的直接前身。

3.三城层环

隋唐长安城与以往都城不同，在城垣建制上采取三重制，建有内城的宫城和外围城的外郭城，三城层层相环，所谓“秦地平如掌，层城出云汉”^[4]。根据古代“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原则，其中宫城是封建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处，皇城是中央百宫衙署所在地，外郭城是居民坊里住宅区和工商业区。宫殿、官衙、民居各集中一区，区域功能，因城而不同。

隋唐长安城是在一个全新的基地上，按照一个完整的平面设计思想和详密的计划进行规划布局的。三大城区在建筑上的分布格局是宫城位于全程北部正中，皇城紧依在大城内宫城之南，外部城则以宫城皇城为中心，分布于东、西、南三面。奇布局之整齐，规划之严密，是以前所有都城不能与之比拟的。

长安城的这种总体布局，在都城建筑制度上，有其明显的特点。其一，隋唐长安城改变了我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来，宫城位置列必在郭城之西（如赵都邯郸），或在郭城西南（如齐都临淄、汉都长安等）的传统安排，而将宫城转移至郭城北部的中心。这种布局在建筑手法上就突出了宫城的中心地位，也就是突出了封建皇帝居于中心的最高统治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体现了封建皇帝据北而立，面南而治的儒家传统思想；而且在地势上还为背靠龙首原的有利地势，以西内苑与禁苑控制都城地区的至高地段，有利于宫城的防卫和最高统治着的安全。其二，隋唐长安城在建筑规划上，与前代都城相比，扩大了外郭城坊里居民住宅区的面积。从隋唐长安城各城的建筑面积比例看，宫城面积（4.2平方千米）约占全城总面积（84平方千米）的5%；皇城面积5.2平方千米，约占全城总面积的6.19%；其余的（74.6平方千米），即为外城中的坊里住宅区和工商业市场、道路、河渠等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这比汉长安城宫阙区占全城面积三分之二以上，居民住宅区仅占全城面积不到三分之一，显然是有了很大的发展。

4.六坡利用

隋唐长安城在规划布局上，十分注意对地貌的利用。由于长安城背靠龙首原，城区间有龙首原的六条余坡隐起于平地，自东北而西南，分布在今西安红庙坡与大雁塔之间，从而在都城地区形成六条高坡，称为“六坡”。“隋文帝包六坡都城”^[5]以为隋初就是在此六坡的基础上，利用地形的自然趋势来规划设计隋大兴城的。当时，隋都规划大师宇文恺以此六坡，依据《周易》象数理论，比符乾卦六爻，进行都城总体布局设计。

如第一条高坡在今西安西北郊的红庙坡向东至自强东路之北二马路一带，比符为乾卦六爻的“初九”。《周易》云“初九，潜龙勿用”^[6]。意思是初九之地，龙尚潜伏在水中，养精蓄锐，尚不能发挥作用。而从地形上看，这里地处龙首原南坡，不适宜营建皇宫，故宇文恺将此“初九”之地，规划为西内苑皇家风景园林区，从而也据守了“潜龙”所在的“龙脉”之地。

第二条余坡在今西安城的北城墙一线，大致沿海拔400米等高线作东西走向，比等乾卦六爻的“九二”。《周易》云：“九二，见龙在田。”^[7]意思是九二之地，为龙出现的地方，故宇文恺将此“九二”之地规划为皇帝所处的宫城之地。

第三条余坡在今西安城东西大街一线，比符乾卦六爻“九三”。《周易》云：“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勿咎”^[8]。意思是说，九三之地是君子所在之地，君子在此整天自强不息，晚上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样即使遇到危险也会逢凶化吉。宇文恺以“君子”比符王公大臣，将此“九三”之地规划为中央百宫衙署所在的皇城地区。

又如第五条余坡在今西安南郊小寨至草场坡一带，比符乾卦六爻“九五”。《周易》云：“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9]意思是说，九五之地龙飞上了高空，利于出现德高势隆的大人物。由于“九五”贵位，宇文恺不欲常人居之。故在此崇业坊置玄都现、靖善坊置大兴善寺，以镇其地。

故此可以看出，六坡地形结合《周易》象数运用，在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规划和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这样，在六坡经过的地方，利用地形的自然趋势，分别置为苑囿、宫城、皇城和地据一坊之大的寺观，占据着“龙脉”，也控制城区的制高地段。从而在长安城的规划布局与建设中，具有象数理论的神秘色彩。

5.对称布局

隋唐长安城在布局上，采取了严格的中轴左右彼此对称的布置方式。

如外郭地区，以东西中央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街东与街西地区的面积基本相等。而且街东地区划为五十五坊（因城东南隅曲江入城占一坊，其北空缺一坊，实为五十三坊）另一市；街西地区亦为五十五另一市。朱雀大街道的东西两侧，坊、市的数目、位置的排列及其相应面积的大小，形成的规划，都左右对称，相互均等，彼此相同。

不仅外郭地区如此，而且皇城地区的布局亦采取左右对称均齐的布置。皇城内以连接宫城正南门承天门与皇城正南门朱雀门之间的中央承天门南北大街为皇城的中轴线，街东与街西地区虽因朱雀门位置居中而稍偏西（朱雀门东距皇城东南角1480米，西距皇城西南角1350.6米）而略有差异，其街东与街西地区的面积，也都大体相等。

另从长安地区地势看，东南高（海拔460米）而西南低（海拔约为410米）。隋初宇文恺在营建大兴城时，出于都城总体设计考虑，奏请在都城西南角的和平坊大禅定寺（唐改称大总持寺）与永阳坊禅定寺（唐改称大庄严寺）中，各建一座高述“三百三十尺（约合97.02米）”^[10]的大木塔，以达到都到东南隅与西南隅在高度上的左右对称和视觉上的平衡。这两座昔日高耸入云的木塔处，在今西安城西南郊十二里的木塔寨村。

6.街衢宽阔

隋唐长安城中的通衢大街，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端直、一是极为宽阔。

如今长安城中，无论是外郭城地区的东西向十四街与南北向十一街，及高宗龙朔二年（662）在大明宫丹凤门前新开辟的南北向仅两坊之长的丹凤门街；还是皇城内的东西向七街与南北向五街，皆为正东西向，或正南北向，极其端直无曲，或彼此平行，或相互垂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11]。

其次，长安城中的通衢大街十分宽阔。据《长安志·唐京城》）载，外郭中“四面街，各广百步（约合147米）”^[12]，又《唐两京城坊考·皇城》载，“皇城各街皆广百步”^[13]。其中皇城内靠近迈宫城的第一条东西横街，更是“南北广三百步（约合441米）”^[14]。考古实测丹凤门街宽176.4米，朱雀大街宽150～155米，皇城第一横街残宽220米。

皇城第一横街与外郭中丹凤门街之所以特别宽阔，是因为其实际上是平行与太极宫前与垂直与大明宫前的两处达到的宫迂广场。因为每逢元正、冬至，或皇帝登基、改元在太极宫承天门或大明宫丹凤门举行外朝大典时，仪仗排列，千宫序立，众使朝拜，也需要这样宽阔的宫前广场。而朱雀大街为全城的中轴大街，是皇帝出行的御道，行人也最多，因而也较其他街衢更为宽广。

长安城中的通衢大街，虽是黄土路面，但修造有一定的技术要求，不仅路面平整，而且路土夯打坚实。路面构中部分略高，两侧较低，略呈弧形，以便于及时排除积水。大街的两旁，修筑有深约2米，宽3米左右口宽底窄的排水沟。为了避免遇风尘飞扬和逢雨道路泥泞不堪，唐朝都城府县在一些通衢大街与宰臣所居住坊里街巷路面之中，铺撒有细沙通道，称为“沙堤”，如唐人张籍《沙堤行呈裴相公》诗中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15]而从丞相门前铺撒的沙堤，亦称“丞相堤”。因此，“沙堤欲到门，”就成为唐代时期快要拜相的同义语。

7.坊里齐整

隋唐长安城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前代都城市民按坊里居住划分的制度，在外郭城区列置诸坊，作为都城百万人口住宅的分布区。这些坊里是由外郭城中的东西向十四条大街与南北向十一条大街，相互交叉，彼此分割区划而成的。这些被区划而成的每个网格式地段，即为一个坊里。每个坊里，四围筑有坊墙。除余坊里均开有东、西、南、北四坊门。对长安城中这样棋局式坊里的整齐布局，唐代诗人杜甫在《秋兴八首》诗中说：“闻道长安似弈棋”。白居易在《蹬观音台望城》诗中也描绘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长安城中的坊里，虽然是由外郭城中的东西与南北向通衢大街自然交叉分割而成的，然而，它的区划分布，却是按照一个完整的规划设计思想布局的。

首先，坊里在排列上，采取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形式。朱雀街街东与街西，皆东西五个纵列，南北一十三排坊，各共五十五坊另一市。坊里的分布，井然有序，十分规律而又整齐。

其次，坊里在布局上，隋初大兴城的营建大师宇文恺还给坊数与位置的设计，赋予一定的寓意。其中皇城两侧南北排列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闰”：皇城正南东西四列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例^[16]。

长安城在坊里形制与面积的设计上，也有严格的要求。皇城以南东西十列诸坊，南北皆长三百五十步，约合514.5米；宫城东西两侧十二坊与皇城东西两侧十二坊，东西长度均为六百五十步，约合955.5米。

总之，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里坊制都城最为完善与规范的形态。宋人吕大防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宫寺，民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精制也”。^[17]

8.形制划一

隋唐长安城的各部分建筑，在平面形制上，也都规划的整齐划一。除东市西市各占南北两坊因而平面形制为纵长方形外，无论是宫城，皇城、外郭城以及每个坊里的平面形制，都是东西略长，南北略短的规则横长方形。

如据考古实测，宫城东西长2820.3米，南北宽1492.1米；皇城东西长2820.3米，南北宽1843.6米；外郭城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其平面形制均为规则的东西长，南北短的横长方形。

又如长安城的坊里，虽则《长安志·唐京城》载，皇城正南朱雀街东西两侧内二纵列九排共十八坊东西长与南北宽均为三百五十步（约合514.5米），似为正方形。但据考古实测，此二纵列南北共十八坊，南北宽500米至590米，东西长558米（街西）至562米（街东），其平面形制仍多为东西略长、南北略短的横长方形。长安城其他各坊里平面形制的长宽度，无论是《长安志》等文献所载，或是考古实测数，都呈横长方形。

长安城这种正南正北，整齐划一的横长方形建筑形制，不仅使都城在外观上极为规整，而且还可以使宫城中的宫殿、皇城中的衙署，及众坊里中的居民房舍，大多能采取北向南的建筑。这种建筑坐向，最适合于北方长安地区的气候条件和实际需要，即冬天房内可以多受日照以取暖，夏天又可以得东南风而取凉。因此，这是根据长安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总结了古代以来适合北方建筑坐向的布置经验，在长安城建筑形制设计中的创造运用。

9.渠水纵横

为了解决都城地区的生活用水，宫苑环境用水及水运问题，隋唐两代王朝在营建长安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八水绕长安”都城周围水源丰富的有利条件，有计划地分别从城东、城南和城西修凿渠道，引水入城。长安城给水渠道之多，及这些渠道的规模设计与流向位置分布，是以前都城不能与之比拟的。

长安城引水渠道主要有以下多条：

龙首渠亦名浐水渠。隋初开凿。从东南郊今奉沟村引浐水入城，流经都城东北隅及城外大明宫前，先后分注于太极宫东海池、兴庆宫兴庆池及东内苑龙首池。“凡邑里、宫禁、苑囿，多以此水为用”^[18]。

清明渠隋初开凿。从南郊今皇子坡引潏水，从城南安化门处而成，流经安化门东侧皇城南九坊，从布政坊西入皇城，北流注为太极宫西、北、南而北，流经西城区十三坊与西市，北流禁苑，注入渭水。

黄渠唐开元时开凿。从南山义峪引水，北流注入曲江池，並分之流经城东南隅。

漕渠唐天宝元年（742）为都城水运开凿。从南郊分潏水至城西金光门入城，流至西市。永泰二年（766），又引此渠从西市经皇城外东南诸坊，北流入于内苑。

除此石渠外，据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卷四所载：“唐先天（712～713）中，姜师度于长安城总穿渠，绕朝堂、坊、市，无所不至。”^[19]姜师度所开此渠，在郭城中部，穿坊过市，无所不至，最后流入皇城，达于太极宫承天门前朝堂。

以上这些引水渠道，分别流经都城各处，不仅有计划地解决了全城的生活用水、宫苑用水、环境用水及都城水运问题，而且还进一步美化了城市环境，到处小桥流水，使长安城宛如在一派水乡之中。

10.绿荫蔽城

隋唐两代十分重视都城长安的城市绿化。早在隋初营建大兴城时，新都营建使高颎就统一规划，有计划地在都城内各街衢及城外大道旁栽植树木。隋末之时，这些行道树已经蔚然成荫。

到了唐代，长安城中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植树绿化活动。如开元二十八年（740）正月十三日，玄宗“今两京道路并种果树”^[20]。永泰二年（766），代宗令“种城内六街树”等。

长安城的绿化工作，直接由都城行政长官京兆尹管理，具体工作由左、右街使负责，沿街居民要按时栽种和维护，所需费用由政府支出。全城的植被绿化，按照统一规划。一般说，城内通衢大街及坊巷街道两旁的行道树，多栽植易于生长且叶密荫浓的关中地区乡土种槐树，有的还植以杨树、桃树或其他果树。由于长安城街道两旁，街树成行，树荫夹道，故唐人诗中有“绿槐十二街”、“垂杨十二衢”、“夹道夭桃满”之称。而流经长安城各地的诸多水渠两岸，也都栽植有各种护堤树，如唐人张祐《题御沟》诗所写：“万树垂杨拂御沟，溶溶漾漾绕神州。”

长安城的宫苑地区为全城的重点绿化地之一。如太极宫中有石榴林，据说这是睿宗女代国公主因用石榴做胭脂，随手弃其实于禁中而从生成林的。大明宫多植梧桐树，金吾左仗院有石榴林，后迂有柿园与梨园等。兴庆宫沿兴庆池畔，多植柳树，沉香亭前遍植芍药和名花异草。禁苑之内，更是林木繁茂，其间有梨园、葡萄园、樱桃园等各种果园。都城东南隅的皇家御苑芙蓉园，池畔柳树周环，池中荷花争艳。

长安城众多的寺院道观，亦是绿化的重点地之一。如晋昌坊大慈恩寺前，“南临黄渠，水竹森邃，为京师之最”^[21]；崇业坊的玄度观，刘禹锡诗称有“桃千树”。

长安城既有林木茂盛的公共园林游赏区，如城东南隅有柳荫四合、花卉周环、荷花争艳的曲江池，及通善坊植有数顷杏林的杏园；也有众多达官贵族的私家园林。如大安坊李晟宅园与新昌坊裴向池院中植有杏林；胜业坊宁王宪山池院中广植松柏；德宗时称怀直安业坊宅园中“有池谢林木之盛”^[22]。

总之，隋唐政府和都城广大人民对城市绿化十分重视。经过长期的栽育，长安城中“园林树木无闲地”^[23]，处处街树成荫，一片郁郁葱葱，使得宏伟的长安城愈加秀丽。

11.郊环祀坛

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礼制建筑，隋唐长安城除根据《周礼·考工记》所载“左祖右社”之制，在皇城东南隅建有祭祀祖先的太庙和在皇城西南隅建有祭祀土神与谷神的社稷坛外，在都城的四郊，还建有以下多祀坛：

圆丘坛即天坛。据“古者祭天于圆丘，在国之南”^[24]之制，坛设于南郊明德门外道东二里。坛以“天国地方”之说，成圆形，高三丈二尺，四层。上设昊天上帝及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方帝与日、月七座与众星位。皇帝每逢登基与冬至，亲率百宫，“郊祀”祭天于圆丘坛。

方丘坛即地坛。设于城北十四里。坛成方形，两层。上设地祇及神州、五岳、四镇、四渎、四海、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位。逢夏至、立冬，皇帝或宰臣则郊祀。

日坛即朝日之坛。设于东郊春明门外。坛高八尺，广四丈。每岁春分则祭祀。

月坛又称夕月之坛。设于西郊开运门外低坎中。坎深三尺，坛建坎中，方广四丈。每岁秋分则祭祀。

太乙坛太乙，星宫名。属紫微坛，在天龙座内，为列宿中最尊者。坛在南郊圆丘坛东。

先农坛又称籍田坛。坛先在东郊春明门外，玄宗时移于浐水东面。坛高五尺，方五尺，四出陛，一层。此为皇帝春正月举行“耕籍礼”春耕大典仪式与祭祀农神，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处。

九宫贵神坛坛在东郊日坛之东。坛三层，层各高三尺。上设太乙、天一、招摇、轩辕、咸池、青龙、太阳、天符、摄提九座。传说九宫贵神主司水旱，故四时初节，即令宰臣慑祭，以祈嘉谷岁望，灾害不作。(www.daowen.com)

青帝坛青帝为中国古代神话五方帝中的东方之神灵威仰。坛在东郊。坛高八尺，广四丈。每岁立春日祭祀。

赤帝坛赤帝为中国古代神话五方帝中的南方之神赤熛怒。坛在南郊安化门外，天宝十载（751）移建于皇城内西南。坛高五尺，广四丈。《旧唐书·礼仪志》载：“季夏土王日，祀皇帝于南郊。”^[25]

白帝坛白帝为中国古代神话五方帝中的西方之神白招拒。坛在西郊勘开远门外。坛高九尺，方四丈。每岁立秋日祭祀。

黑帝坛黑帝为中国古代神话五方帝中的北方之神汁光纪。坛在北郊。坛高八尺，广四丈。每岁立冬日祭祀。

寿星坛寿星即老人星。旧时以此星象征长寿，并尊塑为神。坛在南郊。每岁秋分日祭祀。

百神坛坛在南郊启夏门外西南二里。《旧唐书·礼仪志》载：“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26]年终之祭为蜡祭。

灵星坛古人以灵星为农神，主稼穑。坛在南郊启夏门外道西二里。每岁仲秋之月祭祀。

先蚕坛先蚕为传说中始教民育蚕之神。坛在宫城之北禁苑中。坛高四尺，周回三十步。每年三月，皇后率领内外命妇祭祀。

风师坛风师为神话中的风神。坛在东郊浐水之东。每岁立春后丑日祭祀。

雨师坛雨师为神话中司雨之神。坛在西郊金光门外。每岁立夏后申日祭祀。

云坛古代求雨之坛。坛在南郊启夏门外道左。坛高一丈，周一百二十尺。孟夏或大旱，则祭祀。

以上这些祀庙郊坛，建筑各具特色，散布与皇城与郭城死角，从而在外观上把长安城装点得更加肃穆和壮观。

隋唐长安城的设计思想

隋唐长安城的最初营建，有隋文帝杨坚主其谋，左仆射高颍颌其事，具有“巧思”的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具体规划布局设计，另有太府少卿张煚、将作大监刘龙、钜鹿郡工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京兆尹虞庆则等人策划协助，在广人民的辛勤劳作下，遂创造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宏伟壮丽与布局最为规范化的一座空前大都城。隋唐长安城的布局设计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继承了我国传统的都城建筑制度

隋唐长安城的布局设计，“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但基本上仍是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都城建筑制度。如《周礼·考工记》关于都城建制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27]意思是说，营建国都，作正方形，每边长九里；边各开三城门；城中有纵横端直交叉的大道各九条；南北向道路宽九条车轨；东面建祖庙，西面建社稷坛等等。

隋唐长安城的基本建制符合这一传统规制。如城的方位是正南正北，平面形制为规整的横长方形，即近似于“方九里”的正方形。郭城的四面，每边各开三座城门。特别是北部郭墙正中因置宫城，已占去北郭城门的位置，但是长安城的设计者为了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王城“旁三门”之数，有意的又在北郭城墙西段宫城之西较短距离处又开了三座城门，即芳林门、景曜门、光化门。但此三门实际上为攀苑的南门，市民百姓是不能进出的。又如长安城中的经纬街道，皆为南北向或东西端直宽敞的大道。其他如关于“左祖右社”之制，长安城便按此古制，将宗庙在皇城的东南隅，将祭祀土神与谷神的社稷坛建在皇城的西南隅。隋唐长安城的这种布局设计与规划安排，显然都是遵循《周礼·考工记》中规定，以中国古代传统的都城建筑制度为其根据的。

2.象天设都思想的应用

根据古人“建邦设都，必稽玄象”^[28]的象天设都思想与儒家“天人合一”学说，以世间的皇帝比作天上的天帝。因此，世间皇帝所在的都城也必须根据和符合天上星辰的位置来进行布局设计。如秦都咸阳与汉都长安的规划与比符就是如此。据《三辅黄图》卷一载，秦“始皇空穷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29]。汉长安城也以皇帝所居的未央宫，符此天象，称为天帝所在的“紫宫”。张衡《西京赋》：“正紫宫于未央”。注：“天有紫微宫，王者象之”。又班固《西都赋》：“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30]汉武帝在上林苑中修凿昆明池，仪象天汉，池的东西两岸安放有男女二石像，以象牵牛与织女。“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漄”。

隋初宇文恺设计规划大兴城，以皇帝居处的宫城象征天象中天帝所在的北辰，位于都城北部的正中，以为天中，位于宫城南侧的皇城百官廨署，符比天象中环绕北辰的紫微垣；以分布在郭城中以宫城为中心的从坊里与东、西两市，符比天象中天上向北环拱的群星。对长安城的这种象天设都，唐人张子容《长安早春》诗中说：“开国维东井，城池起北辰。”唐人李庚《西都赋》中也写道：“其制度也，拥乾休，正坤仪，平两耀，据北辰。斥咸阳而会龙首，右社稷而左宗庙。宣达周衢，址以十二。棋张府寺，局以百吏，环以文昌，二十四署六部提统，按星分度。”^[31]

其他如以十二城门，取象十二支方位门辟三道，取象天街。以朱雀、玄武等星象方位，来命名皇城的宫城之门。以皇城正南东西四列坊，象征一年四季；皇城东西两侧南北十三排坊，象征一年有闰。而都城东南隅的曲江池，虽然早从秦汉以来就已自然形成一处湖泊风景区，但隋初宇文加意疏凿，在都城规划设计中，以取则“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32]的天象观念。

这些都体现了隋唐长安城象天设都的思想观念。

3.北魏洛阳城建制的影响

隋唐长安城的布局规划，在继承传统都城建制的基础上，有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来自北魏洛阳城建制的影响。

如北魏洛阳城及其以后的北齐邺都南城，宫城的位置已不在郭城的西南，而在北面的正中；朝市的位置也不同于传统的“面朝背市”之制而是置市场于宫城之南；再就是郭城都是绕宫城之南，划分成整齐的坊里形式而建。

以上三点，正是隋唐长安城布局新制变化的特点之一。因此，史学家陈寅恪认为：“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比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33]

隋唐长安城建制之所以深受北魏洛阳城与北齐邺都南城的影响，是因为隋初主持与参与营建大业城的高颎、刘龙、高龙叉（高义）等多人，多为原来北齐的宗室或遗臣，均受洛阳邺都系文化的影响。因此，大兴城建制取法北魏洛阳也是很自然的。故陈寅恪先生又说：“隋代大兴城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阳都之影响，此乃文化染习及师承题。”^[34]

4.因地制宜，变通布局

隋唐长安城在规划布局上，对传统都城建筑制度，即有继承，又有密切的结合实际地理条件，因地制宜，进行变通布局和进一步的发展。

如隋唐长安城是以北靠龙首原的地理条件特点进行营建的，因此，宫城如依过去置于都城西南，则因地势较为低下，不利于防守。而依据实际地理情况将宫城转移至都城的最北部，不但可以背靠龙首原，以宫城北面的西内苑与禁苑控制全城制高地段，居高临下，俯视全城，有利于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安全防卫；而且宫城的殿阁建筑耸立在北部龙首原余坡“九二”高地上，有如“北阙连天顶”（张说《三月二十日宴乐游园赋得风字》诗）、“参差宫殿接云平”（司空曙《长安晓望寄程补阙》诗），可以突出长安城建设中的立体效果，更能增加宫阙建筑的巍峨壮观。对此，唐太宗李世民在《帝京篇》诗中描绘说：“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回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35]

《周礼·考工记》规定都城的另一建制为“面朝背市”即宫殿区要建在都城的南部，工商业市场在其北部。如汉长安城的建制即是如此，其长东宫、未央宫及建章宫，都位于汉城的南部与西南部，而长安九市则在汉城的最北部。隋唐长安城的建制则与此截然相反，由于宫城位置已根据实际地形条件高速转移至都城北部，并且将居民坊里布局在宫城东西两侧和主要为南部。因此，长安东、西两市的位置也依据实际变化情况进行了调整，由“面朝背市”之制度变为“面市背朝”，将东、西两市分别建置在靠近宫城皇城之南的东西两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考虑到都城中部人口居住比较密集，和为皇室贵族官僚生活服务的实际需要。

以上说明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设计，对中国古代传统都城制度和前代北魏洛阳城的建制，既有继承和沿袭，也有因势变通改革和象天设都天人合一观念的精巧运用，从而体现了隋唐长安城规划设计者“巧思”与智慧。

（张永禄：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注释】

[1]［日］平冈武夫著，杨励三译：《长安与洛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页。

[2]（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一《皇城》，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

[3]（宋）宋敏求撰，（清）毕沅校证：《长安志》卷七《唐皇城》，成文出版社，1969，第148页

[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一宋之问《长安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5页。

[5]（宋）程大昌：《雍录》卷一《龙首山龙首原》，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页。

[6]（魏）王弼著，（晋）韩康伯注；（唐）孔颖注疏：《周易注疏》卷一《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7]《周易注疏》，第15页。

[8]《周易注疏》，第17页。

[9]《周易注疏》，第19页。

[10]《长安志》卷十《唐京城四》，第248页。

[11]《长安志》卷七《唐京城一》，第159页。

[12]《长安志》卷七《唐京城一》，第159页。

[13]《唐两京城坊考》卷一《皇城》，第10页。

[14]《唐两京城坊考》卷一《皇城》，第10页。

[15]《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沙堤行呈裴相公》，第4281页。

[16]《长安志》卷七《唐京城一》，第159页。

[17]（元）李好文撰：《长安志图》卷上，长安县志局，1931年，第11页。

[18]《雍录》卷第六《浐水》，第129页。

[19]（唐）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卷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0页。

[20]（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道路》，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73页。

[21]《长安志》卷八《唐京城二》，第191页。

[22]《长安志》卷九《唐京城三》，第219页。

[23]（五代）王仁裕撰，曾贻芬点校：《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游盖飘青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4页。

[24]《唐会要》卷九上《杂郊议上》，第151页。

[2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09页。

[26]《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第911页。

[27]吕友仁，李正辉注译：《冬官考工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页。

[28]《旧唐书》卷三六《天文下》，第1335页。

[29]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咸阳故城》，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页。

[30]（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40页。

[31]（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四，李庾：《西都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6页。

[32]（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19页。

[3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9页。

[3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9页。

[35]《文苑英华》卷一九二，唐太宗《帝京篇》，第9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