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元茂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当中,以平民起家成为皇帝的,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就是汉高祖刘邦了。他文不能书,武不能战,却灭秦挫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天子”,开创了大汉江山469年的基业,打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兴盛的朝代和继秦朝后的第二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汉朝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具有相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的强大民族——汉族的形成和兴起。刘邦的发迹和成功,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政治传奇之一。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邦的这一切成就与他的用人智慧和理念是分不开的。
一、重视人才得天下。拥有一种本事,只能利用一种资源,而能用人,就能利用万物。《韩非子·主道第五》:“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1]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取胜的根本原因是对人才的重视和驾驭。就其个人的出身、威望、才能特别是在反秦战争中的作用而言,都远远不如项羽。但他极为重视人才,一旦发现有才能的人士如萧何、张良、韩信、陈平、彭越、英布、郦食其、陆贾以及颇能指挥战斗的曹参、樊哙、灌婴等等,无不采取各种策略或手段笼络到自己的手下,并大胆地提拔使用。公元前202年楚汉之争结束时刘邦总结道:我之所以能战胜项羽是善御三大人杰,而项羽只有一个人杰。这就造成了双方高层人才竞争成三比一之势。并且项羽不善御人杰,关键时刻范增出走,高层人才竞争成三比零之势。这从人才学的观点来看,项羽的失败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就是在刘邦统一天下、击败英布叛乱之后回到家乡与父老兄弟欢宴叙旧,感慨万端,深感巩固刘家王朝,最重要的仍是招揽“猛士”,吸纳人才:“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2]强烈地反映了他渴望四方人才帮助他巩固西汉王朝的心情。
二、不避尊卑揽人才。刘邦通过总结历史认为,古之王者功业最高的要数周文王,称霸者中,最享盛誉的要数齐桓公,但他们都不是凭个人的力量,而是靠贤能的辅弼才得以功成名就。因此,他打破了上古几千年的世袭世禄制度,不避尊卑贵贱,广纳天下良才。他毫不在乎人家说他是一个杂牌军,在其队伍里,可以说是什么人都有。他所重用的“豪士贤大夫”中不少人出生寒微。例如张良是破落贵族,韩信是流浪儿,周勃是吹鼓手,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县吏,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郦食其是落魄文人。正是这样一批人,在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和智能,协助刘邦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西汉王朝建立后,刘邦又把这些文武功臣安排在各个行政岗位上,让他们执掌国家权力,管理国计民生,从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布衣将相之局”。刘邦不避贵贱的用人观念及其做法,却极大地冲击了先秦尚贤思想中的等级观念(孔子的孙子子思和亚圣孟子都主张选贤不能破坏尊卑、亲疏的等级原则),进而对整个汉代的人才理念和后世的选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合理匹配聚贤才。一个组织的效能,固然决定于人才的素质,更有赖于人才整体结构的合理匹配,合理的人才结构不仅可以实现能力的简单相加和集中,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人才各扬其长,互补其短,产生一种超过个人能力总和的新的“1+1>2”的合力。刘邦能成为汉朝的开国君王,关键在于他的队伍中有一个结构合理的具有不同职能特点的人才群体:一是军事人才群,包括由韩信、彭越、英布组成的统帅型军事人才和以曹参、周勃、樊哙、灌婴、骊商、傅宽等组成的将领型军事人才;二是谋略人才群,主要由张良、陈平、刘敬等人组成,刘邦一生中的主要决策都是由谋士群体提出由他决定的;三是行政管理人才群,如萧何、张苍等;四是外交人才群,主要由隋何、骊食其、陆贾等人组成。从一定意义上讲,刘邦堪称人才配置的高手:行军打仗时,先由张良运筹帷幄,提出方案;再由他自己审时度势,拍板定夺;然后再由萧何后勤跟上,不绝粮道;最后由韩信连百万之军,攻关夺寨,战必胜,攻必取。也正是他将这些具有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才能、不同性格的一大批精英人物聚集到刘氏军事集团的人才群体中,组成了一个坚强高效的领导集体,才众星捧月般烘托出了一代英主汉高祖的伟岸形象,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布衣皇帝”!
四、因才施用尽其才。管仲在《管子·权修》中说:“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3]意即根据不同的才能安排适当的官职,按照不同的等级俸禄标准给予报酬,这是使用人才的关键。刘邦要在英雄遍野的时代出落成为至尊的天子,靠的是他对“人”的精准把握。他主张:“爵以功为先后,官以能为次序”。凡是有功劳和才能的人,不受出身限制,一律按功劳行赏,量才录用。使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当年追随刘邦在沛县起义的同乡中萧何曾当过主吏掾,有文化,德才兼备,刘邦让他管理国政。樊哙、灌婴、周勃骁勇善战,刘邦任用他们为将军,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杀敌无数,特长得以充分发挥。张良和陈平精于谋略,韩信精通兵法,这三人都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特点,分别得到了重用。由于刘邦用人有方,故四方贤士武将前来投靠,甘愿为其效劳,形成了一个以刘邦为首的中坚集体。故而使刘邦能由小及大,由弱变强,五年一统天下,创建雄汉之伟业。
五、用人不疑纳良才。刘邦身边的人才来路有三:一是早年就跟随他起事的人,如萧何(刘邦与他是老乡、同事、战友三重关系)、曹参、樊哙等;一部分是后来慕名投奔来的人,如郦食其、张良等;还有一部分是从项羽的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如韩信、陈平等。刘邦一旦决定用某人他绝不怀疑,放手使用。陈平从项羽那边过来就得到刘邦的信任,这让他手下很多老人接受不了。有人便到刘邦那里举报陈平犯有“八字罪”:“盗嫂受金(与嫂子通奸,收受贿赂),反复无常(最初是跟随魏王的,后来跑到项羽那里,现在又投奔刘邦)”。但经过“调研”,刘邦觉得陈平虽然有一些德行上的过失,但他的才能对于此时的自己来说更加可贵。不但没有撤换陈平,还大大的奖赏他,并拜他为监护全军将士的护军中尉。这一下,原先那些打小报告的将军们再不敢说什么了。正是由于刘邦的信任,使陈平十分感动,全力匡扶汉室,矢志不渝,曾六出奇计,为汉朝立了大功。相反,项羽刚愎自用、对人多疑,许多良将弃他投汉,范增、钟离昧因为反间被怀疑,众多高人不能用,“气盖世”终究演绎成“奈若何?”也就成为必然了。
六、人才转换相衔接。刘邦经过灭秦战争、楚汉战争、平叛战争这三场大规模的战场厮杀,国家需要急剧地转入和平与休养生息,刘邦当上皇帝后逐渐明白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守天下,迫使自己去处理好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人才需求的转换——征战人才向建设人才的转变。当然这种人才的转换是极其艰难的。刘邦在谢世前连诛战争年代的三员勋将,正是这种人才需求转换的艰难性所致。为了征集更多的建设人才以取代征战人才,公元前196年2月,刘邦还发布了有名的“求贤诏”,诏曰:“贤士大夫,有肯从我者,吾能尊显之。”征召在长期战争中散失的六国士人为国家建设效力。他提出,贤士大夫凡愿为国家效力的,诸侯王、郡守要亲自驾车送他们到相国府听候任用。他还规定,凡隐瞒人才而不报的一律免官。
七、慧眼识人巧安排。古人云:得人才者得天下,识人才者得人才。“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4]知人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即便是“智慧化身”的诸葛孔明先生也曾因未能真正地识知马谡(有出谋划策之才而无统兵作战之能)而兵败街亭。难怪《老子》说:“知人者智。”识别人才、了解人才是大智慧的表现。刘邦作为伯乐,运用一双“慧眼”对“汉初三杰”的优长有着准确的定位:张良有谋划才能,萧何有管理组织才能,韩信则有统率千军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刘邦整合了他们的长处,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刘邦对人才的把握还表现在对其死后的人事安排上。西汉前期的历史证明,刘邦举荐的“四杰”的表现,同他预言的相似程度令人称奇。曹参、王陵、陈平先后出任国相,周勃在避免刘氏政权“变盘”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从起用“三杰”算起,至“四杰”最后一人辞世,刘邦识别人杰的时间跨度为半个世纪。在这种群雄蜂起、变幻万千的时代,识别人杰能达到“穿皮透骨”的程度实在令人折服!
八、放权收权总相宜。权力是领导活动的杠杆,放权与收权是领导者运用权力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刘邦本人“不能将兵,而善将将。”他的驭人之术应该是历代帝王中登峰造极的。那些盖世的英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得益于对权力的有度而有效地掌控,更何况在群雄逐鹿的时代,谁都难保其一旦得势不自立为王。对于被萧何称之为“国士无双”的韩信,刘邦则敢放敢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自韩信被拜为大将之后,手中握有为刘邦所授的数万军队,到灭楚前夕已经成为与刘邦、项羽鼎足而立的强大势力。这说明刘邦的放权是大胆的,但他不能不经常在心中盘算如何有效的控制韩信,使他不至于成为自己的对手。而适时迅速地收回军权,则是他采取的所有措施中最有效的一招。而且这样的做法都未引起韩信的不满和疑心,甚至在项羽的说客多次策反时,韩信依然对刘邦感恩戴德,“不忍背汉”。这与项羽“稍夺之权,范增大怒”相比,截然是两种效果。其关键在于:刘邦每次收权时都在恰当的时机,容易被人理解为形势的需要,减弱了韩信的反感;韩信被拜为大将、丞相,甚至被封王,爵位步步提高,心里踏实;刘邦对韩信日常生活格外关照,使韩信以为自己正在受到信任。这种部下与刘邦的亲和力、凝聚力也是刘邦权力运用得以成功的基础。(www.daowen.com)
九、强化皇权固江山。为更加稳固统治,刘邦针对不少人坚守战国以来“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旧观念的情况,从礼仪规制和观念道德上加以引导、整肃。首先确立了“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的皇权思想,使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称臣,不再让自己拜见,然后下诏尊父亲为太上皇,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拜见太上皇,又借机宣扬了皇帝的至高无上。为巩固皇权他还采取铁腕手段打击权臣。杀了曾在楚汉战争中放他一马的项羽大将丁公,拜把他杀的狼狈而逃的季布为官,杀鸡儆猴,文武百官无不震惊而抖擞拜服。
十、客观待己成能人。真正的能人就是能把天下的能人聚合起来为自己的目标而打拼的人。“左右天下的人,必先左右自己”。苏格拉底一语道破卓越管理的天机,与孔子有为管理的精神不谋而合。刘邦对自我的客观审视和准确定位,发现自己的能力与不足,是他正确把握事态发展和正确认识人才的重要因素,也是他成为能人并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在总结自己为何成功,他面对群臣连说三个“吾不如”:公开承认自己在策划谋略,管理行政事务,领兵作战三方面不如张良、萧何和韩信。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优缺点而不被高位所冲昏头脑,的确难能可贵。刘邦能够做到知人,知己,在成功的道路上建起了强大的人脉圈子,赢得了许多能人的帮助,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才为人用,人善用才”,使得“高祖兴,汉业建”变成现实。
(何元茂:西安政治学院军队人事管理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注释】
[1](清)王元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第一《道》,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页。
[2](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9页。
[3]黎翔凤撰:《管子校注》卷一《权修第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7页。
[4](汉)刘向撰,向宗鲁校注:《说苑校证》卷一《君道》,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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