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俊

王玄策是我国唐代杰出的外交家，唐初数度敕使印度而建功异域，但不幸生平事迹史书缺载，其本人行记大部分散佚，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其事迹近乎湮没无闻。近代以来，众多的中外史学者^[1]根据《法苑珠林》等的零星记载以及1990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天竺使之铭》对其事迹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钩沉稽考，同时对与之相关的初唐历史、对外关系史、历史地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其事迹渐已昭彰于世。

但就是因为王玄策生平史书缺载，其事迹见诸史籍者又零碎而语焉不详，虽经多年来的研究，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如其出使的次数、历次出使的时间与出使往返所取的路线以及其《中天竺国行记》的散佚及与诸典籍间的关系等，至今皆为聚讼纷纭的难题。尤其对他是否曾途经大夏等中亚古国，学界的争论最为激烈，正如霍巍先生言：“关于王玄策是否到过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大夏国的确是王玄策史迹中的一个疑点，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2]这里本人不揣谫陋，欲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及当时的民族关系、交通道路、各文献之间的关系等情况，对其事迹及相关问题作一新的探讨。

一、玄策即王名远论

王玄策的事迹学界关注的已经很多，而与王玄策生活的同一时代，且与其出使的时间几乎一致，亦建功异域，生平事迹亦不为史书记载，千百年来不被史家所关注的一位出使西域的大使，他就是王名远。史书记载到几条与之相关的材料，其一，《唐会要》卷七十三载：“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3]其二，《唐会要》卷九十九记载，吐火罗国“（永徽）三年（652），其叶护那史乌泾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县使王名远到其国，以所理阿缓大城为月氏都督府，仍分其小城为二十四州，以乌泾波为都督”^[4]。其三，《唐会要》卷一百载：“龙朔元年，其国王卑路斯使奏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之。诏遣陇州南由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5]。另外，龙朔初年唐在吐火罗等原中亚国家设立州府之事两唐书《地理志》皆有载。这几条资料反映，王名远曾于显庆三年（658）和龙朔元年（661）两次被唐王朝派遣出使中亚，而他的这些信息与王玄策事迹颇多相似之处。

其一，上引文所记的时间“龙朔元年六月”，结合上下文显然是王名远继显庆三年出使归来后进书与朝廷再次下诏令其出使的时间。前次其出使西域归来的时间虽无从知晓，但因此时向朝廷进书，应该与龙朔元年六月相去不远；《法苑珠林》有条记载王玄策出使归来的资料曰：“（迦毕试国）古王寺有佛顶骨一片，广二寸余，色黄白，发孔分明，至大唐龙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6]。这里明确记载王玄策出使归来的时间为“唐龙朔元年春初”。二者皆为龙朔元年，前者为“六月”，后者为“春初”，但若将这一时间之差理解为王名远前次出使归来后休整与整理其《西域图记》的时间，则二人这次出使归来的时间正合。而且据下文所考，二人这次出使出去的时间也是相同的。

其二，二人出使归来后皆有行记呈递给朝廷。据上引文，王名远所进者为《西域图记》（此不见其他史书），而王玄策所进，据《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等为《中天竺国行记》，共十卷，明谓“王玄策撰”。对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撰成的时间，学界有争鸣，但相比之下已大都倾向于冯承钧、陆庆夫先生提出的“在龙朔元年到龙朔三年（661～663）之间”^[7]，此说明二书撰成的时间也是相同的；另外对于二书书名，似乎也有关联。上引文谓王名远出使归来后向朝廷所进者为《西域图记》，而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一书在《法苑珠林》、宋人志磐《佛祖统记》等书中就多次被称为《西域记》，此前贤已经指出，所谓的《西域记》实际上是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一书之别称^[8]。而对于王名远所进朝廷的《西域图记》，我们知道，隋唐时期所修的地理志书图文并举，而图文又是分离的，《西域图记》因图遗失或分离后，即可单称《西域记》。由此，也就是说二人大约在同时撰写的书名也是相似或是相同的；另外，据下文考证，二人撰书皆为唐官修《西国志》所依据的重要资料。

其三，王玄策与王名远的行程有相似之处。关于王玄策出使印度所取的道路问题，为学界争论最多的难题。这其中孙修身先生坚持王玄策历次出使皆经今天的中亚，并非走唐蕃古道的北线——长安至逻些段。现在我们暂不讨论孙先生此观点的完全正确与否，但可注意的是他所坚持的观点其中有王玄策到过今天的中亚，而且先生列举了许多王玄策曾到大夏等西域古国的可信资料，其中典型者如《法苑珠林》等记载王玄策到“大夏”、“迦毕试国”等，日本奈良市药师寺佛足迹石铭文所引王玄策《西域记》记载“丘慈国城”佛堂玉石上佛足迹见闻等^[9]，都说明王玄策曾亲履其地。则二人应皆有出使中亚“大夏”等国的经历。另外二者几次出使前后职任的品级也是相同的。

最后，“玄策”与“名远”互为表里，彼此释义。“玄”，古文有“远”之意，《说文》曰：“玄，幽远也”。《庄子·天地》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而“策”，古文有“简册”或“写在策上，记载”之意，且古文有“策名”的陈句。《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质，贰乃辟也。”由此，结合下文我们对于二人事迹的进一步考察以及古人起名取字多出史籍，追求文雅含蓄而彼此释义，而史官不称名而称字又为同僚间的彼此尊重等常识，我们提出“玄策”与“名远”应为一人，二者实为名与字的关系的观点，敬祈学界指正并商榷。

二、对《大唐天竺使之铭》相关问题再探讨

对于王玄策事迹的研究，近年来颇引人注意的是《大唐天竺使之铭》的发现，为了下文所涉诸问题的深入展开，在此亦对《大唐天竺使之铭》所涉问题稍作探讨。为引述的方便，将郭声波先生最新录文^[10]转录如下（〔〕内为补入字）：

大唐天竺使之铭

记录人刘嘉宾撰，记录人〔□□□□□，〕傔人〔乞〕扶〔定〕亨书，贺守一书篆。

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四十载，尧神武圣，〕异轨累叶，重光玄化，法于无穷。〔今兹声教所暨，〕德同方裔，道格圆穹。皆三立以〔服膺，并万里以驰羽。〕反踵、贯匈之国，觇风雨而来〔宾；离身、髽首之君，〕逾山海而输赆。量〔彼〕身毒，近隔〔灵山，□□□□，使〕臣恭序：

皇上纳隍轭念，濡足〔施仁，乃命臣朝散〕大夫、行左骁卫长史王玄策，宣〔德郎、□□□□□〕刘仁楷，选关内良家之子六人，〔□□□□，□□定〕乱之方，〔□□〕驭边之术，于是出〔使天竺之国。越层〕岩，超雪岭，指鹫山以道鹜，因〔蕃域而骋轩。显庆三〕年夏五月，届于小杨童之西〔南呾仓法关之东北。〕时水潦方壮，栈〔路〕斯绝，乃〔权□□□□□□□□〕山隅。〔晴〕则雪献〔蓝天，仰〕白云〔而高卧；晦则幕遮碧〕迥，拥墨雾而〔独宿。〕西瞰连峰，〔揽百川之耸秀；南临〕箭水，总万壑之〔源〕流。实天〔竺之要隘，比碛北之天〕险也。但燕然既迩，犹刊石〔以为铭，亦惟效马援柱〕铜而已。勣况功百〔王事，〕路土〔皆知。今臣等奉圣上〕之洪猷，默皇华之盛烈，人〔所同心，敢勒贞珉。呜呼！〕小人为其铭曰：

懿皇华兮奉天则，骋輶〔轩兮扬盛德。使身毒兮〕穷地域，勒贞石兮灵山侧。

使人息王令敏、使侄士〔□同勒石。〕

首先，在前人研识的基础上，依《中国藏学》2001年1期公布的碑铭照片，结合上下文意及骈文规则，试对原碑铭十四行所缺八字识补，仅供学界参考：

原碑文十四行现存九字较完整，容易识读，残存两字经识补分别为“路”与“权”。“权”后按每行19字的格式，应该还缺8字。又因紧承其后的十五行前两个字“山隅”，从文义看显与十四行所缺8字联句，先后加起来共12字，应为对称的两句。“山隅”为名词，由前两句“时水潦方壮，栈〔路〕斯绝”句分析，应该是点明了因遇大雨栈路断绝的情况下，出使人员被迫停留的地方，则前补“踟蹰于”三字可表达在此踌躇无奈的情形。依照骈体文多采陈句，讲究对仗等特点，“山隅”应对一与水相关的名词，“蘅皋”二字至为恰当，蘅：杜蘅，香草名。皋：水边；“踟蹰”为动词，另补“税驾”：解马卸车之义，与之对仗。则两句应皆为陈句，补全为：

时水潦方壮，栈〔路〕斯绝，乃〔权税驾乎蘅皋，踟蹰于〕山隅。

其次，概括全文叙事重要内容：起首句“维显庆三年六月”，先交代了勒石为文的时间。下来交代了使团一行人员的组成（共约10人）、各自的职衔、出使的国家等；这其中关键句，“于是出〔使天竺之国。越层〕岩，超雪岭，指鹫山以道鹜，因〔蕃域而骋轩。显庆三年〕年夏五月，届于小杨童之西〔南，呾仓法关之东北。〕”这里“显庆三年”三字补的很好，因从文意看，分明是出使去程的追述，所以必在起首句所交代的勒石为文的时间同年六月之前不久^[11]。而王玄策这次出使的这一时间，又正与前引文王名远第一次出使的时间显庆三年合。若我们提出的二人这次出使为同人一事的观点成立，则说明这次出使，他是先去印度，后又于同年在返程中取道中亚，途经吐火罗。

再者，该铭文为学界争议的小羊同位置的确定给了一个很好的坐标。因就该国位置，我国文献记载彼此抵牾，长时间以来，中外藏学界为此争论不休^[12]。《通典》等记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13]；而唐人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所列“东道”的记述称：“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呾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泥婆罗国（此国去吐蕃约九千里）”^[14]。由此铭文的发现，就可充分肯定道宣关于唐初吐蕃、小羊同两国与呾仓法关的相对位置的记述是正确的。

最后，正如霍巍先生云：“《使之铭》的考古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首次从可靠的实物证据上证实了当时新开通的一条国际通道一一‘吐蕃一泥婆罗道’的出山口位置，从而为廓清这条路线的南段（即从吐蕃首都逻些至泥婆罗一段）的走向提供了宝贵的标志性遗迹”^[15]。即吐蕃—泥婆罗道南段就是经由吉隆山口穿越喜马拉雅山往来的。而由此序铭对于使团行程的记述，不叙及中亚、西域其他地区，又可肯定，王玄策这次出使，就是取道吐蕃——尼婆罗道去的；至于孙修身先生认为使团为绕道中亚而来以及他所构画的一条通印度道是很难说得通。因即使是真有其道，小羊同的位置也真如其所述，而大小羊同在松赞干布早期就被兼并，则尼泊尔与吉隆山口以北，乃至雅鲁藏布江河谷即为吐蕃控制的地区，如果吐蕃一尼婆罗道的北段因唐蕃关系恶化而受阻，哪有南段令其通行的道理？而且其所述之道较原有各道迂曲、危险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应该不是身肩国命的使臣安全往来的路径。

三、对王玄策出使次数及历次行程路线等相关问题再探

近年来学术界为王玄策出使印度事迹的争论，其一是对其出使次数的争论。据目前的研究，王玄策先后四次出使印度的观点基本已成定论。若前面我们提出王玄策即王名远的结论成立，则在肯定王玄策出使印度四度说的同时，结合王名远中亚活动的记载，我们进一步推测他出使印度至少四次，也许还为五次或六次。甚至结合义净关于彼岸法师与智岸法师事迹的记载，我们推断王玄策很可能还有取道海路出使印度的经历^[16]。在此，为了进一步探明王玄策与王名远之间的关系，对王玄策是否到过中亚大夏等国，其行程是否曾取道西域丝绸古道等问题，仅就王玄策事迹再作探讨。其实唐朝初年，即使在吐蕃——尼婆罗道开通以后，取西域古丝路往来于印度的行人也还是有的，如玄奘法师外，另有隆法师，义净记他“以贞观年内从北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观化中天……”^[17]说明道路的选择因人、因事、因时而不同；其次，前面我们经过对《大唐天竺使之铭》的探讨，亦确定王玄策一行曾取道吐蕃——尼婆罗道出使印度，现在的问题是，就目前所知的这四次出使中，其历次往返究竟哪次是遵吐蕃—尼婆罗道，哪次可确定是经西域丝路的？下面逐次予以探讨：

第一次，贞观十七年至二十一年（643～647）^[18]，这次因送婆罗门客使而出使。对于此事，《旧唐书·天竺传》、《法苑珠林》^[19]等记载彼此印证，史事基本清楚。至于此次往返的路线，大多数学者认为俱遵吐蕃——尼婆罗道，而孙修身先生则认为是取道西域丝绸古道，理由是此时前者尚未开通。其实若结合此时的唐蕃关系来看，此路已经开通。自贞观八年，吐蕃杰出赞普松赞干布（弃宗弄赞）始遣使于唐以来，该道北段——逻些至长安段，实已被吐蕃使臣走通。而该道南段——吐蕃至尼婆罗段，也由于两国的传统关系应该是早已有行人往来，因此该道的凿空实初赖吐蕃使臣之力。此后，唐贞观十三年（639）松赞干布娶尼婆罗赤尊公主，贞观十五年（641）继娶唐文成公主，该道南北两段皆已畅通。加之，两位公主入藏后，吐蕃派其大臣吞米·桑布扎等人“率领仆从，前往天竺……从婆罗门·李敬学习三百六十四种文字”^[20]，又“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诗》、《书》”^[21]，在此背景下，该道已是使节、留学生、僧侣、商客等行人前踵后继，相望于途了，见诸于义净著作的玄太、道希、道方、道生等法师该时期皆取此道得达印度即是明证；称撰成于高宗永徽元年（650）的《释迦方志·遗迹篇》对于该道（“东道”）全程的详细记述，又是一大明证；至于孙修身先生依据的近世藏族《白史》等称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历时六年的说法，一是一国之主为此擅离国政如此之久于情不通；二是从贞观十三年（639）唐蕃松州之战，到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出嫁，中间加上双方交涉、使臣往返等，也仅仅相隔了两年时间。而且据考吐蕃境内唐初已有驿道，史载其国“征兵用金箭，寇至举烽燧，百里一亭”^[22]。加之唐境多有驿道，全程一旦连通往来是十分迅速的。因此，在两国关系亲睦如许，安全近捷的道路已有的情况下，作为信息灵通、有政府提供安全保障的使节，取道于此，应该是无甚疑义的。而王玄策的首次出使，也许他就是其中走通该道全程的先驱之一，其开创之功是不可否认的。

第二次，贞观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647～648），这次因求取制石蜜（糖）之法出使。这次去程路线很难确定。因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载：“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召石蜜匠……”^[23]由此很可能说明王玄策此行应该是随大夏使臣绕道中亚，经西域古道出去的，所以孙修身先生对此的观点还是不无根据。但这次返程应该是取道吐蕃——尼婆罗道的，因诸史记载当王玄策的使团到达印度后，为中天竺叛臣阿罗那顺所掠，玄策发吐蕃与尼婆罗等国兵击败叛者，之后史载：“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遂俘阿罗那顺以还”^[24]；“吐蕃发精兵与玄策击天竺，大破之，遣使来献捷”^[25]。因此，在已建奇功，又有吐蕃使臣同来献捷的情况下，急于恃功邀赏的王玄策这次取道吐蕃—尼婆罗道归来应该是更有可能。而这次王玄策遇乱不惊，迅速果敢的表现，震惊了天竺，轰动了唐朝朝野，初露了其不凡的外交才能。

第三次，显庆三年至龙朔元年（658～661），这次为至婆罗琳送佛袈裟出使。这次去程据前面我们经过对《大唐天竺使之铭》的探讨，说明该碑铭记载的正是王玄策一行这次出使的去程，时间是显庆三年，所取的路线的确为吐蕃——尼婆罗道，具体细节前文已述。而前文亦论，王玄策这次出使的时间与王名远显庆三年至龙朔元年（658～661）出使往返的时间、史事皆相符或衔接，此应该为王名远即王玄策的一重要证据。若此观点成立，则他这次出使，先去印度后，又于同年取道中亚吐火罗等国，至龙朔元年春初返回了长安。此又与孙修身先生过去关于王玄策这次取道中亚，经西域丝路古道返回的推断不谋而合。其实，若结合该时期的唐蕃关系及文献，仅就王玄策这次取道中亚返回的事实也是不难推知的，我们的理由是：一，此时唐蕃关系在王玄策出去以后很快恶化。事情的发生起因于吐蕃大相禄东赞专政以来吐蕃北扩，与唐争夺内附唐的吐谷浑而矛盾激化，史载：“显庆三年……复请婚。未及，吐谷浑内附，禄东赞怨忿，率锐兵击之。而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奔吐蕃，惎以虚实，故吐蕃能破其国，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引残落走凉州”^[26]。在这种情况下，显庆三年（658）吐蕃提出请婚要求后，遭到唐廷的拒绝。随之，据敦煌文书《吐蕃大事纪年》的记载与今有学者的研究，唐蕃战争已于显庆四年（659）在河源爆发。前引书载：“及至羊年（659），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27]。由此，在唐蕃关系极其恶化的背景下，吐蕃是不会允许具有外交身份的唐廷使臣通过的；二，从王玄策此次出使带回的佛顶骨与所进朝廷的游记证明他是取道中亚西域古道返回的。前引《法苑珠林·感通篇·圣迹部》载，龙朔元年春初，王玄策从迦毕试国带回佛顶骨一事，我们知道迦毕试国为西域古道南北两道交汇的必经之地^[28]，其地约在今阿富汗西部兴都库什山以南喀布尔河河谷一带。古城在今喀布尔北六十余里处Begram，今已发掘^[29]；再者，从此次回来后王玄策撰成的《西域记》的残存内容依今《法苑珠林》等看，多处提及迦毕试国、那揭罗曷国、乌仗那国、呾叉始罗国等中亚古国，皆证明他这次返程取道中亚。

第四次或有第五次出使的时间。对于王玄策有四次出使印度的结论，前贤已经探明。但若王玄策为王名远的观点成立，则其四次出使的时间和路线还需重新考察。依据前引《唐会要》等关于王名远的资料记载，他是继上次出使归来以后，于龙朔元年六月向朝廷进上其《西域图经》，并请于于阗以西等地分置府州县，而被朝廷采纳后再次颁诏令其出使的。而且明谓其衔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也就是意味着，其出使的时间、地点、任务都十分明确，出使的路线也就明确无疑了。即由此明确的任务与出使地点，也就决定了他这次出使必须是取道西域丝路古道往返的。但现在的问题是，龙朔二年（662）五月王玄策还参加了朝廷议论沙门拜俗一事，还撰写了《沙门不应拜俗状》^[30]，另外又有义净《玄照法师传》反映的麟德三（二）年之前出使印度追玄照归国一事。于是，这次其出发的时间很难判定。在目前资料阙如，无法判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我们暂作出以下两种推测：

1.龙朔元年（661）六月出使中亚与此后出使印度为两次出使，即分属第四次与第五次出使。则第四次，王玄策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的职衔出使中亚，往返的时间在龙朔元年六月至龙朔二年五月之间，往返的路线皆取道中亚西域古丝路；则第五次，为追玄照回京出使印度，此次往返的时间为龙朔二年（662）五月以后至麟德二年（665），往返的路线，考虑到此时的唐蕃关系与王玄策的政治身份，他很可能皆取道西域古丝路往返的。尽管玄照返回的路线义净记载“路次泥波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吐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31]但这里只是记载了玄照的行程，并未提及王玄策是否同行归来，且由“蒙国王发遣”句又可窥见此时该道不易随便通行的事实。

2.龙朔元年（661）六月以后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的职衔出使中亚与出使印度追玄照返回为同一次出使，即皆为第四次出使。则此次往返的时间为龙朔二年（662）五月以后至麟德二年（665）。出使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追玄照入京，二是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的职衔往中亚置立府州县，往返很可能皆取道西域古丝路。在出使中先抵达印度，命玄照取吐蕃—尼婆罗道返回后，王玄策自己返回中亚，行使置立府州县的重大使命。

王名远显庆三年（658）与龙朔元年（661）的这两次中亚之行意义重大。中亚吐火罗诸国所在的地区，处在西域南北两道交汇之处，国际交通、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因为唐王朝要维持与中亚、南亚各国的关系，以及吐蕃经小勃律而进入西域，均必须取道于此。该地区诸国原来皆为西突厥所役属，自从显庆二年（657）唐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以后，唐王朝重新控制了西域局势。而就在此前后，大食东扩，公元642年灭波斯萨珊王朝，继之数度威逼河中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城；吐蕃西进，急于问鼎西域，向西北发展。在此复杂的国际关系的背景下，为牢固占有该地区，以西拒大食，东制吐蕃，应波斯国王卑路斯的求援，短时间内唐王朝迅速派王名远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因之此行可谓任务重大艰巨而机密；而唐王朝于中亚吐火罗等国置立府州县，将唐的行政建置直接推行到该地区，这就意味着大唐西疆曾跨乌浒水（今阿姆河）而远迈葱岭。因此，若王名远为王玄策的观点成立，则王玄策尚有两次作为钦差特使出使中亚，再建奇功的事迹。

最后一次，永隆二年（681）出使陇右。炳灵寺石窟下寺区中段崖面之第54龛有石刻题记云：“大唐永隆二年闰七月八日陇右道巡察使行殿中侍御史王玄□敬造阿弥陀佛一躯并二菩萨”。该题记除这里所空字比较模糊外，其余数字均很清晰，后经阎文儒、李并成二先生的辨识确认，模糊者确为“策”^[32]。且经核对，其官衔与本文所论的王玄策所任略同，说明实为一人。则王玄策在已知的出使印度归来之麟德二年（665）后十六年，因谙熟陇右情况而再次被委以巡察使重任赴陇右道巡察，再建出使之功。

四、王玄策《西域记》与官修《西国志》对《通典》等史书的影响

前文已述，王玄策三使印度归来后曾将其见闻撰成《中天竺国行记》，据《历代名画记》等称，是书包括文字十卷，图三卷。该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也都作了著录。相比之下王名远所进朝廷的《西域图记》以上均无载，此应该也是说明，在古人起名取字的文化背景下，时人是清楚二人所撰二书其实就是同人一书，即王名远也就是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原名《西域图记》或《西域记》，又名《王玄策行传》、王玄策《西国行传》。

对于王玄策《西域记》与唐官修《西国志》的关系，道世《法苑珠林·感通篇·述意部》卷三十八载：“依奘法师《行传》，《王玄策传》，及西域道俗住土所宜，非无灵异，敕令文学士等，总集详撰，勒成六十卷，号为《西国志》，图画四十卷，合成一百卷……”另同书《战斗部·感应缘》卷五载：“《西域志》……从麟德三年起首，至乾封元年夏末方讫。余见（王）元（玄）策，具述其事”。这里“麟德三年”应是“麟德二年”之误（无“麟德三年”）。则《西国志》的撰著始于麟德二年（665），乾封元年（666）夏末成书，说明王玄策《西域记》同玄奘《大唐西域记》等一并为唐廷史官撰《西国志》（又称《西域志》或《西域国志》《西域图志》）的重要资料依据。

而对于王名远《西域图记》的撰写，前引《唐会要》卷七十三谓：“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与之相关，前引《唐会要》卷九十九记载，吐火罗国“（显庆）三年，其叶护那史乌泾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县使王名远到其国……”而《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云：“其年（显庆三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许敬宗监领之。书成，学者称其博焉。由此，说明王名远《西域图记》的撰写，就是显庆三年（658）这次出使吐火罗国所记，而且是唐朝廷因“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这一指派下撰写的，其书龙朔元年（661）六月书成进上后，也是唐史官撰《西域图志》（《西国志》）的资料依据之一，应该皆因唐平定西突厥叛乱之后，为尽快了解和掌握西域各国情况，以实现对西域的有效统治而作。这样，王名远显庆三年（658）出使与王玄策第三次出使的时间、路线、出使的任务、事迹等一一相符，撰述皆为唐官修《西国志》撰写的资料依据。而史书也是只记其一，此应该又是二人其实就是一人一事的一重要证据。

王玄策《西域图记》之所以另有数名的缘故，应该是因与隋裴矩《西域图记》同名而被改它称以相区别，但内容应该是没有直接的联系。近年来有学者对于裴矩《西域图记》的流传与《隋书·西域传》、《通典·边防典·西戎》、《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三》等西域部分各自的史料来源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比对与探索，结果发现了许多疑问，给人颇多启发^[33]。据研究裴矩著《西域图记》完成于大业二年（606）^[34]，《隋书·裴矩传》记载，炀帝即位后，“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据《西域图记》序文，裴矩的撰写过程是，“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其内容，“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35]。这四十四国难以确考，裴矩《西域图记》何时散佚，也难确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学者对过去认为的裴矩《西域图记》为唐初撰修的《隋书·西域传》的史料渊源尚有疑义，但始修于贞观三年（629），成于显庆元年（656）的《隋书》，其撰者魏征等人在撰修《隋书·西域传》时称：“然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36]。而《隋书·西域传》也只记载了西域二十余国。而且虽与裴矩《西域图记》的四十四国相差甚远，但现存的这二十余国的记述，主要内容也是与“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这一撰修原则是一致的，说明《隋书·西域传》应该就是在当时残存的裴矩《西域图记》及残留的隋实录的基础上编纂而成。也许正是由于为残本编纂而成，所以正如余太山先生言其顺序，显得杂乱无章^[37]。而由此我们认为，与《隋书·西域传》的取材不同，《通典·边防典》等关于西域部分的取材，多应该不是取材于唐初已经所剩不多的裴矩《西域图记》，而是另有来源。更何况，作为唐初官修《隋书·西域传》的作者未能见到的裴矩《西域图记》的其他内容，数百年后被杜佑等见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其实《通典·边防典》“西戎门”，记载西域七十余国和部族，远较裴矩《西域图记》所记四十四国或唐初残存的二十余国为多，其史料来源唐以前者多源于正史《西域传》，此有学者已经指出^[38]。至于隋唐之际的史料来源，颇引人注意者，一是虽然该书记事称“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39]，但所记“西戎”各国的史事，尤其记载西域各国向唐朝贡的最后时间和唐经营西域各国的记事大都止于唐太宗贞观年间或高宗初年。对西域各国记事除吐谷浑、吐蕃两国略有拓展外，其他没有超出显庆、龙朔年间者。虽然是书大量援引了杜环《经行记》等的内容，补入了以后的一些记事，但都以夹注的形式出现，以与正文相区别；二是对该书的记事李锦绣先生认为：“《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一个主要编纂原则，即记异”^[40]，这就说明《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许多内容来自以记载“风俗物产”为主的游记等地理志书。其实此不仅不合正史西域传，以人为本，主要记载中国与四夷政治关系的体例，而且亦不合裴矩《西域图记》“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的记事风格。这种记异的风格及以记载“风俗物产”为主的游记等地理志书的特点，正与王玄策《西域记》记述各国风俗物产，其中颇多异闻趣事的游记风格相似。下面将《通典·边防典》“西戎门”与《西域记》内容有关联者撮录如下：

1.《通典》卷一百九十一“龟兹”条，夹注：“隋《西域图记》云：‘白山一名阿羯山，常有火及烟，即是出硵砂之处。’”此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一“龟兹”条同，《隋书·西域传》无载。

2.《通典》卷一百九十二“大宛”条，夹注：“隋《西域图记》云：‘其马，騮马、乌马多赤耳，黄马、赤马多黑耳。唯耳色别，自余毛色与常马不异。’又云：‘王姓苏色匿，字底失盘陀，积代承袭不绝。’按今王即底失盘陀之后也。”此条《隋书·西域传》无载。《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二“大宛”条，较《通典》不仅内容稍异且详云：“隋《西域图记》云：‘其马，乌马、騮马多白耳，黄马、赤马多黑耳。惟耳色别自别，余色与常马不异。’……寺伐城，在国南五百里。隋《西域图记》寺伐城西南百里有一土堆，通过省者皆见堆上有一大城恒似倒悬，堆上有积雪，历年不消，人不得上其，王每年杀白马以祭祀……”另《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三内容与《太平寰宇记》基本相同，但无“寺伐城”记事。

3.《通典》卷一百九十二“乌孙”条夹注载：“乌孙于西域诸戎最异，今之西戎，赤髯青眼，状类猕猴者即其种也……”此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二：“乌孙国条”有载，且注明出自《西域记》。

4.《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六“何国条”：“《西域记》云，‘租税风俗与康国同，其俗丈夫蓬发，妇人辨发，亦有牢狱，推事之时，以水灌鼻，再灌不承即放……’”此条《隋书·西域传》无载。《通典》卷一百九十三“何国”条，前后几句与《隋书·西域传》同，中间一句与上引《太平寰宇记》同，曰：“风俗与康国同”，又多出数句：“国城楼北壁画华夏天子，西壁画波斯、拂菻诸国王，东壁则画突厥、婆罗门诸国王。”

5.《通典》卷一百九十“泥婆罗”条，《隋书·西域传》无载。两唐书《西戎传》有传，皆详记其风俗、其王那陵提婆、该国“阿耆婆濔池”，及助王玄策破天竺事。

6.《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天竺”条，《隋书·西域传》无传，两《唐书》皆有传。除皆详载天竺风俗，尤其皆详载王玄策出使及破天竺、俘阿罗那顺事。

7.《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吐火罗”条，与《隋书·西域传》“吐火罗”条比较，内容多出，所记异事、与瓜州间的距离皆不同。记事以唐初事为重，尤其记了龙朔元年王名远置州县事及进《西域图记》事。(www.daowen.com)

另《通典》所记与王玄策行踪有关的国家如吐蕃、大羊同、悉立、章求拔等国内容，皆为《隋书·西域传》所不载，而多处显示为保留的唐与这些国家最初交往的旧史原文，应该皆为唐使臣所记。

总括以上见于《通典·边防典》诸条，前数条或注明出自隋《西域图记》《西域记》，或未注明出处，经核对为出自《西域记》者，皆不见于《隋书·西域传》或《大唐西域记》，而皆有“记异”的共同风格；后数条虽无注明史料出处，但皆有详记风俗异闻及王玄策事迹的特点，结合整个《通典·边防典》“西戎”门正文记事大都止于唐高宗显庆、龙朔年间，后所补之事多以夹注标出，我们判断以上所列的各条多出自王玄策《西域记》（《西域图记》）或唐官修的《西国志》，并非隋《西域图记》。事实上，如同《法苑珠林》等将王玄策的许多记事转到玄奘名下的情况是一样的，此前贤皆已指出^[41]，此也是将王玄策《西域图记》错转到了隋裴矩的名下。尤其明显的是，前引史书明确称官撰《西域图志》“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即其关“西域风俗、物产”的记事来源于王玄策等人游记，而其关“古今废置”的内容又正是许敬宗辈纂抄旧史《西域传》的内容。而这两部分正与今《通典·边防典》“西戎”门包括的内容完全相符。当然，唐初官修《西国志》理应包括隋裴矩《西域图记》的部分内容，但因其残留不多，被采录者不多。至于有学者质疑的《通典》唐时记载西域诸国与内地的距离，仍以瓜州始，如在叙述吐火罗距瓜州距离，记“东去瓜州六千七百里”，而不用《隋书·西域传》的“东去瓜州五千八百里”，是因为当时的驿道经莫贺延碛后直通瓜州，瓜州是进入内地驿道的起始站，而且此瓜州并非指隋大业年间以前的瓜州，而是唐初与沙州分离后的瓜州，显而易见距离已大为拉长，远非隋时所记的距离。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进一步推断《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内容多取材于唐官撰《西国志》，保存了佚失千载的《西国志》的许多内容。再结合《唐会要》《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等史书关于西域部分的记事内容多与《通典·边防典》“西戎，门同，而个别文字互有详略，更加说明这些史书的史料来源也是与唐官修《西国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另外王玄策《西域记》与佛教典籍如《法苑珠林》、《诸经要集》等的关系以及与唐人绘画、敦煌壁画题材之间的渊源关系，前贤述之备矣，此不赘。需要补充的是以上典籍之所以有将王玄策《西域图记》张冠李戴的现象，说明其书于唐中后期已经残留无几；或者说，唐宋之际的人所见到的《西域图记》的内容应为保留在唐官撰《西国志》中的引文，时人已经不能分清各自确切的作者。

综括王玄策一生功业，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臣，他数度出使印度不辱使命；作为钦差特使出使中亚，再建奇功。在今已知的二十余年里，他出使的次数与行程所及，皆超古迈今，中外罕比；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外交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大使，中西交通史上开通尼婆罗——印度道的先驱，其凿空之举比于张骞，安边拓域不让班超，撰述之功不逊玄奘，遗憾唐宋之际没能被史家措意重视为其树碑立传，加之其撰述散佚，事迹几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至此，经过学界数代人的努力，其功勋业绩应该多已昭彰于世、彪炳史册矣。

【注释】

[1]对该问题的研究中外学者有：法国学者烈维（S.Lévi）在《亚洲学报》上发表文章（Lesmissionsde WangHiuan-ts'edansI'Inde，Journal Asiatique，TomeXV，Mars-AvriletMai-Juin1900，pp.402～468）《王玄策使印度记》（冯承钧译文，收入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商务印书馆1955年出版）；印度学者师觉月：P.C.Bagchi:India and China，Saraswated.Calcutta，1981，p.97；我国学者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第102～128页；柳诒徵：《王玄策事辑》，《学衡》1925年2月第39期；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路线再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等文及其著：《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大唐天竺使之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等文；林梅村：《〈大唐天竺使之铭〉校释》，《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李并成：《有关王玄策事迹的一条新史料》，《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郭声波：《〈大唐天竺使之铭〉之文献学研识》，《中国藏学》2004年第3期；郑炳林、魏迎春：《俄藏敦煌写本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残卷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2]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

[3]《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68页；《通典》卷193《边防典·吐火罗》与之约同，中华书局，1988年，第5277页。

[4]《唐会要》卷九九“吐火罗国”条，第2103页。

[5]《唐会要》卷一○○“波斯国”条，第2118页；《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波斯国》与之同，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2～5313页。

[6]［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二九《感通篇·圣迹部》，中华书局，2003年，第891页。

[7]冯承钧：《王玄策辑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04页；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8]冯承钧；《王玄策辑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08～109页；陆庆夫：《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

[9]参见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46页。

[10]该录文为郭先生在霍巍、孙修身、林梅村等先生考释录文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研识，参见其文：《〈大唐天竺使之铭》之文献学研识》，《中国藏学》2004年第3期。

[11]而《法苑珠林》卷二四及《诸经要记》卷一记王玄策这次出使的时间为显庆二年，应误。

[12]中外藏学界对于大小羊同国地理位置的几种说法，参见杨铭《中外文献有关吐蕃、羊同的记载》，《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第239～255页。

[13]《通典》卷一九○《边防典·大羊同》，第5177页。

[14]［唐］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中华书局，2000年，第14～15页。

[15]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

[16]义净记：“彼岸法师、智岸法师，并是高昌人也。少长京师……遂乃观化天竺。与使人王玄廓相随。泛舶海中，遇疾俱卒。所将汉本《瑜伽》及余经论，咸在室利佛逝国。”对此冯承钧先生言：“此处的王玄廓，当然是王玄策之讹……”若冯先生此言不误，结合唐高宗麟德年以后因吐蕃争夺西域，陆路受阻，义净所记高僧至此多取海路，而由“所将汉本《瑜伽》”句显然标明是二僧去程，很可能王玄策曾与长于京师的这两位高僧曾取道海路出使印度，且病卒于途。引文分别参见［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95～96页；冯承钧：《王玄策辑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21页。

[17]［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6页。

[18]这次返回的时间，孙修身先生按《集古今佛道论衡》所记考为贞观二十一年较为可信，见其著《王玄策事迹钩沉》，第5～6页。而王玄策二次出使往返的时间陆庆夫先生的推算较为合理，见其文《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

[19]《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6～5309页；《法苑珠林》卷29，第911～912页。

[20]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21]《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5222页。

[22]《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5219页；关于吐蕃境内的驿传制度参见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西域史地丛考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5～187页。

[23]《续高僧传》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本，第454页。

[24]《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天竺》，中华书局，1988年，第5262页。

[25]《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5222页。

[26]《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5页。

[2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8页。此次战争汉文史料不载，藏族学者根敦琼培《白史》则释此文为：“汉兵八万，不能胜藏兵一千之义。”薛宗正先生认为这次战争应该是唐廷大败，汉史有意回避而不载，见其著《吐蕃王朝的兴衰》，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28]经过该国的西域两道在义净《玄照法师传》中就径称“迦毕试途”，以与吐蕃道相区别。见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1页。

[29]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32页；另参见：Cunningham:AGI.P.16；B.C.LAW:HGAI.P.90。

[30]参见《全唐文》卷二○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2064～2065页；对这次唐朝廷议论沙门拜俗一事，孙修身先生断在龙朔三年（663），但据《通鉴》等史书记载，以及日本学者砺波护的研究，发生在龙朔二年（662）四月至六月之间。分别参见：《王玄策事迹钩沉》，第259页；砺波护：《隋唐佛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8～79页。

[31]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0页。

[32]李并成：《有关王玄策事迹的一条新史料》，《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33]参见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李锦绣：《〈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通典·边防·西戎〉“西域”部分序说》，《欧亚学刊》第七辑，中华书局，2006年等文

[34]内田吟风：《隋裴矩撰〈西域图记〉遗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纪念史学佛教学论集》，内外印刷株式会社，1973年，第115～128页。

[35]《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7～1584页。

[36]《隋书》卷八三《西域传》，第1841～1842页。

[37]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38]李锦绣：《〈通典·边防·西戎〉“西域”部分序说》，《欧亚学刊》第七辑，中华书局，2006年。

[39]［唐］李翰：《〈通典〉序》，《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40]李锦绣：《〈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41]冯承钧：《王玄策辑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08～109页；岑仲勉：《西域记》，《圣心》第1期，1932年，第158～159页。另见其著：《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2004年，第297～298页；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