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慎

高宗李治是唐代的第三位皇帝，他性格懦弱，却不昏庸。其父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他继其父后又创“永徽之治”。显庆以后，“他看重武则天的才能，更出于自己健康不佳需要帮手而信用武则天，让她参决大政”^[1]，俩人“在政治上是伙伴……在生活上是情侣”^[2]，互相依靠，在高宗执政的34年里创下了不菲的业绩，仅征服高丽而在其地设安东都护府一事足见其一斑。唐高宗之所以让武则天参决大政，主要原因是健康不佳，那么，唐高宗患上了什么病呢？

一、唐高宗的“风疾”考辨

贞观二十三年（649），开创“贞观之治”的大唐皇帝李世民驾崩，享年53岁。当年，太子李治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的拥戴下继皇帝位，是为高宗，年号永徽。史载，太子李治在太宗皇帝驾崩时便“哀毁染疾”^[3]，这里的“疾”是指什么病呢？雷家骥先生认为是“因哀伤而感染风瘵”^[4]。所谓“风瘵”，也就是“风疾”，是因身体虚弱和劳累造成的。高宗的“风瘵”，在他执政的永徽六年间（650～655）尚不见发病记录，但到他执政的显庆五年（660）冬十月，却发病了，正如史载那样：“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5]何谓风眩？《鸡峰普济方》载：“头眩者，谓身如旋转，不能仰，仰则欲倒，头重不能举，至有视物不正，或身如车舡上。此由肝虚血弱而风邪乃生，盖风气通于肝，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其脉左右关上虚眩，谓之风眩”^[6]。有关专家据此认为，风眩是一种病症名，即头眩^[7]。《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载：“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奏表，多委天后详决。”^[8]《新唐书》卷四《本纪第四·则天皇后》所载略同：“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后既专宠与政，乃数上书言天下利害，务收人心，而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9]《旧唐书》与《新唐书》所说的“风疾”，是一种疾病的总名，而《资治通鉴》所说的“风眩”则是这种病的具体名称，也就是说，“风眩”，（即“头眩”）是“风疾”的具体病名。何谓“风疾”？《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服饵第八》载：“凡人忽遇风疾，身心顿恶，或不能言，有如此者，当服大小续命汤及西州续命排风越婢等汤。”^[10]从孙思邈描写“风疾”的症状来看，它实际上就是“中风”。而中医的中风，西医也叫中风（apoplexy），包括脑溢血（cerebral hemorrhage）、脑血栓形成（cerebral thrombosis ）、脑栓塞（cerebral embolism）及面神经麻痹（facial paralysis）等疾病^[11]。

龙朔二年（662）， “高宗染风痺，以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垲”^[12]。何谓风痺？《灵枢经》二《寿夭刚柔》载：“病在阳者命曰风，病在阴者命曰痹，阴阳俱病，命曰风痹。”^[13]有关专家据此认为，风痺是一种手足麻木不仁之症^[14]。高宗的“风痹”，相当于西医中风的脑栓塞。可见，高宗的病在不断加重，显庆五年（660）初发时主要为阳性的“风眩”，才过了一年半载，至龙朔二年（662）已发展成阴阳俱病的“风痺”了。

乾封二年（667）九月庚申，高宗“以久疾，命太子弘监国”^[15]。

上元二年（675）三月丁未， 日色如赭。天后武则天亲蚕于氓山之阳，“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16]。何谓风疹？风疹又称“风痧”，儿科病名，多发于婴幼儿，“初起类似感冒，发热一两天后，即在全身出现疹点，疹点细小稀疏，色淡红，并有痒感。由感受风热时邪，发于肌表所致，治宜疏风、清热、透邪等法”^[17]。唐高宗与他父亲唐太宗李世民一样，生性怕热，由于“感受风热时邪”，轻易就患上了婴幼儿才有的“风疹”，可见其身体每况愈下，已很虚弱。确实如此，高宗因“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18]，只是在大臣的苦谏下才只好作罢。

永隆二年（681）闰七月，唐高宗开始“服饵”。饵“是金石之药，性烈，唐太宗即因饵金石中毒暴亡”^[19]。唐高宗这次治疗前，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任命裴炎为侍中，负首相之责；二是为防不测，又令太子监国。可见这时病已不轻，而“服饵”虽能令高宗产生短暂的精神焕发，但却加重了他的病情。

永淳二年（683）十一月，天后武则天自封岱之后劝高宗封中岳，因岁饥、边事警急而止；至是复行封中岳礼，又因高宗“疾”而止。高宗“苦头重不可忍”^[20]，侍医秦鸣鹤上奏说：“刺头微出血，可愈。”天后在帷中言曰：“此可斩，欲刺血于人主首耶！”高宗皇帝说：“吾苦头重，出血未必不佳”。即刺百会，高宗说：“吾眼明矣。”关于侍医秦鸣鹤为高宗治病的过程，宋人王谠的《唐语林》也有详细记载：“高宗脑癰殆甚，待诏秦鸣鹤奏曰：‘须针百会方止。’则天大呼曰：‘天子头上，可是出血处？’上曰：‘朕意欲针。’即时眼明，云：‘诸苦悉去，殊无妨也。’则天走于簾下，自负银锦等赏赐，如向未尝怒也。”^[21]《旧唐书》所载秦鸣鹤的身份为侍医，而《唐语林》所载则为待诏；《旧唐书》所载高宗的病症是“苦头重不可忍”，而《唐语林》所载则为“脑癰殆甚”。有人认为：“武后能获取实权乃因高宗李治御宇三十四年，史籍中称他‘苦风疾’，看来是高血压妨碍了他的视力。”^[22]高血压令高宗头晕而妨碍他的视力固然是不能排除的，但笔者窃以为，高宗的“风眩（即头眩）头重”、“苦头重不可忍”是脑癰（即“脑瘤”）造成颅压过高而压迫视神经造成的；秦鸣鹤于高宗头顶的百会穴针刺放血使颅压降低，视神经受颅压的压迫也随之减轻，高宗头重减轻进而目明就在情理之中了。侍医秦鸣鹤的治疗，虽使高宗头重减轻且目明能视，但因治标不治本，脑癰一直在做祟，痊愈无望，一个月后他想登上则天门楼宣布改元弘道，却因“气逆不能乘马”，当夜召裴炎受遗诏辅政，随后溘然长逝，享年56岁。

二、唐高宗“风疾”的治疗

中国封建社会前半段的盛世王朝有周、秦、汉、唐四个，唐王朝即为其一。唐王朝时，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庶足，生活水平较高，因而得“风疾”的贵族并不少见。在高宗李治之前，其祖父李渊^[23]、父亲李世民^[24]都曾患过风疾，永徽初年大臣高季辅“以风疾废于家”^[25]；其后，将军哥舒翰^[26]、突骑施首领苏禄^[27]以及李敬方等也患过风疾。

李世民虽患过风疾，但却治愈了。与大臣相比，作为皇帝的唐高宗，对于“风疾”治疗的方法呈现为多样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减负疗法

1.让皇太子监国，处理国事。

据《新唐书》卷三《本纪第三·高宗》载，唐高宗因“风疾”的缘故，身体每况愈下，为了健康，采取减负疗法，让皇太子监国，来处理国事。

显庆四年（659）十月（闰月）戊寅，如东都，皇太子监国。

龙朔二年（662）十月丁酉，幸温汤，皇太子监国。

乾封二年（667）九月庚申，以饵药，皇太子监国。《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唐纪十七·高宗乾封二年》也载：“九月，庚申，上以久疾，命太子弘监国。”^[28]

咸亨二年（671）正月乙巳，如东都，皇太子监国。《旧唐书·孝敬皇帝传》也载：“咸亨二年，驾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是时戴至德、张文瓘兼左庶子，与右庶子萧德昭同为辅弼，太子多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29]太子虽然多病，但高宗皇帝还是：“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30]目的是“释余重负”^[31]，也就是释放高宗皇帝的重负。

咸亨三年（672）九月癸卯，徙封贤为雍王。十月己未，皇太子监国。

上元元年（674）八月壬辰，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

调露元年（679）正月戊子，如东都。五月丙戌，皇太子监国。

永隆元年（680）八月……甲子，废皇太子为庶人。乙丑，立英王哲（即李显）为皇太子，大赦，改元，赐酺三日。

开耀元年（681）七月（闰月）庚戌，以饵药，皇太子监国。

永淳元年（682）四月丙寅，如东都，皇太子监国。

弘道元年（683）十一月辛丑，皇太子监国。《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唐纪十九·高宗弘道元年》也载：“诏太子监国。”^[32]

2.让皇后参政，处理部分政务。

显庆五年（660）高宗皇帝“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高宗“或使皇后决之”。皇后天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处理部分政务。皇后武则天因处事“皆称旨”而参政，为高宗减负不少；但因高宗“春秋高，苦疾”，武则天参政的机会越来越多，渐渐造成了“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二圣’”^[33]的局面。

（二）“饵药”静养

《新唐书》卷三《本纪第三·高宗》载：乾封二年（667）九月庚申，以饵药，皇太子监国。

开耀元年（681）七月（闰月）庚戌，以饵药，皇太子监国。《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纪十八·高宗开耀元年》也载：“庚申，上以服药，令太子监国。”^[34]

所谓“饵药”，也就是孙思邈所说的“服饵”。《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服饵第八》载：

凡人忽遇风疾，身心顿恶，或不能言，有如此者当服大小续命汤及西州续命排风越婢等汤。于无风处密室之中，日夜四五服，勿计剂数多少，亦勿虑虚，常使头面手足腹背汗出不绝为佳。服汤之时，汤消即食粥，粥消即服汤，亦少与羊肉臛将补。若风大重者，相续五日五夜服汤不绝。即经二日停汤，以羹臛自补将息四体。若小差即当停药，渐渐将息。如其不差，当更服汤攻之，以差为度。^[35]

据此可知，得“风疾”之人，须在无风处密室之中服汤药或粥，常使头面手足腹背汗出不绝为佳。若有好转，即当停药，慢慢将息；如果没有好转，当更服汤药急攻。他又说：“凡患风服汤，非得大汗，其风不去。所以诸风方中，皆有麻黄。至如西州续命即用八两，越婢六两，大小续命或用一两三两四两，故知非汗不差。所以治风非密室不得。”^[36]这是说，治疗风疾，需把握两点：一是非处于密室不可；二是须发汗才有望痊愈。而对于年过50岁且大虚的人，孙思邈认为“服三石更生，慎勿用五石也”^[37]。开耀元年（681）七月（闰月），年已54岁且身体大虚的唐高宗，他的“服饵”之“饵”应是“五石”（礜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钟乳）或“三石”（“五石”中的三种），而“五石”之一的礜石，“就是砷黄铁矿（FeAsS），又叫毒砂，是一种含砷的有毒矿物，辛热有毒，有去风痹，除腹中寒癖，治鼠瘘，明目利耳之功”^[38]，其功效与高宗身患风疾且大虚的身体状况是对症的。正是高宗的“服饵”（饵为“五石”或“三石”），才导致了他后来的脑廱。可见，得“风疾”的人，饵药后需要在无风处密室之中静养，避免烦扰。唐高宗之所以在乾封二年、开耀元年让太子监国，是因为自己“饵药”后需要静养，这是减负疗法与饵药疗法的巧妙结合。

（三）避暑疗养

太宗李世民“旧有气疾”，“暑辄顿剧”^[39]，贞观六年（632），他打算临幸九成宫而避暑疗养，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谏，太宗赐思廉娟五十匹。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载：“是月，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40]据此可知，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李世民因“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命人“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打算夏四月前往翠微宫避暑疗养。确因避暑疗养效果好，太宗的风疾竟痊愈了。

作为李世民的儿子，李治虽在贞观二十三年（649）父皇驾崩时因哀毁过甚染上了“风瘵”，直到他君临天下的永徽年间尚未发作，但他却承袭了父皇避暑疗养的好方法。高宗避暑疗养的地方，主要有二：一是九成宫，二是大明宫。

1.九成宫

《唐会要》卷三十《九成宫》载：

永徽二年九月八日，改九成公为万年宫，至乾封二年二月十日，改为九成宫。三年四月，将作大匠阎立德，造新殿成，移御之日，谓侍臣曰：“朕性不宜热，所司频奏，请造此殿，既作之后，深惧人劳。今既暑热，朕在屋下，尚有流汗，匠工暴露，事亦可愍。所以不令精妙者，意祗避炎暑耳。”长孙无忌曰：“圣心每以恤民为念，天德如此，臣等不胜幸甚。”^[41]

据此可知，唐高宗与他父皇一样“性不宜热”，他虽让将作大匠阎立德于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县）造新殿，却不令“精妙”，因为他只是“避炎暑耳”，深惧劳民伤财。

万年宫（永徽二年九月八日由九成宫改名）确是避暑疗养的宝地，此宫不仅“凉冷宜人”，而且“去京不远”^[42]，因而永徽五年（654）三月，高宗皇帝带领一班文武大臣，浩浩荡荡，幸临万年宫，拉开了高宗避暑疗养的序幕。

在以后的岁月里，高宗皇帝曾多次驾临九成宫，避暑疗养，详情见《唐高宗于九成宫避暑疗养一览表》，足见高宗皇帝对于九成宫的钟爱。

唐高宗于九成宫（万年宫）避暑疗养一览表

说明：本表采自王双怀《隋唐帝王与九成宫》^[43]一文

从上表可以看出，高宗皇帝在九成宫的时间或三月至九月，或二月至八月，或四月至八月，或四月至九月，或四月至十月，或五月至九月，少则四五个月，多则半年，正好避开了京师难耐的盛夏酷暑，对自己的身体很有益处。

2.大明宫

《唐会要》卷三十《大明宫》载：

贞观八年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争以私财助役。至龙朔二年，高宗染风痺，以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垲。六月七日，制蓬莱宫诸门殿亭等名。至三年二月二日，税延雍同岐豳华宁鄜坊泾虢绛晋蒲庆等十五州率口钱，修蓬莱宫。二十五日，减京官一月俸，助修蓬莱宫。四月二十二日，移仗就蓬莱宫新作含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殿听政，百僚奉贺，新宫成也。^[44]

据此可知，大明宫是贞观九年（635）正月由永安宫（贞观八年建）改名而来，以之作为太上皇李渊的避暑之处。高祖崩后闲置不用。龙朔二年（662），高宗染风痺，因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龙朔三年（663）四月，政府以15州民率口钱和京官一月俸的费用修饬蓬莱宫，接着高宗移仗蓬莱宫含元殿。从此之后，大明宫也成为唐朝皇帝的听政地点。

从地理方位上来说，太极宫在西，大明宫在东，故唐人习惯上称太极宫为“西内”，称大明宫为“东内”。除西内、东内外，唐人后来又将玄宗居住过的兴庆宫称为“南内”。

关于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的位置及其地势，中唐时人李吉甫在其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中指出：

初，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大明宫即圣唐龙朔二年所置。高宗尝染风痺，以大内湫湿，置宫于斯。其地即龙首山之东麓，北据高原，南俯城邑，每晴天霁景，下视终南如指掌，含元殿所居高明，尤得地势。大明东南曰兴庆宫，玄宗藩邸宅也。^[45]

唐长安城原为隋长安城。隋长安城系文帝时宇文恺主持修建。宇文恺附会乾卦的六爻，利用龙首原以南“六道高坡“的自然特点，在“九二”高坡的地方建太极宫；在“九三”高坡的地方建文武百官的办公衙署；至于“九五”高坡为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设玄都观和兴善寺以为镇守，后来就成为大明宫的所在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指出：

长安城自少陵原北，直至渭河岸边，是逐渐显得倾斜的坡地，但并非一直都在倾斜，间有突起的高岗，高岗之间却较为平坦，故宇文恺得以从容布置。宇文恺以九二高坡置为宫城，宫城规模不小，却未完全据有九二高坡，九二高坡还向东北延伸。唐太宗贞观初年于其地置永安宫，寻改为大明宫。这座宫殿“北据高原，南望爽垲，每天晴日朗，南望终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俯视如在榄内，盖其高爽也”^[46]。

李文才教授据此分析说：

史念海氏对于诸宫所在地势的判断，殊为精当，其中所说“宇文恺以九二高坡置为宫城，宫城规模不小，却未完全据有九二高坡，九二高坡还向东北延伸，唐太宗贞观初年于其地置永安宫，寻改为大明宫”，对于我们准确理解诸宫地势之高低十分关键，其实所谓“九五”高坡，也不过是“九二”高坡向东北方向的自然延伸，也就是说，大明宫与太极宫在地理位置上并无实质性的海拔落差。^[47]

他由此认为，太极宫与大明宫地势差异只是龙朔三年“移宫”的借口，其真实原因或真相乃是高宗与武则天之间的帝后权利之争。李教授的分析有一定道理。

即使龙朔三年“移宫”的真实原因或真相是高宗与武则天之间的帝后权利之争，太极宫与大明宫地势差异只是“移宫”的借口，那也是不错的借口，起码这个借口令高宗皇帝深信“移宫”对自己的健康有利，否则，虽懦弱却不昏庸的高宗皇帝哪会欣然而从！张永禄先生指出：“李治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即位，先在太极宫听政。龙朔三年（663）四月由太极宫徙居大明宫。除去东都洛阳之外，计在西内共约9年。”^[48]他又说：“高宗自龙朔三年（663）四月由太极宫徙居大明宫，除去以后五幸东都洛阳之外，凡在长安，都居住于大明宫，计11年左右。”^[49]从高宗皇帝居大明宫（11年左右）的时间多于居太极宫（9年）的时间来看，大明宫的环境应略优于太极宫。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李健超先生告知，太极宫海拔400米，大明宫海拔410米，两者海拔高度相差10米，也就是说，在海拔高度上大明宫比太极宫高出10米，可见，大明宫相对于太极宫来说，环境确实优越，比较凉爽，既可以听政，又适宜于避暑疗养。

（四）温泉疗法

李敬方曾患头风，去黄山汤院洗浴，疗效明显，于是他再次往浴汤，并作《题黄山汤院并序》：

楚镇惟黄岫，灵泉浴圣源。煎熬何处所，炉炭孰司存。沙暖泉长拂，霜笼（冷）水更温。不疏还自决，虽挠未尝浑。地启岩为洞，天开石作盆。常留今日色，不减故年痕。阴焰潜生海，阳光暗烛坤。定应邻火宅，非独过焦原。龙讶经冬润，莺疑满谷喧。善烹寒食茗，能变早春园。及物功何大，随流道益尊。洁斋齐物主，疗病夺医门。外秘千峰秀，旁通百潦奔。禅家休问疾，骚客罢招魂。……痒闷头风切，爬搔臂力烦。^[50]

“疗病夺医门”一句，反映了温泉对于“头风”的独特疗效。既然温泉对头风（即风眩、头眩）有神奇疗效，作为皇帝的高宗李治，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种疗法。

据《新唐书》卷三《本纪第三·高宗》载，李治采用温泉疗法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永徽五年（654）三月戊午，如万年宫。乙丑，次凤泉汤。

第二次：龙朔二年（662）十月丁酉，幸温汤，皇太子监国。丁未，至自温汤。

第三次：永隆元年（680）二月癸丑，如汝州温汤。汝州（治梁县，今河南临汝）属河南道，当距东都洛阳不远。

（五）针刺放血疗法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高宗弘道元年》载：“（秋七月）庚辰，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嵩山；寻以上不豫，改用来年正月。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胡三省注曰：“殿中省尚药局有侍御医四人，从六品上。”鸣鹤说：请刺头出血，可愈。天后在簾中，不欲上疾愈，怒斥道：“此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鸣鹤叩头请命，高宗说：“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会、脑户二穴，高宗说：“吾目似明矣。”天后举手加额曰：“天赐也！”自负綵百匹以赐鸣鹤^[51]。

《资治通鉴》“上苦头重”，宋人王谠《唐语林》作“脑癰殆甚”。“脑癰”即“脑瘤”，由于不做手术不能根除，所以秦鸣鹤的治疗虽有一定疗效，但因治表不治本，所以只是对高宗脑廱所致风眩（头眩）的缓解。《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下·拂菻》说大秦人“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52]。《希波克拉底文集》第九卷中说：“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可以在头顶部切开，把柔软的几部分分开，穿过头骨，使液体全部流出。这是一种疗法，用此法病人便能痊愈。”^[53]国际知名医史学者马伯英先生据此认为：“秦鸣鹤所行之术与此相似。刺血治法也属古代欧洲疗治法，由景教徒来华施行，比较接近事实。”^[54]可见，秦鸣鹤的刺血治法虽然没有根治高宗的风疾，但毕竟使高宗的风疾症状缓解了，况且这种治疗方法又自外国传入，所以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医疗水平。

三、高宗“风疾”的治疗效果

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曾“苦头风”^[55]，每发作，“心乱目眩”，神医华佗用针灸法治疗，“随手而差”。又有人“苦头眩，头不得举，目不得视，积年”，华佗及其弟子采取了独特的疗法：“佗使悉解衣倒悬，令头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体，令周匝，候视诸脉，尽出五色。佗令弟子数人以铍刀决脉，五色血尽，视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饮以亭历犬血散，立愈。”^[56]华佗弟子放血疗“头眩”与秦鸣鹤刺血疗“头重”相似，所不同者是放血的部位不同。又《魏书》卷九十一《列传第七十九·术艺·周澹》载：“周澹，京兆鄠人也，为人多方术，尤善医药，为太医令。太宗尝苦风头眩，澹治得愈。由此见宠，位至特进，赐爵成德侯。”^[57]魏太宗拓跋嗣因患风疾而头眩，京兆人周澹治好了魏太宗的风疾而受宠。

唐高宗的“风疾”（中风）与三国时曹操等人的头风或风眩类似，三国时的医家对这种病的治疗效果是“随手而差”、“立愈”，唐代的医疗水平比三国北朝时期明显有了提高，为什么高宗皇帝采用减负疗法、“饵药”静养、避暑疗养、温泉疗法、针刺放血疗法等诸多方法，有时是两种方法的巧妙结合，而最终不能根治呢？原因有二：一是治疗方法受限制。唐高宗对自己风疾的治疗是重视的，早在显庆三年（658），即“诏征太白山人孙思邈至，居于鄱阳公主废府”；咸亨四年（673）夏四月，思邈被“征诣行在”，随御高宗，侍疾于九成宫半年，仅实“授承务郎直长尚药局”之职，至上元元年（674）方得辞疾请归。孙思邈对于高宗风疾的治疗无疑是尽了力的，但治疗效果不详。侍医秦鸣鹤的刺血疗法虽有成效，却已接近高宗生命的尽头，即使这样还遭到了皇后武则天的阻挠，其他办法如开颅术就没有人敢提及了。二是高宗皇帝身体虚弱。高宗皇帝风流成性，早在做太子时，就敢冒杀头之罪，和庶母武则天（唐太宗才人）私通^[58]。贞观二十二年（648）春，正月，己丑，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元人胡三省认为唐太宗的本意是好的，但对“太子病于柔弱好内”^[59]没有一句话提及，感慨“人莫知其子之恶”。李治即皇帝位后，在制度上有了多占天下美女的保障，正如《旧唐书·后妃列传》所载：

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倢伃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女御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余六尚诸司，分典乘舆服御。^[60]

按照制度，除皇后外，皇帝的女人正一品至正八品应有121人。永徽年间，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给在感业寺为尼的武则天提供了回宫的机会，而这也是高宗皇帝梦寐以求的。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鉴于高宗皇帝对废后王皇后和萧淑妃旧情未泯，担心她们东山再起于己不利，便果敢地处死了二人。王皇后、萧淑妃虽然离去了，可皇帝身边光只有皇后是不够的，于是皇后的姐姐和侄女就补了上去，正如《资治通鉴》卷二百一《高宗麟德元年》所载：(www.daowen.com)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意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61]

赵文润先生据此分析说：

结合高、武本人状况和当时宫中的实情便知，高宗既爱武则天，又钟情其他女人，特别是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及其女（魏国夫人）以后故出入禁中，皆得幸于上”（《资治通鉴》卷201《高宗乾封元年（六六六）》），这是武则天所不能容忍的。“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就是指高宗的性放纵受到了武则天的限制。……“羞缩”二字道出了高宗自己酿制的醋意。于是帝后联手铲除了上官仪及其同伙。^[62]

身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而宠幸自己钟爱的一两个女人，动不动就为皇后所制约，难怪高宗皇帝“不胜其忿”，心里窝火。著名中医贾堃说：“情志不遂，是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63]正所谓“百病生于气”啊！“脑烁”是“脑癰”的进一步发展，“脑烁”作为病名是指脑疽之虚症，此症“由阴精枯涸，毒火上炎所致”^[64]。高宗弘道元年（683）十一月，李治“脑癰殆甚”，即将发展为“脑烁”，了，因而高宗的病“由阴精枯涸，毒火上炎所致”。高宗之所以“阴精枯涸”，是因为他“柔弱好内”，风流成性，而贵为皇帝又为他提供了多占天下美女的条件；而“毒火上炎”是因为“所欲不遂”造成的，即他的性放纵时不时受到了皇后的制约。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郭玉》载：“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65]吕思勉先生据此分析说：“此对则不尽实，要之贵人身弱，贫贱者身强，其真原因也。”^[66]吕思勉先生认为，贵人病难治的真原因是“身弱”，这对于贵无极的高宗皇帝也是适用的。

综上所述，风疾（中风）是高宗疾病的总名，风眩（即“头眩”）、风痺、脑廱是高宗疾病的具体名，也就是说，风眩（脑血栓形成）、风痺（脑栓塞）、脑廱（脑瘤）是高宗风疾（中风）的不同发展阶段。高宗的风疾虽采用减负疗法、“饵药，静养、避暑疗养、温泉疗法、针刺放血疗法等，有时是两种方法的巧妙结合，但终因贵为皇帝的高宗身体虚弱，且治疗方法受到限制，因而风疾一直在折磨着他，使他“头重不可忍”，并最终把他送到了生命的尽头。

（张维慎：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注释】

[1]胡戟：《武则天本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3版，第74页。

[2]赵文润：《唐高宗再评价》，载赵文润：《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第286页。

[3]（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大帝遗诏》，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61页。

[4]雷家骥：《武则天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87页。

[5]（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高宗显庆五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第6322页。

[6]《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试用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第67页。

[7]《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试用本），第67页。

[8]（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第115页。

[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本纪第四·则天皇后》，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81页。

[10]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14页。

[11]张瑞祥、孙家骥编：《祖国医学与现代医学病症名称对照》，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第1版，第16页。

[12]（宋）王溥：《唐会要》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6月第1版，第553页。

[13]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编著：《黄帝内经灵枢译释》，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60页。

[14]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修订本）第四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修订第1版，第3408页。

[15]《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乾封二年条，第6352页。

[16]《旧唐书》卷五《本纪第五·高宗下》，第100页。

[17]《辞海·医药卫生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187页。

[18]《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上元二年条，第6375页。

[19]胡戟：《武则天本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73页。

[20]《旧唐书》卷五《本纪第五·高宗下》，第111页。

[21]（宋）王谠：《唐语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6月新1版，第159页。

[2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版，第124页。

[23]《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九年条：“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胡三省注曰：“《旧书帝纪》：崩于大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第6112页。

[24]《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现二十一年条：“是月，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第6246页。

[25]《旧唐书》卷七八《列传第二十八·高季辅》，第2703页。

[26]《旧唐书》卷一○四《列传第五十四·哥舒翰》：“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天宝）十三载，拜太子太保，更加实封三百户，又兼御史大夫。翰好饮酒，颇恣声色。至土门军，入浴室，遘风疾，绝倒良久乃苏。因入京，废疾于家。”第3211～3213页。

[27]（唐）杜佑：《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2841页。

[28]《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乾封二年条，第6352页。

[29]《旧唐书》卷八六《列传第三十六·高宗中宗诸子·孝敬皇帝弘》，第2829页。

[30]（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二十六《皇太子谥孝敬皇帝诏》，第78页。

[31]（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二十六《册谥孝敬皇帝文》，第79页。

[32]《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第115页。

[33]《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条，第6416页。

[34]《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开耀元年条，第6403页。

[35]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第14页。

[36]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第14页。

[37]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第14页。

[38]傅维康主编：《中药学》，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6月第1版，第87页。

[39]《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条，第6094页。

[40]《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条，第6246页。

[41]（宋）王溥：《唐会要》上，第556页。

[42]（宋）王溥：《唐会要》上，第556页。

[43]王双怀：《古史新探》，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第74页。

[44]（宋）王溥：《唐会要》上，第553页。

[4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京兆府》，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页。

[46]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07页。

[47]李文才、王琪：《试论唐高宗龙朔三年“移宫”的原因及影响》，刊成建正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0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

[48]张永禄：《唐都长安》（增订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110页。

[49]张永禄：《唐都长安》（增订本），第143页。

[5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775页。

[51]《资治通鉴》卷二百三，高宗弘道元年条，第6415页。

[52]《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下·拂菻》，第6361页。

[53]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393页。

[54]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393页。

[55]（晋）陈寿：《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02页。

[56]《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裴松之注引《佗别传》，第803～804页。

[57]（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1版，第1965页。

[58]孟宪实：《李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孟宪实：《孟宪实读史漫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24页。

[59]《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条，第6251页。

[60]《旧唐书》卷五一《列传第一·后妃上》，第2161～2162页。

[61]《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条，第6342页。

[62]赵文润：《唐高宗再评价》，载赵文润：《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第285页。

[63]贾堃：《中医癌瘤证治学》，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页。

[64]《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试用本），第2582～59页。

[6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1版，第2735页。

[66]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第5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