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薇

长安元年（701），是武则天革去李唐正朔而开启天授大周皇朝的第十二个年头。这一年，武则天又敕令完成了一件为其革命正名的大事，那就是为其家父武士彟树立丰碑于故乡文水祖坟昊陵。此前在为大周正名的一系列形式与程序中，关系到武氏家族名分的措施已经体现在为其祖宗建立社稷、追尊庙号与号墓为陵诸方面，其中包括天授元年（690）追尊其父曰孝明高皇帝，陵曰昊陵；追尊其母曰孝明高皇后，陵曰顺陵。而直到圣历二年（699）敕令“改昊陵署为攀龙台”和“改顺陵为望凤台”后，武则天方始决定为其父母分别建立颂德之碑，亦即为其父武士彟树立《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后世又称《武士彟碑》或《攀龙台碑》），为其母杨氏树立《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后世又称《望凤台碑》或《顺陵残碑》）。文水的昊陵碑立于长安元年（701），宰相李峤撰文，相王李旦楷书；咸阳的顺陵碑立于长安二年（702），武三思撰文，亦由相王李旦楷书。只是昊陵碑早在明末已经湮没无闻，且无片纸拓本存世，而顺陵碑尚有残石数片，今存咸阳博物馆，略可窥见李旦楷书的真面目，并可以之来揣摩前此一年书刻的昊陵碑的书法影像。

近读《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忽于唐开元二十年（732）《崔知之墓志》中读到“年卅一，武氏昊陵建碣，历采伯英之筋，以善草隶摹勒，起家授苏州参军事”一句（图一、二）^[2]，始发现在当年书刻昊陵碑的程序中，乃是经由崔知之这位善书高手将相王李旦的书法摹勒上石的。通常帝王书法与石刻之表现关系，是不会由帝王本人直接书丹于石的，而是要遴选擅长书法和有临摹功力的书手来将帝王的笔迹摹勒到碑石上，然后再由刻工镌刻完成。这就是我们为何常常看到碑石上既出现某人摹勒又出现某人镌刻的缘故，这个问题后文再予解说。以下本文谨依据《崔知之墓志》所揭示的新史料来就崔知之其人与其书、昊陵碑的名称与建碑时间、相王李旦传世书刻与书风、古碑的摹勒与镌刻等问题作相关研讨。

图一　崔知之墓志

图二　《崔知之墓志》局部“昊陵建碣”一语

一、崔知之其人与其书

《崔知之墓志》的图版与录文已载在《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故以下的探讨不再重复录文。据《崔知之墓志》，可知崔知之字锜，博陵安平人，历任苏州参军事、青州北海县丞、杭州紫溪县令。开元十九年八月十二日卒于紫溪县官舍，春秋五十有八，开元二十年二月廿三日窆于东周河南县万安山之阳祔于先茔。知之曾祖君昭，隋朝任左散骑常侍；祖玄亮，唐朝任朝散大夫、雍州泾阳县令；父训，武周朝任魏州莘县令。又据天宝十三载（754）《郑炅墓志》“夫人博陵崔氏，隋左武侍公牧之曾孙，泾阳丞玄亮之孙，陈留郡司马无固之女”^[3]，知崔无固即崔知之的叔父，崔公牧亦即崔君昭。再据《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崔氏博陵大房记有崔君昭、崔播、孙玄亮三代，皆不载职官，又记玄亮三子，长无纵，次无固，汴州司马，季无怠^[4]。《元和姓纂》则未载崔玄亮一支。今据《崔知之墓志》与《郑炅墓志》，可证玄亮应为君昭子，而非其孙，新表盖误衍崔播一代。其次亦可补崔训与崔知之两代之闕落。至于崔训与崔无纵或崔无怠，亦有可能即同一人，容再考之。

由前举志文“年卅一，武氏昊陵建碣，历采伯英之筋，以善草隶摹勒，起家授苏州参军事”一语，恰可以证见崔知之的书法风格与水平。其实这里所谓的“善草隶摹勒”应理解为以擅长于草隶书法而参与了摹勒碑版工作。由崔知之被遴选为昊陵碑的摹勒者，足以说明其摹书功夫确实堪为一时之选；又以其“善草隶”，而知其书法体式当是以草书与楷书为主。因为南北朝隋唐尚少楷书称谓，彼时所称的“草隶”，通常在广义上是泛指书法，而在狭义上则实指草书和隶书两种书体，并非偏指草书或偏指隶书，而唐代所称的隶书又实则是指今天的楷书，而非今天的隶书^[5]。当然崔知之亦必长于以南朝书风影响为主流的新体行书与草书，否则当不会以“善草隶，而并称。崔知之长于楷书与摹勒，故能被选中担当相王李旦以楷书书写的《昊陵碑》亦即《武士彟碑》的临摹工作。至于“历采伯英之筋”，应是借东汉张伯英（张芝）擅长章草而比喻所选摹勒之人必须是书法水平高超者，而与昊陵碑的书体和崔知之的长于楷法其实无直接关联。另外，相王李旦的楷书中往往夹杂着篆隶乃至草行笔法，因此摹勒者若非兼善草行篆隶或许也难以做到传神写照。又，崔知之以摹勒昊陵碑之功而起家即任从八品的“苏州参军事”，也成为一例唐代重视书法、不拘一格、超阶任官的绝好佐证^[6]。

还有一点颇有意思，不妨顺便提及，就是志文的首行题与墓志盖的盖题虽然都豁然写着“大唐”二字，且在志文中也有“曾祖君昭，隋左散骑常侍，直躬以端物；祖玄亮，皇朝散大夫、雍州泾阳县令，明道以奉官”的对正朔王朝的强调，但在志文中竟又不起眼地出现了“父训，周魏州莘县令”一句，其中的“周”字作为与前面的隋、皇两朝的并列关系，无疑是在着意强调出武周朝，这是否在观念上有意无意地肯定了武则天大周朝的正统性？因为在距离武周归政于唐已经二十八年后的开元二十年，仍有如此径直而不加隐晦的称谓，实不多见^[7]。难道是因缘于崔知之尝摹勒过《武士彟碑》而犹有感情所系吗？恐不尽然，但这对于探究武周以后的唐人特别是从武周朝过来的唐人之于武周朝的认识与情感，无疑是颇有意义的案例。

二、昊陵碑的名称与建碑时间

“昊陵，即武氏祖坟，所葬为武则天父武士彟，在并州文水县（今山西文水），故昊陵碑即《武士彟碑》，后世也称《攀龙台碑》。《武士彟碑》最早著录于《金石录》卷五，云为长安元年（701）十二月由宰相李峤撰文、相王李旦正书。同书卷二十五跋尾又云：“右《周武士彟碑》，武后时，追尊士彟为无上孝明皇帝，命李峤为碑文，相王旦书石焉。《戎幕闲谈》载李德裕言：‘昔为太原从事，见公牍中有文水县牒，称武士彟墓碑元和年忽失龟头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处皆镌去之。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几，武元衡遇害。’今此碑武字最多，皆刻画完好无讹闕者。以此知小说所载，事多荒诞不可信类如此。”^[8]此碑额题“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全文6700余字，碑高五丈、宽九尺、厚三尺。《太平寰宇记》卷四十《河东道·并州》文水县条记载：“太原王墓在县西北十五里。即唐则天父武士彟也，双闕与碑石存。^[9]至明末湮没无闻，亦未见”有拓本传世^[10]。碑文载于《文苑英华》卷八百七十五（图三）和《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九。

图三　《文苑英华》载《攀龙台碑》书影

关于昊陵与昊陵碑名称的变化及缘由，可梳理史料得知。《攀龙台碑》云：“文明元年（684），皇帝临朝，追崇为魏王，食邑一万户。永昌元年（689），群臣以名号不称，抗表固请，于是上尊号曰忠孝太皇。及钟石变声，讴歌有奉，皇帝钦受终之茂躅，御惟新之景命，改正朔而营宗庙，定郊邱而立社稷。聿遵故实，光启鸿名，奉册尊太皇为孝明高皇帝，陵曰昊陵，庙曰太祖”。^[11]《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皇后传》云永昌元年“号士彟周忠孝太皇，杨忠孝太后。以文水墓为章德陵，咸阳墓为明义陵”^[12]。案“明义”本为“显义”^[13]，此条当是唐代史臣为避中宗名讳“显”字而改为“明”字，下同。《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唐纪二十》亦云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阳陵曰明义陵。”^[14]《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皇后传》云天授二年（691）“诏并州文水县为武兴，比汉丰、沛，百姓世给复。以始祖冢为德陵，睿祖为乔陵，严祖为节陵，肃祖为简陵，烈祖为靖陵，显祖为永陵，章德陵为昊陵，明义陵为顺陵”^[15]。《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唐纪二十》亦云天授二年“（正月）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乔陵，严祖墓曰节陵，肃祖墓曰简陵，烈祖墓曰靖陵，显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为昊陵，显义陵为顺陵”^[16]。案此条史料未见讳改“显”字为“明”字，或是宋人回改唐讳耳。此亦可证前揭《旧唐书》与《资治通鉴》三条史料中的“明义陵”皆为“显义陵”之讳改。《攀龙台碑》云：“圣历二年，下制改昊陵署为攀龙台，加置官属佐吏。”^[17]《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皇后传》亦云圣历二年（699）“改昊陵署为攀龙台”^[18]。从前揭史料中可知昊陵原名文水墓，后改名章德陵，再改名昊陵，而作为管理机构的昊陵署，又改称攀龙台，于是昊陵碑亦即《武士彟碑》也随之有了《攀龙台碑》的称谓。

若以《金石录》为准，则《武士彟碑》的建立时间为长安元年十二月，而《崔知之墓志》云“年卅一，武氏昊陵建碣”，以崔知之开元十九年卒年五十八推之，“年卅一”当为武周长安四年（704），与长安元年相差三年。又以“武氏昊陵建碣，语意推之，无疑是指武则天在昊陵为其父所立巨制丰碑《攀龙台碑》，而绝不会是更于长安四年又在昊陵建立了其他碑碣。再以“改昊陵署为攀龙台”（语出《攀龙台碑》）与“改顺陵曰望凤台”（语出《顺陵碑》）理应在同一时间，故武则天下制为昊陵与顺陵建碑亦当在同时，只是完成建立的时间或许稍有先后，但绝不可能在时间上相距甚远。今见《唐拓全石唐顺陵碑孤本》署款为“长安二年岁次壬寅金正月己巳木朔五日癸酉金建”^[19]，可证《金石录》载《武士彟碑》建碑时间作长安元年十二月当不误，而据《崔知之墓志》以年岁约略推之者，或许容有差异。只是可以推想，《攀龙台碑》若是奉敕撰书于长安元年，而以其宏文硕制欲要摹勒并书刻完成之，必当迁延费时，或耗时一两年也不是没有可能，故以《崔知之墓志》“年卅一”所推年份即便不能十分确切，而崔知之所参与摹勒之“昊陵建碣，确为《攀龙台碑》应是无疑问的。

三、相王李旦传世书刻与书风

李旦为高宗第八子，与大他六岁的中宗李显皆为武则天所生。李旦工书，在唐代诸王宗藩中是出类拔萃的，且亦有书刻作品存留于世。《旧唐书》卷七《睿宗本纪》云“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20]。《新唐书》卷五《睿宗本纪》亦云“长而温恭好学，通诂训，工草隶书”^[21]。前文已经对“草隶”的含义作了解释，再通过证见李旦的书法，同样可以给予印证。

梳理文献中所能见知的李旦书法碑刻，多是其为相王时作品。兹据《金石录》卷四、卷五共著录李旦书碑七种^[22]，皆为楷书。依次是：

1.万岁登封元年（696）二月《周升中述志碑》，武后撰，相王旦正书。

2.万岁登封元年（696）二月《周封中岳碑》，李峤撰，相王旦正书。

3.大足元年（701）五月《周许由庙碑》，则天撰，相王旦正书。

4.长安元年（701）十二月《周武士彟碑》，李峤撰，相王且正书。

5.长安二年（702）六月《周孝明皇后碑》，武三思撰，相王旦正书。

6.神龙元年（705）九月《唐龙兴圣教序碑》，中宗撰，相王旦正书。

图四　李旦书《景龙观钟铭》

图五　顺陵残碑局部

7.景云二年（711）九月《唐景龙观钟铭》，睿宗撰，正书，无姓名。（《金石文字记》云为“睿宗御书”）

以上七种，除今存西安碑林的《景龙观钟铭》（又称《景云钟》）为青铜铸刻外（图四），其余石刻仅剩《周孝明皇后碑》亦即《顺陵残碑》有残石数块存世（图五）^[23]。若以《顺陵残碑》与《景龙观钟铭》相比较，应足以证实《景龙观钟铭》书法确出李旦手笔。再以《顺陵残碑》与《武士彟碑》撰写时间仅相差一年而推之，其楷法面貌理应无大差异。前贤论李旦楷书优长约有唐代窦臮《述书赋上》窦蒙注云：“睿宗皇帝，天皇第四子。性淳和，好书史，尚古质，书法正体，不乐浮华。^[24]明代赵崡《石墨镌华》评《顺陵残碑》云：“书不知真出旦否，方整遒健可录也。”^[25]同书评《唐景龙观钟铭》又云：“字正书而稍兼篆隶，奇伟可观。”^[26]清代杨宾评睿宗书《景龙观钟铭》云：“以余品之，当以《铭》为第一，盖其古奥浑厚，绝非他碑可及也。”^[27]清代何绍基评睿宗钟铭书法亦云：“睿宗书此碑铭，奇伟非常，运分书意于楷法，尤为唐迹中难得之品。间有失于弱穴处，则由泥范未精，冶铜人之不无走失也。”^[28]康有为更称赞“《顺陵残碑》浑古有法”^[29]。总之，李旦书法的基本特色应是在方整朴质的楷法中稍兼篆隶乃至行草笔意，故而显得古奥浑厚、奇伟可观。

图六　李旦书《孔子庙堂碑额》

又，李旦书刻存世尚有篆书一例，晚清叶昌炽云：“相王旦在潜邸，即为永兴《庙堂碑》题额。又尝书武士彟夫妇碑，见《金石录》。然唐时宗藩，能书者绝少。”^[30]此所谓“永兴《庙堂碑》”者，即武周朝重刻的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时由相王李旦篆书碑额“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此碑后来又遭损毁，直至北宋建隆乾德年间（960～968）京兆尹王彦超主持摹勒再建并由安祚刻字，惟额题已去掉“大周”二字，仅留“孔子庙堂之碑”六字（图六），此即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孔子庙堂碑》北宋再建之碑，世称“西庙堂碑”。固然经过宋人重摹而在篆法上恐已不尽能再现李旦书笔之原貌，但“唐时宗藩，能书者绝少”的论断，则适可与李旦传世作品之多于诸王而相互印证，且能突显其书法在彼时的水平之高与影响之大。又以相王李旦尝两度书写武则天所撰碑文和一度书写武三思所撰碑文，或可从旁说明其与母亲武则天及与武周政权之政治关系的融洽程度。

四、古碑的摹勒与镌刻

就《崔知之墓志》所提到的“年卅一，武氏昊陵建碣，历采伯英之筋，以善草隶摹勒，起家授苏州参军事”这句史料，前文已经作了研讨。只是因为“摹勒”或“模勒”一词在唐代有着特定含义，且与镌刻刊雕等凿石刻字的含义有着程序与方法上的截然区别，所以还需专门再做一点解析。

唐人重视书法，自然也重视摹勒与镌刻。所谓“古人书碑重镌字，此物勒工名之意也”^[31]。若溯其由来，或托始于汉。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西岳华山碑》所题“郭香察书”与“刻者颍川邯郸公修”。叶昌炽尝说：“古碑凡书模勒，与镌刻为二事”^[32]。而专门且明确署题“摹勒”且与“镌刻”作俨然区别者，则似始于唐代。“何以证之？如唐《怀仁圣教序》，既书‘诸葛神力勒石’矣，又曰‘武骑尉朱静藏镌字’。《纪信碑》，既书‘勒碑人史正勤’矣，又曰‘石□张敬镌字’。《青城山常道观敕》，既书‘观主甘遗荣勒字’矣，又曰‘晋原吴光□刻’。宋《上清太平宫记》，既书‘副官杨志振模’矣，又曰‘长安忠善居士黄德用刊’。此盖勒字为一人，镌字为一人。若镌刻出于一手者，如唐之《张延赏碑》‘将作官马瞻刻字并模勒’，《梁守谦功德铭》‘天水强琼模勒并刻字’，《澄城县令郑公碑》‘姜濬模勒并刻字’……盖古人刻碑，或书丹于石，或别书丹而双钩其文以上石。模勒即钩勒。今人以勒字为刻字，失之矣”^[33]。今读新出唐代墓志，亦可再补说一例典型者，即唐开成五年（840）《李逵墓志》，墓志署“朝议郎守梁王府司马翰林待诏上柱国赐绯鱼袋唐玄度书并篆额，朝议郎行庐州巢县丞翰林待诏上柱国唐玄序摸勒”^[34]，此志书体为隶书。唐玄度是文宗朝翰林待诏，也是有名的勒字官，长于书法，尤精小学，曾著《十体书》，又奉敕复校字体而纂成《九经字样》，后附刻于《开成石经》，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欧阳修云：“玄度以书自名于一时，其笔法柔弱，非复前人之体，而流俗妄称借之尔。”^[35]由《李逵墓志》又可见证其除楷法外亦能隶书，然略不精彩，且确有“柔弱”之嫌。其弟唐玄序，亦工书法，善摹勒，相传大和六年（832）所刻《集王羲之书金刚经》即为玄序集字并摹勒上石者，今有拓本传世而藏于上海博物馆。据《李逵墓志》由唐玄度书丹而由唐玄序摸勒，可证玄序确实长于临摹钩勒且水平或更在玄度之上。另外，唐人亦重视摹勒与镌刻之间的校对工作，也可举一例新史料说明之。2009年入藏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唐贞元二年（786）《陈守礼墓志》依次署“第十二男奉义郎前左卫长史鍠撰并书”、“第十四男前弘文馆明经鍊初校、第十五男朝议试肃王府户曹釴校成、第十七男鉥检校镌磨”^[36]，可知此墓志在书丹后，先是经过了初校和校成两遍校对后方实施镌刻，而在镌刻完成之后又经过了一遍检查校对，目的是以防发现有刻错的字而予以及时磨改。由此可见唐人对于碑版墓志从书丹到摹勒及从校对到镌刻的细致与重视程度。唐人重文重书与唐代文化盛大之基础与由来，亦可缘此窥见一斑。

总之，以书法功力论，摹勒无疑要高于镌刻，只有能集摹勒与镌刻功夫于一身者，方能一手完成摹书与刻字，否则就必须先由高手精摹，然后再由刻工镌字，这种情形在唐代表现得尤其突出。本文所介绍的能荣膺摹勒武周昊陵大碣《武士彟碑》工作的崔知之，无疑正是一位像唐代著名“翰林勒字官”（《旧唐书·文宗纪》）唐玄度、唐玄序兄弟一样精于摹勒的书法高手。

（周晓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新出隋代墓志铭整理与研究》（14AZS004）关联成果。(www.daowen.com)

[2]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册第468页。此墓志于2007年入藏大唐西市博物馆。

[3]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53页。

[4]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2787～2791页。

[5]例如：《北齐书》卷三八《赵彦深传》云其子仲将“学涉群书，善草隶。虽与弟书，书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笔”。中华书局校点本，1972年，第507页。《北史》卷五五《赵彦深传》同。又《新唐书》卷一六○《徐浩传》曰：“浩父峤之善书，以法授浩，益工。尝书四十二幅屏，八体皆备，草隶尤工，世状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云。”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4966页。浩以楷书最见擅长，故“草隶尤工”，即当指其“八体皆备”而楷书尤工。归理正史所见北朝的魏齐周隋之间“善草隶”者，约有王世弼、源楷、李思穆、柳弘、王褒、萧撝、崔玄伯、萧慨、房彦谦、刘懋、庾道、赵仲将、虞世墓、房玄龄等人，另有释智永、欧阳询、虞世南等也是隋唐之间工草善隶的大家。再检诸出土墓志，亦有善草隶书者可征：如王普贤“妙闲草隶，雅好篇什”〔北魏延昌二年（513）《贵华恭夫人王普贤墓志》〕，寇凭“美谈咲，善草隶”〔北魏神龟二年（519）《寇凭墓志》〕，元暐“草隶之工，迈于锺索”〔北魏武秦元年（528）《元暐墓志》〕，元显“工名理，好清言，善草隶，爱篇什”〔东魏武定二年（544）《元显墓志》〕，李世洛“性机警，美谈笑，善草隶，爱林泉〔”大业五年（609）《李世洛墓志》〕等。

[6]以苏州为雄州，地位本高于上州，故参军事的品阶亦当比上州的从八品下高出一阶，或为从八品上。以书法出众而被擢授官职者可再举一例，即天宝十载（751）《焦礼墓志》所记：“次男英秀，早善银钩，为隶篆之宗模，作翰林之缘餝，开元廿八载，擢拜清化郡参军事。”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页。案唐有两清化郡，一为巴州，属中州，在隋即清化郡；一为施州，属下州，在隋为清江郡。此志云开元年任职，当是巴州之清化郡，则参军事品阶为正九品下。

[7]检读唐代墓志，葬年在中宗复位以后的武氏家族人物墓志尚多有径言大周者，如开元三年（715）《谯国公夫人武氏墓志》“父嗣宗，周封临川郡王”；开元二十年（732）《慕容威妻武氏墓志》“祖承嗣，周朝中书令、魏王”；开元二十五年（737）《武幼范墓志》“祖大本，周赠汾州长史”；乾元元年（758）《慕容威墓志》“（夫人）武周魏王承嗣之孙”，而这些志文的首行题或盖题则皆称“大唐”。葬年在中宗复位以后的非武氏家族人物墓志则仅有个别径题周或大周者，如神龙元年（705）《李思贞墓志》“本姓华，犯周庙讳，改为李氏焉”（华为则天祖父名讳）；神龙三年（707）《李清禅墓志》“父泽，周朝任桂坊司直”；神龙三年（707）《李修己墓志》首行题犹称“大周”，且文末云“周朝君自营碑志，大唐中兴终”；景龙二年（708）《赵府君墓志》盖题径称“大周”；景龙三年（709）《王齐丘墓志》“大周有制，察天下文儒”；开元十一年（723）《樊晋客墓志》盖题“大周”；开元十二年（724）《郑承光墓志》“公周朝南郊神岳辇脚”；开元十三年（725）《索崇墓志》“祖寰，周任光州司马”；开元十五年（727）《于士恭墓志》“初大周御宇，分邦制邑，；开元二十一年（733）《高毛墓志》“父休，周朝授上柱国”等。还有个别因提及武周年号而在年号前加周或大周者，如开元三年（715）《赵宝隆墓志》“周万岁登封元年”；开元四年（716）《高君墓志》“大周久视元年”；开元十二年（724）《董神宝墓志》“周长安二年”；开元二十一年（733）《唐聘墓志》“大周万岁通天二年”等。至于玄宗朝以后的墓志，则几乎不再见有径言大周者出现。上举案例，皆载在《唐代墓志汇编》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统计其所占数量比例，亦不过同时期墓志的百分之一。而这种现象，似乎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窥见玄宗政权与武周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

[8]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457页。

[9]中华书局，2007年，第二册第849页。

[10]关于《攀龙台碑》的研究，可参梁恒唐《谈攀龙台碑的存在与价值》，载《武则天往事求真》，三晋出版社，2009年。

[11]《文苑英华》卷八七五，中华书局，1966年，第4619页。

[12]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3480页。

[13]“显义陵”虽不见于正史，然可证之于国家图书馆藏拓本武周圣历三年（700）二月二日《大周故致果校尉左千牛备身戴希晋墓志》云：“考良昭，皇朝水部员外郎、显义陵署令。”载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册第182页。又以永昌元年改成阳墓为显义陵，天授二年又改显义陵为顺陵推之，戴良昭授任显义陵署令当在永昌元年（689）至天授二年（691）之间。再以志主戴希晋圣历二年卒年二十一推之，其父任显义陵署令时戴希晋尚不过十一二岁。

[14]中华书局校点本，1956年，第6457页。

[15]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3481～3482。

[16]中华书局，1956年，第6472页。

[17]《文苑英华》卷八七五，中华书局，1966年，第4619页。

[18]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3484页。

[19]中华书局玻璃版影印杭州高愚鑽藏本，民国九年（1920）。又，［清］孙星衍《续古文苑》卷一七据汪士鋐手抄本《唐碑录存》收有此碑最接近完整的录文。见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第四册第10181～038页。

[20]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151页。

[21]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115页。

[22]［宋］赵明诚：《金石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73～89页。

[23]《顺陵残碑》今存残石八块，皆藏咸阳市博物馆，残石合计存字283个，而全文约有4500字。字径约5厘米，有方界格，推算约有45行，每行98字。此碑仆于明嘉靖年间大地震，后为县令碎为石料以修补渭河堤坝，清初渭水决堤，崩出数块残碑，20世纪中期又因建设掘出数块。《石墨镌华》有著录而无录文，《金石萃编》仅据三块残石录文，乾隆年间孙星衍纂《续古文苑》于卷一七据汪士鋐手抄本《唐碑录存》收有此碑最接近完整的录文，清同治年间发现此碑孤拓本，后于1920年印成《唐拓全石唐顺陵碑孤本》。

[24]［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六，人民美术出本社，范祥雍校点本，1986年，第199页。

[25]［明］赵崡：《石墨镌华》卷四，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第484～9页。

[26]［明］赵崡：《石墨镌华》卷二，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第17页。

[27]［清］杨宾：《大瓢偶笔》卷三“论唐人碑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475页。

[28]［清］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影印本，第一册第475页。

[29]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卑唐第十二”，《艺林名著丛刊》第二种，中国书店，1983年，第34页。

[30]［清］叶昌炽：《语石》卷八“宗子二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新世纪万有文库》，王其祎校点本，第215页。

[31]［清］叶昌炽：《语石》卷六“刻字五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新世纪万有文库》王其祎校点本，第181页。

[32]［清］叶昌炽：《语石》卷六“刻字五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新世纪万有文库》王其祎校点本，第181页。

[33]［清］叶昌炽：《语石》卷六“刻字五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新世纪万有文库》王其祎校点本，第181～182页。又如《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记元稹为白居易集撰序讲到当时仿效乐天的“元和体”新诗盛行天下，以至出现“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这里的“模勒”应是摹写，与缮写同义。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4357页。又，摹勒与模勒盖指就碑石而摹写钩勒，而就纸张则多作摹写或模写，如《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云：灵帝许蔡邕书镌熹平石经立于太学门外，“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第1990页。《周书》卷四七《冀儁传》云：“性沉谨，善隶书，特工模写。时侯莫陈悦阻兵陇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令将兵助太祖讨悦。儁依舊敕模写，及代舍人、主书等署，与真无异。太祖大悦。费也头已曾得魏帝敕书，及见此敕，不以为疑。遂遣步骑一千，受太祖节度。”中华书局校点本，1971年，第837～838页。《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李华传》云：“华尝为《鲁山令元德秀墓碑》，颜真卿书，李阳冰篆额，后人争模写之，号为‘四绝碑’。”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5048页。

[34]赵君平、赵文成：《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四册第978页。

[35]［宋］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卷九“唐李藏用碑”，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200页。

[36]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册第666～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