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冲

在我国历史上，“州”作为地域的通名出现很早。先秦的一些文献中就记载着大禹治水后划野分州的传说，例如：《尚书·禹贡》就记载夏禹时期“九州”之区划，且有较为具体的州名和范围^[1]。当然，我们今天看来，这只是先秦学者的美好的理论构想而已，反映了那时人们厌恶战乱、渴望统一的心声。至汉武帝统治时期，先秦学者的构想变成了现实的地方区划制度，即西汉于元封五年（前106）创立的地方监察区划制度——州制。是时，划分全国疆土为十三个大区，以“州”作为区域通名^[2]。征和四年（前89），又置司隶校尉部，察举京师百官和近京七郡（三辅、三河与弘农郡）^[3]。于是，汉朝形成十四州部的监察区划体系。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十二月，罢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4]。汉哀帝建平二年（前5），“夏四月……罢州牧，复刺史”^[5]。两汉交替之际的战乱期间，各州长官的权力扩至行政、军事、财税领域，完成由监察区划向行政区划的演变，从而奠定东汉初期州制转变为行政区划的职权基础。

一、州郡县体制的确立——朔方州的撤销和并州辖域的扩大

东汉建立伊始，维持新朝时期王莽对州制的变革，并不断扩大州牧的权力，终于使之转变为地方高级军政长官。州建制遂演变为地方高层行政区划。

州级政区确立的时间是在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一年（35）。在此年，汉廷调整州级单位数量，废除朔方州，将其地划归并州，即“是岁，省朔方［州］牧，并并州”，从而使州部数量降至13个^[6]。同时，改交趾州为交州，改司隶校尉部为司隶，即东汉“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7]。使州部名称得到整齐划一。汉光武帝还特别颁发一道诏书，“初断州牧自还奏事”，为各州主官指定固定的驻所，使之长期驻在地方，年终派遣属吏上京汇报即可^[8]。东汉政府并扩大州牧的权限。在履行监察地方官员的传统职责之外，掌握着陟黜郡国官员之权、统兵权、财赋征收转运权等等。建武十八年（42），汉朝于“是岁，罢州牧，置刺史”^[9]。因此，州制的性质已转变为行政区划，即州级政区确立于公元35年。

其后，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体系发展至州郡县三级制^[10]。东汉地方高级行政区划是13州，即：司隶（司州）、凉州、并州、幽州、冀州、青州、兖州、徐州、豫州、扬州、荆州、益州和交州。至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全国共有州级建制单位13个，郡国级建制单位105个，县、邑、道、侯国（含公国在内）1180个^[11]。其中，并州管辖西汉时期的朔方州、并州之地。周振鹤认为：“但依《后汉书·阜陵王传》，此时应有该王国存在，故永和五年时应有106个郡国之数。”^[12]。这可备一说，有待详细核实。

在此州郡县三级体制的大背景中，鄂尔多斯高原地域诸郡县大多数被划归并州统辖，少数划入凉州管内。首先，东汉时期，并州（刺史部）越过黄河峡谷向西包括今陕西榆林市全部和延安市大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全部和乌海市黄河以东部分。而今宁夏同心县大罗山、徐斌水以北地区则被划归凉州（刺史部）北地郡管治。鄂尔多斯高原区域的郡县建制乃承继自西汉的旧制，仍分划成七郡：上郡（治肤施县城）、西河郡（治平定县城）、云中郡（治云中县城）、五原郡（治九原县城）、朔方郡（治临戎县城）属于并州。其次，北地郡（治富平县城）、安定郡（治临泾县城）的域内数县被划入凉州部内^[13]。但是，各郡属县数量较西汉而言大幅减少，人口统计数据也随着缩小。

此外，由于地方战乱等因素影响，在一段时间内鄂尔多斯高原及其南邻黄土高原的若干郡县几度内迁，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侨置郡县。待下节详细论析。

二、东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郡县建制的恢复、调整与迁徙

东汉初期，中央政府鉴于西汉末年战乱引起人口大量流亡，致使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名存实亡，遂果断地裁撤之。其结果省并了400多个县级单位、10余个郡级单位。史载：建武六年（30）“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俭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14]。与此同时，也裁撤部分郡级单位和相关职官编制。建武六年（30），“是岁，初罢郡国都尉官”。建武十三年（37）二月，“省并西京十三［王］国。广平［王国］属钜鹿［郡］，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东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15]。

东汉时期，由于匈奴犯塞、南匈奴归附、羌民变乱等诸多政治、民族、军事因素的影响，鄂尔多斯高原及邻区诸郡县经历过三次迁徙。因此，形成中国历史上早期的侨置郡县。下面试作论析。

（一）东汉建武年间（25～57）北边郡县的首次内迁

东汉建武元年（更始三年，公元25年），安定郡人卢芳诈称汉武帝曾孙而起兵于三水县（今宁夏同心县东部）^[16]。在匈奴贵族支持下，卢芳以五原郡城（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为中心，建立以“汉”为国号的北疆割据政权，控制着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六郡地区。至建武六年（30）十一月，“卢芳遣使乞降。十二月甲辰，封芳为代王”^[17]。但是，卢芳割据势力并未真诚归降。

汉光武帝刘秀鉴于北疆受到匈奴、卢芳等政治割据势力的破坏，局势动荡，遂相继撤销及迁徙北疆诸郡与其属县。建武九年（33）春二月，“徙雁门［郡］吏人于太原［郡］”^[18]。建武十年（34），“是岁，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郡］”^[19]。建武十二年（36），“省金城郡，［地］属陇西［郡］”^[20]。至建武十五年（39）二月，汉朝采取大规模废郡迁民的行动，“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21]。建武二十年（44），“是岁，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郡］”^[22]。

新朝崩溃之际（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上郡建制则因王莽任命的郡太守马员擅自离职而解体。史载：“及莽败，［马］援兄［马］员时为增山连率，与援俱去郡，复避地凉州。世祖即位，员先诣洛阳，帝遣员复［上］郡，卒于官。”^[23]增山郡，即上郡也，连率，即郡太守也，乃王莽主政时所改。建武元年（25），马员受汉光武帝的派遣而返回上郡辖区，重建郡政府。更始元年（23）后，窦融担任张掖属国都尉、保守河西五郡地区，社会秩序安定，上郡流民大量迁入河西。即所谓“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至建武六年（30），冯异挥师进取义渠县（今甘肃庆阳市西峰区），并领北地郡太守事。是时，“青山胡率万余人降异。异又击卢芳将贾览、匈奴奥鞬日逐王，破之。上郡、安定皆降，异复领安定太守事”^[24]。可知，东汉此时正式恢复上郡建制。

至建武二十六年（50），因南部匈奴单于降附，北疆秩序趋稳。汉朝遂决定将此前内迁的郡县返回其旧地。史载：此年，“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以］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闕。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驰刑［徙］补理［八郡原治所的］城郭”^[25]。换言之，东汉政府将此前陆续东南迁的诸郡县重新移回其本管区。其中，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四郡皆于此年返回各自的管域。中央政府同时派出“谒者”率领大批驰刑徒修缮各郡县旧城。但据《东观汉记》载：是时，经历多年战乱后，诸郡县旧城呈现“时城郭丘墟，扫地更为，上悔前徙之”^[26]。因重筑郡县城郭工程量太大，汉光武帝悔之晚矣。东汉政府及时督促徙居内地的边郡居民返乡，所谓“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27]。至此，北疆郡县第一次移徙宣告结束。其后，鄂尔多斯高原诸郡县建制保持较长的相对稳定态势。

（二）东汉永初年间（107～113）北边郡县的再次内迁

东汉时期（25～220），羌族人口的分布范围已扩大至北地郡（治富平，今宁夏青铜峡市峡口镇附近）、上郡、西河郡地区。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七至八月间，东汉决定将西域都护府及其屯田者迁回内地。为此征调金城、陇西、汉阳（天水）三郡的羌族青壮年随军接应。羌民不愿前往，途中纷纷逃亡，遭到官军和地方官府的堵截镇压。由此激起长达十余年的羌民之乱，兵连祸接，漫延于潼关以西地区。其中，主要战乱区域是在金城、陇西、汉阳（天水）、安定、北地、三辅诸郡。

永初二年（108）十一月，羌族先零部首领“滇零，率其众攻取北地郡首府——富平县城，并在此自称“天子”，建立割据政权。滇零指挥各地反叛势力，“遂寇三辅，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28]。其后，永初三年九月，雁门郡乌桓及鲜卑诸部亦叛；同年冬十月，南匈奴单于亦叛，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县城^[29]。

在“河南”地区政局动荡的背景下，东汉孝安皇帝于永初五年（111）三月下诏，将动乱地区的四郡——陇西郡、安定郡、北地郡和上郡与其属县内迁至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地带。即所谓“三月，诏陇西［郡］徙襄武［县］，安定［郡］徙美阳［县］，北地［郡］徙池阳［县］，上郡徙衙［县］”是也^[30]。其中，北地郡、上郡的北半部属于鄂尔多斯高原及宁夏平原区域。北地郡的富平、灵州、廉诸县迁至今陕西泾阳、高陵、富平诸县境。陇西郡从狄道县东迁至襄武县，即在今甘肃天水市境；安定郡南迁至美阳县，即在今陕西武功县北部；北地郡南迁至池阳县，即在今陕西泾阳县北部；上郡南迁至衙县，即在今陕西白水县东北部。迁郡的起因却是：“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奏请］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郡］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而这次迁徙郡县之举给边郡百姓造成极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即当时“百姓恋土，不乐去旧，［官府］遂乃刈其禾稼，发徹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官府］驱足戚劫掠，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31]。这就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侨置郡县。

羌民之乱历经10余年（永初元年至元初五年，公元107～118年），终被官府分化镇压而失败。元初三年（116）五月“癸酉，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匈奴击先零羌于灵州［县旧地］，破之。”同年“六月，中郎将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北地［郡旧地］^[32]。但直至汉顺帝永建四年（129）九月，经尚书仆射虞诩奏请，方将内迁三郡重新迁回其故地，即“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至此，侨置于内地达18年（111～129）的安定郡、北地郡、上郡与其诸县才迁回原行政区。史载：“至［永建］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书奏，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33]永建五年（130）冬十月丙辰，复“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死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戌”^[34]。

（三）东汉永和年间（136～141）北边郡县的第三次内迁

时隔10年之后，永和三年（138）冬十月，陇西、金城二郡再度爆发烧当部羌民叛乱，以及北地郡鞏唐部羌民之乱；永和五年（140）四月，西河郡爆发南匈奴左部句龙大人吾斯、车纽为首的叛乱。鄂尔多斯高原又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东汉政府遂于同年九月“丁亥，徙西河郡居离石［县］，上郡居夏阳［县］，朔方［郡］居五原［县］”^[35]。永和六年（141）“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风［县］，北地居冯翊［县］”^[36]。当时，北地郡太守贾福将北地郡与其属县内迁至左冯翊之境^[37]。这次内迁诸郡后来是否回迁本土？究竟在何时回迁本土？史无明文，尚待深究。可以肯定的是，安定、北地、上郡是回迁其旧地的。

20年后的汉桓帝延熹二年（159），西北地区爆发第三次羌民之乱。至延熹四年，战乱扩大至三辅地区，波及并、凉、益、司四州^[38]。东汉起用皇甫规、段熲、张奂，采取招抚与镇压兼施的方略，扑灭上郡、北地郡、安定郡的羌民起义^[39]。又过20余年，第四次羌民起事发生在中平元年（184）。即“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波及三辅地区^[40]。

据此可知，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后，鄂尔多斯高原及邻区的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诸郡渐次内迁与废弃，众多郡城、县城从此成为空城废垒，湮没于荒草野蔓之中。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朔方、五原、云中三郡亦然。据历史文献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撤销朔方、五原、云中、定襄4郡，各郡分别改置1县，领其郡遗民。并合4县而改置新兴郡^[41]。这个荒废变化过程至汉献帝时期结束，历时大约36年（184～220）。于是，汉代朔方、五原、云中和定襄4郡被终结其行政管理的历史使命。至此，中国历史时期第一阶段行政区划建制在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退出政区舞台。郡县建制被撤废后，遗留的部分治城又被魏晋时期“羌胡”游牧民所利用，而冠以“羌胡”民族语言的城名，诸如“什贲城”、“榆多勒城”等等。

北地郡富平县自永和六年（141）内迁后就未再返回故地，成为今陕西富平县的渊源。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富平县在侨置46年后，汉廷还欲迁归原址。但是，富平县府北行至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偏南），因前途形势不靖，又退至左冯翊万年县西北部，定居于此（今陕西富平县）^[42]。

三、郡县建制单位的兴废与调整——空间分布的变化

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延至东汉中叶（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郡国总数并无太大的变化，全国共计105个郡国。但在“河南地”范围，七郡的属县数量较西汉大为减少。西汉末年犹存的部分县级建制，至东汉前期不复存在，显然已被撤销。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地方局势动荡、农业人口减少、中央政府的政区政策调整之影响。

与西汉末期相比，东汉中期今鄂尔多斯高原的县级建制单位数量大幅度减少。西汉末期北地、安定、上郡、西河、朔方、五原、云中7郡共领136县，至东汉中期7郡尚存64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与其邻区，西汉末期7郡共领75县，至东汉中期犹存35县。

1.东汉中期北地郡的属县及安定郡的1县

西汉末期北地郡管辖着19个县，而至东汉中期仅存6个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和宁夏平原范围，西汉末期北地郡管辖10个县，至东汉中期仅存4个县。县数减少6个，存在4县：富平、灵州、廉县、弋居。西汉末期安定郡辖21县，至东汉中期安定郡辖8县，仅有1县——三水县在今鄂尔多斯高原。这种状况反映出战乱后的政区格局^[43]。（参见表7）

表7　东汉中期凉州北地郡属县与安定郡1属县简表

续表

资料来源：《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19～3520页。

2.东汉中期上郡的属县（10县）

西汉末期上郡管辖23个县，而至东汉中期仅存10个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范围，西汉末期上郡管辖16个县，至东汉中期仅存6个县。县数减少10个，存在6县：肤施、龟兹、白土、桢林、奢延、候官^[44]。（参见表8）

表8　东汉中期并州上郡属县简表

资料来源：《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24页。

3.东汉中期西河郡的属县（13县）

西汉末期西河郡管辖着36个县，而至东汉中期仅存13个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范围，西汉末期西河郡管辖30个县，至东汉中期仅存9个县。县数减少21个，存在9县：美稷、广衍、平定、訚阴、訚阳、中阳、乐街、平陆、益兰^[45]。（参见表9）

表9　东汉中期并州西河郡属县简表

资料来源：《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24页。

4.东汉中期云中郡的属县（11县）

西汉末期云中郡管辖11个县，而至东汉中期仍辖11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范围，西汉末期云中郡管辖1个县，至东汉中期仍是1县——沙南县^[46]。（参见表10）

表10　东汉中期并州云中郡属县简表

资料来源：《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25页。

5.东汉中期五原郡的属县（10县）

西汉末期五原郡管辖16个县，而至东汉中期尚存10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与前套平原西部范围，西汉末期五原郡管辖11县，至东汉中期尚存9县，即：九原、五原、临沃、宜梁、成宜、西安阳、河阴、曼柏、文国^[47]。（参见表11）

表11　东汉中期并州五原郡属县简表

资料来源：《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24页。

6.东汉中期朔方郡的属县（6县）(www.daowen.com)

西汉末期朔方郡领辖10个县，而至东汉中期尚存6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范围，西汉末期朔方郡管辖6个县，至东汉中期尚存5县，即：临戎、沃野、广牧、朔方、大城^[48]。（参见表12）

表12　东汉中期并州朔方郡属县简表

资料来源：《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26页。

四、结　语

东汉建立伊始，在州郡县三级制的大背景下，今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存在7个郡，其大多数被划归并州统辖，少数划入凉州管内。具体来说，上郡、西河、云中、五原和朔方5郡归属于并州部内，北地、安定2郡归属于凉州所部。东汉时期，7郡相继经历建武年间（25～57）、永初年间（107～113）、永和年间（136～141）的三次迁徙。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后，鄂尔多斯高原及邻区的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诸郡渐次内迁与废弃。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撤销朔方、五原、云中、定襄4郡。4郡分别改置1县，领该郡遗民，并合4县而改置新兴郡。新兴郡治九原县（今山西忻州市），管区分布于今山西省中部滹沱河南北地区。于是，汉代朔方、五原、云中和定襄4郡被终结其行政管理的历史使命^[49]至此，中国古代第一阶段行政区划建制在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退出历史舞台。

导致东汉时期今鄂尔多斯高原郡县几度移徙、数量减少的原因较为复杂，包括：频繁的战乱、游牧族群迁入、社会秩序混乱、农耕人口减少、地方官员的畏难心理和中央政府的调整措施等因素。透过对近两千年前鄂尔多斯高原行政区划演变的探讨，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和谐提供历史借鉴。

（艾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上》，第1523～1538页。

[2]《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上》，第1543页。

[3]《后汉书》志二七《百官志四》，第3613页。

[4]《汉书》卷一〇《成帝纪第十》，第329页。

[5]《汉书》卷一一《哀帝纪第十一》，第339页。

[6]《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58页。

[7]《后汉书》志第二九《百官志四》，第3613页。一说东汉末期献帝时改名，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四章《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3页。

[8]《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58页。

[9]《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70页。

[10]艾冲：《论汉代州级政区的确立时间》，《中国方域》1997年第5期。

[11]《后汉书》志第23《郡国志五》，第3533页。

[12]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四章《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2页。

[13]《后汉书》志第23《郡国志五》，第3524～3526页、第3516～35217页。《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东汉并州刺史部》，图59～60幅。

[14]《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上》，第49页。

[15]《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上》，第51页，第61页。

[16]《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上》，第25页。

[17]《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25页、第49页、第53页、第55页、第67页。

[18]（《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55页。

[19]《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57页。

[20]《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60页、第61页。

[21]《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64页。

[22]《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73页。

[23]《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第828～829页。

[24]《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第797页。《后汉书》卷一七《冯岑贾列传第七》，第651页。

[25]《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78页。

[26]《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79页。

[27]《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78页。

[28]《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第211页。

[29]《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第213页。

[30]《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第216页。

[31]《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七十七》，第2888页。

[32]《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第225～226页。

[33]《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七十七》，第2893页。

[34]《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256～257页。

[35]《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269页、第270页。

[36]《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271页。

[37]《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七十七》，第2896页。

[38]《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七十七》，第2897页。

[39]《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七十七》，第2897～2898页。

[40]《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七十七》，第2898页。

[41]《后汉书》志第23《郡国五》，第3526页，注释［1］转引《魏志》文。《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第45页。《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并州》，第428页。

[42]杨森翔：《城市记忆》，中国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第027～030页。

[43]《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15～1616页。《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19～3520页。

[4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17页。《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24页。

[45]《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18页。《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24页。

[46]《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20页。《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25页。

[47]《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19～1620页。《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24～3525页。

[4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19页。《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第3526页。

[4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二，明帝青龙元年（233），第2285页，中华书局，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