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棠

西周建国初期，周公姬旦为了联合殷商，推行其以殷治殷的重大决策，便将原殷商王畿之地的殷商贵族与殷商遗民迁徙至雒阳、卫、宋等地，并营造成周，亲自驻守，以统一教化治理。为了彻底转变殷人“近鬼神而远人事”的“神鬼崇拜”观念，及酗酒滋事致使社会动荡不宁的不良习俗，周公采取“一边安抚，一边教导”的德治政策，并先后由周公及其二儿君陈与“四朝元老”毕公等“三君”辅佐大臣相继接力治理，“既历三纪”约四十多年功夫，方使成周等地“世变风移，四方无虞”^[1]。这是周公德政惠民、尚礼治国伟大决策的充分体现与胜利。

星转斗移，时隔1600多年，从公元535年的西魏政权起始，到北周、隋、唐“安史之乱”（755）前后，约200年间继两汉厚重的北方儒学经学传统之后，在我国历史上再次接连出现德政礼治，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辉煌灿烂的礼乐文明伟大时代。

据赵为润教授在其力作《西魏北周与长安文明》一书中记述：“从西魏北周到隋唐，有一根链条将四朝串联在一起，这就是以关中平原为依托，以都城长安为政治中心……从宇文泰、宇文邕父子到杨坚，再到李渊、李世民、李治祖孙三代，有一个共同的志愿，使他们世代相袭，就是要统一中国，反对分裂。这在宇文邕、杨坚、李世民等皇帝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都坚持从《周礼》到儒学相一致的以人为本的观念。以人为本，推行均田制、发展农业经济；以人为本，实行府兵制，促进国力强盛；以人为本，融合各种文化，使盛唐文明辉煌灿烂。从西魏北周的历史演变，到盛唐文明的惊艳展现，人脉、文脉、地脉、族脉、血脉息息相关，承上启下，史实充分。西魏北周的历史积淀，又是盛唐长安文明的主要渊源之一。”^[2]

此外，从上述四朝多数皇帝与主要官员的出生之地来看，也大都在关中长安。宇文泰作为鲜卑族首领自入居关中长安，便扎根三秦大地，成为西魏真正的统治者。其四子北周武帝宇文邕，则出生于同州（今陕西大荔县）。隋文帝杨坚是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唐高祖李渊虽祖籍陇西（今甘肃东部），其祖父李虎始家长安，任西魏柱国大将军，北周时，追封为唐国公。唐太宗李世民系李渊第二子，出生于武功别馆，李世民的第九子唐高宗李治，以及女皇武则天则皆出生于关中。这种人脉、地脉的密切关系，注定他们远接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近承宇文泰、宇文邕父子创新的汉化礼治改革，遂使关中长安成为礼乐文明的颠峰与圣地。下面我们仅就四朝深厚的儒学经学传统与依据《周礼》治国理政的基本状况，加以简要叙述：

一、西魏宇文泰的汉化礼治改革

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说：“魏儒学最隆，历北齐、周、隋，以至唐武德、贞观，流风不绝。又说：“惟魏孝文、周武帝能一变旧风，尊崇儒术。”这两段话都把西魏乃至北魏的汉化礼治改革作为北朝时期尊崇儒术的开端。正如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说，北朝既有汉魏以来深厚的儒学社会基础，又加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进行汉化礼治改革运动、大力提倡儒学，遂使“儒风聿兴”，“文教远覃”。

西魏宇文泰的汉化礼治改革，正是由北魏孝文帝首先兴儒奠基的。魏孝文帝初入中原，始建都邑，便以儒学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后又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接着又按《周礼》建明堂，开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于是学业大炽，“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3]。时人叹之曰：“文郁然，比隆周、汉。”^[4]所有这些都为宇文泰的汉化礼治改革打下基础，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掌握西魏军政大权的宇文泰，在“崇尚儒术”主张汉化改革方面，与北魏统治者一脉相承。他们大都“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响”^[5]。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宇文泰仿效南朝齐梁时尤重《礼》学，学习“六朝人礼学极精”（沈壵落《马风楼文集》语）的精神，依照《周礼》设六官、六军制度，先后颁布实施的二十四条和十二条新制，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礼学思想为理论指导，并要求君臣悉心讨究《三礼》，一时形成僚吏俊彦，旦理公务，晚就讲习的风气。宇文泰还依《尚书·大诰》一文为格式，制定《大诰》一篇，作为文章样式，于大统十一年（545）宣示群臣，明令行文必依此体，力图矫正浮华文风。

在改革措施方面，宇文泰于大统七年（541）颁行了由武功大姓苏绰与国子祭酒卢辩起草的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6]内容甚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系列改革。

在政治思想上宇文泰奉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基本原则。要求各级官吏以儒家学说正心修身，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并恪守儒家道德规范，同时，要以孝悌、仁顺、礼义这些儒家伦理与纲常名教来教化人民，使之心和志静，邪僻不生，以稳定社会秩序。

在用人选人上奉行唯贤是举，不限资荫，打破传统的门阀观念，只要德才兼备，哪怕出身卑微，也可身居卿相。这为西魏政权保持吏治清明，吸收大批汉族士人开辟了道路。正是在这一正确选人思想指导下，宇文泰将来自不同方面的有识之士聚集在自己周围，如李弼原是侯莫陈悦帐下大都督，且互为姻亲，后倒戈归附，宇文泰毫无戒备之心，予以重用，成为统率府兵的八柱国大将军之一。柳敏原是东魏河东郡丞，宇文泰克河东后得之，当即为丞相府参军事，后来成为宇文泰制定国策的核心人物。再如武功大姓苏绰，宇文泰对之推心委任而无任何闲言，自己外出常预署空纸授绰，若有需要苏绰可随事施行，事后告知即可。宇文泰还比较注意倾听下属的不同意见，勇于纳谏，早在大统五年（539），他就下令置纸笔于京城阳武门外，以访求得失。当丞相府记室柳虬提出纳忠说之言的建议时，宇文泰欣然采纳，并要求史官记事，须得失无隐。

在以法断案上，宇文泰主张不苛不暴，但要“法不阿贵”，官吏犯法与百姓一视同仁，如宇文泰的内兄王世超，任秦州刺史时，骄横州县，结果被赐死。位至大将军的郑伟不守法度，也被免职。另一方面他要求断案慎罚，尽量减少冤假错案。大统十三年（552），是宇文泰首先下令废止流传两千多年的宫刑。

在经济政策上，宇文泰根据儒家先富后教的传统思想，积极劝课农桑，奖励耕植，并采取相应措施，将被破坏的均田制恢复起来，使因土地兼并、战乱、天灾而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为促进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又明确规定地方官吏在发展生产方面的职责，州县长官必须督促百姓不失时机地参与农耕，对游手好闲，好逸恶劳者予以处罚。这是考核牧守政绩的主要方面。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农耕经济的迅速发展，到宇文泰去世之前，已经出现仓廪充足的小康局面。

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崇儒尚礼举措

北周诸帝基本上都是宇文泰的子孙，也基本上都是以崇儒尚礼来治国理政。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在位时，曾自任大冢宰，自称周公，重用旧臣宿儒乐逊，任太学博士、转治小师氏下大夫，“自谯王俭以下，并束脩行弟子之礼。逊以经术教授，甚有训导之方”^[7]。继位的明帝宇文毓，史称北周世宗，“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崇尚文儒”。即位之初，便召集公卿以下文人学士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采摭众书，所以《周书·儒林传序》这样称赞：“世宗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握素怀（古同铅）重席解颐之士，间出于朝廷；圆冠方领执经负笈之生，著录于京邑。”^[8]当时的长安成为文人学士极为活跃的场所。

北周武帝宇文邕则是宇文泰诸子中最有才华最具胆略的继承者，也是一位酷爱儒学、崇奉儒学、并以儒家礼学为深入改革举措的开明皇帝。他即位后，闻知江陵沈重为当世儒宗，特遣柳裘至梁征聘沈重，并致书曰：“知卿学冠儒宗，行标士则”，“爰致束帛之聘，命翘车之招”。又敕襄阳总管、卫公宇文直敦促，“在途供给，务从优厚”。保定末年（565）沈重到京，甚被器重，奉诏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中，又于紫极殿讲解儒、道、释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9]。

另一位著名儒学传人熊安生，“少好学，励精不倦”，先后师事名儒徐遵明、李宝鼎，他们不但博通《五经》，而且特长《三礼》，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听者自远方而来的就有千余人。熊安生原仕于北齐，为国子学博士、建德六年（577）周武帝灭齐入邺城（今河北临漳），熊安生让家人打扫院门。家人奇怪，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矣。”果然武帝到其家，亲执其手，引与同坐，经交谈后大悦，并赏赐甚厚，随驾入朝。至长安，敕令于大佛寺参议五礼。故史书称赞武帝“征沈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待熊安生以殊礼”^[10]。由此可见武帝尊儒好学、礼贤下士之心迹。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周武帝在儒学研讨方面并无新的见解与建树，但对儒学的实际应用与扩大宣传却有着重要贡献。比如，儒家学说由孔子吸收周公礼学所创，并经孟子继承发展，至西汉武帝成为“独尊儒术”的官方统治思想。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释道三家的激荡互动，儒家学说又成为儒、道、佛三教之首。据有关史实与文物资料说明^[11]：将董仲舒所讲的“儒术”说成“儒教”，并与道教、佛教排列成先后顺序，“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这一说法始于北周武帝掌权初期。而且这里的所谓“儒教”并非将儒学视为宗教，其本意含有“儒学教化”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施行灭佛毁道，其直接目的就是崇儒奉儒，而这种崇儒奉儒的结果是要进一步深化汉化礼治改革，把儒家学说作为改革的思想武器。另外从周武帝对儒学的态度来看，已如上述他酷爱儒学，喜好《礼记》，而且在“帝御正武殿，集群臣亲讲《礼记》”，还一再提出“礼所不载者，尽除之”^[12]。由此可见他并不是把儒学当成宗教来看待的。

宇文邕除讨伐北齐，统一北方之外，在深化礼治改革方面，沿着其父宇文泰开辟的经济与社会改革之路继续前进。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保障关中八百里秦川主要产粮区年年丰登的基本国策，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劳动力不足，土地无人耕种。早在西魏初年，关中地区人烟稀少，由于连年饥荒，“关中大饥，人相食，死者十七八”^[13]。这是西魏乃至北周发展农业经济的一大难题。为此，宇文泰在推行均田制时，提出限制土地兼并，吸引流民回乡入籍，从事农耕生产。到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又颁布了《刑书要制》，规定“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皆至死”^[14]。用法律手段维护均田制，保障国家有一定稳定的劳动人口。而且，为了解决关中劳动力奇缺问题，宇文邕父子还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强行移民以充实关中，成为解决劳动人口的一项应急措施。

根据武帝颁行的《刑书要制》有关严厉制裁豪强隐庇丁男的精神，还下诏释放部分奴婢和杂户。保定五年（565）下诏：“江陵人（指做奴者）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赎为庶人。^[15]建德六年，率军灭北齐后，又下诏曰：“伪齐被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同年十一月又诏曰：“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入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户籍，一同民伍。”^[16]这对保护劳动人口，扩大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经济，都有着重要意义。

另外，周武帝施行的灭佛运动，也是社会改革的重要步骤和新的举措。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的时代。宇文泰、宇文邕父子作为鲜卑族出身的首领与皇帝，为了统治的需要，将兼容儒释道三教，且以尊儒为主作为其制定文化政策的前提，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且，宇文氏又是一支与汉族有着同一族源的族群。相传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17]，其后人又同鲜卑族同居一起，遂成为鲜卑族中显赫的一支。西魏北周时的汉化改革，正是汉鲜融合的大好时机，自然离不开对儒家思想的崇奉，也离不开对儒释道三家的认同。

但是，在北魏末年，黄河流域战乱蜂起，百姓流离失所，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又值佛教、道教盛行于世，煽惑生民“来世成佛”，且流毒甚广，“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18]。到了北朝，佛教势力日炽，寺院达到万余所，僧侣约百万，约占政府编户的十分之一，占关中人口的半数以上。这直接影响着政府赋役和农耕生产，使其缺乏必要的劳力和兵源。又由于寺院广占田产，荫庇户口，加重农户负担，引起百姓不满。“由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五月开始废佛，兼及毁道，关键是命令僧、道‘还俗’，迫使数十万僧侣旧农，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进而提高了其他农户的劳动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因素”^[19]。这一灭佛举措的后果，既使“租调年增”，又使“兵师日盛”，成为北周能够灭掉北齐统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隋文帝杨坚对儒家学说的利用与扶植

杨坚以皇后父亲的身份，拜大司马、迁大后丞之后，更加官高爵显，入朝辅政。在平定三总管及六王之乱中，依靠关陇士族集团代周建隋。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杨坚手握重权，利用传统儒学的禅让制度，迫使周静帝退位，自立为皇帝，遂建国号为隋。并建都长安，于龙首原兴建大兴城。为了掩饰自己名为禅位，实为篡权的叛逆行为，杨坚便借用儒家学说来装潢门面，为自己树立政治威信，以巩固统治地位。据史书记载，杨坚曾先后多次下诏提倡儒家的礼仪道德。开皇三年（583）诏曰：“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厉俗厚风，宜见褒奖”^[20]。开皇九年，复下诏曰：“联祗承天命，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21]

而且还亲自“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义，观释奠之礼”。“超擢奇隽。厚赏诸儒”^[22]。力图恢复两汉儒家经学的盛大规模。正是在隋文帝的扶植和影响下，儒学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形成一股研究儒学、践履儒学的风气。据《隋书·儒林传序》记载：

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纭，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平一环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尊问道之义，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学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23]

在这段过分溢美之词中，我们既可以看出当时“儒雅之盛”的概况，也可以看出当时儒家学者的兴趣正在于“考正亡逸，研核异同”，沉溺于经文的考证注疏，并无什么新的起色。而且，从儒学与佛教地位的相互对比之中，也可以看出，隋朝统治者真正信奉的仍然是佛教，如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通史》中所说“三教中儒学地位最低”。究其原因，这不但由于儒学本身内部依然存在着南、北纷争的不同；而且就儒释道三教排列次序而论，亦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隋文帝自己就曾说过“我兴由佛法”，意思是依靠佛法保佑登上皇帝宝座，所以在开皇元年（581），他普诏天下，任令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一反周武帝抑制佛教的做法，大肆从事崇佛佞僧的种种活动。一时间天下风靡，竞相景慕，民间的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据《开元录》记载：“隋文帝在位凡度僧尼二十三万人，写佛经四十六藏十三万卷，修治故经四百部，造佛像六十余万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九千余躯，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译师二十余人，所出经论垂五百余卷。”由此可见其崇佛之甚，佞僧之甚！

在此佛教势力张扬之下，儒学的实际地位亦必然日趋下降。所以隋朝名士李士谦曾感叹地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24]。可见隋文帝将儒学看做“助佛宣教”的一种工具，仅起一种陪衬作用。

但无论如何，儒学在治国改制方面的重要作用，佛教是无法代替的。隋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以儒家礼治思想，继续推进各项改革举措。他在开皇三年（583），迁入长安新都大兴城不久，即下令推行均田制，发展农业经济。从杨坚推行的均田制来看，基本上是沿用周制，并有所改变，减轻了原有调绢和延迟服役三年，这对恢复生产、稳定政局，消除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都十分有利。又在边远地区实行“屯田”和“营田”，以减轻军队和民众转输粮食的困难，便于对抗北边突厥、西边吐谷浑的不断侵扰，遂命朔州（今山西朔县）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今甘肃东部）“勤百姓立堡，营田积谷”。

另外，在原来的北齐山东地区，土族豪强隐庇附户甚多，使国家掌握的纳税服役户籍大量减少。对此，隋文帝采纳高颎建议，以“大索貌阅”即查看相貌的办法核实年龄户籍，有些则拆籍各立户头，以防容隐。在查阅相貌整顿户籍的基础上，再“输籍定样”即将各户所输课税，依家产定额，写入册籍，以防州县官吏营私作弊。

在推进改革发展经济的同时，隋文帝又大力提倡节俭朴素，爱惜民力。据史书记载，当均田制的推行，使各地逐渐富足起来，粮食物资也充裕了的时候，“帝即躬履俭约，六宫咸服澣濯之衣”，政府也实施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的相应措施。为了储粮备荒，以防凶年灾害，度支尚书长孙平上书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劝农重谷，先王令轨”，“请勒诸州刺史、县令，以劝农积谷为务。”^[25]文帝采纳此言，命民间每家出粟麦一石已下，以储闾巷备凶为用，是为之“义仓”。据《通典·食货典》记载，隋朝前期，其“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26]。由此可见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新局面。

四、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清明政风

西魏、北周、隋文，虽三朝接力建国，但毕竟为时短暂，仅就长安礼乐文明而言，尚难持久，需待大唐帝国给力助推，并代代相传，才能长远铸就辉煌，流芳百世。就儒学本身而言，终隋之世，也未完成南北儒学分立之统一，更谈不上以儒为主，统融儒释道三家的既有现状。只有在儒学大力发展的基础上，即既强化其实践性和实用性，又提升其思辨性和哲理性，使之统摄儒释道三家互动互补，方能促进儒学经学传统的逐步完善，从而推动长安文明的持续辉煌。

唐初的统治者从高祖李渊开始，就大力提倡儒学，弘扬儒学，以改变隋末儒学颓废之势，改变“隋季版荡，庠序无闻，儒道坠泥途，诗书填坑穽”^[27]的现实状况。“颇好儒臣”的高祖李渊，在武德元年（618），就首先恢复学校，“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佰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28]。武德二年又下诏曰：“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闻，当加爵土。”“是以学者慕向，儒教聿兴”^[29]。李渊曾亲临国子学释奠，听诸生讲解经文。同时下诏遏制佛、道势力的恶性膨胀，令诸僧、尼、道士、女冠等，凡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可居住大寺观。否则一律罢遣，各还桑梓。并令有司依法办理，违者停断。

唐太宗在继位之前，也“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之番，更直宿于阁下。及即位，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30]。这里可以看出，唐太宗之所以尊崇儒学，重视儒生，其目的在于“讲论经义，商略政事”，用儒学“经义”的精神，指导现实社会出现的各种“政事”，使其得到正确而又符合实际的解决；反过来，又由现实社会“政事”的处理，回归儒学的“经义”精神，给予“经义”精神以证明反思，从而强化传统儒学的实践性及其现实性格，发挥儒学传统精神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重要作用。贞观时期的清廉政风与谏诤风格正是传统儒学精神的凸现。据《贞观政要》记载：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为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购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築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祘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凡至万人，儒学之兴，古者未有也。^[31]

《贞观政要·慎所好》又云：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32]

以上两条材料告诉我们，唐太宗在继位之初就大力宣传儒学、重视儒学传统精神的教育，根本在于要以“周孔之教”，推行“尧舜之道”，为万民兴利，为后世造福。而且在唐太宗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如鸟有翼，如鱼依水”似的去治国理政。这确是一条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但它必须实实在在地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始能名之曰“贞观之政”。

首先，在君民关系上要树立“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这段话，是针对周公在西周建国之初实施“德政惠民”、“礼治兴国”的决策取得辉煌成就而总结概括出来的宝贵经验；孟子又把这种“民本”思想，提升为“王道”精神，作为自己的理想所要追求的一种社会。唐太宗则视这种社会是“以一人安天下”而非“天下奉一人”，应把民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重要位置的社会。所以，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33]可见直接提出“以人为本”这四个字的正是唐太宗皇帝，实属难能可贵。

唐太宗还这样描述君民关系，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34]这里将国家和君民之间相互依存，难以分离的密切关系，作出极其生动深刻的阐述。所以，他的结论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必须“以百姓之心为心”（《贞观政要》），多为民众“衣食有余”考虑，多为国家“安人宁国”考虑，这才是真正继承儒家“民本”、“人本”精神的一种表现。

其次，在君师关系上要树立仁德思想。荀子在《礼论》中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这里作为治世治国之本的明君与先师，也有一个尊崇和学习的关系。如前所述，高祖李渊在武德二年曾下诏，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35]以表自己“兴化崇儒，永言先达”的心迹。

但在唐太宗即位后的贞观二年，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为国学”^[36]，且以孔子为先圣，而以颜子为先师。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为何高祖李渊才将周公、孔子作为先圣、先师而“永言先达”，并立庙于国子学；而唐太宗李世民却随后“诏停周公为先圣先师？”这大概是因为“周公庙”会造成敏感话题，引起人们对“玄武门之变”的质疑。周公作为辅助大臣，不但辅佐其兄武王讨伐纣王，而且在武王死后，又辅佐武王的长子成王实现西周政权的创建。这同唐太宗以李渊次子的身份同其长子李建成为争夺皇位而发生玄武门政变，形成鲜明的对比。唐太宗为了回避这一问题，怕形成社会舆论的种种压力，不得不以“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为由，诏停周公为先圣。

为了遮掩人们的耳目，唐太宗却又在群臣面前承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好在于贞观之政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确实是以周公的“德治”与孔子的“仁政”为准则，实施“仁义道德”以教化百姓，把“周孔之教”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这正如魏征所言：“王政本于仁恩”，“仁义，理之本也”（《贞观政要》），必须以传统儒家先圣先师的“德”、“礼”与“仁”为根本，教化天下、“爱民厚俗”，“务厚其性而明其情”^[37]。正由于唐初贞观君臣致力于仁义教化，社会风气与民心民情都有着很大变化，农业生产的丰收，也使那些“流散者咸归乡里”，于是“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于道路焉”^[38]。

第三，在君臣关系上要树立谏诤思想。儒家学说在君臣问题上，除了要严格按照“三纲五常”中“君为臣纲”即谋臣绝对服从和忠于君主之外，对于大臣，还要求他们“以道事君”、“为民请命”，敢于触犯龙颜，勇于逆龙鳞而格君心之非，甚至为了捍卫“道”之尊严，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此之谓儒家所一贯提昌的谏诤传统。据《论语》记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是说微子见殷王纣昏乱残暴而离去，箕子、比干劝谏殷王纣而被辱被杀，孔子因而称他们为三位仁人。这是孔子对敢于直言谏诤者的称赞。贞观之时，唐太宗李世民即以《尚书·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是说应以“人不但要在水中察看自己，还应在民情上察看自己”的格言来增强忧患意识和鉴式意识。所以，他提出：“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由于唐太宗的律己包容，贞观时期敢于谏诤之臣也屡见不鲜。其显著者如魏征、王珪、张玄素、虞世南、韦挺等，他们“率多激切”，多以历朝政治之得失兴亡，特别是以隋朝的盛衰来劝诫太宗，使之“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始终保持清明廉洁和求谏如渴，从谏如流的良好政风。应该说，这是唐太宗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从上述构筑贞观政风的三条主因来看，贞观君臣，正是在“讲论经义、商略政事”的过程中，以儒学经学传统为指导，推动着社风民俗的改进和为政之风的提升，从而也促进着农业经济、文教事业的极大发展；同时，也使儒学精神更加扩散普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与各个角落，发挥了儒学精神传统的实践性与实用性的最大特征。(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在注重儒学经学传统的实践性与实用性的基础上，并重视儒学传统本身的统一性与准确性，以减少儒学传播中的种种困难。唐太宗又诏命孔颖达等人考定五经诸文。《贞观政要·崇儒学》载：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评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在辄引晋，宋已来古本，隨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39]

这更增强了儒学经学传统的实践性与实用性，为后来的唐高宗、武则天与唐玄宗的执政，树立了榜样，使他们能够沿着唐太宗首创的贞观政德模式，继续不断前进把儒家经学传统精神坚持下去。

事实上，高宗在位的34年，始终牢记着太宗的教诲，其执政初期便出现继“贞观之治”之后的“永徽之政”，后因高宗有病，将政务委托于武后处理，其间虽多有错谬，但总体来看，仍未背离太宗皇帝治世治国的宗旨，因而“高、武时期”的辉煌政绩，又开启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使之继续出现“经济繁荣，文化璀璨，大唐长安文明绚烂夺目，臻至高峰”^[40]。

通过以上西魏、北周、隋、唐初期，各朝统治者的艰苦奋力创业和崇儒尚礼治国，遂使四朝之间虽有朝代君主的不同，却有一条连续不断的以儒家传统精神为“至治成法”的指导思想，将他们连在一起，接力尽心治世治国，共同撑起长安礼乐文明的大厦，形成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完美最光辉灿烂的无与伦比的礼乐文明时代。

（田文棠：陕西师范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注释】

[1]陈戍国：《尚书校注·毕命》，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86页。

[2]赵文润：《西魏北周与长安文明》，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172、173页。

[3]（唐）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一《儒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版，第2704页。

[4]同上，第2704页。

[5]同上，第2706页。

[6]（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二十三《苏绰》，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11月第1版，第382～390页。

[7]《周书》卷四十五《乐逊传》，第814页。

[8]《周书》卷四十五《儒林传序》，第806页。

[9]《周书》卷四十五《沈重传》，第809～810页。

[10]《周书》卷四十五《儒林传序》，第806页。

[11]赵文润：《西魏北周与长安文明》，第195页。

[12]《周书》卷五《武帝纪上》，第85页。

[13]《北史》卷五《西魏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版，第176页。

[14]《周书》卷六《武帝纪下》，第105页。

[15]《周书》卷五《武帝纪上》，第71页。

[16]《周书》卷六《武帝纪下》，第101、104页。

[17]《周书》卷一《文帝纪上》，第1页。

[18]《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19]赵文润：《西魏北周与长安文明》，第133页。

[20]（唐）魏徵等撰：《隋书》卷一《文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第19～20页。

[21]《隋书》卷二《文帝纪下》，第34页。

[22]《隋书》卷七十五，《儒林》，第1706页。

[23]《隋书》卷七十五，《儒林》，第1706页。

[24]《隋书》卷七十七，《隐逸》，第1754页。

[25]《隋书》卷四十六《长孙平传》，第1254页。

[26]（唐）杜佑撰：《通典》卷七《食货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7页。

[2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林·萧德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53页。

[28]（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92页。

[29]《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第4940页。

[30]《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第4941页。

[31]（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15～216页。

[32]《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第二十一》，第195页。

[33]《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第三十》，第237页。

[34]《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626），第6026页。

[35]《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林上》，第4940页。

[36]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215页。

[37]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第171页。

[38]《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630），第6085页。

[39]《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220页。

[40]《唐玄宗与开元盛世》，见赵文润、牛致功著《隋唐人物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