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驰

1942年日本侵略军在南京长干寺旧址拟建一座神社，发掘出土了所谓装有玄奘顶骨的石函。石函两侧有铭文，一侧为：“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玄奘顶骨，早因黄巢发塔，今长千（寺）演化大师可政于长安传得，于此葬之。又，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所修《建康志》载：“端拱元年（988）僧可政往终南山，得唐三藏大遍觉玄奘法师顶骨，为建塔归瘗于寺。”再，元至正年间（1341～1368）所修《金陵志》更称：“塔在（天禧）寺之东，即葬唐三藏大遍觉玄奘法师顶骨所，金陵僧可政和尚于宋端拱元年得之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以上三条资料，就是“黄巢发塔”论者们立论的所谓“铁征如山”依据。

然而，“黄巢发塔”说的所谓“铁征”，或源自北宋南京僧人可政及其弟子们凭空杜撰，或由之以讹传讹；既依据于子虚乌有，其说当然让人难以置信。“黄巢发塔”说之所以不能成立，至少有以下三条理由。

其一，缺乏正史等资料佐证。

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参与《陕西通史·隋唐卷》的撰写（该书已于1998年3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草拟晚唐五代的有关篇章期间，曾下过较大功夫极力搜求涉及黄巢在长安的史料，非但未在正史资料中（如两《唐书》、两《五代史》）发现有黄巢发掘兴教寺玄奘身塔的权威记载，其他像编年史资料（如《资治通鉴》《唐鉴》等）、政书类资料（如《唐会要》《五代会要》《唐大诏令集》等）、大型类书资料（如《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二《太平御览》等）、大型专书资料（如《全唐文》《唐文拾遗》《全唐文补遗》《唐代墓志汇编》《金石萃编》《全唐诗》《高僧传合集》等）、文集杂著资料（如《韦庄集》《桂苑笔耕集》《北梦琐言》《平巢事迹考》《长安志》《游城南记》等）等各类文献，均无只言片语透露所谓黄巢发塔的任可蛛丝马迹，而关于玄奘身塔和身塔所在的米教寺则屡有记载。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〇和《续高僧传》卷4等记载，玄奘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在坊州宜君县玉华宫（宫址在今陕西宜君县西南）圆寂，根据天子的敕令，遗体被运回长安，安放于大慈恩寺的翻经堂内。由于保护得好，“两月色貌如常”。四月十四日，遵照玄奘生前遗嘱，灵柩葬于其只：捷公坟茔附近，即京师沪水东面的白鹿原上，并起白塔供养。由于灵塔“近烛帝城”，高宗触景伤感，遂又敕令于总章二年（669）迁玄奘遗体，改葬于城南樊川少陵原南畔，且建五级灵塔供养。据《宋高僧传》卷四等载，永淳元年（682），玄奘大弟子窥基（开国功臣尉迟敬德侄子）圆寂，葬于樊村北渠，“祔三藏奘师茔陇焉”。又据《金石萃编》卷113《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称：唐中宗（705～710年在位）时代，天子亲自为玄奘撰写《影赞》，并谥号“大遍觉法师”；唐肃宗（756～761年在位）时代，天子又“赐塔额曰兴教”，因而塔所被称为兴教寺；唐穆宗长庆（821～824）初年，历百余年岁月侵蚀，寺宇、灵塔呈现“荒凉残委”、“游者伤目”状态，僧人昙景“始葺之”；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京城安国寺大德僧义林，在玄奘忌日于兴教寺斋众，“方食，见塔上有光圆如覆镜，道俗异之，林乃上闻，乃与两街三学人共修身塔”；义林修玄奘“身塔”未毕即告圆寂，弟子令检遵遗命，终于开成四年（839）将玄奘身塔大修完毕。据同书、同卷《大慈恩寺大法师基公塔铭并序》载：在重修玄奘身塔功成的同年，令检还发窥基的故塔，将“全躯”移向玄奘塔旁，“依西国法焚而瘗之，其上起塔焉。而对玄奘的遗躯，却无“焚而瘗之”的记述，这应当是称玄奘灵塔为“身塔”的真正原因。时隔242年后，即北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京兆府长官吕大防外出祈祷太乙湫（在终南山），路过樊川之兴教寺，以寺倚少陵原，南对终南山玉案峰，有感于山水秀丽，遂命寺僧宴静于寺北高处建玉峰轩^[1]。按：吕大防祖籍蓝田县，又是北宋有名的长安通，若黄巢发塔果有其事，其在为兴教寺及附近景色所陶醉并增筑亭轩时，他和《轩记》作者陈正举，不可能不对因唐末浩劫而塔寺被破坏的惨象无动于衷。紧步吕大防之后，张礼和友人于元祜元年（1086）闰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游历京兆（即长安）城南时，亦曾去过兴教寺。据（游城南记》的作者张礼自注称：兴教寺及三藏塔（即玄奘身塔）等寺院建筑，“殿宇法制，精密庄严”。可见唐文宗时代义林、令检等重修的寺和塔异乎寻常的坚固，经两个半世纪，仍完好无损，表明“黄巢发塔”说确为无稽之谈。更能证明“发塔”说为空穴来风的，是北宋增人广越在玄奘塔左增筑圆测塔。据《金石萃编》卷一四六《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佛舍利塔铭并序》等记载：新罗国（今韩国）王孙圆测为玄奘的著名弟子，并系长安西明寺的大德僧。他创立法相宗西明寺派系，其在玄奘门下的地位不亚于法相宗慈恩寺派系领袖窥基。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以84岁圆寂于东京佛授记寺。其在西京的弟子们，如西明寺主持慈善法师、大荐福寺大德胜庄法师等，以“患礼奉无依”，遂于洛阳香山葬所分得圆测骸骨一节，“盛以宝函石榔别葬于终南山丰德寺东岭上”，并于墓上起塔，“塔基内安舍利四十九粒”。419年后，即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同州（治今陕西大荔）龙兴寺僧广越法师自丰德寺圆测塔中分出部分舍利和供养物品，“葬于兴教寺奘公塔之左”。所建圆测新塔，其“规范”，与玄奘塔右之窥基塔，“一体无异”。此外，广越法师还在三塔前“创修献殿六楹”。圆测法师于唐太宗贞观中（627～649）初入长安时，曾在终南山云际寺附近修行八年。据《长安志》卷一五载，云际寺应坐落于扈县（今户县）东南六十里的云际山上，而云际山则应为紫阁峪所在的山峰之一。若“黄巢发塔”果有其事，且果如《金陵志》所载和今人所云黄巢发塔后玄奘遗骨（包括顶骨）被人改葬紫阁峪中紫阁寺，广越法师又为什么不在圆测早年修行地、玄奘遗骨的改葬处立舍利塔供养？这只能说明在宋人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因所谓“黄巢发塔”而将玄奘遗骨改葬终南山或终南山紫阁寺的荒唐事。说起紫阁峪或紫阁寺，笔者想起当初做《唐代诗人咏长安诗索引》时曾涉猎过《全唐诗》中有关紫阁的诗篇。唐末五代诗人郑谷《郊墅》中有“连天紫阁独关情”句^[2]、韦庄《过漠陂怀旧》中有“紫阁空余旧日烟”句^[3]、李洞《题云际寺》有“人行紫阁阴”句^[4]、诗僧贯休《寄栖白大师两首》有“紫阁锦霞新”句^[5]、并有《寄紫阁隐者》诗^[6]，等等。这些诗篇的写作背景都是在黄巢撤离长安之后或五代时期，如果“黄巢发塔”和玄奘灵骨迁葬紫阁属实，如此重大事件，多愁善感并大都崇佛的诗人们何以丝毫无闻且无片言述及？

总之，所谓“黄巢发塔”既无正史类资料和关中金石方志资料以及其他资料佐证，仅仅凭北宋僧人可政和其信徒们杜撰以及南京方面志书误记，就断言玄奘遗骨改葬他处和顶骨为南京僧人起塔供奉，这无论如何是让人不能相信的。

其二，佛教信徒是黄巢农民军社会基础的重要构成，黄巢本人事迹更多有“斋僧”和失败后遁入空门的记载。他们绝不可能违背自己的宗教信仰，去发在中国佛教高僧中最受人崇敬的玄奘大师的身塔。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多以宗教信仰为手段号召和发动群众，唐末农民起义也不例外。

据《唐阙史》卷下《泗州疯狂尼》等记载，早在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即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前四年，就有女僧二人在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县西北）普光王寺大造舆论说：两年后国家“将有更变”，“大圣和尚当履宝位”。为引起僧徒和善男信女们对她们预言的重视，竟不畏牺牲，“齐登峻塔，投身而下。自是之后，又有童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7]，在山东、河南一带传播。这两件事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唐末农民大起义在做爆发前的舆论准备时，他们就曾以佛教或迷信为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广大的佛门信徒还是黄巢起义的重要社会基础。

据《太平广记》卷287《功德山》等记载，响应黄巢起义的佛家僧徒为数极多，仅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市）和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两州之地，积极响应黄巢起义“并是巢贼之党”的佛教僧侣，就多达“数千人”。虽然这数千僧人被滑州节度使设圈套杀害，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军中的僧众之多。

有史料表明，在参加黄巢农民军的诸多僧人中，有成为军中大将者。如李罕之，“少学儒，不成，又落发为僧”，“会黄巢起曹、濮，罕之因合徒作剽，渐至魁首”^[8]。

黄巢入长安后，在所组建的大齐政权领导层中，有“笃信”佛教并对“释典”有精深研究者。如太常博士出身的大文豪皮日休，“笃信释典，以平等、报应、自然为佛果，值广明之乱，伪授翰林学士”^[9]。

有迹象证明，长安地区的僧众亦同样是拥护黄巢农民军政权的。据《旧五代史》卷五〇、《新五代史》卷一四《李克让传》记载：沙陀族酋长李克用的二弟李克让，“乾符中，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征兵，克让率师奉诏。贼平，以功授金吾将军，留宿卫。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克让时守潼关，为贼所败，以部下六七骑伏于南山佛寺，夜为山僧所害”^[10]。南山，即长安城南之终南山。唐代的终南山中，星罗棋布着佛教诸派寺院，历来为佛门弟子的重要修行地。山僧们之所以要开杀戒，无非是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他们拥戴黄巢并与唐军势不两立。

更耐人寻味的是，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有使用黄巢大齐政权年号的经本，有“金统三年（882）五月二日信士女吴惠如供养经”字样。这说明在黄巢建都长安、称帝并定国号大齐和年号金统后，善男信女们对改朝换代是持欢迎态度的，他们奉新朝正朔，对大齐政权是承认和拥戴的。

黄巢农民军的一般将士对潜心修行的释，丁高僧，尤其尊崇和顶礼膜拜。

《宋高僧传》卷一三《梁邓州香严山智顺传》附《大同传》载：舒州桐城县（县治在今安徽桐城）和尚大同，“陷投子山，结茅茨，栖泊以求其志。中和中，巢寇荡覆京畿，天下悖乱。有贼徒持刃问同曰：‘住此何为？’对以‘佛法。’魁渠闻而膜拜。脱身服装而施之下山”^[11]。《舆地纪胜》卷四六亦称：“大同禅师，本怀宁人。在舒州投子山，居山三十载，领众千余。黄巢之党人山拜伏而去。”《舆地纪胜》卷三八还记载有农民军礼遇高僧神坚的事：“唐咸通年中，僧神坚在扬子县模山之证圣寺。黄巢兵乱，以刃加神坚不能动，群贼膜拜而去。

农民军将士之所以尊礼佛家僧人，固然是由于佛教信徒为黄巢起义的社会基础的重要构成，更取决于起义军最高领导人黄巢对佛教的态度。有大量史料表明，黄巢本人就是一个比较虔诚的佛教信徒。

在宋文人集中，屡有黄巢“斋僧”（即对僧人施舍）的记载。

南宋人张端义的《贵耳集》卷下称：韶州（治今广东韶关市南）南华寺，“有黄巢斋僧文，自称率土大将军”。与张端义同时代的番禺县尉方信孺，在《南海百咏·黄巢矶》诗自注中，亦称：“南华有黄巢施金置田疏，自称为率土大将军。据《舆地纪胜》等载：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天竺国僧人智药始建南华寺，后为禅宗六祖大鉴（慧能）禅师演法道场，“其寺为岭外禅林之冠”。又，黄巢自称“率土大将军”为僖宗乾符六年（879）事，是年闰十月，黄巢从广州开始北伐。其《南华寺斋僧疏》，当为北伐途经韶州时所作。南宋理宗景定中（1260～1264）进士方回，其在《桐江续集》卷一九《治圃杂书二十首》之十八首中，有“世间何不有，巢贼亦斋僧”的诗句。作者在诗下注称：“予家乌聊。山（按：山在今安徽歙县一带）下，因观山石，过昭庆寺，见碑文一轴，乃乾符七年率土大将军黄巢斋僧疏，语言狂悖。是年已改广明，而巢犹称乾符，足见跋扈。其曰：‘舍银六定，斋一千僧。’大可发笑。”按：黄巢于广明元年（880）三月“陷江西饶、信、杭、衡、宜、歙、池等十五州”^[12]，其在歙州昭庆寺“斋一千僧”，应为当月内事。仅在一处和一次就有上千僧人得到黄巢的慷慨施舍，足见黄巢是如何地崇佛、佞佛！

虔诚的宗教信徒往往视其他宗教为异端，笃信佛教的黄巢及其领导的农民军亦不例外，他们对道教等其他宗教，则采取极端排斥态度。

据《云笈七签》卷一一七《道教灵验记》载：亳州真源县（县治在今河南鹿邑县东）太清官，为道教始祖老君的“降生之宅”。广明中（880），“黄巢将领徒伴欲焚其宫”。对此，亳州刺史潘稠曾奏报李唐朝廷云：“自大寇犯阙之后，群凶诛殄以来，大小寇逆前后一十八度欲犯太清官……”^[13]其实，早在黄巢转战长江以南时，就曾对道观等庙宇有过破坏行为。五代南唐人乐史《唐景云观碑》云：在崇仁县（县治即今江西崇仁县）西北隅的景云观，建于唐睿宗景云（710～711）年间，曾被人赞赏为“神仙之胜迹”。“观之屋宇，自黄巢攘臂之际，已赴灰烬。今堂殿楼台，尚残基址，因知昔时缔构，壮丽不无。洎后虽曾完葺，具体而微。”这种对道教建筑毁灭性破坏，显示了黄巢对异端势不两存的严酷态度。

如果说尚未见到黄巢大规模杀戮道教徒的记载的话，那么对域外来客中的异教徒，就很不客气了。据《苏莱曼东游记》第二卷记载：黄巢攻陷广州后，“揣熟悉这件事的人说：‘当时在城里做买卖而被杀死的回教徒、犹太教徒、耶教徒、马士德教徒共有十二万人，中国人还不算在内。此四种教徒的数目之所以能予确定，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外国人要按口征税的缘故。’^[14]”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资料，当然不可全信，但至少说明黄巢对外来宗教持完全排斥态度，并曾屠杀过不少寓居广州的外籍异教徒。

发人深思的是，五代两宋时，多有关于黄巢兵败后遁入空门的传闻。

《两唐书·黄巢传》等正史记载：黄巢末路，系被外甥林言杀于泰山狼虎谷（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南）。但五代大官僚王仁裕《洛城漫录》云：“张全义为西京留守，识黄巢于群僧中。”按：张全义原为黄巢部将，后仕后梁、后唐，累擢西京（洛阳）留守，爵封齐王，两《五代史》有传。历仕后晋、汉、周和宋太祖的四朝元老陶谷《五代乱纪》亦云：“巢既遁免，祝发为浮屠。”北宋末年人吴曾，其以“考证颇为精核”著称的《能改斋漫录》卷5中说：“唐黄巢既败，为僧，投张全义，舍于南禅寺，有写真绢本。巢题诗其上云：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凭栏干看落晖^[15]。”《全唐诗》编者亦对黄巢《自题像诗》置信不疑，且在题下注云：“陶谷《五代乱离纪》云：黄巢败后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人见像，识其为巢云。”^[16]南宋理宗端平中（1234～1236），以上书“言直”出名的张端义，其《贵耳集》卷中称：“黄巢后为缁徒，曾住大刹，禅道为丛林推重。临人寂时，指脚之下有‘黄巢’二字。^[17]张明清（亦为南宋人）对黄巢最终归宿说得尤为具体，其在《挥麈录·后录》卷五中除引述《洛城漫录》和《五代乱纪》有关黄巢战败为僧的资料外，又引《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龙门，号翠微禅师。而世传巢后住雪窦，所谓雪窦禅师即巢也。然明州雪窦山有黄巢墓，岁时邑官遣人祀之至今。”^[18]雪窦山在今浙江奉化县西六十里。关于黄巢最后隐身于雪窦山的传闻，似乎在唐朝灭亡之前就有不少人知道，故有好奇者登临访问。方干《登雪窦僧家》云：“登寺寻盘道，人烟远更微。石窗秋见海，山霭暮侵衣。众木随僧老，高泉尽日飞。谁能厌轩冕，来此便忘机”^[19]。似乎讲的就是寻访雪窦禅师事。

虽然不能彻底否定官方所修史书中关于黄巢死于狼虎谷的记载，但黄巢遁入空门的民间传说和文人记述又是这样的多，这岂不恰好反映了黄巢自始至终都不失其佛门信徒的本色。

综上可知，既然广大佛界僧众和俗界善男信女们为黄巢农民军的社会基础，既然作为领袖的黄巢本人笃信佛教乃至最后有可能成为缁徒，他又怎么可能违背其一贯的宗教信仰，去擅发在中国佛教界中地位如此高的玄奘身塔呢？

其三，黄巢农民军的财力极为雄厚，他们没有更无必要通过“发塔”手段采筹措军费或聚敛财富。

黄巢自僖宗乾符二年（875）聚众响应王仙芝起义，至广明元年（880）进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在长达六年的时间内，他曾逐鹿中原转战黄河中下游，并曾渡淮越江占领过唐朝财赋所出的国家东南地带，乃至攻克过唐帝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口岸、中外财富集中的岭南广州等商埠，因而农民军聚积了无比雄厚的财力。

据《旧唐书》卷一九下记：广明元年（880）十月，黄巢“悉众渡淮”，是时“其众富足，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耳”^[20]。要使剥夺者被剥夺，这是当初唐末农民起义的最重要的目的。可是转战六年后却“不剽财货”，即唐朝地方政府的财库，地方官员、富商大贾、土豪地主的资产，一概无犯，这种奇特现象，只能说明黄巢军在北上西进途中，财货多得不堪重负，为行军方便，他们用不着再对剥夺者进行剥夺。这种情况，在黄巢军于同年十一月途经洛阳时，再次出现。史称：“贼陷东都，留守刘允章率分司官属迎谒之，贼供顿而去，坊市晏然”^[21]；《新唐书·黄巢传》亦云：“入（洛阳），劳问而已，里间晏然”^[22]。

广明元年（880）十二月五日下午，黄巢曾组织一次农民军开进长安的规模宏大的入城式，充分显示了农民军装备良好、辎重无比丰厚，将士不胜富的罕有景象。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真实地记录了这种农民战争史上的空前盛况。《旧唐书·黄巢传》载：“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既人春明门（按：长安东城三门之中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巢贼众竞投物遗人。”^[23]《新唐书·黄巢传》称：“贼众皆被发锦衣，大抵辎重自东都至京师，千里相属。……巢乘黄金舆，卫者皆锦袍、华帧，其党乘铜舆以从，骑士凡数十万先后之。……贼见穷民，抵金帛与之。”^[24]《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云：“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人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其徒为盗久，不胜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25]

“辎众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锦衣”、“甲骑”、“不胜富”、“竞投物遗人”，试问在中外历史上还有哪一支农民军能如斯富有赀财，而这些财富又全部流向长安而不是他处？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自隋文帝创建大兴城（后易名长安）后，在长达300年时间内，除“安史之乱”中一度为叛军攻占，长安基本上未经历过大的战乱。作为全国财赋的最终汇总地，长安又积聚了多少巨额的财货！而这些难以胜数的钱财，由于唐僖宗的仓皇出逃，又基本上都落入旋即进城的义军手中。据《资治通鉴》卷二五四载：在黄巢大军进入长安前的当天上午，“闻乱兵入城”，正在退朝的首官，“布路窜匿”。大太监田令孜急率禁军500人，“奉帝自金光门（长安城西面三门之中门）出，惟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官皆莫知之。”“车驾既去，军士及坊市民竞入府库盗金帛”^[26]。讲的是僖宗因逃命要紧，根本来不及卷走府库内的金帛，却成为乱兵等的盗资。对此，史料价值极高的《旧唐书·僖宗纪》则称天子潜逃后，“京城晏然”。也就是说因长安军民并不知道皇帝悄悄出走，所以京城的社会秩序良好，并未出现过乱兵和市民“竞人府库盗金帛”的混乱状态。由是可知，因国家最高统治者外逃，历三百年聚敛所积累的京城财富，应基本上为黄巢农军所继承。

此外，黄巢在长安期间，还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手段，沉重地打击李唐宗室和大官僚中的顽固派。并采取“淘物”等经济措施，使为富不仁者“皆跣而驱”^[27]。表明为了建立以长安为中心的牢固的大本营，黄巢进入京师前一度实行过的“不剽财货”政策有所调整。

总之，黄巢农民军自外带人的、接收京师府库的、通过“淘物”得来的，三者加在一起的财富（尤其是货币），当不可胜计，即使外物不入，长安成为孤岛，大齐政权在财用上也可支撑许多年。黄巢曾在长安待过两年多时间，始终未出现过财政危机。

长安的大齐政权，虽然从不缺过金帛，但一年后，由于东南粮道断绝和为宫廷奸人所误，爆发了严酷的缺粮危机，并终于不得不撤离长安，遁走中原。

京师所在的关中地区，因地狭人众，加之旱涝等天灾频仍，屡屡出现缺粮危机；隋文帝时和唐初，多次发生天子率军民东出潼关远赴洛阳“就食”的稀奇现象。后来由于历代皇帝重视水利兴修，通过“漕运”（即将大运河、黄河以及黄河到长安段河渠连接起来的水运通道）将国家东南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运人京师，京畿地区才有了充实的粮食储备。由于黄巢军占领长安前一直采取流寇式作战，运河沿线地区旋得旋失。加之后来“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28]，唐朝官军对长安采取东、西、北三面包剿阵势，于是出现“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29]的危急状态。黄巢军曾试图攻占襄（治今湖北襄樊市）、邓（治今河南邓县）地区，再通过蓝田道由陆路运粮到长安，但并未成功。

黄巢在长安的后期粮食危机的爆发，还有另外的重要原因。据《录异记》卷三《忠》记载：黄巢军初进长安时，“京师积粮尚多，巧工刘万余、乐工邓慢儿、角抵者摘星胡米生者窃相谓曰：‘大寇所向无敌，京城粮储甚多，虽诸道不宾，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数年未尽。吾党受国恩深，志效忠赤，而飞窜无门，皆为逆党所使，吾将贡策，请竭其粮。外货不至，内食既尽，不一二年，可自败亡矣。”’于是由刘万余出面，向黄巢献策说：“长安苑囿城隍，不啻瓦里，若外兵来逼，须有御备，不尔，守为难请自望仙门（按：大明宫南面宫门之一）以北，周玄武（按：大明宫或太极宫北面正门）、白虎（按：又称白兽门，禁苑南门之一）诸门，博筑城池，置楼橹却敌，为御捍之备，有持久之安也。黄巢不仅未识破刘万余的奸计，“且赏其忠节”。于是，“即日使两街选召丁夫各十万人筑城，人支米二升，钱二十文，日计左、右军支米四千石、钱八千贯”。如此劳民伤财折腾了一年多时间，“功不辍而城未周，以至于出太仓谷以支夫食，然后剥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而刘万余害怕奸计为人识破，竟逃之夭夭。

既东南粮道断绝，复又为宫廷好人阴谋所逞，于是长安城出现了史无前例饿殍遍布军营的饥荒：“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长安城中今可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韦庄《秦妇吟》）因饥饿而死的军士是这样的多，而长安城的居民为逃荒不得不匿于南山丛林或他乡，这就为黄巢军补充兵员造成极大的困扰。

好在孤守京城的黄巢农民军虽然缺粮但不缺钱花，他们可以用高价买人为兵来弥补军队的减员。据《旧唐书》卷一九下记载：“贼食树皮，以金玉买人于行营之师（按：指围城的唐军），人获数百万。山谷避乱百姓，多为诸军之所执卖。”^[30]《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亦云：在“官军四集”，“黄巢势已蹙”时，“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于是，“贼卖［买］人于官军以为粮，官军或执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数百缗，以肥瘠论价”。^[31]如果将上述两段史料理解为黄巢军“买人于官军以为粮”，就大错而特错。既然“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而“人直数百缗”，黄巢军何以愚蠢到弃贱就高而食人肉！从封建史家们的诬妄不攻自破中可以知道：在“官军四集”、巢军“饿殍”填满军营时，大齐政权为挽救残局和弥补战士的减员，不得不以高价买人为兵来解决军队中的严重减员问题。由之证明，困守长安的农民军政权，即便是粮食危机最严重时，仍然不乏财用。(www.daowen.com)

又，僖宗中和三年（883）三月壬申（六日），李克用的沙陀军进军至东渭桥（故址在今西安市高陵县耿镇周家村一带）驻扎期间，“每夜令其将薛志勤、康君立潜入长安，燔积聚，斩虏而还”^[32]。这种夜夜有间谍焚烧黄巢的府库财货情况，一直持续到四月甲辰（十日）李克用自光泰门（长安禁苑东垣偏南门）攻入内宫禁苑的前夕。可见黄巢在退出长安前的一个月，仍有不可胜计的财物储积，虽然敌人持续火焚而终不竭。

再，黄巢在中和三年四月十日被李克用等战败后，为保存残余实力，主动撤出长安向东南遁走。在“自蓝田入商山”时，“多遗珍宝于路，官军争取之不急迫，贼遂逸云”^[33]。这又最后一次证明，即便是黄巢途穷末路时，仍挥金如土，仍拥有大量的钱财供麻痹敌人延缓唐军追击使用。

上述表明，进入长安的黄巢军，在近两年半的时间内，虽在后期经历了骇人听闻的粮食危机，但缺粮并不缺钱，其所建立的大齐政权，自始至终拥有雄厚的财力。因而设有丝毫必要通过“发塔”的卑劣手段来筹措军用和扩充财富。

总之，既然没有“黄巢发塔”的正史等方面资料的佐证，既然广大僧众和善男信女们为黄巢农民军政权的社会基础，且黄巢本人就是一个比较虔诚的佛教信徒，既然进入长安的黄巢农民军自始至终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财力，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仅为了增益些许财富，就违背自己一贯的宗教信仰，去发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具有无与伦比地位的玄奘大师的身塔。由之可以肯定地说，玄奘的灵骨（包括顶骨）应仍完好地葬在西安城南兴教寺玄奘身塔下。至于在南京出土的所谓玄奘顶骨，则不可能与玄奘有丝毫关系。

（马驰：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教授）

【注释】

[1]（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八《兴教寺玉峰轩记》，并见《类编长安志》卷九《胜游》等。

[2]（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七六，杜荀鹤有《怀紫阁隐者》诗，《全唐诗》卷六九一，第7932页，郑谷三《郊墅》，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4月第1版，第7751页。

[3]《全唐诗》卷六九九，韦庄五《过漠陂怀旧》，第8042页。

[4]《全唐诗》卷七二一，李洞《题云际寺》，第8276页。

[5]《全唐诗》卷八三三，贯休八《寄栖白大师二首》，第9400页。

[6]《全唐诗》卷八二九，贯休四《寄紫阁隐者》，第9341页。

[7]（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920页。

[8]（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一五《李罕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5月第1版，第206页.并见《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李罕之传》。

[9]（宋）曾慥：《类说》卷一九《皮日休言释典》，清文渊四库全书本。

[10]《旧五代史》卷五〇《宗室列传第二》，第681页。

[11]《旧唐书》卷一九下本纪第十九下《僖宗本纪》，第706页。

[12]《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本纪》，第706页。

[13]并见《全唐文》卷八〇六《请移真源县就太清宫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475页。

[14]（阿拉伯）苏莱曼著，刘半农、刘小蕙译：《苏莱曼东游记》，北京：中华书局，1937年，第57页。

[15]（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陈去非黄巢诗意同》，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

[16]《全唐诗》卷七三三，《黄巢》，第8384页。

[17]（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中，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

[18]（宋）张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五引《僧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全唐诗》卷六四九，《放干二·登雪窦僧家》，第7452页。

[20]《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本纪》，第708页。

[21]《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本纪》，第708页。

[22]《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下·黄巢》，第6457页。

[23]《旧唐书》卷二百下列传第一百五十下《黄巢传》，第5393页。

[24]《新唐书》卷二二五下列传第一百五十下《逆臣下·黄巢》，第6458页。

[25]（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880），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40页。

[26]《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880），第8240页。

[27]《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下·黄巢》，第6458页。

[28]《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本纪》，第713页。

[29]罗振玉编：《敦煌零拾》卷一，韦庄《秦妇呤》，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30]《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第712页。

[31]《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二年（882），第8268页。

[32]《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883），第8290页。

[33]《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883），第8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