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洲

在中国先秦典籍中，已出现了“南海”之名^[1]，是泛指中国大陆外所有海域而言。西汉后，因东海方位既别有定域，南海一名才大致指今南海^[2]。东汉后，历代史籍所记之“南海”也不尽同，有指今中国南海，也有指今东南亚及其海域，甚至远至印度洋，或指爪哇至澳大利亚洲等。本文所谓的“南海诸国”中的南海，以魏晋、隋唐文献为准，即指今东南亚地区及海域，包括今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即印度尼西亚群岛）和菲律宾群岛。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外学界所认同的。

南海诸国与中国大陆毗连，从远古时起，双方在民族、文化等方面即有密切的关系。至公元3～6世纪，这种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南海诸国一千多年前的历史，除了近代以来于当地发现一些古梵文、占文、马来文碑铭外，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正如中外学者所公认的，中国文献古籍就成为研究古代南海诸国最主要的资料。本文即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文献为主，着重探讨公元3～6世纪南海诸国社会历史状况，兼及其与当时中国南方诸政权的关系。

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交州

位于今中南半岛东北，即今越南北部地区，两汉时属交州刺史部（东汉献帝建安八年改称“交州”）所领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到东汉末年，内地战乱，失去了对交州地区的控制，酿成了该地区的扰乱。刺史朱符为当地越人所杀，时任交趾郡太守的士燮一族逐渐掌握了交州地区的大权。士燮兄弟分任合浦、九真、南海诸郡太守，“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即赵佗）不足踰也”^[3]。其间，东汉朝廷及据荆州的刘表虽多次派遣刺史、太守至交州，但仍未能动摇士燮一族在交州的地位。

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孙权在江南基本稳住政权后，即遣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利用士燮等地方势力，经营交州。士燮兄弟也投靠孙权，遣子廞入质，每岁贡“明珠、大贝、流离（琉璃）、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4]。孙权遂加士燮为左将军，子弟皆拜中郎将。士燮又诱南中大姓雍闓降吴，孙权迁其为卫将军，封龙编侯。士燮在郡四十余年，卒于吴黄武五年（226）。从建安十五年至黄武五年，可以说是孙权利用交州豪族士燮统治交州的16年。

士燮卒後，孙权即着手铲除士燮一族的地方势力，直接派刺史、太守统治交州。他先于交州合浦以北三郡（南海、郁林、苍梧）置广州，以原交州刺史吕岱为刺史；又以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为交州，任戴良为刺史，陈时为交趾太守。当时，士燮子徽已自署为交趾太守。后吕岱等杀徽兄弟，铲除士燮一族势力，又平定九真越人的反乱^[5]，直接控制了交、广两州。接着，孙吴又废广州，复还于交州。

吕岱任交州刺史共12年（延康元年至黄龙三年），其任内“南土清定”^[6]。到吴赤乌五年（242），孙吴于南端海岛（今海南岛）增置珠崖郡^[7]。十一年（248），交趾、九真爆发了越人的骚乱，孙吴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喻以恩信，进行招抚，很快就平息了骚乱。史称：“自胤至州，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畜水，民得甘食。”^[8]在任十余年，多有建树，“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景从”^[9]。

到吴永安六年（263），因交趾太守孙胥的暴虐，郡吏吕兴杀胥反吴，遣使至曹魏，请太守及兵。次年，曹魏遂置交趾太守之郡。吴于此年后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置广州，并积极准备从魏手中夺回交阯。吴宝鼎三年（268），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修则等入击交阯，为晋将（时晋已代魏）毛炅等所破。直到建衡三年（271），吴苍梧太守陶璜等才夺回交阯，杀晋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吴，吴主孙皓遂分交阯之地新置新昌、武平、九德三郡^[10]。到吴天纪四年（280），晋终于灭吴，统一江南，交州即归晋朝统治。

西晋仍以原吴交州刺史陶璜为刺史，封宛陵侯，改冠军将军。时西晋普减州郡兵，陶璜上书说：交州险远，州郡只余千二百余人，而交、广不宾者众，请求不裁减州郡兵。又要求赐免百姓采珠之税。晋武帝从之^[11]。时交州领七郡（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省珠崖入合浦。陶璜任交州刺史30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12]。继任刺史的吾彦，在任二十余年，“威恩宣著，南州宁靖”^[13]。此后，陶璜子威、威弟淑、子绥等先后为交州刺史，“在职甚得百姓心”^[14]。

可是，到西晋末年，国内乱，交州实际上已处于割据的状态之中。西晋永嘉六年（312），王机入广州，自为刺，而原新昌太守梁硕发兵拒之，又自领交趾太守，并迎前刺史修则子湛行州事。直到西晋建兴三年（315），陶侃左转为广州刺史，击灭王机，广州才重新直接归属于西晋，但交州仍控制在梁硕、修湛手中^[15]。东晋建立后，于永昌元年（322）任命武昌太守王谅为交州刺史，令其收斩梁硕、修湛。陶侃、王谅诱杀修湛，梁硕领兵遂围龙编（今越南河内）。太宁元年（323），陶侃发兵救交州，兵未至，龙编为梁硕所破，王谅被杀。梁硕久据交州，“凶暴失人心”，故很快为陶侃参军高宝击斩。东晋以侃领交州刺史，不久又任命吏部郎阮放为交州刺史^[16]。

到东晋太元五年（380），交州九真太守李逊威制交土，东晋遣滕遁之为交州刺史，逊父子发兵拒之。交趾太守杜瑗击杀李逊，交州平。遁之任交州十余年北返，东晋遂以杜瑗为刺史，任职到义熙六年（410）卒时为止。其间，东晋沿海爆发了以孙恩、卢循为首的起义，从隆安三年（399）起，一直延续了12年。元兴元年（402）孙恩起义失败，投海自尽，其妹夫卢循攻占广州，俘刺史吴隐之，遣使入朝。东晋刚平定桓玄之乱，无力镇压，遂封循为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义熙六年（410），卢循乘东晋刘裕北伐后秦之机，从广州北进，直抵建康（今江苏南京）。东晋朝廷急招刘裕返回，调集各路大军狙击卢循。七年，卢循失败退回广州，旋又败退至交州。时交州刺史杜瑗刚卒后一年，东晋以其五子慧度为刺史，慧度与弟交阯太守慧期等击破卢循军，循中箭赴水死，起义失败^[17]。

刘裕夺取东晋政权建宋政权後，承继了孙吴、两晋对交州的统治和政策。此后南齐、梁、陈诸政权均因之。因局限于南方的南朝诸政权，土宇渐蹙，人口日少，为了巩固统治，增加财富，必然进一步开发边疆。因此，南朝对于交州的统治逐渐加强，使该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

在行政建置上，刘宋沿东晋于交州置合浦（治今广西合浦东北）、交趾（治今越南河内北）、武平（治今越南永安西）、九真（治今越南清化）、九德（治今越南荣市）、新昌（治在武平郡治南）、日南（治今越南广泽）七郡，后增置义昌（宋末立）、宋平（宋孝武帝时分日南立宋平县，后为郡，治今越南河内）^[18]。南齐因之，仅增宋寿郡（齐建元二年，割越州属），将合浦郡划归越州。梁时，将交州大部分郡升为州，如升宋寿郡为钦州、九真郡为爱州、新昌郡为兴州（陈时改置）、九德郡为德州；又分交耻郡东北地为黄州，于德州之南置利州、明州等^[19]。从南朝时交州州郡增多的情况看，说明此时南朝加强了对交州的行政管辖，也是当地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得到进一步开发的反映。

南朝诸政权还注意选拔官吏任交州州郡官吏，对于进一步开发交州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从东晋末至宋初，任交州刺史的杜慧度，“为政纤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盗不起，乃至城门不夜闭，道不拾遗”。又“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岁荒民饥，则以私禄赈给”^[20]。慧度长子弘文继为刺史，“亦以宽和得众”^[21]。

正因为如此，南朝交州地区的农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据《水经注》卷三六《温水》记交州九真郡的情况：自东汉初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耕艺，法舆华同”。白田种白谷（七月作），十月登熟；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桑蚕年八熟茧，《三都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

然而，南朝诸政权加强对交州的统治又是在与当地的地方势力长期斗争的过程中才逐渐实现的。如宋泰始四年（468），交州人李长仁据州反，自称刺史，后请降，自贬行州事^[22]。梁天监四年（505）二月，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后为长史李畟讨平^[23]。到梁大同七年（541），由于交州刺史萧谘“以裒刻失众心”，交州土人李贲遂起兵，攻据交州，联结数州地方豪族，声势浩大^[24]。十年（544），李贲称王，署置百官^[25]。梁朝多次遣各州军进行“征伐”，林邑王也派军相助，均为李贲所败。直到太清二年（548），以陈霸先（后陈高祖）为首的梁军最终讨平李贲^[26]。这是一次以李贲为首的交州地方势力与梁朝争夺交州统治权的斗争，最后以梁朝的胜利而告终。

综上所述，可知自3世纪以来，虽然内地大部分时间处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建国于淮水、长江以南的诸政权仍沿两汉以来对今越南北部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施行与内地相同的政令和法律，派遣官吏，设置郡县，且郡县数目有扩大的趋势。在交州的各级官吏大部分均能较好地治理地方，注意发展生产，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如前述的士燮兄弟、吕岱、陆胤、陶璜、吾彦、陶侃、杜慧度、杜慧期等。由于内地长期处于分裂割据中，战争不断，地处南边的交州则相对安定，故有大批汉族士人迁居交州。这一切均促进了交州地区的开发，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内地汉族传统文化也进一步深入到交州地区。这固然是因内地政权直接管辖交州，使用与内地相同的文字、政令和文化典籍有关。同时，以下两个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一、任交州及所属郡县之官吏，大多为才学之士，他们在当地推行汉族传统文化习俗不遗余力。三国时，威治交土的士燮，“其先本鲁国汶阳（今山东宁阳东北）人”，“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陈国名士袁徽称其“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27]。在任内，“乃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指当地越人），始知习学之业”^[28]。东晋末至刘宋初任交州刺史的杜慧度，“颇好庄、老。禁断淫祀，崇修学校”^[29]。

其二、西晋末年，北方内迁五胡纷纷建立政权，民族矛盾尖锐，有大批汉族迁至南方，有的流入相对安定的交州。其中包括一批汉族士人，他们对传播汉族传统文化起了较大的作用。如士燮领交州时，“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30]。如沛郡竹邑（今安徽宿州北符离）人薛综，才智过人，士燮任其为交趾、合浦太守，后随吕岱出征，并上书朝廷，力主“绥边抚裔，实有其人”^[31]。又如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程秉，避乱于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32]。其余如三国名士许靖、刘巴均曾避难于交趾^[33]。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南方诸政权积极地从交、广，经海路，舆南海诸国建立关系，发展海上贸易，传播中国文化。在孙吴时，吕岱灭士燮兄弟主交州后，“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34]。时在吕岱讨平士燮起至离任止，即公元226年至231年间。从事，系自汉至三国时州属吏官名。扶南、林邑两国，下面将专门论述。堂明国，应即《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真腊传》所记之“道明”国，地在今中南半岛老挝甘法省一带^[35]。

又《梁书》卷五四《诸夷·海南诸国传序》记：“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同书《扶南传》亦记：“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指范寻在位的扶南国）。”朱应、康泰出使扶南等国，是否即上述吕岱遣从事出使扶南等国？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两处记载为同一事，是吕岱所遣从事出使^[36]；有的则认为是两事，吕岱遣使在其任内，孙权遣朱应、康泰出使在范寻王扶南之时，两者时间虽然相近，但为两事^[37]。比较以上两说，以后说为是。

朱应、康泰“所经及传闻”，因立之记传，《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及《新唐书》的《艺文志》中，记有《扶南异物志》一卷，朱应撰。康泰所撰为《吴时外国传》，《隋书·经籍志》等未著录。两书均亡佚，朱应书至今未考出其他史籍所引用情况。而康泰书的部分内容，则散见于其他书中，如《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通典》《白孔六帖》《太平御览》等，共约百条，去其重复者，有七十余条，共二千二百余字^[38]。各种史籍所引康泰书名也不尽同，除以《吴时外国传》名外，还有《扶南传》《外国传》《扶南记》《吴时外国志》《扶南土俗》等名。

朱应、康泰出使扶南等国，其意义十分重大，有学者甚至认为不亚于西汉时张骞之出使西域^[39]。这是中国内地政权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出使南海诸国，进一步勾通和加强了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此后，扶南等南海国家纷纷遣使至中国南方政权朝贡、贸易，以海上交通为主的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交州、广州成为与南海诸国、天竺（印度）等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正如《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所记：交州“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同书卷五八《东南夷传》史臣曰：“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瓌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其次，朱应、康泰的记传，是研究早期南海诸国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资料，也是南海诸国及印度所缺乏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它基本上揭示了公元3～6世纪南海诸国的概貌。这是中外学界公认的事实。

二、林邑国

在交州之南，即今越南中部地区，在东汉永和二年（137）象林县功曹子区怜据象林（今越南广南），至初平（190～193）之乱，区怜（或作“区连”）乃“自号为王”^[40]，建林邑国。“林邑”国名，如中外学者所说，是当时中国内地对该国之称呼，由原象林县名转化而来（或其省称）^[41]。其国并没有什么文献称其国名，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在越南中部广南省东阳、美山等地，发现了一批原林邑国的遗址及碑刻（时代最早可到公元2或3世纪），碑刻上有梵文或占文的铭记，内记其国神话传说及王世系等，又称其国为“占婆（”Champa）^[42]。唐代以前中国史籍称其国为“林邑”；唐中期后又称为“环王”国^[43]，或云“占不劳”，亦曰“占婆”^[44]，或曰“摩诃瞻波”^[45]、“占波”^[46]等。

中国史籍记“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巾缠身，冬月衣袍”^[47]。“居处为阁，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男女皆以横幅吉贝（即棉布）绕腰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缦’，穿耳贯小钚”^[48]。其人种当为今散居于柬埔寨、老挝、泰国的占人（Chams），来源说法不一，尚无定论。

从外国学者对今越南中部发现的约公元3世纪的梵、占文石刻碑铭的研究，知其国自2世纪以来即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大致从公元1～2世纪以来，由于印度舆南海诸国海上交通的发展，南亚印度与南海诸岛的商人、移民，在相互贸易、相互接触中，印度古代文明逐渐传播于今东南亚地区。因此，国外学者称这种文化的传播为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化”或“印度教化”，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该地区“印度化”，的过程^[49]。尽管国外学者作了种种推测，东南亚地区从公元1世纪以来不同程度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影响古代东南亚（即南海诸国）的印度文化诸因素中，最突出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耆那教和佛教，以及相关的文字、文学和政治制度等。

在今中南半岛、马来群岛，除今越南北部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外，其余各地均不同程度地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在越南中部广南等地发现的公元3～4世纪的石刻碑铭中，有用印度梵文和占文书写的关于供奉印度婆罗门教（后之印度教）的三大主神：大梵天（Brahma）、幻惑天（Visnu）、白在天（Siva）的记述^[50]；而且当地也有佛教，其特点是与婆罗门教混杂。其国内亦逐渐形成了古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分为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和工商业者）、首陀罗（无技术的劳动者）四大种姓，另有所谓的“贱民”^[51]。

上述情况，在中国史籍中也有所记述。如《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林邑传》记：其国“谓师君为婆罗门”，“王服天冠如佛冠，身被香缨络”。《梁书》卷五四《诸夷·林邑传》亦说：“其大姓号婆罗门”，“同姓还相婚姻，使婆罗门引婿见妇”，“国王事尼乾道（即指古印度的耆那教），铸金银人像，大十围等。

关于林邑建国及初期历史，古林邑梵、占文碑铭仅记有一些神话传说，如记占婆南方有一槟榔部落，曾在古笪建神祠；另一在北方之椰子部落，其王亦建有神祠。从碑铭看，占婆首次称王者名释利魔罗（Crimara）^[52]。然而，中国史籍对林邑建国却有较确定的记载，即大致在公元二世纪末区连据象林后建国。区连死，其外孙熊代立，熊死，子逸立^[53]。在此期间，林邑即开始不断北侵交州，大约在吴赤乌十一年（248），侵至寿冷县（今越南广治北），后遂以此与交州为界^[54]。

西晋建立后，林邑于泰始四年（268）、太康五年（284）遣使至西晋朝贡^[55]。至东晋咸康二年（336）范逸死，原为西卷县（在寿冷西）夷帅范椎之奴范文篡立，势力增强。六年（340），林邑向东晋朝贡^[56]。从东晋建元二年（344）始，林邑不断侵扰交州的日南、九德、九真诸郡，“百姓奔进，千里无烟，乃还林邑”^[57]。到永和三年（347），范文又大举攻交州，陷日南郡，杀太守夏侯览等五六千人。林邑此次大举进犯，固然是因原交州刺史姜士、日南太守韩戢、夏侯览等对境外商夷侵侮贪利而引起，但主要还是林邑统治者贪日南之土地财物^[58]。范文陷日南后，旋退回，交州刺史朱藩遣督护刘雄戍日南，范文复攻之，杀刘雄。永和四年，据日南的范文北攻九德郡（一作九真郡），杀害士庶。五年，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遣督护滕畯等击范文，为文所败。

其年，范文卒，子范佛立。永和七年（351），滕畯与交州刺史杨平复讨林邑，范佛请降，与盟而还^[59]。此后，林邑仍不断侵扰日南、九真，而交州刺史也多有还击。如永和九年（353），交州刺史阮敷击范佛于日南^[60]；升平三年（359）刺史温放之曾破林邑而还^[61]。以后，林邑先后于咸安二年（372）^[62]、宁康中（约374）^[63]、太元二年（377）、七年遣使朝贡^[64]；同时，又不断侵扰日南等郡，“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65]。

到东晋隆安三年（399），时林邑王胡达（一作“须达”，范佛子）复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围州城。交趾太守杜瑗率众固守，大破林邑，胡达退回。东晋遂以杜瑗为交州刺史^[66]。六年，杜瑗卒後，林邑更是无岁不寇日南、九德诸郡。九年（413），胡达寇九真，交州刺史杜慧度击破之，林邑乞降^[67]，于义熙十年（414）、十三年，先后来贡方物。

此后，林邑国王位换动频繁：胡达死，子敌真立。其弟敌鎧携母出走，敌真反省，赴天竺，禅位于其甥，国相藏膦固谏，不从。其甥即位后，杀藏膦，旋又为藏膦子所杀，而立敌鎧同母异父弟文敌^[68]。至刘宋建立初，文敌又传位于阳迈^[69]。宋永初二年（421），阳迈遣使朝贡，宋沿旧例封之为“林邑王”^[70]。后阳迈死，其子咄立，慕其父，仍名阳迈。阳迈父子在位时，从宋元嘉初年起，又开始侵暴日南、九德诸郡，时交州刺史杜弘欲讨，未成行。八年（431），林邑遣楼船寇九德，交州刺史阮弥之遣队主相道生率三千人攻林邑区粟城（在今越南广南），不克而返^[71]。此后林邑于元嘉十年（433）、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遣使朝贡，然也寇盗不已^[72]。到元嘉二十三年（446），宋廷命交州刺史檀和之征林邑，其王阳迈夜遁山薮，和之据林邑城邑，收金宝杂物无算，阳迈愤激而亡^[73]。其后，林邑国乱，至孝建二年（455），扶南王之奴当根纯（一名鸠酬罗）夺林邑国王位，自立为王^[74]；并于大明二年（458）、泰豫元年（472）遣使至宋朝贡^[75]。

南齐建立后，林邑于永明九年（491）遣使朝贡，齐封当根纯为“安南将军、林邑王”。同年，阳迈后代范诸农（《梁书》作范神成）逐当根纯，复得本国。十年，齐封范诸农为安南将军、林邑王。建武二年（495）林邑遣使朝贡。永泰元年（498），范诸农欲入朝中土，海中遭风暴卒，其子文款继立，袭安南将军、林邑王号^[76]。

梁朝建立，文款（《梁书》作“文赞”）于天监元年（502）遣使朝贡^[77]。九年（510）文款子天凯似即立，并遣使朝贡，被封为“威南将军、林邑王”，十年、十三年均朝贡。俄而病死，其子弼毳跋摩立，仍奉表贡献。普通七年（526），林邑王高式胜鎧献方物，袭号，于大通元年（527）又朝献。中大通二年（530），其王高式律陁罗跋摩遣使朝献，袭号；六年又朝贡^[78]。

总之，东晋、南朝诸政权舆林邑的关系，既有朝贡、贸易友好交往，也有侵扰与反侵扰的战争。但自宋檀和之征林邑後，林邑寇扰交州次数明显减少，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这对于南朝诸政权进一步开发南部边疆和加强舆南海诸国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

三、扶南国及其属国

公元3世纪，在南海地区兴起了一个强盛的大国，即扶南国。同林邑（占婆）一样，只有中国史籍才有此国较为详细的记录。以前，中外学者有谓此国在今泰国、缅甸、马来半岛等诸说^[79]，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界一致认为，扶南国在今中南半岛的柬埔寨及包括越南南部、泰国部分地区，是柬埔寨的前身。其实，中国史籍《晋书》《南齐书》《梁书》等扶南国专传中，有近似的记载，云其国“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今暹罗湾）中”^[80]，或说“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81]。扶南，或夫南^[82]、跋南^[83]皆中国史籍对这一国家的称呼。

中国史籍还记载了扶南建国大致相同的传说：其国原俗裸体，文身被发，有一女王名柳叶，后来南边有徼国（或作“激国”、“摸趺国”等）人混填（或作“混慎”、“混溃”），梦神赐弓，乘贾人船入海至扶南外邑。柳叶率人欲取之，混填用神弓射柳叶船，洞穿一面。柳叶惧而率众降，混填教柳叶穿布贯头，不复露体，并纳柳叶为妻，王其国，生子分王七邑。后至盘况时，攻并其余小王，分遣子孙统诸邑，各号小王。盘况九十余岁卒，立其中子盘盘，大权掌握在大将范蔓（一作“范师蔓”）手中。盘盘立三年死，国人推范蔓为王。史称范蔓“勇健有权略”，在位期间，攻伐邻傍小国，“自号扶南大王”，并制作大舶，在涨海（今南海）一带攻伐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又欲伐金邻国时，病重，命其子金生代行。范蔓姊子旃^[84]因篡位自立，并杀金生。后蔓子长，又杀旃。旃大将寻又杀长，而自立为王^[85]。

对上述扶南开国及初期历史记载，中外学者多有考证。首先是扶南建国的时间，中外学者大多推测在公元1世纪之时。中国正史《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吴主传》记：吴王赤乌六年（243）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又《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记范寻杀长自立后，说“是吴、晋时也”。据此，知范旃在位于公元243年前后，以此上溯，有范蔓、盘盘、盘况（九十余岁卒）、混填四代，故扶南建国至少在公元1世纪。此说可信。

其次，关于混填其人，《晋书》的《扶南传》说其为“外国人”；或说“激国”，人，当为“徼国”之误，意为“徼外之国”。只有康泰的《吴时外国传》^[86]作“摸趺国人”。此国学者考证有在今印度、缅甸、马来半岛诸说，似以马来半岛说较胜^[87]。

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以为，混填一名出自印度，为梵文侨陈如（Kaundinya，即印度神话中一个著名的婆罗门名）之对音^[88]。有的外国学者甚至以为柳叶和混填的传说，是印度传奇中婆罗门教徒㤭陈如与龙王的女儿苏摩结婚，并建立一个王朝，这一故事的扶南改编本^[89]。如此，似乎扶南于公元一世纪建国时，就已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这种看法不一定妥切，因为从中国史籍，特别是从曾亲临扶南的康泰的记述看，至少在范旃为扶南王之前，印度文化对扶南的影响较小。只是在范旃即位后，印度文化对扶南的影响才有所增长。当然，不排除以上神话传说为後期才出现的可能。《水经注》卷一《河水》引康泰《扶南传》记：有嘾杨国人家翔梨，曾到过天竺，后到扶南，见其王范旃，盛称天竺富强，金宝委地。王问去天竺所需时间，家翔梨答以往返需三四年。又《梁书》卷五四《天竺传》说，吴时扶南王范旃遣其亲人苏物出使天竺。此事当为范旃听信家翔梨之言，而采取的行动。同书记，苏物从扶南发拘利口（在今马来半岛西麻坡河MuarRirer口），循海大湾（今孟加拉湾）西行，历数国，一年余到天竺江口（今印度恒河），逆水行七千里至天竺国。天竺王很吃惊，令扶南使观国内情况，然后遣陈、宋二人以月氏马四匹报聘，随苏物返扶南。历四年方回国，此时已是范寻为王。而吴使康泰等也正在扶南。康泰见天竺陈、宋使者，还询问“天竺土俗”。以上事实，说明扶南舆天竺正式通使及了解天竺情况大致是在范旃、范寻在位的3世纪中叶。当然，也不排除印度商人、移民在此之前已到扶南，传播印度文化。

扶南国真正印度化是在公元4世纪末或5世纪初。据中国文献载，东晋升平元年（357）曾奉表献驯象之扶南王竺旃檀后，为王者名㤭陈如。其人“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说他将为扶南王。他先到扶南南边的盘盘国，扶南人争迎立其为王，“复改制度，用天竺法”^[90]。此可谓扶南印度化的开始，可惜史载过于简约；但从中国史籍所记该国信仰风俗等方面情况，可窥见其印度化之概貌。如《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记其国人“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引齐永明二年（484）扶南使那伽仙的话，说“其国俗事摩酝首罗天神，神常降于摩躭山”。天神摩酝首罗天神显然是指婆罗门教供奉的三位一体的神，即梵天、毗婆奴和湿婆中的一位，其形象即二面四手，手中持有各种物体。扶南人将天神供奉在国都的圣山（摩躭山）上。又中国史籍记憍陈如后诸王，皆姓憍陈如，而其名也为印度化之名。如憍陈如后，为王者为持梨陀跋摩、那闍跋摩、留陀跋摩等。“跋摩”（Varmam）为南印度某些统治者用过的称号，后为许多南海国王朝所采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梁天监二年（503），扶南王闍邪跋摩遣使送珊瑚佛像；大同五年（539），扶南王留陀跋摩复遣使至梁，使者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91]。此二事可证，至少在公元六世纪初，印度之佛教在扶南已得广泛的传播。

扶南国与当时中国南方诸政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三国孙吴建立之初，扶南就曾于吴大帝黄武四年（225）和黄龙年间（229～231），遣使向孙权献琉璃^[92]。而黄龙时，吴交州刺史吕岱也遣从事出使扶南、林邑、堂明诸国。至吴赤乌六年，扶南国遣使来献乐人及方物。接着，孙权即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诸国，时在公元243年至252年间。中国史籍关于扶南及南海诸国情况的记述，大都源于康泰、朱应回国后所撰著作。

西晋时，扶南王先後于泰始四年（268）、太康六年（285）、七年、八年，遣使朝贡^[93]。东晋升平元年（357），扶南王竺旃檀遣使献驯象^[94]。南朝刘宋元嘉十一年（434）、十二年、十五年，扶南均遣使朝献^[95]，十九年又遣使朝贡^[96]。南齐永明二年（484），扶南王闍耶跋摩遣天竺僧那伽仙上表于南齐，表文大部分载于《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中。内值得注意者，为扶南王自称曾“遣使齎杂物行广州货易”，天竺僧那伽仙在广州随扶南舶到扶南，海中漂到林邑。林邑王夺其货易及那伽仙“私财”。因此，表文称：请求南齐出兵，与扶南一起讨代林邑。南齐武帝婉言拒绝出兵攻林邑，只是说“王既欵列忠到，远请军威”，可让交州“随宜应”，并回赠扶南王“绛紫地黄碧绿纹绫各五匹”。

至萧梁时，扶南遣使更为频繁：天监二年（503）七月、三年五月、十一年四月、十三年八月，扶南王闍邪跋摩遣使贡献^[97]。天监二年时，梁朝封其王为“安南将军、扶南王”^[98]。天监十三年，闍邪跋摩卒，其庶子留陀跋摩杀嫡弟自立，并于十六年八月、十八年七月，普通元年（520）正月、中大通二年（530）六月、大同元年（535）七月、五年八月遣使朝献^[99]。在大同年间（535～546），梁武帝还命直后张汜等，随扶南献使返国，请取《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100]。陈朝时，扶南国于永定三年（559）五月^[101]、太建四年（572）三月^[102]祯明二年（588）六月^[103]，遣使献方物。

由此可见，扶南与当时中国诸政权之间均有使臣往返，如果没有林邑国的阻隔，这种通贡会更多^[104]。除了使臣的往返外，双方经海上交通的贸易更为发展。前述扶南王闍那跋摩上表中说，其遣人赍杂物到广州“货易”；其王如此，其下臣民、商人到广州贸易者为数更多。史称其国航海船舶和技术先进，如康泰《吴时外国传》^[105]记：“扶南国伐木为舡，长者十二寻，广肘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亦记：其国“为船八九丈，广裁六七尺，头尾似鱼”。时扶南海上航道，从东可到中国的广州，向西到南亚的天竺诸国，甚至远航到大秦国（罗马帝国）^[106]。

在文化方面，扶南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然而当时中国一些传统礼仪也传入扶南。如康泰、朱应出使其国时，见“国人犹裸，唯妇人著贯头”（即混填教柳叶所著之贯头）。两人遂教其王范寻令国人（男人）著“横幅”，也称“干漫’、“都漫”，即用横幅吉贝绕腰以下。“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107]。值得一提的是，扶南与当时中国佛教文化之交流。据《续高僧传》卷一记：有扶南国僧人伽婆罗（僧养、僧锁）于南齐和梁初在扬州、建康扶南馆等五处传译佛经，“讫十七年”。后又有扶南僧曼陀罗（弘弱）在梁初，“大赍梵本，远来贡献，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一十一卷。陈朝时，又有扶南僧须菩提（善吉）到扬州至敬寺，“为陈主译《大乘宝云经》八卷”。此外，还有经扶南至南朝译经传法的僧人，如著名的西天竺僧人拘那罗陀（真缔）^[108]，天竺僧耆域等^[109]。

中国史籍记扶南国“人皆丑黑，拳发倮身，跣行”^[110]，“黠惠知巧”^[111]。隋唐时中国史籍泛指南海诸国人为“昆仑”或“吉蔑”人，则其人当为昆仑人之一种，即今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高棉人（旧称“吉蔑人”）。因那时土著的尼格利陀人较多，故其肤黑拳发的特征较为明显。其国都，隋以前史籍失载，仅《新唐书》卷二二二下《扶南传》记：其国“治特牧城（今柬埔寨波萝勉省之巴普农与巴岚附近）”，七世纪末扶南为其属国真腊所灭，“益南徙那弗那城（今柬埔寨南之嗊呸或吴哥波雷）”^[112]。国王及民众居所为“阁居”，即木制的阁楼，惟海边用一种长八九尺的大箬叶片编为屋顶。不穿并，数十家共用一水池。国王及妇人均乘象。无牢狱，有讼者则以原始之法在沸汤中取金指环，不伤者为无罪。经济以农业为主，一岁种，三岁获；作物有甘蔗、安石榴、桔、槟榔等。产金、银、铜、锡、沈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鹦鹉、朱砂等。其国风俗，居丧则剃除须发，有水、火、土、鸟四种葬法^[113]。

在公元三至六世纪的南海诸国中，扶南是最强盛的国家。从范蔓为扶南大王起，先后征服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据中国史籍载，扶南征服的属国有屈都昆、九稚、比嵩和典逊诸国。

屈都昆国据《通典》卷一八八边防四记：“边斗国（原注：一云班斗）、都昆国（一云都军）、拘利国（一云九离）、比嵩国，并隋时闻焉。南度金邻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国。”论者皆以为以上“都昆国”即屈都昆国，又作都君，在扶南南三千余里金邻大湾（今暹罗湾），出流黄香、栈密香、藿香等^[114]。学者有谓其地在今暹罗湾西北、今马来半岛北部吉打一带，另有说在今苏门答腊东北，或即汉时都元国^[115]。似以前说较胜。

九稚国上引《通典》所记金邻大湾四国中，有拘利国，又名九离，应即九稚国，又作句稚。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记：“又有都昆、比嵩、句稚诸国，范蔓时皆跨讨服，故曰名函典逊。此三国皆在典逊附近。又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四永明寺条记宋云一行情况时说：“自（宋）云北行一月，至句稚国，北行十一日，至典孙国（即典逊国，又作顿逊国），从典孙国北行三十里，至扶南国。”按此，则九稚当在今马来半岛之克拉地峡一带，其北即典逊。

比嵩国其国也是范蔓时为扶南所征服，地当在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与缅甸丹拉沙林（Tenasseim）之间，为金邻大湾四国之一。

典逊国中国史籍记其国在扶南南（或西南）三千余里，“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今伊朗高原东北部和土库曼南部，古称帕提亚），徼外诸国往还交市。……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116]。其地中外学者大都比定于今下缅甸之丹那沙林，其东达今泰国曼谷。此地相当于西汉时南海道上的“谌离国”。在公元3～6世纪时，此地为顿逊国，仍然是南海交通要冲和贸易的中转站，东可到中国的交、广，西可达印度和中亚诸国。东西方的宝货集于此交易，日有万人之众，可见当时地位之重要。扶南征服其国，实际上控制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故以富强。

其国“有五王”，故有学者认为，此五国王应即顿逊及上述金邻大湾中边斗、都昆、拘利、比嵩等五国，则顿逊也可泛指以上四国^[117]。其国产安石榴（用以作酒）、藿香等^[118]。国王名“昆仑”。国内深受印度文化影响，“国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余人。顿逊敬奉其道，嫁女与之，故多不去”^[119]。即是说，其国流行婆罗门教和佛教，与扶南国同。

四、三至六世纪中国史籍所见其他南海诸国

由于自三国东吴建国始，与南海诸国的交往日益密切，除林邑、扶南国外，还有一些国家向中国南方诸政权遣使朝贡，或为中国政权出使扶南等的使臣所记录。因此，除林邑、扶南及其属国外，还见有一些南海国家。现择其大者，分类略述如下：

其一是向中国南方诸政权直接朝贡的南海国家，见于记载的有盘盘、丹丹、干陀利、狼牙修、婆利、婆皇、诃罗单等。

盘盘国一作盘盘国。《梁书》卷五四《诸夷·盘盘传》记：其国于“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120]。梁代，其国于、中大通元年（529）十二月、四年四月、五年九月^[121]；陈代，太建三年（571）五月、至德二年（584）十一月^[122]，遣使朝贡。从梁大通元年其王奉表来看，盘盘国主要信奉佛教，受印度文化影响颇深，称梁武帝为“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中大通六年其国遣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123]。菩提国似指天竺某国，地不详。前述天竺婆罗门憍陈如“南至盘盘”，扶南人争迎其为王。又《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盘盘传》云，其国“在南海曲，北距环王（林邑），限少海，与狼牙修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中外学者据此考证其位置，说法不一：有谓在今泰国万伦（BanDon）湾一带，或说在马来半岛克拉地峡、泰国巴蜀府攀武里、柬埔寨洞里萨湖西南、加里曼丹岛等^[124]。按以上诸说，以泰国万伦湾一带较妥。

丹丹国一作单单国。其国在梁中大通二年（530）遣使上表，献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125]。大同元年（535）二月，复遣使献方物^[126]。至陈代，又于太建三年（571）五月、至德三年（585）十月遣使朝贡^[127]。《北史》卷九五《蛮传·婆利国》记，其国“自交趾浮海过赤土、丹丹”；《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单单传》云，其“在振州（治今海南崖县）东南，多磨磨之西，亦有州县”。中外学者一般认为，此国在今马来半岛马来西亚吉兰丹（Kelanfan）一带，另有说在今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亚纳士纳（Nafuna）岛或马都拉（Madura）岛等说。以前说较胜。

干陀利国或作千陀利、于陀利、斤陀利等，系梵文Kandari的对音，意为芭蕉实。据《梁书》卷五四《诸夷·干陁利传》记：其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宋孝建二年（455）八月，其王释婆罗那怜陁遣长史竺留陁献金银宝器^[128]。同书又记：至梁天监元年（502），其王瞿昙修跋陁罗梦见一僧，告以中国有信佛法之圣主，遂自书梦中梁天子像，并遣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129]。后其子毗邪跋摩立，于天监十七年（518）五月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及献金芙蓉、杂香药等^[130]。普通元年（520），复遣使献方物^[131]。从上述情况看，此国佛教更为流行。中外学者考证，其国在今苏门答腊岛之巨港（Palembang），为该地梵文名Kandari的译音，此说是。或说此国应即7世纪后兴起于南海的著名的室利佛逝国的前身。

狼牙修国又作郎加戍、狼牙、楞迦修、郎迦国等。《梁书》卷五四《诸夷·狼牙修传》记其“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筏沉、婆律香（即“冰片”）等。……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被布，以缨珞绕身。……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又说，其王族有一贤者，逃至天竺，娶天竺王长女，后被迎回国为王。其子婆伽达多于梁天监十四年（515）九月、普通四年（523）十二月、中大通三年（531）九月朝贡^[132]。陈时，其国于光大二年（568）九月遣使朝献^[133]。中外学者大都认为，此国位于今马来半岛北大年一带，与盘盘国为邻，在其南。

婆利国又作婆黎、磐黎、婆里洲等。《梁书》卷五四《诸夷·婆利传》记，其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其国人披吉贝如帊，及为都缦。王乃用斑丝布，以缨珞绕身。……王姓憍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间其先及年数，不能记焉。而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也”。可见此国仍系印度化之国家，婆罗门教、佛教均盛行。早在刘宋元徽元年（473）三月，其国遣使朝贡^[134]。至梁天监十六年（517）八月、普通三年（522），均遣使来献^[135]。前引《北史》卷九五《婆利传》记其“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学者一般认为，此国在婆罗洲（即今回里曼丹岛）北，另有说在今爪哇附近的巴厘岛或苏门答腊之占碑等^[136]。似以婆罗洲为妥。

婆皇国一作盘皇。其国于宋元嘉十九年（442）、二十六年（449）五月遣使朝贡，其王舍利婆罗跋摩献方物41种，宋文帝策命其为“婆皇国王”。二十八年五月，复遣使朝贡。此后，又于宋孝建二年（455）、大明三年（459）、八年，泰始二年（466），均遣使献方物，宋廷封其长史以官爵^[137]。其地，学者大都以为在今马来半岛之彭亨（Pahang）。

婆连国又作盘达，或说即闍婆婆达、闍婆达、闍婆娑洲之省称。宋元嘉十二年七月有闍婆娑达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年四月有婆达国遣使来献。二十八年宋文帝封其王为“婆达国王”^[138]。婆达舆婆闍娑达是否一国？中外学者意见不一，其地理位置更是众说纷纭。据《宋书》卷五《文帝纪》记：元嘉十年六月有“闍婆州诃罗单国遣使献方物”，而闍婆娑达似为闍婆洲之娑达（婆达）之意^[139]。如此，两国似指同一国，闍婆洲系今苏门答腊、爪哇岛的古称，婆达国当在此二岛内求之。

诃罗单国按《宋书》卷五《文帝纪》记，元嘉七年四月有诃罗单国，七月有诃罗施国，遣使献方物。在《宋书》卷九七《夷蛮传》中，以上两国分别立传，且载七年诃罗陁国及十年、十三年诃罗单国的上表。如仔细研读三个表文，可断其为一国而非两国。七年诃罗施国表文提到所遣使臣名毗纫、婆田，且为王之“同心”，“诚实可信”；又说其国“今转衰弱，邻国竞侵”。而诃罗单国十三年表文中说，王位“忽为恶子所见争夺，遂夫本国”，“今遣毗纫问讯大家”，“此人忠志，其恩难报”等。两国所遣使者同名，且国事情况相符，应为一国^[140]。

如此，诃罗单国（即诃罗陁国）在宋元嘉七年、十年六月、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二十九年四月，均遣使至刘宋献方物；宋文帝也回赐大量礼物。其国“治阖婆洲”，即是说，此国在今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上。

以上八国是舆南朝诸政权通贡贸易的南海国家。其地理位置，大约在今马来半岛上的有盘盘、丹丹、婆皇、狼牙修四国，在今马来群岛上的有干陁利、婆利、婆达、诃罗单四国。八国中，诃罗单、婆达、婆皇三国未见有向梁朝朝贡之记载，即是说此三国到梁代已经灭亡，或为他国所兼并。

其二是与扶南有关的其他南海诸国，如金邻、毗骞、林阳、诸薄、无伦等。

金邻国杨孚《异物志》记：“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地出银，人民多好猎大象，生得乘骑，死则取其牙齿。”^[141]前述扶南王范蔓曾伐金邻，后病重，遣其太子金生代行。据学者考证，其国为孟人所建古国之一。金邻或金陈系孟语Kmmen Dung的音译，义为王城，地在今泰国的叻武里（Rat-buri）^[142]。此地自西汉以来即为南海交通的要冲。有学者认为，金邻国盛时，地跨今泰缅边境，位于今缅甸莫塔马湾。而顿逊就是扶南初期乃至以前的金邻国和扶南后期出现的堕罗鉢底国^[143]。如按顿逊即典逊的说法，扶南王范蔓先征服典逊等十余国，再伐金邻国，证明当时金邻和顿逊是并存的两国，故以上推测欠妥。然而，金邻在扶南后期不见记载，是为顿逊抑或扶南所并，因史料阙如，而不得详知。

毗骞《梁书》卷五四《扶南传》开首记载了顿逊和毗骞两国。内称：“大海洲中，又有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传其王身长丈二，颈长三尺，自古来不死，莫知其年。……南方号曰‘长颈王国’。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语小异扶南。……国内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杀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扶南王数遣使与书相报答，常遣扶南王纯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圆盘，又如瓦堰，名为‘多罗’，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赤能作天竺书……”^[144]有学者认为，此国应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及印度沿岸，也有说在今菲律宾，或苏门答腊西北端之塔帕诺里州（Tapmoeli），为峇沓人所建国家，或说在马来半岛之彭亨等^[145]。苏门答腊西北说似较胜。

林阳国一作嘾杨国。前述扶南王范旃时，有嘾杨国人家翔梨说扶南王遣使天竺。万震《南洲异物志》^[146]说：“林阳在扶南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持佛。康泰《扶南土俗》^[147]亦记：“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斋日，鱼肉不得入国。一日再市，朝市诸杂米、甘果、石密，暮市但货香花。”然而，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却记，“林阳，在扶南西二千余里”。则其位置在扶南西七千余里，抑或二千余里？似难定断。学者一般认为，此国应在今马来半岛北，直达今缅甸莫塔马湾一带^[148]。

诸薄国又作杜薄、社薄、社婆等。《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记：“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前引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亦记：“杜薄，闍婆国名也，在扶南东涨海中洲，从扶南船行，直捷海度，可数十日乃到其土。”又康泰《扶南土俗》^[149]还记：“诸转薄（疑“转”字衍）之东北有巨迹州，人民无田，种芋。浮舩海中，截大蚶螺徃扶南。”诸薄即闍婆洲，为今苏门答腊、爪哇岛之古称，其东北大洲户迹洲当系今加里曼丹岛。则诸薄国当在今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上求之。

无伦国此国名仅见于东晋时曾到过扶南的葛洪著作中，内称扶南国“北欵林邑，南函顿逊；左牵杜薄，右接无伦”。又说：“无伦国，在扶南西二千余里，有大道，左右种桄榔及诸华果，白日行其下，阴凉蔽热。十余里一亭，亭皆有井水，食菱饭。蒲桃酒木实如胶，若饮时，以水沃之，其酒甘美。其地人多寿考，或有得二百年者。”^[150]其位置当与林阳国邻近，在扶南西二千里左右，大致在今缅甸南部某地。

以上五国与扶南关系密切，且未直接遣使至中国南朝诸政权，大多为到过扶南的六朝人所记之传闻。

此外，东晋法显《佛国记》（又作《法显传》、《佛游天竺记》），还记载法显赴天竺求法，返回时，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乘船，“乃到一国，名耶婆提”。此国不见其他文献记载，中外学者一般以为此国在今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上^[151]。

最后，还必须提及的是，早在公元1～3世纪初，中国史籍就记载了由广州或交州到南海诸国航道上今南海（古又称“涨海”或“大涨海”）中的南沙和西沙群岛。如东汉时，杨阜撰《异物志》记：“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152]。所谓“磁石”者，当指礁屿如磁石，使船触礁，故名。三国时，万震撰《南州异物志》也记：从句稚国（即九稚国），“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153]。经南海出使扶南的康泰也明确指出：“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磐石，珊瑚生其上也。^[154]其所记今南海南沙、西沙群岛由珊瑚礁组成之特征，更为准确。这是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最早发现和认识今南沙、西沙群岛的真实记录。

（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诗经·大雅·江汉》：“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大雅·江汉》，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12页。

[2]如刘熙《释名》记：“南海在海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见王先谦：《释名疏证补·释州国》）。见毕沅疏证：《释名疏证·附续释名名補遗》卷二《州国》，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页。

[3]（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卷四九《士燮传》，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91～1192页。

[4]《三国志·吴书》卷四九《士燮传》，第1192～1193页。

[5]《三国志·吴书》卷六〇《吕岱传》，第1384～1385页。

[6]《三国志·吴书》卷六〇《吕岱传》，第1385页。

[7]（唐）房玄龄：《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5页。

[8]《三国志·吴书》卷六一《陆胤传》，第1410页。

[9]《三国志·吴书》卷六一《陆胤传》，第1410页。

[10]《三国志·吴书》卷四八《孙皓传》，第1163～1168页；《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第465页。

[11]《晋书》卷五七《陶璜传》，第1560～1561页。

[12]《晋书》卷五七《陶璜传》，第1561页。

[13]《晋书》卷五七《吾彦传》，第1563页。

[14]《晋书》卷五七《陶璜传》，第1561页。

[15]（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八九，晋建兴三年八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824页；《晋书》卷六六《陶侃传》。

[16]《晋书》卷八九《王谅传》；《资治通鉴》卷九二东晋太宁元年四月条，第2912页。

[17]（梁）沈约：《宋书》卷九二《杜慧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64页。《晋书》卷一〇〇《卢循传》。

[18]《宋书》卷三八《州郡志四》。按宋时交州还曾一度辖宋寿郡（治今广西钦州北），且《宋书》漏记“新昌郡”（见王呜盛：《十七史商榷》）。

[19]参见《通典》卷一八四《州郡十四》；《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八《岭南道》等。

[20]《宋书》卷九二《杜慧度传》，第2265页。

[21]《宋书》卷九二《杜慧度传》，第2265页。

[22]《资治通鉴》卷一三二，刘宋泰始四年条，第4144、4146页。

[23]（唐）姚思廉：《梁书》卷二《武帝纪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2页。

[24]（唐）姚思廉：《陈书》卷一《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页。

[25]《梁书》卷三《武帝纪下》，第88页。

[26]《陈书》卷一《高祖纪上》，第2页。

[27]《三国志·吴书》卷四九《士燮传》，第1191页。

[28]（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六《安南》，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6页。

[29]《宋书》卷九二《杜慧度传》，第2265页。

[30]《三国志·吴书》卷四九《士燮传》，第1191页。

[31]《三国志·吴书》卷五三《薛综传》，第1253页。

[32]《三国志·吴书》卷五三《程秉传》，第1248页。

[33]《三国志·蜀书》卷三八《许靖传》，第964页；卷三九《刘巴传》，第980页。

[34]《三国志·吴书》卷六〇《吕岱传》，第1385页。

[35]见黄盛璋：《文单国考——老挝历史地理新探》，载《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2002年版，第369页。

[36]如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13～14页，1937年版；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第567页。(www.daowen.com)

[37]见陈显泗等：《扶南古史杂考》，载《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2～293页。

[38]见赵和曼《〈吴时外国传）考释》，载《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1页。

[39]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

[40]（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六《温水》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37页。

[41]见鄂卢梭（Aurousseau）《占城史料补遗》，原载河内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14卷第九分册，中译文载（法）司马帛洛著，冯承钧译《占婆史》一书附录，1956年中华书局版，第135页。

[42]上引马伯乐（Georges Maspero）著、冯承钧译《占婆史》，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页。

[4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环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98页

[44]《新唐书》卷二二二《环王传》，第6297页。

[45]（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〇《传闻六国》，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03页。

[46]（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卷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

[47]（唐）李延寿：《北史》卷九五《林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58页。《隋书》卷八二《南蛮·林邑傅》。（唐）魏徵：《隋书》卷八二《林邑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32页。

[48]《梁书》卷五四《诸夷·林邑传》，第785页。

[49]参见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Macmillan&COLtd，London，ThirdEdition1968。中译本名《东南亚史》，1982年商务印书馆，第31～46页。（美）约翰.F.卡迪著，姚楠译《东南亚历史发展》，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5～60页。

[50]上引《占婆史》所引《美山碑》，第4页。

[51]上引《占婆史》第4～8页。

[52]上引《占婆史》第19～20页。作者甚至认为释利魔罗与区连似为一人。

[53]《晋书》卷九七《林邑传》，第2545页；《水经注》卷三六《温水》，第937页

[54]《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条，第837页。

[55]《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8、75页。

[56]《晋书》卷七《成帝纪》，第182页。

[57]《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条，第838页。

[58]《晋书》卷九七《林邑传》，第2546页。

[59]《水经注》卷三六《温水》，第934～835页。

[60]《晋书》卷八《穆帝纪》，第199页；同书卷六七《温峤传》。

[61]《晋书》卷八《穆帝纪》，第204页；同书卷六七《温峤传》，第1796页。

[62]《晋书》卷九《简文帝纪》，第221页。

[63]《晋书》卷九《简文帝纪》，第221页。

[64]《晋书》卷九《孝武帝纪》，第228、231页。

[65]《晋书》卷九七《林邑傅》，第2546页。

[66]《宋书》卷九二《杜慧度传》，第2264页。

[67]《宋书》卷九二《杜慧度传》，第2264页。

[68]《梁书》、《南史》的《林邑傅》记林邑王胡达死後王位变动情况之後，即云有扶南王子当根纯杀文敌而立，後大臣范诸晨杀当根纯自立为王。考此事《南齐书·林邑传》系於孝建二年左右，同书《扶南传》亦明言扶南王上疏中有王之奴鸠酬罗（虑即当根纯之夷名），破林邑而王事，时在大明二年之前，故从《南齐书》。

[69]文敌之后，应是阳迈立，如何传位，不明。

[70]《宋书》卷九七《林邑传》，第2377页。

[71]《宋书》卷九七《林邑传》，第2377页。

[72]《宋书》卷五《文帝纪》，第82、83、85、86、88页；同书卷九七《林邑传》，第2378页。

[73]《宋书》卷九七《林邑传》，第2378页；《水经注》卷三六《温水》，第839页。

[74]（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八《林邑传》、《扶南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13、1015页。

[75]《宋书》卷九七《林邑传》，第2379页。

[76]《南齐书》卷五八《林邑传》，第1013页。

[77]按《梁书》卷五四《林邑传》记：“齐永明中，范文赞累遣使贡献。”第786页，而永明时，范诸农死，其子文款於永泰後立，故文赞当即文款，赞、款也一音之转。

[78]均见《梁书》卷五四《林邑传》，第786～787页。

[79]参见法国学者艾莫涅（EtienneAymonier）《扶南考》，陆翔中译文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刊之二《国学译证》第一册，第37～68页。

[80]《晋书》卷九七《扶南传》，第2547页。

[81]《梁书》卷五四《扶南传》，第787页。

[82]（梁）萧统撰，（唐）李善注：《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83]见《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第18页。

[84]《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作“旃慕”。“慕”，当为“篡”之伪，第1014页。

[85]以上所引主要据《梁书》卷五四《扶南传》，第788～789页，其余书作参照。内引国名，见下文之论述。

[8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四七引，《兵部七八·弓》，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99页。

[87]见上引陈显泗：《扶南古史杂考》，第285～292页。

[88]伯希和《扶南考》中译文，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商务印书馆。

[89]见上引霍尔：《东南亚史》中译本，第48页。

[90]《梁书》卷五四《扶南传》，第789页。

[91]《梁书》卷五四《扶南传》，第790页。

[92]黄武四年扶南献琉璃事见《古今图书集成》卷三三四引晋代胡冲《吴层》。黄龙间扶南献琉璃，见《太平御览》卷八〇八《珍宝部七·琉璃》引《吴历》，第3591页。

[93]《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8、76、77、78页。

[94]《晋书》卷八《穆帝纪》，第202页。

[95]《宋书》卷九七《扶南传》，第2379页；同书卷五《文帝纪》。

[96]（唐）李延寿：《南史》卷二《宋本纪中第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页。

[97]《梁书》卷二《武帝纪中》，第40、52、54页。又《册府元龟》卷九六八《外臣部朝贡一》，记有梁天监十年扶南遣使贡献，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383页。

[98]《梁书》卷五四《扶南传》，第790页。

[99]《梁书》卷二、三《武帝本纪》，第54、57、59、63、74、79、83页。

[100]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101]《陈书》卷二《高祖纪下》，第39页。

[102]《陈书》卷五《宣帝纪》，第81页。

[103]《陈书》卷五《宣帝纪》，第81页。

[104]《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记：扶南“人性善，不便战，常为林邑所侵击，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至”，第1017页。

[105]见《太平御览》卷七六九《舟部二·叙舟中》引，第3411页。

[106]见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道藏》本）卷下记，有中国人往扶南，复从扶南乘船，曾到大秦国事。

[107]《梁书》卷五四《扶南传》，第789页。

[108]《续高僧传》卷一，伽婆罗、拘那罗陀及附须菩提传等。

[109]慧皎《高僧传》卷九《者域传》，《高僧传合集》，第67页。

[110]《晋书》卷九七《扶南传》，第2547页。

[111]《梁书》卷五四《扶南传》，《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第1017页。

[112]其国都位置，用陆峻岭等编注：《中国古籍中有关柬埔寨资料汇编》，第28及29页注②、④，1986年中华书局版。

[113]以上参见前引《南齐书》《梁书》《新唐书》之《扶南传》及《通志》卷一九八《扶南》等。

[114]见《吴时外国传》，《太平御览》卷九八二《香部二·霍香》引，第4347、4348页；《艺文类聚》卷八一引；《南方草木状》，《太平御览》卷九八二《香部二，霍香》引，第4348页。

[115]参见陈佳荣等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644～64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6]《梁书》卷五四《扶南传》，第787页。

[117]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118]万震：《南州异物志》，《太平御览》卷九八二《香部二·霍香》引，第4348页。

[119]竺芝：《扶南记》，《太平御览》卷七八八《四夷部八·顿逊国》引，第3489页。

[120]按《宋书》帝纪只记载孝建二年七月盘盘国遣使朝贡。

[121]《梁书》卷三《武帝纪下》，第74、76、78页。

[122]《南史》卷十《陈本纪下第十》，第293、304页。

[123]《梁书》卷五四《盘盘传》，第793页。

[124]见上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703页。

[125]《梁书》卷五四《诸夷·丹丹国》，第794页；又同书卷三《武帝纪下》系于中大通三年六月，第75页。

[126]《梁书》卷五四《诸夷·丹丹国》，第794页；又同书卷三《武帝纪下》，第79页。

[127]《南史》卷十《陈本纪下第十》，第293、304页。

[128]《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第117页。内干陀利国作斤陀利国。其王名及贡献物品，见《梁书》卷五四《干陁利传》。

[129]《梁书》卷二《武帝纪中》系此事于天监元年八月，第38页。

[130]《梁书》卷二《武帝纪中》，第58页。

[131]《梁书》本纪失载。

[132]《梁书》卷二、三《武帝纪中、下》，第55、67、75页。

[133]《南史》卷九《陈本纪上第九》，第285页。

[134]《宋书》卷九《后度帝纪》，第179页。

[135]《梁书》卷二、三《武帝纪中、下》，第57、66页。

[136]见前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730页。

[137]《宋书》卷五《文帝纪》，第90、97、100页，卷六《孝武帝纪》，第116、123页；《南史》卷七八《夷貊·婆皇传》；《宋书》卷九七《夷蛮传》，第2383页。

[138]《宋书》卷五《文帝纪》，第83、97、100页；《南史》卷七八《夷貊传》；《宋书》卷九七《夷蛮传》，第2383页。

[139]《南史》卷七八《夷貊·呵罗单传》记，其国“都阖婆洲”，第1957页。

[140]前揭霍尔：《东南亚史》第65页，引O.W.沃尔特斯《早期的印度尼西亚贸易和室利佛逝的起源》（1962年，伦敦），认为作者以诃罗单国与诃罗陁国系一国的看法是正确的。

[141]《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一一《金邻国》，第3502页。

[142]上揭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第119页。

[143]同上书，第120页，引谢光《泰国古国金邻与顿逊考》，载1987年2月3日至5月12日泰国《新中原报》“黄金地”。

[144]竺芝：《扶南记》（《太平御览》卷七八八引）记毗骞国情况，与《梁书》同，不赘引。

[145]见前揭陈显泗等：《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第13页注⑤等。

[146]见《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四夷部八·林阳国》，第3485页。

[147]见《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四夷部八·林阳国》，第3485页。

[148]又前揭霍尔：《东南亚史》第60页，认为林阳国即骠国前身，在今缅甸卑谬一带。此可备一说。

[149]见《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四夷部八·巨延洲》，第3485页。

[150]《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明正统道藏本。

[151]参见（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注［10］。

[152]明正德《琼台志》卷九“土产”条引。

[153]《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一一·句稚国》，第3501页；又见东晋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

[154]康泰：《扶南传》，《太平御览》卷六九《地部三四·洲》，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