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育坤

清末民初，陕西华县涌现出一批先进知识青年，他们痛感政局动荡腐败，民智落后，欲竭尽全力，兴办新学，提出“教育救国”的口号。其中出类拔萃的要数杨松轩等人。

杨松轩（1872～1928），本名鹤年，松轩是他的字。祖居陕西华县南郊龙潭堡，出身于农民家庭，年轻时也曾应试科举，取得食廪的优异成绩。因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投身泾阳味经书院维新人士刘光蕡（古愚）的门下学习。从此，决心改革教育。于1907年二月联络志同道合的同仁，成立“华州教育研究会”，经过几番周折和不懈地努力，开始办了两等小学堂，简称“教高”。1919年决定在教育的基础上创建私立咸林中学，并协助兴办少华女子学校。

在此期间，他参加同盟会，积极支持并参与革命活动。一度出任省军政府教育司次长一职，而且当选为省议会副议长。后以省政庞杂，不惯官场生活，决然返乡，专心致志地投身地方教育事业。

在他领导和主持下，大力倡导教育革新，对民间流传的陈规陋习，不良风尚，如妇女缠足、吸食鸦片等等恶习，发动师生开展斗争，编写民歌民谣，广泛宣传，对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校内工作更是抓得很紧，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多方延聘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大刀阔斧地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学校一时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了促进学校发展，在校内举办园艺部、公储局（类似银行）、校医院、合作社等经济实体，招收半工半读的青少年，在校就读，称工读生或免费生。同时支持各种进步社团开展活动。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学校经费的困难，而且培养了学生劳动学习的习惯和工作技能；增长了青年人的社会阅历，由于他创新的办学理念和全新的教育思想，一时学校“蜚声西北”，人才辈出。这些积极成果，与封建过时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于是招致了顽固守旧势力的不满，公然提出反对新学的主张。认为咸林是“洋学堂”，视教学为“洋务”，必欲铲除而后快！时有“起手不起手，先洗潭峪口”、“杀完不杀完，先杀杨鹤年”一类的反动口号。想一举摧毁在华县刚刚萌发的新生事物——咸林学校。杨松轩“识卓志坚”，而对如此恶劣环境，从不低头。在他看来，这些来自外来的压力，正是促人奋进的动力，他以“阻力即动力”勉励自己。有人劝他暂离学校躲避，他不为所动，一直住校照常勤奋工作，坚持斗争，终于使这一新生幼芽茁壮成长，且获得了“陕东学府”的美誉！杨松轩针对这一段的经历在校门上贴出了一副楹联：“苦哉教育，乐哉教育；谤满咸林，誉满咸林”。这幅对联充分体现了他的坚强信念和艰辛历程。回顾往事，实在令人感佩！

松轩三弟杨叔吉（名鹤庆），受大哥影响，也曾入味经书院、宏道书院受教，此后远赴上海求学，继又渡海，入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爆发，毅然中断学业，回国参加革命。以后袁世凯倒行逆施，背信弃义，帝制自为，反袁护国战争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杨叔吉遂又投身其间。其为国为民，以身许国的胸怀，不因个人得失有所更改。以后政局日趋平稳，终生以医为业，职掌陕西卫生局之职，为陕西的医学事业，奋斗了一生，做出卓有成效地贡献。而且影响了一批才识之士，西安医界，从制药厂到医疗机构乃至从医人员，不少与杨叔吉或多或少有着某种联系，其影响之广泛，是不言而喻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手书一联：“医病、医心、医身；救人、救世、救国。”以此赞扬杨叔吉的高尚和重大业绩。不难看出杨叔吉非凡的成就。

杨松轩的长子杨钟键，更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

钟健，字克强，乳名天命。生于1897年六月。自幼接受具有民主思想的父亲杨松轩的敦诲和熏陶，勤奋好学，先在家乡就读，后入三秦公学（即后来的省立三中）学习。1917年上北大予科，学习成绩优秀，同学戏称他是“关中才子”。后转入地质系。时受十月革命和《新青年》进步刊物的影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两任该会执行部主任；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与旅京陕西进步青年创建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的“共进社”，并承担创编《共进》半月刊的任务。刊登大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北大求学期间，受美国著名生物学家葛利普和中国学者李四光的启发和引导，潜移默化对古生物和地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3年冬，杨钟健远渡重洋，于次年考入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地质学与生物学专业。他勤奋努力，刻苦钻研，不断向师友虚心求教。可是当时国外对弱国青年，往往另眼相待，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也只好过着“到处遭白眼，泪向天涯流”的生活。他的父亲对他寄予很大期望，也十分关怀他的成长。经常用书信教导他如何做人，如何学习，曾郑重地提出六点要求；即：“锻炼体格，注重道德，勤勉学业，慎重交游，节俭费用，力戒沉浮”。钟健谨遵老人教诲，认认真真地自我约束，一心一意地从事专业学习，致力科学研究。他意志坚定，以顽强的毅力，坚忍不拔的勇气，向专业进军，终于于192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西欧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一般称哲学博士）。他的论文是《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论文的发表，堪称是我国古脊椎动物的开篇，受到学者的一致赞誉。它标志着古脊椎动物在我国的诞生，从而为我国古脊椎动物的研究领域开拓了道路。

钟健在完成学业后，德国曾以舒适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劝他留下来，他没有接受对方的所谓“好意”，而是抱着一颗赤诚爱国之心，毅然于1928年踏上了返回祖国的途程。那时他已进入“而立”之年，政府任命他主持新生代的研究工作，让他负责北京周口店的发掘任务，不久又授命他担任地质调查研究室副主任一职。他全身心地肩负受任的事业，与加拿大学者步达生、法国学者德日进等合作，主持周口店发掘任务，领导裴文中、贾兰波等中国年青学者开展工作。从而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发现中国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即“北京猿人”）。从此，确立了猿人阶段的存在，证实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同时，还发现了大批新生代的动物化石，为我国古人类学研究，增添了宝贵的资料，也为第四纪地质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北京房山发掘尚未结束的时刻，他又赴晋西、陕北等地进行短期考察，对我国西北黄土高原的成因、年代等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他不辞辛劳，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以后，又赴东北、内蒙古、新疆等地开展调查研究，连续发表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章、著作，为我国黄土高原的成因、哺乳类化石的新生代（特别是第四纪）地质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www.daowen.com)

1939年起，杨钟键的研究重点又转向爬行动物，对中生代地层及恐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有重大成果问世。钟键在地层、古生物研究中继承、发现了司马迁、沈括、徐霞客、李时珍等历史人物寻根问底的优良传统，足迹遍及祖国大地，他以一丝不苟的精神，研究了我国古生物和环境的变迁，为与欧、非两大洲古动物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标本。同时也给地球史和生物史填补了空白。因此，1936年至1937年两次被选为地质学理事长；并荣获葛氏纪念会金质奖章。杨钟健作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奠基的第一人，永远载入史册。

抗战爆发后，半壁河山沦陷，他辗转到达了云南昆明。受任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之职。兼任西南联大名誉教授。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他苦心经营。没有研究室，只好利用古庙小屋开展活动。经过三年不倦的努力，坚持发掘工作。在云南禄丰县发现“禄丰蜥龙动物群”爬行类化石。从此，偏僻的禄丰名扬天下，成了举世瞩目的化石产地。杨钟键发表了《禄丰蜥脚类恐龙的初步报告》。这一报告的发表，对哺乳类动物的起源、恐龙演化的过程，均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震动。

从1938年开始，至1950年解放初期，他的学术活动，很大部分都是围绕这个著名的动物，群林料展开的，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有关禄丰各类动物的论文和三本著作。主要阐述距今约一亿七千万年前后的三叠纪末至株罗纪初，地球南北大陆开始分裂，许多低等动物出现，也是最早的哺乳动物出现的时期。这是地球上大陆和生物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期，这一研究成果使禄丰动物群成为世界上研究这一地史时期的脊椎动物和古地理的一个经典和标准化石地点。杨钟键也因此成为国际上最活跃和最有成就的一位古脊椎动物专家。不仅为祖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的研究创造了奇迹般的业绩，而且为我国古脊椎动物门类屹立于世界之林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从而使他成为当代世界上最活跃的古爬行动物专家之一。此刻他的心情十分兴奋！表示要以“三百骨骼书卷记，付与知音究异同”的情怀，和伙伴一起沉浸在这一研究领域之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出访欧美归来，怀着“记骨志不移”的心愿，恢复了古生物学会，被推为学会理事长。其时，西北大学校长一职空缺，国民党内部派系间竞争激烈。杨钟键以无党无派，成为合适的人选，遂任命他出任校长。那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西安解放为时不远，国民党面对这一形势，打算迁西大于成都，于是迁校与返迁校的较量日趋白热化，杨钟健没有盲从，团结校内进步师生，借经费不足等理由，拖延时日，使迁校终成泡影，从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他调任科学院编译局任局长，兼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但他依然怀着“快事无过猎恐龙”的心愿，赴山东莱阳进行古脊椎动物的发掘，而且以“壮志益飞，雄心勃发”的胸怀，制定了长远的规划，把探索脊椎动物、哺乳动物和人类的来源等宏图，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勤勤恳恳地开展工作。他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卓越的学术称就和崇高的国际威望，被选为美、苏等国学术研究会会员或名誉会员。

1959年北京自然博物院成立，他虽已居高龄，但仍受任该院院长一职，以后又一再建议在全国建立各种类型的博物馆。他主张应该搞四史，即天文史、地球史、生物史和人类起源史以及各类专史博物馆，如云南禄丰博物馆、蓝田猿人博物馆等等。他之所以建言创设博物馆，旨在通过博物各类博物馆，促进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此实现造福人类之目的。

杨钟键以其辛勤的汗水，取得了极其丰硕的学术成就，一生发表论文六百余篇，专著二十余种，他喜好诗词，据不完全统计与未发表的诗歌达两千余首，被誉为“丰产作家”。他还是一位教育家，其贡献可谓突出而卓越。他的肖像与达尔文的肖像都被悬挂在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内，成为世界公认的大科学家。他为人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正直不阿，成就非凡，情操高尚，是一位永远值得推崇和景仰的人物。可惜，这位老科学家，在十年动乱时期，竞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家被抄，书被查封，连室内墙壁上悬挂的外国著名学者的照片，也成了一大“罪状”。而且把他囚在“牛棚”，逼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罪行”，他从未颓丧，也没有失去信心，一直忍辱负重。他思考的依然是他的事业和工作。尽管在如此难以忍受的环境，一且稍有空隙，他还是尽可能的挤出时间撰写文章。书架上的资料不准动用，他只能凭记忆写东西。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的自由恢复了。他不计前嫌，也从不抱怨，依然热情洋溢地干自己的事。他以年逾八旬心尚丹，欲与同业共登攀的胸襟，激励自己的余生，充分体现了他那不畏困难，不计荣辱，一心为国的战斗情怀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忠诚科学、勇攀高峰的雄心壮志，艰苦奋斗、一往直前的勇气和毅力，实在值得效法。其光辉榜样，必将鼓舞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在科学的大道上，永不停息阔步前进。

（杨育坤：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