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致功

史学与历史文献工作者无不熟知《贞观政要》，但《贞观政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至今还未见有专文论述。由于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多次翻阅此书，现根据自己的体会，试论其中心思想如下。

一、编撰《贞观政要》的时间和目的

《贞观政要》的作者是吴兢。吴兢（670～749）是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他的政治活动主要是中宗到玄宗时代，他历任右拾遗内供奉、右补阙、起居郎、水部郎中、谏议大夫等职，还曾兼任修文馆学士，长期参加修史。

《贞观政要》成书的年代，由于史书记载不详，所以后来的史家也看法不一。《四库全书总目》根据前人的记载作出判断说：“其书在当时尝经表进，而不著年月。惟兢自序所称安阳公者乃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者乃张嘉贞。考玄宗本纪，乾曜为侍中，嘉贞为中书令，皆在开元八年，则兢成此书，又在八年以后矣。”^[1]今人吴枫先生综合分析各种有关史籍以后说：“大约吴氏任史官时（705～721）完成的。”^[2]黄永年先生认为：“此书本有景龙三年正月上书表，是早在中宗时即已撰成，至开元年间稍事修订重撰序文进上而已。《四库提要》所据元人戈直注本无景龙上书表，所以讲不确切。”^[3]黄先生所讲的《上书表》，是指日本学者原田种成的《贞观政要定本》中的《上贞观政要表》。日本流传的旧钞本和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宋濂序重刻本均有此文，原田种成是根据这两个本子将该文编入《贞观政要定本》的。《全唐文》中虽有此文，但未注明年月，故而有人认为这是吴兢对玄宗的上书表。

谢保成先生为解决这一问题，专门撰写了《试解〈贞观政要〉成书之“谜”》一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甚见功底。经过反复论证，谢先生认为吴兢在“父丧期间完成《贞观政要》的编录，最有可能”。具体说，“大约自开元五年（717）始，吴兢即着手编录《贞观政要》，并初具规模”，开元十七年，吴兢“写了进书表，连同《贞观政要》一并进呈玄宗”^[4]。

这篇文章，虽然颇多新意，对笔者也很有启发，但把进书表撰写的时间确定在开元十七年，还难令人信服。根据原田种成的《贞观政要定本》，《上贞观政要表》进呈的时间是中宗景龙三年（709）正月。原田种成还有一篇《旧钞本贞观政要考》。他在该文中说：“吾邦所传《贞观政要》者，系往古遣唐使留学生所将来者也。是以唐钞本之传写而存今者，不一而足。这就是说，日本流传的《贞观政要》是由其遣唐使、留学生从唐朝直接带回国的，而且不止一种。他根据各种本子进行考证后得出结论说：“《贞观政要》者，吴兢原本有两种。通行本则再进本，而两大学（京都大学和龙谷大学）藏本则初进本也。”武则天改唐为周，使唐朝中断，后来中宗复辟，“天下托望中宗者询笃也。当是时吴兢宿人史馆，预国史编修，熟知太宗励精图治，能纳臣下谏诤，魏徵等亦竭诚直言，以致贞观之盛，是以深欣慕创业英主，编《贞观政要》而上进，期中宗以中兴之主。是初进也”。但中宗昏庸无能，“吴兢之微衷终无效也”。开元年间，“源乾曜、张嘉贞两相，欲以《贞观政要》为天下后世之轨范，命吴兢改编上进焉。再进本是也”。这和黄永年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

笔者认为，原田种成和黄永年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们除了注意到景龙三年正月的上书表外，所断定的成书时间也是合情合理的。

中宗景龙年间，先有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继有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各树朋党，互相诋毁，还有韦后妄图夺权等，使政局颇为不稳，本来就昏庸无能的中宗，也不可能专心治理国家。因此，以治国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贞观政要》，根本不可能引起中宗的重视。但吴兢是个正直又忠君的官员，他不避“身危之祸”，敢于向皇帝进谏，忠心耿耿地希望唐朝富强。再者，中宗的复辟和敌对势力反复辟的斗争也相当激烈。神龙元年（705），中宗取代武则天以后，“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同时，还于“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5]。神龙三年，补阙张景源持相反意见道：“母子承业，不可言中兴，所下制书皆除之。”^[6]右补阙权若讷也说：“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遵祖德！”中宗被迫“敕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自今奏事不得言中兴”^[7]。

在两种力量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时候，吴兢是坚决主张“依贞观故事”的。他在景龙三年的《上贞观政要表》中说：“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傥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权若讷反对“速尊祖德”，吴兢反对“不修祖业”，后者显然是针对前者而言的。只有在中宗时说这些话才有现实意义。同时，这与当时的其他上书也有类同的意思。李重俊政变失败后，有人诬构相王（睿宗）与李重俊有关。吴兢上疏曰：“自古委信异姓，猜忌骨肉，以覆国亡家者，几何人矣。”^[8]反对“委信异姓，猜忌骨肉”，当然有“修祖业”的意思。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优柔寡断、摇摆不定的中宗，不理睬吴兢进呈《贞观政要》，并不奇怪。

玄宗与中宗不同，“玄宗初即位，锐意政理，好观书，留心起居注，选当时名儒执笔”^[9]。开元三年（715）十月，他还下诏道：“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中有阙疑，时须质问。宜选耆儒博学一人，每日入内侍读。”^[10]这就是说，玄宗初即位，就很注意政事，积极从读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且还重视著述，发展文化。

开元十一年，玄宗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多人，“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洛阳陆坚以为此属无益于国，徒为靡费，欲悉奏罢之”。张说反对道：“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以此，玄宗“重说薄坚”^[11]。

开元十三年，玄宗还设置了集贤殿书院。集贤殿原名集仙殿，玄宗为了表示他重视人才，特在宴会上对群臣说：“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12]从此以后，集贤殿修书所改称集贤殿书院。院官五品以上称学士，六品以下称直学士。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13]。这说明玄宗既重视人才，又重视古籍整理。他设置集贤殿书院的目的，是要发现人才并整理有益于时的各种著述。当时有人说：“今上（玄宗）即位，大收群书，以广儒术。”^[14]是符合实际的。既然玄宗如此重视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无疑他更加重视贞观年间太宗的治国之道。因为玄宗初即位，励精图治，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企望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一直到开元二十二年，玄宗还于“苑中种麦，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获”，同时还对太子等说：“此将荐宗庙，是以躬亲，亦欲令汝等知稼穑之难也。”继又分赐诸臣道：“比岁令人巡检苗稼，所对多不实，故自种植以观其成”。^[15]毋庸置疑，正当玄宗重视发展政治、文化、经济的时候，吴兢进呈《贞观政要》，当然是欲过河而船来。因此，如果肯定谢保成先生认为开元十七年是吴兢进呈《贞观政要》的时间，应该是指第二次进呈《贞观政要》。

吴兢为什么要编撰《贞观政要》？从以上所论他编撰的时间中已知其大概。另外，他在该书的序中更有直截了当的阐述：“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倍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网，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16]非常明显，他认为太宗的治国之道是前所未有的，“贞观之治”的经验，可供后人借鉴。于是，他综合“人伦之纪”、“军国之政”等各方面的内容，编辑成书，以达“惩勘”的目的。正因为这样，玄宗以后的皇帝，都很重视《贞观政要》。

从唐高祖开始，唐代统治者就非常重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17]正说明他把历史当做了一面镜子。“贞观之治”的成功，首先是重视历史的借鉴，特别是重视隋亡唐兴的借鉴。因为唐太宗是从隋亡唐兴的过程中走上历史舞台的，他对这段历史的进程有着亲身体会。所以，更容易得到与当时直接有关的经验和教训。在《贞观政要》中，这些内容十分丰富。后来的皇帝都很重视《贞观政要》，正是由于该书的内容更有现实意义。

吴兢在其序中又说：《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吴兢进呈《贞观政要》的目的就是要玄宗像太宗那样去治理国家，不必到遥远的古代去找什么治国的法宝。

从吴兢进呈《贞观政要》的时间和他编撰该书的目的来看，《贞观政要》与“开元之治”是密切相关的。唐文宗时曾新修《开元政要》，顾名思义，《开元政要》是模仿《贞观政要》的。这说明玄宗在开元年间重视太宗的治国之道是不言而喻的。非常明显，《贞观政要》是为玄宗的“开元之治”提供了借鉴的。

二、《贞观政要》的主要内容

论述《贞观政要》的主要内容，这是本文的关键所在，戈直在其序中说：“《贞观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吴兢编类之书也。”但这只是说的该书内容的几个方面，还没有把这几方面的内容归纳起来阐明其中心思想，进而明确该书的性质。

唐太宗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他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把唐朝推向太平盛世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不像秦始皇那样，在统一六国时建立了丰功伟绩，但在治理国家时却又相形见绌，也不像西汉文帝、景帝那样，虽不甚有所作为，但能顺乎历史的潮流，缓和社会矛盾，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从而出现“文景之治”；更不像隋炀帝那样，迷信自己的权威，把一个富强的国家推向了万丈深渊。他是既能创建国家，又能治理国家的军事家、政治家。由于他治国成功，“贞观之治”为后来历代人所称道，《贞观政要》也为后来历代皇帝视为至宝。由此看来，《贞观政要》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有关问题。

武德年间，唐太宗以皇子的身份东征西战，为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使其在皇子中的地位迅速提高。接着，他夺取了皇太子的地位，最后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时，战乱局面刚刚结束，举国上下，无不渴望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出现一个太平盛世。唐太宗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千方百计的采取措施，促进了这种社会变革。在《贞观政要》中，充分反映了他的社会变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贞观初年，唐太宗就认识到治理国家是他的历史使命。他曾向侍臣们提出：“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尅。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持相反意见道：“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胸有成竹地说：“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徽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18]在唐太宗看来，创建国家的事业已经完成，治理国家，巩固其统治地位，已成当务之急。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并非始于他在贞观十年（636）说这番话的时候，而是在他刚刚做皇帝时就开始了。

唐太宗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魏徵劝他些什么呢？魏徵说：“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这就是说，不同时代治理国家的情况，因人而异。同样的人民，不同的统治者会取得不同的效果。但魏徵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他认为乱世之后应该出现太平盛世。他举例说：“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显然这是要太宗把从战乱中建立起来的国家推向太平盛世。这符合太宗的愿望，所以“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19]。另外，《旧唐书·魏徵传》中，唐太宗对长孙无忌也说过类似的话：“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此皆魏徵之力也。”^[20]不管是“贞观初”还是“朕即位之初”，都说明唐太宗从做皇帝时起，就开始要把从战乱中建立起来的国家推向太平盛世了。

唐太宗认为，用战争手段创建政权已经成为过去，防止统治者本身骄奢淫逸，自取灭亡，已成为最迫切的任务。也就是屡战屡胜的战功只能说明过去，开创太平盛世的新时代需要从头做起。正因为如此，他认为非常需要学习以往不懂的东西。

贞观二年（628），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两位贤相说：“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雄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他刚做皇帝，虽然还没有自执书卷，认真阅读，只是由别人“演而听之”，但已从演书中发现很多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而使他“却思少时行事，大觉非也”^[21]。既然从读书中发现过去的所作所为有许多错误，无疑会促使他进一步加强学习。

贞观九年（635），太宗又对魏徵说道：“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他总结北齐亡国的原因，是齐后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于是他肯定：“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22]从读史中吸取了亡国之君的教训，他极力主张对人民实行轻徭薄赋政策。

同年，太宗还认为他从三个方面超过了古人，即“武胜于古”，“文过于古”，“怀远（民族政策）胜古”。所谓“文过于古”，就是“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23]。把“手不释卷”的读书收获，运用到治理国家中，取得了“天下大治”的效果，唐太宗当然是高兴的。

不过，太宗并不满足，他还把在读书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和别人进行讨论。他问魏徵等人说：“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诚以为贤，然致理比于三、五代，犹为不逮，何也？”魏徵认为，帝王要想和三皇、五帝相比，必须善始善终。自古帝王初即位时，皆欲励精图治，后来又往往骄奢淫逸；为臣者，初受重用，都能尽心竭力，待富贵了，又往往不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24]。太宗对魏徵的意见大加称赞。由此可见，唐太宗不仅善于学习古人的经验，同时也很重视听取臣下的意见。

唐太宗还非常重视历史的教训。他思考过周能“保八百之基”，秦“不过二世而灭”^[25]的原因。对西晋的短命，他认为是晋武帝“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26]。对他有直接感受的隋朝灭亡，更使他念念不忘。贞观初年他就对侍臣们说：“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27]他还说：”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28]“魏徵也曾提醒他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竣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29]他对魏徵的意见大加称赞。由此可见，唐太宗非常重视前人失败的教训，特别是秦、西晋、隋等统一的短命王朝灭亡的教训。在他看来，关键问题是“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魏徵也说：“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30]难怪唐太宗把魏徵当做一面镜子，他们在怎样实现太平盛世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综上所述，唐太宗的社会变革思想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深知战争年代的经验已失去作用，必须寻求新的治国之道。其二，从读书中发现，过去的所作所为中有许多错误，应当纠正，新得到的知识，对治理国家十分有用。其三，总结历史的教训，必须避免重蹈短命王朝的覆辙，力争长治久安。三个方面归结为一点，就是要把通过战争手段取得的政权巩固起来，使刚刚结束战乱的国家转变为太平盛世。

唐太宗进行社会变革的主要内容，是从三个方面调整各种社会关系。这就是君民关系、君臣关系、民族关系。

隋朝的灭亡，主要的原因是隋炀帝的暴政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李渊、李世民父子是避开农民起义的锋芒取得政权的。这样一来，唐太宗在谋求长治久安之策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君民关系。

贞观初年，唐太宗就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31]贞观十六年他又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32]至于唐太宗、魏徵等人常把君视为舟，把民视为水，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言论^[33]，更是多见史册。正因为这样，唐太宗的许多社会变革措施，都是为了调整君民关系。

唐太宗非常重视轻徭薄赋，不夺农时。这主要是他认为大兴徭役是：“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34]由于他认识到君民之间利害的对立，所以他十分注意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不能妨农时，误农时。贞观二年，他对侍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不失农时的关键在于君，所以他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35]。这正是唐太宗推行轻徭薄赋政策的指导思想。其他方面，如推行均田制，劝课农桑，立义仓，重视赈济灾民，力戒奢靡等等，都是从各方面缓和君民关系，以免再有农民起义发生。

事实证明，唐太宗的这些政策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过去流亡的人口“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36]。即使这些叙述有所夸大，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安定。

隋朝的土崩瓦解，重要的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隋炀帝猜忌杨素，致使其子杨玄感起兵造反，李密遭隋炀帝歧视，也参加了杨玄感的队伍。后来，薛杲、李轨、刘武周、萧铣等，相继割据一方，宇文化及缢杀隋炀帝，王世充于东都称帝，李渊乘机将隋取而代之等等，无不说明隋炀帝败亡于众叛亲离之中。这些事实，都曾为唐太宗所耳闻目睹，所以，在他看来，调整君臣关系也是十分必要的。

唐太宗认为，君臣必须互相配合，互为依存。他说：“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37]他把国家的治和乱，安与危，同君臣能否互相配合密切联系起来。他说：“群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既然君臣同治乱，共安危，故而君必须善于纳谏，以纠正自己的过失；臣也必须忠于君，不断直言进谏。否则，国家灭亡，君臣都不能存在。他多次以隋炀帝和虞世基的例子告诫臣下说：“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38]显而易见，历史的教训，迫使他认识到调整君臣关系十分重要。

魏徽还更明确地阐明君臣关系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君臣之间必须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皇帝如果能做到“博求时后，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39]。这就是说，君臣关系处理得好，就可以上比三皇、五帝，下超夏、殷、周、汉，成为历史上人们所称颂的时代。

由于唐太宗非常重视君臣关系，所以，他的很多社会变革措施都与此有关。例如，唐太宗认为政府官员在精不在多，因而必须精简机构，裁减官员，重视纳谏，建立谏官制度，改革用人制度，务使人尽其才等等，无不是为了促使君更好地驾驭臣，臣更好地效忠君，也就是使皇帝更好地发挥群臣的作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这些措施，效果十分显著。例如，裴矩在隋末，“帝既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但到唐初则截然不同。太宗即位后，尽力查办贪官污吏，在他了解到一些线索以后，他暗中派人行贿，果然有人上当，受贿财物。“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太宗怒，将杀之”。裴矩反对道：“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太宗认为裴矩的意见正确，遂召百僚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40]司马光对此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41]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在贞观年间的众臣中，有的是隋朝的遗臣，有的曾是农民军将领，有的是隋末唐初各割据势力的文官武将，还有的是李建成、李元吉的心腹，最后却都能为太宗所重用，正充分说明太宗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是超过前人的。

唐太宗认为他对周边各族的政策也是前无古人的。他说：“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42]他曾分析过“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的原因，自认为超过前人是因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43]。事实证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也确与前不同。他认真总结了周秦以来中原政权与周边各族的关系，凉州都督李大亮劝他“远寻秦、汉，近观隋室”的民族政策，魏徵还特别强调应重视晋武帝没有解决“胡部落分居近郡”的问题，以致“数年之后，遂倾瀍、洛”^[44]。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民族问题采取了有效的措施。

唐初，突厥曾经严重威胁唐朝政权，李渊还曾称臣于突厥，李世民做了皇帝，还念念不忘这是奇耻大辱。但是，在贞观四年打败突厥以后，他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报复措施，而是召集诸臣，共商安边之策。温彦博、魏徵、杜楚客等，都各抒己见，最后他采用温彦博的意见：“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厥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仍然以突厥的各级首领统治其地。凡归降的首领都给一定的官职，到京师者，“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45]。这样一来，就使唐与突厥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了。

贞观十四年，唐军打败高昌，太宗欲把高昌改为唐的州县。魏徵认为，高昌王麴文泰虽然有罪，但不应灭其国，应立其子为王，仍统治其原地，如果改其土地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褚遂良也以类似的理由支持魏徵的意见。太宗都不采纳。到贞观十六年，西突厥进攻原高昌地，需要兴师动众，出兵回击。他遂自责说：“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劝朕立麴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46]太宗能反省自己处理高昌问题的失误，必然不断提高其解决民族关系的能力。

贞观二十一年，北方各部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属文人，使为表疏。”太宗全部同意“于是北荒悉平”^[47]。不难看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被各族首领尊称“皇帝天可汗”，正说明他在各族人的心目中确有崇高的威唐太宗有效地调整了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和民族关系，使统治集团与人民众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及民族矛盾都日益缓和，唐太宗梦寐以求的太平盛世终于出现了。由此可见，《贞观政要》的主要内容，就是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指导思想及其具体措施。

三、《贞观政要》对后世的影响

开元以后，《贞观政要》达到影响很大的，戈直说：“自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屏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矣。”吴澄在其题词中也说：“《贞观政要》，事覈辞质，读者易晓，唐之子孙，奉为祖训。”事实正是如此，稍有所作为的皇帝都把《贞观政要》视为座右铭。唐宪宗曾谓宰臣曰：“近读《贞观政要》，粗见当时之事，以太宗神武，一事少差，谏者往复数四，况朕寡昧，事不得中者，卿须十论，不得一二而已！”后来又说：“尝读《贞观政要》，见太宗立言行事，动本至仁。”^[48]文宗在未即位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49]。宜宗更加崇拜太宗，他“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50]。

唐朝以后，宋仁宗也“尝读太宗政要，亦云：太宗言任人必以德行学业为本，王珪曰：人无学业岂堪大任。帝复曰：人臣不可不知书，宰相尤须有学”^[51]。女真族的金朝皇帝，也重视《贞观政要》。金熙宗曾谓侍臣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防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52]

元代的戈直对该书进行考订注释，其目的也是因为“于国家致治之方未必无小补云”。无疑也是为皇帝读此书提供方便。明宪宗在其《御制贞观政要序》中说：“朕万几之暇，锐情经史，偶及是编（指《贞观政要》），喜其君有任贤纳谏之美，臣有辅君进谏之忠，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

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对《贞观政要》也有很高的评价：“然太宗为一代令辟，其良法善政，嘉言微行，胪具是编，洵足以资法鉴。前代经筵进讲，每多及之。故中兴书目称历代宝传，至今无阙。”“经筵”为古代帝王研读经史而设的御前讲席。既然。前代经筵进讲，每多及之”，该书的内容对清代也“洵足以资法鉴”。可见历代帝王都重视《贞观政要》。正因为如此，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该书。

《贞观政要》在日本、朝鲜半岛也颇有影响。原田种成在其《售钞本贞观政要考》中说：该书传到日本后，“尔来朝野所重焉。菅原、大江诸博士皆奉家传秘本而进讲经筵，讲说诸侯”。流传于日本的《贞观政要》古写本就有十八种之多^[53]。朝鲜也有注释本。由此可见，《贞观政要》在日本、朝鲜也颇受青睐。

据上所述，《贞观政要》的影响，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主要都是在以国君为首的统治集团内部。这说明中外古代的统治者都视《贞观政要》为寻求治国之道的宝库，须臾不可离开。也可以说，《贞观政要》是以帝王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加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教科书。

概括全篇内容，吴兢编撰《贞观政要》的目的，是为中宗、玄宗提供借鉴，希望他们像太宗那样治理国家。《贞观政要》的主要内容，是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从《贞观政要》的影响看，该书的性质是以帝王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加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教科书。换言之，吴兢为帝王治国的需要而编撰此书，书的内容满足了帝王治国的愿望，因而该书为后来中外帝王所崇拜。这样一来，《贞观政要》的中心思想必然是以唐太宗为榜样，帝王治理国家的必由之路。

（牛致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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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史部·杂史类》，中华书局，1965年，第463页。

[2]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3]黄永年、贾宪保：《唐史史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4]谢保成：《试解（贞观政要〉成书之“谜”》，《史学月刊》1993年第2期。

[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七《中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6、137页。

[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六《武三思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41页。

[7]（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二〇八，景龙元年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610页。

[8]（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〇八，景龙元年八月条，第6614页。

[9]（宋）王傥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二《政事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7页。

[10]《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第175页。

[11]《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一年五月条，第6756页。

[12]《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三年四月条，第6764页。

[13]《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52页。

[14]《唐六典》卷九《集贤殿书院》，（日）广池千九郎校注，三秦出版社，1991年。（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大典》卷九《集贤殿书院》，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9页。

[15]《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第201页。

[16]《贞观政要》序，第1页。

[17]（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3页。

[18]《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3页。

[19]《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18页。

[20]《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第2558页。

[21]《贞观政要》卷六《悔过》，第205页。

[22]《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第258页。

[23]《贞观政要》卷十《慎终》，第294页。

[24]《贞观政要》卷十《慎终》，第294～295页。

[25]《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第78页。

[2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武帝纪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页。

[27]《贞观政要》卷十《行幸》，第281页。

[28]《贞观政要》卷六《贪鄙》，第210页。

[29]《贞观政要》卷六《俭约》，第186页。

[30]《贞观政要》卷十《慎终》，第292～293页。

[31]《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1页。

[32]《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第238页。

[33]《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16页。

[34]《贞观政要》卷一《俭约》，第186页。

[35]《贞观政要》卷一《务农》，第237页。

[36]《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24页。

[37]《贞观政要》卷二《求谏》，第47页。

[38]《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第77页。

[39]《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第85页。

[40]《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第2049页。

[41]《资治通监》卷一九二，武德九年十二月条，第6029页。

[42]《贞观政要》卷十《慎终》，第294页。

[43]《资治通监》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第6247页。

[44]《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274页。

[45]《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五月条，第6077、6078页。

[46]《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278、279页。

[47]《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条，第6245页。

[48]（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九《艺文·政要宝训》，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926页。

[49]《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史臣曰，第580页。

[50]《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大中二年二月条，第8032页。

[51]《玉海》卷四九《艺文·政要宝训》，第926页。

[52]（元）脱脱等：《金史》卷四《熙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4页。

[53]《隋唐历史文献集释》，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