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赵文润老师:我在师门往事中的学术交流

赵文润老师:我在师门往事中的学术交流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求学时的许多往事在记忆中渐渐淡去,仅有持续交往的几位老师还印象清晰,赵文润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上研究生半年后,因赵老师退休,我被转到胡戟老师门下,那时也开始系统读陈寅恪先生的作品了。多年来,因有诸多老师的挂念,隋唐史研究还在继续,目前正在进行西魏北周隋唐史的研究,且如赵老师撰著《汉唐人物述评》一样,侧重中古政治人物及相关事件研究。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

赵文润老师:我在师门往事中的学术交流

曹印双[1]

我是1992年考入陕师大的。求学时的许多往事在记忆中渐渐淡去,仅有持续交往的几位老师还印象清晰,赵文润老师就是其中一位。

1996年我能考上研究生,首先感恩的就是赵文润老师。印双资质平平,本科四年学业成绩也属中等。能上研究生是因为赵老师破格录取的,当时破格理由就是我是少数民族考生,是赵老师亲自给研招办电话申请的。当时与我一样幸运的还有一届的同学张玉玮,她报考的是马驰老师的研究生。想想92级同学,比我优秀的同学很多,当时只有我和张玉玮报考了本校,其他同学都没有报考。正是由于有赵老师提携、同学们的礼让及民族生的优待,我才有幸在师大继续深造,至今感怀难忘。

印双本科阶段,已经有幸听赵老师讲课。记得当时有关赵老师的有两门课:一是《中国古代史》,教材用的就是赵老师主编的;二是《隋唐文化史》,教材是赵老师自己著的。赵老师的课同学们都很喜欢,他的声音非常宏亮,也很有磁性;讲授的内容也生动有趣。给我们上课时,赵老师与赵吉惠老师并称“二赵”,两位老师当时都是有影响力的大牌教授了。对我后来读书治学影响最大的陈寅恪先生,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也是在赵老师课上听到的。上研究生半年后,因赵老师退休,我被转到胡戟老师门下,那时也开始系统读陈寅恪先生的作品了。

赵老师老家是辽宁瓦房店的,因为与赵老师是同乡、同族(满族),本科就学时我就有机会到赵老师家拜访了。赵老师谈话过程中的笑声很感染人,对于性格内向的我来说,非常喜欢他的平易近人风格。每次与赵老师晤对,他都乐道学术文章,他的每部论著,我也都收到他的无私赠送。当时,除了民族生破格因素外,还有一项因素也许是赵老师破格录取看重的,那就是编纂《两唐书辞典》。记得大四时,赵老师让我找了同班的一些同学一起编纂词条。后来《两唐书辞典》出来,参编同学的名字都附在辞书上了,并且每个参编的同学也都收到了那部厚厚的辞书。编辞书对我和同学们也都是很好的训练。

能与赵老师有近距离接触,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本科毕业论文,当时是由王双怀老师指导的。王老师是赵老师和牛致功先生招收的比较早的研究生。王老师也是非常平易近人,他指导修改论文也非常认真。因当时我自身学术基础弱,文笔也一般,确实让王老师费了心思。因赵老师也时常提起王老师,我印象都很深。后来我们一届最优秀的同学季庆阳,现在也是一个学校的同事,他报考博士生,我就建议他考王老师的,现在我们也时常在一起切磋学术问题,算是前缘不断了。

赵老师是一位乐观的人。每次见他,他都乐呵呵的。参加工作后,也多次到赵老师家拜访,常常为赵老师的生活境遇有些难过。别的老师都换大房子了,他则一直住在26号楼小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尤其是家里添人进口后,一家人住在里面很拥挤。像我这样资历浅得多的学生,住得都要比老师好些,但赵老师从未当我面因为房子事情抱怨过,依然是谈及自己的学术理想。这种精神是难得的,尤其是快八十岁了,还有这样的追求。而我年纪轻轻,却时常原地踏步,确实有些汗颜。最近听说师大集资的新高层他排上了,真诚祝愿老师早日搬进新居,也让我们这些晚辈心安些。

赵老师曾任武则天研究会会长,过去学会的每一次活动,赵老师都会给我通知。我因到理工院校从事公共课教学,授课也远离专业,时常为自己写不出像样的专业文章而错过机会。去年广元的会,虽然也交了稿子,但自觉功力浅薄,加之琐事缠身,也未能到会。辜负了赵老师和王双怀老师的美意。感谢他们的提携,我的那篇文章也收录论文集了,对我是一种鼓励鞭策。对后进者来说,进入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是提升学术的快捷通道。多年来,因有诸多老师的挂念,隋唐史研究还在继续,目前正在进行西魏北周隋唐史的研究,且如赵老师撰著《汉唐人物述评》一样,侧重中古政治人物及相关事件研究。但愿有生之年写出一部可以留存后世的论著,以期不辜负老师们的教诲与提携。

在赵老师八十华诞之际,撰如下文以示祝贺。

宇文泰府兵制新论

府兵制是造就西魏北周隋唐军政格局的关键,吸引了古今大批一流学者关注,古有令狐德棻、李延寿、杜佑、司马光欧阳修、王应麟、叶适等论及,近世国内有罗振玉、陈寅恪、唐长孺、谷霁光、岑仲勉、王仲荦、毛汉光、黄永年等系统阐释,日本冈崎文夫、滨口重国、日野开三郎、菊池英夫、谷川道雄诸家持续更新,其中陈寅恪简约凝练之阐释,唐长孺、谷霁光、毛汉光系统之说明,谷川道雄集日本学者之大成,逐渐将府兵制研究推向了一座座高峰[2]。笔者研读诸家之论,略有心得草成下文,以供同道批评。

一、宇文泰军事集团成员布局

宇文泰创设府兵制,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创建争雄天下的宇文军。为方便论说,略引《北史》卷六十所载史料如下:

初,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度。大统三年,魏文帝复以周文帝建中兴之业,始命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文帝位总百揆,都督中外军事。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闼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今并十二大将军录之于左: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每人均有,下略),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少师、陇西郡开国公李虎,使持节、太傅、柱国大将军大宗师、大司徒、广陵王元欣,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宗伯、赵郡开国公李弼,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马、河内郡开国公独孤信,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寇、南阳郡开国公赵贵,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开国公于谨,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少傅、彭城郡开国公侯莫陈崇。与周文帝为八柱国。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每人均有,下略)、少保、广平王元赞,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淮安王元育。齐王元廓。平原郡开国公侯莫陈顺。七州诸军事、秦州刺史、章武郡开国公宇文导。雍州诸军事、雍州刺史、高阳郡开国公达奚武。阳平郡开国公李远。范阳郡开国公豆卢宁。化政郡开国公宇文贵。荆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博陵郡开国公贺兰祥。陈留君开国公杨忠。岐州诸军事、岐州刺史、武威群开国公王雄。是为十二大将军。[3]

府兵制建制之初是以宇文泰都督中外军事,下设柱国(6位)、大将军(12位)、开府仪同三司(24位)、仪同三司(96位)、大都督、帅都督、都将、统军、军主等军阶。在这样一个级别系统中宇文泰当时是如何布局的呢?

八柱国之名,本非宇文泰所定,而是如材料中所言“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这是令狐德棻《周书》、李延寿《北史》总结唐初人的见解。实际上封赐八柱国大将军时间也不同,宇文泰是大统三年(537),独孤信是大统十四年,赵贵、于谨、侯莫陈崇是大统十五年,李虎、李弼是大统十四年平叛胡之后,最迟也就十五年。柱国大将军封赐时间顺序的不一,可以说明府兵建制本身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上引史料八柱国职位时,是按照《周礼》六官陈述的,对应的是:天官冢宰宇文泰、地官司徒元欣、春官宗伯李弼、夏官司马独孤信、秋官司寇赵贵、冬官司空于谨,而叙述李虎是少师,侯莫陈崇是少傅,大将军里的元欣是少保。按六官排序李虎应排在侯莫陈悦前,在司空于谨后,但李虎还有太尉衔,《周礼》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太尉不在其中。太尉位列三公是秦朝时才与丞相、御史大夫共列的。大统三年宇文泰是太师,实际是宇文泰掌握军事,李虎的太尉职应是元魏所封掌握军队的,史家将其排在其他柱国之前不知依据什么,抑或是史家贵显当朝而有意为之。到魏恭帝三年,领导格局为“以太祖(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4]。与大统十六年对照,说明《周礼》六官前面已经公布过一次了,到恭帝三年顶层设计时再次公布。八柱国中宇文泰都督中外军事,元欣是皇室统驭禁卫军的柱国大将军,那其他六柱国与宇文泰的关系如何呢?我们依次略析如下:

李弼,原来是侯莫陈悦部下,他的妻子是侯莫陈悦的姨,在宇文泰为贺拔岳报仇讨伐侯莫陈悦时,他弃悦投靠了宇文泰,并与宇文泰历经沙苑、河桥、邙山之战,虽然是陕西成纪人,但可以说是宇文泰的亲信,且伴随大统九年扩军,已经成为关陇豪族的陇西郡望代表,他的儿子李晖还娶了宇文泰之女。独孤信,是贺拔岳哥哥贺拔胜的亲信,贺拔岳遇难,贺拔胜曾派独孤信入关准备收编贺拔岳部,但宇文泰已经被推为新领袖,他回到荆州,与东魏作战,失败投梁三载,后入关投靠宇文泰,也算失势之入重新被接纳,自然对同乡宇文泰有感激之情,他与宇文泰也有姻亲,其长女就嫁给了宇文泰长子宇文毓。赵贵,贺拔岳遇难,他诈降侯莫陈悦,将贺拔岳尸体收回,并首倡推举宇文泰为领袖,是深得宇文泰信任的将领。于谨,宇文泰任夏州刺史时,于谨任长史,并劝宇文泰图谋关右,他与宇文泰对关陇形势地位有共识,他也是宇文泰非常欣赏的有智慧的将领。宇文泰去世后,他力挺宇文护,可以说对宇文家有着彼此信任的连续性,他的儿子于翼娶宇文泰之女。侯莫陈崇,他也是继赵贵之后,诚心翊戴宇文泰的将领。李虎,虽然资料不详,但他家居武川,与宇文泰是同乡,与独孤信、侯莫陈崇、宇文泰同属武川镇,有着同乡同气之谊。但曾有留守长安辅助西魏太子的经历,也不排除他与元氏宗室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与独孤信也是亲家,其子李昞娶独孤信之女。

我们再看下十二大将军与宇文泰的关系

宇文导,是宇文颢的儿子,而宇文颢则是宇文泰长兄,宇文颢死后,宇文泰负责宇文导的抚养与教育,宇文导是宇文泰一手调教出来的。侯莫陈顺,是侯莫陈崇的哥哥,原来也是贺拔胜的部下,贺拔胜后来对宇文泰的钦敬态度对其应是有影响的,更不要说其弟弟被宇文泰重用为柱国了。达奚武,原是贺拔岳部,也是翊戴宇文泰的第一批将领之一,大统三年随宇文泰征战沙苑十二将之一,是宇文泰亲信的将领。李远,原是尔朱天光旧部,也是宇文泰沙苑之战十二将之一,宇文泰还把自己的一子过继给李远为子,在战场上他的弟弟李穆在邙山之战舍生忘死救过宇文泰一命,足证二人的亲密关系,他也是宇文泰笼络的重要的关右豪族郡望代表。豆卢宁,原来也是侯莫陈悦部的,他是随李弼一起投奔宇文泰的重要将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李弼共进退了,自然也是辅佐宇文泰的悍将。宇文贵,夏州人,夏州曾是宇文泰主政所在,宇文贵虽非武川镇人,但宇文泰将其视为宗室,非常信任重用。宇文泰在魏废帝三年曾派他代替自己的外甥尉迟迥镇守益州(四川),四川是关陇的后方战备经济基地,足见他被宇文泰的亲委程度。贺兰祥,是宇文泰姐姐建安长公主的儿子,宇文泰的亲外甥。杨忠,曾是独孤信旧部,也是武川镇出身的将领。杨忠之子杨坚娶的也是独孤信之女,杨坚与宇文毓是连桥。王雄,太原人,曾是贺拔岳部,代表着入关后山东大族力量。元赞、元育、元廓,都是元氏皇室宗亲,在魏废帝与宇文泰发生矛盾时,自然是维护废帝的。但面对宇文泰手握的兵柄,也是无可奈何的。元赞就曾劝废帝不要与宇文泰为敌,元廓后来被宇文泰立为恭帝。除了这十二将之外,还有两位大将军,一是王思政,一位是念贤。王思政,太原人,原来是元颢的旧部,深得魏孝武帝的信任,是劝魏武入关的重要人物,他对关中的地理位置的认识是与宇文泰和于谨是有共识的,并对宇文泰也是赞誉有加。因曾经有与魏孝武帝的近缘关系,孝武帝死后,曾经心里很不安,后当面对宇文泰表忠心,得到宇文泰的信任。大统十二年,他向宇文泰举荐韦孝宽,成为宇文政权的知名将领。大统十三年都督河南诸军事,成为镇守一方的将领。念贤,武川人,是宇文泰父亲一辈人物,曾任大将军,大统三年出镇河西瓜凉诸州,大统五年去世。

至于二十四开府仪同三司及其他重要领导人物,也多是宇文泰的亲信:其一是宇文血缘家属,如宇文测、宇文深、阎庆、尉迟纲、宇文虬、宇文盛等;其二是翊戴宇文泰的第一批将领如梁御、若干惠、怡峯、刘亮、王德等;其三是代北同乡如韩果、梁椿等;其四是伐窦泰、克弘农、战沙苑、河桥、邙山的战友,如怡峯、王德、蔡祐、常善、辛威、库狄昌、田弘、王杰、王勇、耿豪、高琳等等;其五是宇文泰委任的豪族代表,如杨宽、周惠达、柳庆、苏绰、卢辩、长孙俭、斛斯征、李贤等;其六是赐姓宇文的将领及亲兵将领如李和、伊娄穆等等[5]。毛汉光分梳上述相关人物主要从关陇集团起步时考察所在势力,对诸势力在联姻、战争、扩军后逐渐混融注意不够[6]

可以说府兵制建制形成时期的六柱国与十二大将军,基本是支持宇文泰的班底,也基本是以宇文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成员。至于入关初期,如果说与赵贵、独孤信、于谨是“等夷”关系,那么经过近十七八年的发展,宇文泰已经将军队打造成为一支精诚团结的宇文军。

二、宇文泰创建府兵的历程及空间布局

宇文泰军事集团的元从班底可以上溯至尔朱天光率贺拔岳、侯莫陈悦兵进关中,入关后击败万俟丑奴,此后尔朱天光为哥哥尔朱荣复仇,回兵东讨高欢。此时,贺拔岳与侯莫陈悦联合灭了尔朱天光派驻留守长安的尔朱顕寿,而在讨伐灵州曹泥进程中,侯莫陈悦害死贺拔岳,经赵贵、侯莫陈顺等推举,宇文泰成为贺拔岳军团的领袖。宇文泰继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成功讨灭侯莫陈悦,收编了侯莫陈悦部,并取得了洛阳魏孝武帝授权经营关右的关西大行台一职,成为关西最高军政长官。魏武帝被高欢逼走入关后,宇文泰接续北魏政权的正统,在君臣道义上盖过了高欢,而随从魏孝武帝的部从也纳入到宇文泰的统辖范畴。因魏孝武帝与堂妹元明月的乱伦,影响德政,宇文泰让元氏家族处死了元明月,这与魏孝武帝发生难以化解的矛盾,不久魏孝武帝被鸠杀。元宝炬被宇文泰拥立为帝,也就是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宇文泰奉诏督中外军事、大行台,主掌西魏军政大权,进入了长达十七年的虚君实相统治模式时期。自大统三年起,东、西魏展开了拉锯战,尤其是这年八月宇文泰亲总十二军东伐,十一月与高欢部队战于沙苑,宇文泰以少胜多,前后俘虏七万多人,整编出两万。沙苑之战,奠定了宇文泰西魏军事领袖地位。但大统四年河桥之战西魏大军溃退,洛阳失守,长安叛军骚乱,也反映出西魏内部军政管理的严重问题。自大统五年,宇文泰加大力度整军。其实北魏末年,各地豪族纷纷武装起来,大统九年之前,已经有世家乡兵加盟部队,如代表人物泉企、宇文贵、李贤、裴侠、裴邃、郑伟、杨祯、陈忻、杨显进、司马裔、赵肃、王悦等[7],只是这时宇文泰还没有开始“广募”豪右扩军而已。大统五年冬天宇文泰在华阴(今大荔)大阅兵。大统七年颁布十二条制,整顿军政。大统八年四月大会诸军于马牧。大统九年,邙山之战,再次失利,宇文泰曾以诸将失律上表自贬。这一年宇文泰总结前面经验教训,采取“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8]举措,开始全面扩军,打造真正属于自己有效统辖的宇文军。这年十月大阅兵与栎阳(西安阎良区武屯镇)。十年七月,颁布三十六条,并将苏绰整治军政六条全面推行。“搜简贤才,以为牧首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9]。贤才范围,是从军队里提拔的,包括所增“关陇豪右”,这从十二大将军中的秦州刺史宇文导、雍州刺史达奚武、荆州刺史贺兰祥、岐州刺史王雄,就可见实行的是地方军政统一领导的模式,因此也可以将其视为地方大面积军事化的先奏。十年、十一年十月阅兵白水(关中与陕北的咽喉)。十二年大会诸军于咸阳(东临西安)。十三年冬西狩于岐阳(今凤翔)。十四年西巡,于北长城大狩。大统十六年宇文泰率诸军东伐,留宇文导总督留守诸军,屯泾以镇关中,这是宇文泰打造完新军的重要标志。至此,以府兵制为核心的军事制度造就了一支影响西魏北周隋唐从东讨、南进、北伐、西扩的劲旅。(www.daowen.com)

从扩军、阅兵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军府布局的一些情况:宇文泰大阅兵的华阴、栎阳、白水、咸阳、岐阳等,说明这些地方是重要军府所在。唐前期折冲府657个,关内就占有288个,陇右占37个,关陇合计占近一半[10],从唐前期的布局倒推,可以判断宇文泰二十四军设置的百府应是以长安及宇文泰常驻的华州为轴心扩散布局的。另外,我们从杨坚篡位,尉迟迥、王谦、司马消南反叛,反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杨坚主控着关中。隋末群雄割据,李密、李渊均认为占据关陇,足以有平天下之资,不单是因为自然优势,也有宇文泰军政布局的历史遗产决定的。乃至到唐代徐敬业反武则天,不能成事,依然由于武则天掌控的是关中军事格局优势。当然,府兵制的没落,蕃将的兴起,关中军事内重外轻格局的翻转,也是安禄山之所以能三月千里奔袭入长安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说宇文泰经营关陇府兵,打造军事布局,影响甚为深远,这也是陈寅恪先生之所以说关陇集团宰制天下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根本依据。

三、宇文泰府兵制跨越性发展与丁兵制的关系

陈寅恪引用《玉海》三十八兵制三《邺侯家传》:“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租庸调,郡守于农闲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自初属六柱国家,及分隶十二卫,皆选勋德信臣为将军。”[11]陈先生认为六户为九等户中上之家,“六家”指的是六柱国。那说明六柱国在供给分配军用物资上有独立性,这调动了六柱国募兵的积极性。因此,中等以上之家三丁取一丁政策,可以迅速得到贯彻执行,这不仅意味着六柱国们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掌控的物质资源的增加。陈先生说没有平民参加,如果指没有九等户中的下三等户参加是对的。实际上,中等以上的人丁不只是户等主人,也有不少是家中的仆人作为人丁加入军队,否则也不会短期形成豪族军事权威地位。有这样的依靠豪族政策,扩军组织得又快又好是可以想象的,这也是谷川道雄总结滨口重国和唐长孺的观点将乡兵等同于府兵的理由。在西魏、东魏、南梁后三国鼎立时期,如何保家卫国,府兵制恰好调动了关陇豪右积极性,他们不只寻求经济上优势地位保障,按照儒家传统观念更需要有政治上的保障,而军队则是政治地位的最根本保障。宇文泰府兵制及其配套的免租庸调政策对他们的诱惑是不言而喻的。而作为其中豪族的部曲、奴隶,参加军队就意味有机会脱离原来的低贱地位,这无疑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机会。因此,大统九年宇文泰“广募关陇豪右”政策,得到了关陇豪右及其统辖下人丁的响应。到周武帝时期,不仅限于六户之家,而是遍及各户等,形成关陇地区汉人一半入伍的局面,低贱阶层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陈先生认为早期府兵制下,只有中等以上富裕之家,绝没有下级平民参加,就定性为此时期兵制为贵族制,是值得推敲的。

陈先生所引材料注意到了府兵与人丁之间的关系,人丁多少这是府兵扩军的实际基础。谷川道雄提到“大统十六年前后亦即府兵制的成立时期,乡帅都以仪同三司的资格统领乡兵,因此府兵源于乡兵。”能统领五百士兵才能称仪同,乡帅们如果辖下没有这么多人,是当不上仪同的。那在招募豪右时,是参差不齐的,这决定了他们职位的高低。因此说乡帅以仪同统领乡兵,只是豪右中的大户,一般六等户是达不到的,而六、七、八等户之富裕之家所出人丁,被纳入到豪族的辖下,也是需要排队任职的,而这依据应是所带兵士多少,带兵多少除了个别号召之外,非有配套之原来的丁兵制不可。谷川道雄对乡兵定义是局部认可菊池英夫的见解:“乡兵的实质规定为当地豪族结集乡人、宗族的私人军事力量。”并说“北朝导致乡兵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对兵户制本身的不满引发的内乱”[12]。对兵户制不满,也不可能在部队中央化进程中削弱丁兵制。日本学者忽视了宇文泰“广募豪右”进程中丁与兵之间互动政策对关陇上下层的有效性。唐长孺先生则列出了汉族充兵有三类,一类是乡兵。指出大统十六年(550),乡兵可能纳入府兵系统,府兵中的乡团,当即源自乡兵。为了稳妥起见,唐先生专门又注释“乡兵”是否被纳入府兵系统,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尚待讨论。二类是丁兵制。西魏定制承北魏制,北魏十二兵丁制,每年每丁服役一个月。大统十三年实行的是六丁兵制,六丁兵每年服役两个月是加重了。三类是服役丁男。唐先生认为丁兵主要是服力役,兵役是力役的延伸。仍有番戍之役。他又指出西魏北周的军队分两大类:一类是以六镇余众为核心的鲜卑人或同化于鲜卑的其他族人为骨干的部落化军队,大统十六年这类军队建立了府兵组织系统。但也认为大统九年,有不少汉族应编入府兵军队。尤其是554年,“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以此说明关陇汉族军队全部编入鲜卑部落。同时指出另一类就是均田农民中征发的丁兵,举的比较典型例子之一就是大统十三年六丁兵。同时也明晰了两类军队的不同职能:府兵是保卫皇宫和京都,是重大战事的主力。后者是防戍,近的在本郡,远的或出戍边郡,在全部军队中不占重要地位[13]

唐先生注意到丁兵与府兵的差异,但将府兵与丁兵界限划分过于分明。就大统十六年前的府兵组织系统而言,关中地区招募的丁兵无疑大部分纳入到府兵系统中来,否则府兵迅速扩张的前提基础就没有了,因为豪右也是需要当人丁支撑的。

史载:“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自大统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将军外,念贤及王思政亦拜大将军。然贤作牧陇右,思政出镇河南,并不在领兵之限。此后功臣位至柱国及大将军者众矣,不限此秩,无所统御。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后,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诸公之下,并不得预于此例。”[14]邺侯家传所言的六户以上是按照丁兵制说的,这正是府兵制初期招募关陇豪右的基本国策,才得到响应的,至少在这一时期关中地区,汉族与鲜卑族核心及鲜卑化汉人联合组建的府兵,其中根本基础就是六等户以上之家三丁出一兵,这些军人给养由六柱国为代表的官方供给,并且不再受原来户等约束了,成为职业化的军人。因此,这一特殊时期的兵制,实际是将关陇丁兵全面中央府兵化。培训阶段日常功课就是“门栏陛戟,警昼巡夜”,“教旗习战,月简阅之”,这也是宇文泰每年大阅兵的客观现实基础。因此,不能以和平时期的丁兵制同等看待,也不能彻底与丁兵制分割看待。至于边远地区,没有中央化的丁兵当然可以继续按照平常时期的丁兵制看待。这也是在列大将军时,为什么将王思政和念贤与十二大将军区分开来。至于谷川道雄及唐长孺先生关注的“义从”、“义兵”是否纳入府兵系统,也不能一概而论。本身各开府招纳军马目的在短期速成,在追求跨越性发展时期,“义从”军队团体加入也是正常现象。可以说,招兵买马,集训提升战斗力,形成中央劲旅这是宇文泰及其军事集团领导关注的。不可以教条框定寻求跨越式发展的宇文泰。正是因为宇文泰的军事开放政策,打开了关陇胡汉一体化军事集团的速成路径。也正是因为引进关陇豪族的进入,武川集团悍将们及忠于元魏宗室的文武失去了向宇文泰挑战的资本。大统十六年实际是宇文泰军政地位已经无人撼动的界标,这也是几年后其继任者宇文护敢于废掉元魏皇帝的凭借依据。

总之,宇文泰在军事将领布局上亲信化,建制历程渐进化,募兵豪右突击化,空间布局关中化,兵源基础丁兵化。基于五化,宇文泰成为缔造关陇军团的舵手,为结束东汉以来战乱纷争,开启隋唐统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曹印双:95级研究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注释】

[1]曹印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本文系博士后阶段性研究成果,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12B014阶段性成果。

[2]详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谷霁光:《府兵制考释》,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

[3](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3~2155页。此材料中说尔朱荣之后柱国大将军就度用,有误。《北齐书·神武本纪》,载永熙元年北魏节闵帝(498~532)也封过高欢。

[4](唐)令狐德棻:《周书》卷二《文帝纪下》,中华书局,1992年版,36页。

[5]以上人物均取自《周书》传记。

[6]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215页。

[7](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北朝后期的乡兵集团一节中乡兵集结诸例,举了34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92页。

[8]《周书》卷二《文帝纪下》,第28页。

[9]《周书》卷二《文帝纪下》,第28页。

[10]谷霁光:《府兵制考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3页。

[1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版,1977年,第126页。

[12]《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190、191页。(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210页。)

[1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209页。

[14]《北史》卷六十《王雄传》,第2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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