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鼎中

为庆贺赵文润先生八十寿辰，师兄弟们从去年就开始谋划，要为先生出版一本祝寿文集。投入师门至今，倏忽二十几个春秋，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向恩师献礼。只好记叙一些从师受教的见闻与感受，以此祝贺先生健康长寿。

一

一本《隋唐人物述评》，我已珍藏二十六七年了。这本书乃牛致功、赵文润二位先生合著，其中收入二位先生25篇有关隋唐人物评论的文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普通小32开本。当下人们多求大，出书已很少采用这样的小开本了。《隋唐人物述评》的封面简洁大方，紫灰色大背景的封面上方，书名端庄醒目，封面下方一抹鲜红色中间点缀着三两个古代人物的写意素描。每次翻看它，都会勾起我对往昔岁月的美好记忆。此时此刻，它就在我的面前，让我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1989年秋季，这本《隋唐人物述评》作为选修课教材发到我手中。选修课的名称叫“中国古代人物研究”，讲授这门课的老师，起初只听说是一位教授，名叫赵文润。本科生能听教授讲课，在当时并不多见，因此一开始，班里选修这门课的同学就不少。赵先生的课讲得非常精彩，爽朗活泼，富有感染力，课堂气氛通常很活跃。于是同学们口耳相传，结果绝大多数同学都选修了这门课，甚至有未选修的同学也闻声赶来听课。

赵先生这门课上了一个学期。按理说，选修课嘛，听听课，完成一篇作业拿到学分，也就过去了。事实也是如此，日子依旧，冬去春来，我的大学生活在沿着惯性前进。大约在1990年五六月，有一天我外出归来，宿舍几个舍友迫不及待地告知我，赵先生曾来找我。我当时的感觉，赵先生的到来，虽然不知何故，但在大家眼里，我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那时候，历史系的教授并不多，好像就那么几位，一个大教授竟然亲自跑到本科生宿舍里来，的确让我的同学们惊叹了好一阵子，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赵先生为什么会找我。又过了几天，那天天气比较热，尤其在午后，这时候赵先生忽然出现在我们宿舍门口。我记得先生当时身穿一件白色短袖，有些汗喘，但健康而充满活力。一开始，我们几个同学不免有些拘束，先生一阵豪爽亲切的笑声过后，大家顿时放松了。赵先生告诉我，我的“中国古代人物研究”选修课那篇作业——《袁崇焕悲剧结局的原因》，写得还不错，鼓励我将来报考研究生，可以报考他的，也可以报考其他导师的。当时的一些细节，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记得赵先生对我做了赞扬之后，紧接着补充道：“文章虽然写得不错，但还达不到发表的水平，还要继续努力！”然后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片刻之后赵先生就匆匆离开了，记得他说还要赶到系上去上课。

这次谈话时间很简短，只有数分钟，可是这短短几分钟的谈话，却影响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时候，大姐大学刚毕业，弟弟即将高考，母亲也在这艰难时刻永远离开了我们，家里条件所限，对于前途我并没有太多想法，只求早日工作来改善眼前的窘境。赵先生的到来，促使我冷静下来审视自己那种随波逐流的生活状态，并且给我指明了一条前进的道路，给了我积极向上的信心。当时历史系学生会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大学春秋》，闻讯刊登了我的那篇习作，使我备受鼓舞。从此，生活中崭新的一页展开了。大学毕业前夕，我如愿以偿，幸运地跻身于先生门下。

谚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于先生，将何以为报！

二

数十年来，赵先生一直跋涉在汉唐历史文化研究的道路上。

对汉唐间历史人物的研究评论是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这一方面出乎先生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源于教学的需要。据说，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高校里面一直存在着教学与科研的矛盾，一些教师重科研，轻教学，能摆正两者之间关系的为数不多。而在赵先生这里，教学与科研之间却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牛致功先生在《隋唐人物述评》一书“后记”中说：“这本小书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赵文润同志开了‘中国古代人物研究’的选修课，很受同学欢迎，有一年因工作太忙而停开，同学们还很有意见。于是，文润同志就更加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特别是隋唐人物的研究，以便提高教学质量。”此后多年里，赵先生为了丰富教学内容，又先后撰写了汉唐间人物述评40余篇，于1997年结集出版，名为《汉唐人物述评》。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赵先生说：“这本书就是我多年教学与研究的结晶……我乃一介书生，除了教学和爬格子外，别无本事。”可见，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立足于教学，没有背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这样的古训。

历史本该是有血有肉的，正是各种历史人物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构成了历史的血和肉。有了人物的活动，我们历史的画卷才会鲜活起来。而我们的历史教材里面往往缺乏具体的人的活动，赵先生十多年里先后为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的“中国古代人物研究”、“隋唐人物评论”、“汉唐人物评论”等选修课，丰富了教材内容，开阔了学生眼界，不能不说是一项独具眼光的创举。

赵先生对汉唐人物的研究并不仅仅如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生不少人物研究的力作，曾在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重评刘邦、项羽的成败原因及其是非功过》，打破当年学术界的成说，见解独到，令人耳目一新，最初发表在《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1983年2月4日的《人民日报》对这篇文章做了择要转载，同年的《新华文摘》第3期又对此文做了全文转载；又如《李勣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主张从社会发展进步角度看待李勣归唐，在当时确有拨云见日之功，起初刊于《人文杂志》1980年第4期，很快被同年9月24日《光明日报》、《新华月报》第23期、1981年《人物》第1期择要转载，并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第23期全文复印；刊登在《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的《唐高宗“昏懦说”质疑》一文，对陈寅恪、岑仲勉、范文澜等前辈史学大师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言之凿凿，发人深省，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全文复印，同年8月30日《文汇报》做了择要转载；《论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刊于《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2期，《新华文摘》1986年第6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全文复印等等，不胜枚举。(www.daowen.com)

对武则天的相关研究是赵先生历史人物研究的一大亮点。1993年，赵先生与师兄王双怀合著的《武则天评传》在三秦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台湾台南市世一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该书繁体字版。2000年，三秦出版社再版该书，台湾大地出版社随即出版其繁体字版，数年后《武则天评传》又在韩国印行。2008年3月，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在该书“前言”中，赵先生说：“从1985年开始，除搞好教学之外，我便集中精力研究武则天和唐高宗……至今22年，共发表有关唐高宗、武则天的论文31篇，从中选出28篇，编成本书。”学术研究之外，赵先生还长期担任“武则天研究会”会长，主持学会工作，满怀热情地组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使武则天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武则天研究会成立于1985年，此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武则天》是先生独自著作的历史人物传记作品，2007年被列入西安出版社“古都西安丛书”印行。在这部著作的“前言”里，先生说，武则天研究会“迄今已召开过9届年会，后四届并开成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学者参加”，出版了《武则天与乾陵》《武则天与洛阳》《武则天与文水》等7部学术论文集。

其实，先生并未囿于历史人物研究，其学术视野是相当宽阔的。比如，对西魏北周这一段在中国中古时期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史事，先生着力甚勤，颇有建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发表了《西魏北周与长安文明》《论北魏的灭亡和孝武帝西迁的几个问题》《北魏孝武帝西入长安史实考释》等十余篇学术论文。2010年12月，先生的《西魏北周与长安文明》作为“长安礼学文库”之一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隋唐文化方面，先生曾撰长文《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刊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韩国《魏晋隋唐史会刊》1998年第81期；《隋唐时代的西域三大乐舞》，载台湾《历史月刊》1997年第1期；《隋唐时期西域乐舞在中原的传播》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此外，还主编了《隋唐文化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在隋唐经济方面，先生曾在《敦煌学辑刊》等刊物发表过《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租佃制发达的原因》《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地租的性质及形态》《唐代和籴制度的渊源》等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文章。在战争史方面，先生的《试论苻坚的治秦与伐秦》《天宝后期唐朝与南诏之间的两次战争》《略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兼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两个公式》等，都是很有见地的力作。

岁月无声，攀登留痕。丰富的著述记录了先生数十年来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不懈求索的足迹。

三

记得是1991年的秋天，我和师兄刘玉峰在家具市场将赵先生定做的书柜督运回陕师大他的新居。

先生的新居，建筑面积60平方米，在当年，算是不错的居住环境了。后来的社会日新月异，天翻地覆，可先生的居住环境并未得到任何改观，依旧是当年的60平方米。而且多年来，为了孙女赵家英上学方便，儿子儿媳一家也搬了进来。其局促逼仄可想而知。我有时去看望先生，一般都不会久待。坐在先生小小的书房里，四顾书山，难免感觉压迫，而先生又勤奋惜时，于是我大都适可而止，把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尽量留给先生。今年春节去拜年，我和先生及先生的家人就坐在客厅，那个小小的客厅，这么多人，实在还不如以前在书房那样开阔哩！先生告诉我，从此不做学问了，因为书房让给孙女赵家英了。赵家英聪明颖悟学习好，和我儿子一般大，目前都上高一。

多少年来，在如此环境里，先生却热情不减，笔耕不辍。每逢我前去拜访，先生总是那样乐观开朗、兴致勃勃，不是告诉我又去成教院抑或老年大学讲课了，就是说哪篇文章发表了，或者哪部著作出版了，其欣喜之状溢于言表。可是，对于居住环境之类，极少极少抱怨过。在我的记忆里，只有那么一次，仅仅那么一回，先生发了一点牢骚，况且还是我点燃的炮仗捻子。

一如先生在《汉唐人物述评》一书“引言”中所说：“我更加努力，拼命地撰写论文”。之所以如此，先生在同书“引言”里面讲得很明白：早在青少年时代，他便与历史人物、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渴望去了解他们研究他们。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这个梦想一度被打断，“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校园。我决心追回逝去的青春岁月，追回20岁至40岁的宝贵年华”。如果将先生的著述梳理一番，不难发现，这些丰硕的成果竟然有大半成就于这个60平方米的“陋室”！我觉得，先生的源自青少年时代的梦想的确是实现了，就在这个仅仅60平方米的“陋室”！

身居陋室，其志不改，这是怎样的精神和操守！

大约是前年夏天，下午五六点钟的样子，我开车携妻一块儿去接放学的儿子，经过翠华路与纬一街十字等红灯的时候，无意间瞅见一位老者，孩童一般坐在街边，环顾街景，口中含着一根冰棍，一派率真景象……再一看，这不是赵先生嘛！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乐不可支，急忙喊妻关注：“你看，你看！这不是赵老师么！都说人这一生是转了一圈又回归了，看来一点也不假。”仔细想想，我与赵先生师生交往近三十年，耳闻目睹，率真坦白而无意修饰，这不正是先生一贯的风格吗？

（陈鼎中：91级研究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