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春英
细算起来,我是赵老师的唯一一个女弟子(其他几位都属于二牛一赵合招的学生),能成为赵老师的弟子,与诸位师兄弟们并立门墙,得以聆听陕师大历史系、唐史所诸位老师的谆谆教导,是我懵懂的学术起点的一件大幸事。
1991年,师大历史系新上汉唐文化专业硕士点,指定导师为黄新亚老师,但黄老师3月份办理调动的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入学,等五六月份被正式录取的时候,黄老师已正式调入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任教,入学后我被系里转给了当时在汉、唐史研究领域都有很高学术成就的赵老师,当然这也是老师急公好义的体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赵老师不喜欢女生,尤其不喜欢我。据说因为我既不早起,又不上图书馆。赵老师和牛老师皆喜欢勤奋、踏实,坐得住的学生,我显然不属于这一类。更要命的是总有风传这类若有似无的东西,促使赵老师认定我很懒散,所以,刚进师门的第一年里,赵老师有事时只找鼎中师弟,平时有事也只通过鼎中通知我,当时觉得很委屈,因为我虽不喜早起可喜欢晚睡,不喜上图书馆也仍然保持了大量阅读的习惯,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好在我是个粗枝大叶的人,内心还多少有些自恃,所以委屈之余也没有完全当回事,倒是每次的作业都认真的完成,赵老师对我的态度也慢慢有所改观。
此后,研二时和导师、师兄弟们去包括秦公大墓在内的宝鸡地区访古实践,让我和赵老师之间的师生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先是,途中边走边聆听老师讲。一次,一阵大风袭来,吹飞老师头上的草帽,因为当时大家正在聆听老师谈论汉初的政治,见此情景,我随口将《大风歌》改成:“大风起兮,帽飞扬。老师听罢,朗声大笑,夸我应景改得好,第一次在老师面前抖机灵,就让老师透过现象看到了我好学的潜力,不禁窃喜。后来,我和董师兄因吃早饭和大家走散,具体经过二十年后已全然忘记。那时还没有手机,记忆中只留下油绿的农田、凡事问村长的农夫和满眼黄土的旷野。经过半天不停脚地追赶,最后定格在记忆深处的只有尘土飞扬的嘈杂集市路中间,如父般焦急等待的老师寂静驻足的身影。这种看似偶然地亲切,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以及对老师学问、人品的了解而常态化。
后来在毕业论文的压力,耿直师弟的衬托等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和老师的关系相对缓和多了。只是后来回忆起我的硕士生活时,常常会后悔,因为当时少年轻狂,耽误了很多追随老师学习的机会。老师对汉唐人物,尤其是武则天的研究影响深远。虽然自己也看过很多书,比如有一段时间沉迷于大学的历史,另一段时间又对科学哲学亲爱有加,还研究过禅,和一个学哲学的女子至今都以闺密相待,但毕竟太随性了,总体上得到的真传太少,于专业的精研并无帮助。(www.daowen.com)
正是因为这种悔意,即使毕业多年以后,每有回家路过西安的机会,都会去老师家里坐坐。退了休的老师更勤奋、更平和、也更亲切了。而此时我也不再青涩不省事,发现老师常常追忆当年的人和事,会不停地叮嘱,会没来由地替我担心,会关心我的家庭和孩子等等,越来越像一个老父亲。
2009年,很久没有赵老师的消息。我很忙,且知道年届八旬的老人身体不好,所以此年的教师节也没有致电惊扰。突然有一天,久不联系的介师弟来电话说赵老师找我有事,一定要在晚上回个电话过去。天一擦黑,马上如约致电,内心惶惑,听到老师依然洪亮的声音时,才稍稍放心。寒暄过后老师很高兴地告诉我,我的书他认真看了,写得不错。他给我写了一篇书评,想发给我看看,但不知道我的邮箱。我留给他的固话也一直没有人接,所以才托人传话给我。短短几句话,震撼得我彻底泪奔,不仅仅是因为来之不易的好评,还因为书是2009年出的,当时借着一阵激动,自己的老师、同学、学生,但凡在学术上对自己有过帮助的、在生活中距离亲近的,前者不开口就送,后者只要开口要也都送了。也送过老师,但知道老师白内障已经到了影响看书读报的程度,所以也就是显摆、显摆罢了。只是想让老师摸摸厚度,知道自己这些年还没有太辜负老师的寄望,其实所送的大部分人都只是读过前言、后记罢了。束之高阁,这是当下大部分学术书的下场,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不曾想,一个身患白内障的老者,还会为一个学生的习作下如此的功夫。还是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身教胜过言传,更何况老师既言传又身教,我只剩无语的感动。
老师生活在一个知识爆炸、大师辈出的时代,即便如此,老师对武则天的研究以及对武则天研究的推动,在学界仍具有不能替代的至高地位。在老师简陋狭小的客厅里,闲聊中老师得意的是他聪明伶俐的小孙女和皆有出息的弟子。但我得意的是,身边还有一位至今仍有学力、激情、健康和毅力笔耕不辍的好老师;有与人为善的胸怀,有知人之智、容人之量、服人之德的好老师。
(纳春英:91级研究生,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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