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春英

细算起来，我是赵老师的唯一一个女弟子（其他几位都属于二牛一赵合招的学生），能成为赵老师的弟子，与诸位师兄弟们并立门墙，得以聆听陕师大历史系、唐史所诸位老师的谆谆教导，是我懵懂的学术起点的一件大幸事。

1991年，师大历史系新上汉唐文化专业硕士点，指定导师为黄新亚老师，但黄老师3月份办理调动的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入学，等五六月份被正式录取的时候，黄老师已正式调入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任教，入学后我被系里转给了当时在汉、唐史研究领域都有很高学术成就的赵老师，当然这也是老师急公好义的体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赵老师不喜欢女生，尤其不喜欢我。据说因为我既不早起，又不上图书馆。赵老师和牛老师皆喜欢勤奋、踏实，坐得住的学生，我显然不属于这一类。更要命的是总有风传这类若有似无的东西，促使赵老师认定我很懒散，所以，刚进师门的第一年里，赵老师有事时只找鼎中师弟，平时有事也只通过鼎中通知我，当时觉得很委屈，因为我虽不喜早起可喜欢晚睡，不喜上图书馆也仍然保持了大量阅读的习惯，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好在我是个粗枝大叶的人，内心还多少有些自恃，所以委屈之余也没有完全当回事，倒是每次的作业都认真的完成，赵老师对我的态度也慢慢有所改观。

此后，研二时和导师、师兄弟们去包括秦公大墓在内的宝鸡地区访古实践，让我和赵老师之间的师生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先是，途中边走边聆听老师讲。一次，一阵大风袭来，吹飞老师头上的草帽，因为当时大家正在聆听老师谈论汉初的政治，见此情景，我随口将《大风歌》改成：“大风起兮，帽飞扬。老师听罢，朗声大笑，夸我应景改得好，第一次在老师面前抖机灵，就让老师透过现象看到了我好学的潜力，不禁窃喜。后来，我和董师兄因吃早饭和大家走散，具体经过二十年后已全然忘记。那时还没有手机，记忆中只留下油绿的农田、凡事问村长的农夫和满眼黄土的旷野。经过半天不停脚地追赶，最后定格在记忆深处的只有尘土飞扬的嘈杂集市路中间，如父般焦急等待的老师寂静驻足的身影。这种看似偶然地亲切，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以及对老师学问、人品的了解而常态化。

后来在毕业论文的压力，耿直师弟的衬托等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和老师的关系相对缓和多了。只是后来回忆起我的硕士生活时，常常会后悔，因为当时少年轻狂，耽误了很多追随老师学习的机会。老师对汉唐人物，尤其是武则天的研究影响深远。虽然自己也看过很多书，比如有一段时间沉迷于大学的历史，另一段时间又对科学哲学亲爱有加，还研究过禅，和一个学哲学的女子至今都以闺密相待，但毕竟太随性了，总体上得到的真传太少，于专业的精研并无帮助。(www.daowen.com)

正是因为这种悔意，即使毕业多年以后，每有回家路过西安的机会，都会去老师家里坐坐。退了休的老师更勤奋、更平和、也更亲切了。而此时我也不再青涩不省事，发现老师常常追忆当年的人和事，会不停地叮嘱，会没来由地替我担心，会关心我的家庭和孩子等等，越来越像一个老父亲。

2009年，很久没有赵老师的消息。我很忙，且知道年届八旬的老人身体不好，所以此年的教师节也没有致电惊扰。突然有一天，久不联系的介师弟来电话说赵老师找我有事，一定要在晚上回个电话过去。天一擦黑，马上如约致电，内心惶惑，听到老师依然洪亮的声音时，才稍稍放心。寒暄过后老师很高兴地告诉我，我的书他认真看了，写得不错。他给我写了一篇书评，想发给我看看，但不知道我的邮箱。我留给他的固话也一直没有人接，所以才托人传话给我。短短几句话，震撼得我彻底泪奔，不仅仅是因为来之不易的好评，还因为书是2009年出的，当时借着一阵激动，自己的老师、同学、学生，但凡在学术上对自己有过帮助的、在生活中距离亲近的，前者不开口就送，后者只要开口要也都送了。也送过老师，但知道老师白内障已经到了影响看书读报的程度，所以也就是显摆、显摆罢了。只是想让老师摸摸厚度，知道自己这些年还没有太辜负老师的寄望，其实所送的大部分人都只是读过前言、后记罢了。束之高阁，这是当下大部分学术书的下场，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不曾想，一个身患白内障的老者，还会为一个学生的习作下如此的功夫。还是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身教胜过言传，更何况老师既言传又身教，我只剩无语的感动。

老师生活在一个知识爆炸、大师辈出的时代，即便如此，老师对武则天的研究以及对武则天研究的推动，在学界仍具有不能替代的至高地位。在老师简陋狭小的客厅里，闲聊中老师得意的是他聪明伶俐的小孙女和皆有出息的弟子。但我得意的是，身边还有一位至今仍有学力、激情、健康和毅力笔耕不辍的好老师；有与人为善的胸怀，有知人之智、容人之量、服人之德的好老师。

（纳春英：91级研究生，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