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根兴

从1987年读研究生到1990年硕士毕业，三年期间，我投身于牛致功教授、赵文润教授门下，他们是我尊敬的老师，在学业和生活上给予我精心指导和无私帮助；从1991年到1998年我在唐史研究所工作，两位老师依然关心关注我的发展。2002年我从韩国留学返回陕西师范大学，虽然两位恩师已经退休在家，转眼十余年飞逝而过，但他们对我的鞭策和启迪，仍然激励着我不断前进。今年是赵老师80华诞，作为他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大家欢欣鼓舞，向敬爱的老师献上由衷的祝福。下面回顾我成长过程中和赵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感恩赵老师近三十年来对我的指导和提携，并向尊敬的恩师致以崇高的敬意！诚挚地祝愿恩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一、研究生入学的往事

1987年我本科毕业。因为来自农村家庭的缘故，在当时毕业统一分配政策下，陕西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如果没有特别的表现，或者考上研究生，毕业后一般都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和其他同学一样，我想在历史学习中有所成就，并期望留在大学里继续深造发展，故早在大二时，就一边漫无边际地写文章投稿，一边准备报考研究生。一开始我对明代历史感兴趣，其原因是我投稿《崇祯帝自缢前心理》小文，竟然被华东师范大学编辑出版的《大众心理学》双月刊录用刊登，以至于在我们班同学间引起不小的反响，但苦于西安地区没有专门从事明代历史研究的老师，故权衡利弊，最后选定报考陕西师范大学隋唐史专业方向。

其实，在大一第二学期，赵老师就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隋唐史段课程，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赵老师第一次到我们教室，他的神态、打扮、讲课很有明星范儿，引起同学们的好奇。先说打扮：头戴羊绒鸭舌帽，脖子上围着大围巾，身穿呢子大衣，脚蹬擦得油光锃亮的皮鞋，如此装扮在80年代中期的陕师大教师中并不多见，这不仅让同学们眼前一亮，而且有了些许期待。再说讲课：声音洪亮、高潮迭起是为基本，从不看讲稿、条理清晰令人叹服，板书飞快、边讲边写使人耳目一新；当时学生们对学术问题兴趣很高，赵老师还引导学生钻研问题，举办班级学术讨论会。正是赵老师讲课的超凡魅力，以及在历史系讲授课程风格享有的崇高地位，促使我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唐宪宗略论”题目，指导老师毫无悬念盯上了赵老师。在赵老师指导启发下，经过不间断地前往图书馆资料室查阅史料，全力以赴写作，毕业论文最后顺利完成。令我激动的是我的毕业论文成绩竟然获得了难得的“优秀”评价，这又使默默无闻的我在同学中再次引起关注。当然，本科毕业论文的经历为我此后研究生阶段起草《唐宪宗》传记初稿埋下了伏笔。

报考研究生当然是一件大事，记得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去赵老师家，向他请教考研究生事宜，赵老师对我们的选择方向表示欣慰，并循循善诱鼓励我们认真备考。我最终报考了我校历史系和唐史研究所合招，也就是牛老师和赵老师合招的隋唐史专业方向研究生。作为出身农村家庭的我，专业课考试似乎并没有形成过多的羁绊，虽然自认为外语学习还很刻苦努力，但可能是方法欠妥或其他原因，英语考试常常牵动我的神经。研究生考试成绩一下来，我的心情再度紧张起来。专业课分数考得很好，但英语却只得了49分，而当时的英语分数线却是50分。这种情况使我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可以说惶惶不可终日。我找到两位老师，表达了我想上研究生，希望继续深造的强烈愿望，他们听了我的告白，看到我的专业课考试成绩还比较高，都十分乐意帮助我。结果是牛老师负责出谋划策，赵老师则多次找研究生处的几位领导，不辞劳苦地打了三次报告说明我的情况，申明想招收我的意愿。看到老师真诚的往返奔波，我的感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当时学校研究生处有规定，只要考生大学期间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作为破格录取的必要条件，而我当时并不了解学校的规定，就这样直到赵老师第三次打报告时，我才如梦初醒地想起了我在大学期间曾发表有一篇习作的事情。记得牛老师得知后喜出望外，还怪我怎么不早说，他让我赶快复印一份转交赵老师，并嘱咐附在报告之后。这个“难于上青天”的问题，霎时间竟“柳暗花明”般迎刃而解。赵老师将附有我论文复印件的报告第三次交予研究生处，好像是第二天，我就得到被破格录取的消息。可以说，我能够有机会进一步深造学习，与其说得益于我本科阶段勤奋练笔撰文积极投稿，倒不如说是两位恩师的关怀爱护而促成。正是在两位老师的亲切关照下，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才能够如愿以偿地踏上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旅程，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这怎能不让我满怀感激之情？

二、指导撰写《唐宪宗》书稿

1987年9月起，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隋唐史专业方向攻读硕士学位。因为是两位老师合作招收培养，同一届的同学有薛平拴、张萍、王锋、李锋敏、安彩凤、张全有、马春林和我共八人，和历届招收的入数相比，八七届招收学生应该是最多的一次。硕士阶段赵老师为我们上“中国古代史专题”，“隋唐史专题”，“敦煌学”三门课，我们因此对他从事的研究及学界隋唐史研究动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记得当时两位老师应邀到各地出席各种学术会议，我们也有机会跟随老师参加学术会议，不仅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且见到只是在学术论文专著中才能了解到的学术名人专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这种陪同老师出席学术会议，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事情。1988年7月末，我有幸跟随赵老师前往山西太原和文水县，出席由中国唐史学会、武则天研究会、山西省社科院联合举办的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会议筹办方组织我们考察五台山寺庙风光，获益良多。会议期间我见到一些著名的唐史学者，如李斌城、吴宗国、陆庆夫、卢华语、宁志新等先生，陕西省参会的有胡戟、牛志平、黄新亚等老师。当时胡戟、张玉良主编的“隋唐历史文化丛书”已出版十余种，后续的出版计划仍在酝酿中。记得会议间隙胡戟先生找赵老师、黄新亚等学者（我也有幸侧身其间），希望大家申报自己可能承担的选题。鉴于初盛唐时期的皇帝传记已出版多种，“丛书”中亦收入吴宗国、阎守城两位教授合著《唐玄宗》一书，中唐以后皇帝传记还很少有学者触及，而“元和中兴”的主人唐宪宗无疑是中晚唐政治的一大亮点。作为丛书主编的胡老师征求赵老师意见，看是否能够承担有关“唐宪宗”选题，赵老师爽快地答应承担该选题的撰稿任务。其实，赵老师很早就关注唐宪宗其人事迹，并有撰写唐宪宗传记的想法。1986年元旦，他曾带八五届研究生前往陕西蒲城所在的唐宪宗景陵实地考察，获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记得在返回西安的火车上，赵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共同完成这个选题，我十分高兴，愿意承担这个任务。赵老师还鼓励启发我利用本科论文涉及过“元和中兴”及“唐宪宗”其人的优势，按照“丛书”要求，尽快写出本书的写作提纲，并且在与胡戟先生确定的撰稿期限之内，完成《唐宪宗》一书初稿，然后交予他补充、修改，并最终润色把关，师徒合作，共同完成这项难得的撰稿任务。

回到学校后，我按照赵老师的吩咐指导，重新查找此前看过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相关卷次，并认真抄写和唐宪宗关联的资料卡片，到图书馆复印相关研究论文，起草好写作提纲后交予赵老师修改。赵老师对提纲修改得特别仔细，并指出其中需要增加的条目和内容。1988年9月初，我们隋唐史专业的八位师兄弟，随同以史念海教授为首的中国唐史学会敦煌吐鲁番考察团前往甘肃、新疆两地考察，等到返回学校已是月底了。这样，进入十月之后，除过上课之外，我全力以赴投入《唐宪宗》一书初稿的撰写。恰好当时赵老师每周一次给我们讲授“敦煌学”选修课，我们约定每周周四我提交一沓稿纸分量的稿件，赵老师则在上课前将一沓空白稿纸交给我，以备新的一周写作之用。这样日复一日的进度经过了三个多月，到这年年底，我诚惶诚恐地将最后一沓稿纸交予赵老师，这部10万字左右的书稿初稿就算完成了。作为一个研二学生，我虽然如释重负，但却将不成熟不成样，并近乎草稿的书稿交给老师，而老师并没有嫌弃我的稚嫩和粗糙，在随后的寒暑日夜里，精心修改并最终完成书稿。此后，我将关注点投向硕士论文的写作，选题从“唐代饮食”到“唐代河北藩镇割据文化”，最后在牛老师的指导下，选定“孙光宪与《北梦琐言》”题目，并在最后时段完成硕士毕业论文的写作，而时序也漫过1989年纷乱多事之秋，直到1990年7月获得硕士学位毕业留校为止。1990年底，赵老师最后定稿，并嘱咐我将稿件誊清补定，我们一起前往三秦出版社编辑室交稿，这件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告一段落。不久，在三秦出版社资深编辑冯慧福先生的关照下，赵老师和我共同署名的《唐宪宗》一书得以在1992年7月出版，提交该年在厦门大学举办的中国唐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为会议赠书分发给与会的每一位学者。

感谢赵老师的包容、指导和推动，使我有机会承担这部书稿初稿的起草撰写，这对一个水平一般般的在校研究生来说，在当时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情啊！正是有了这种磨炼和不间断的学问指导，使我逐渐懂得并探索学术研究的真谛，为以后的教学科研打下较为牢固的基础。当然，作为学界有关“唐宪宗”的第一部传记著作，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以及新资料的不断涌现，这部书稿在深度、广度，以及对国外研究动态的了解上，似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香港学者刘健明教授撰写的书评中也提到这一点，期待以后有机缘并仍在赵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此书的修订出版。无论如何，是赵老师给予我练笔的机会，使我发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有了充分展示自已的用武之地，并在他老人家的督促指导下，享受阳光雨露霞光普照。衷心感谢赵老师！(www.daowen.com)

三、推荐赴韩国攻读博士学位

从1990年到1998年初，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期间除过担当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协助两任秘书长处理学会的日常具体工作外，我的职称也从助教、讲师起，并于1997年如期晋升为副教授。由于担当学会秘书的缘故，我认识了港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的一些唐史学者，进而对国外隋唐史研究产生兴趣。而在认识的国外学者中，韩国的任大熙先生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记得1988年任大熙教授来西安访学我们就见过面，1989年西安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唐史学会年会，1992年的厦门大学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唐史学会年会期间均有交流；1994年在乾陵举办的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则同住一室，1997年太原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又相互切磋问好。应该说整个90年代，任先生和中国唐史学界学者的交流，成为中国学界了解韩国东洋史（特别是隋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1997年初，任大熙先生邀请作为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的赵文润教授赴韩国学术交流，赵老师在韩国做了两场学术报告，和韩国东洋史、韩国古代史众多学者见面交流，韩国大邱市所在的报纸，以及韩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会会刊均有报道，赵老师满载而归。当然，从此后的实际效果看，我可能是赵老师这次韩国学术交流之行的最大受益者。

众所周知，1992年8月，中韩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大量韩国留学生来华留学学习中国文化，成为当时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值得注意的是，除过我国朝鲜族前往韩国留学人数众多之外，由于语言差异等原因，汉族学生留学韩国者屈指可数。任大熙教授所在的韩国国立庆北大学，位于韩国中部的大邱市，距离和西安市建立友好关系的韩国千年古都庆州市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该校人文学院、师范学院均以研究韩国古代史而扬名于世，其中新罗史是这里研究的重点所在。著名的新罗史研究专家文璟铉、李文基、朱甫暾等先生都在该校任教，同在大邱的还有卢重国、金仁淑、李明植等教授，据说在首尔赫赫有名的新罗史专家李基东、卢泰暾、李钟旭等教授，也都曾在大邱所在的一些大学任过教。也就是说，靠近新罗古都庆州的韩国第三大城市大邱市，是韩国古代新罗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统一新罗时期（669～935）几乎和唐代历史相始终，唐朝与新罗维持宗藩友好关系。正因如此，同样从事研究中国隋唐史，热心两国学术深入交流的任大熙先生想从中牵线，希望中国研究隋唐史的学者能够赴韩学习研究韩国古代文化，具体来说就是学习研究新罗史。赵老师应邀赴韩国学术交流，终于使这种设想成为现实。

记得赵老师从韩国返回不久，我因其他事情前往拜访，他向我提及赴韩国学习韩国历史文化事宜，我当时并没有想得很多，只是觉得若能够成行的话，既可以攻读博士学位，又能加强与韩国隋唐史学界的交流，可谓一举多得，故而就爽快地答应了。从此后事情的发展趋势看，我不经意的“大胆”表态，对于拓宽我的学术视野，改变国内某些领域的学术研究生态，以及形成自己独特学术探索风格等，均起到重要的作用。大概过了几天，牵线人任大熙先生和赵老师通话，最终达成我去韩国学习交流的意向，这样，我的学术研究轨迹从此也得以另辟蹊径。感谢赵老师！正是因为赵老师的信任和推荐，我才有机会走出国门，实现出国学习的梦想。

当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开始申请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基金，但并没有如愿以偿。又设法通过韩国国立庆北大学寻求资助，经过任大熙先生多方联系，确定了赴韩后的博士指导教授。就这样，以研究新罗史著称的朱甫暾教授走进了我的视线。另外，任大熙教授任职于庆北大学师范学院，而朱甫暾教授则在庆北大学人文学院任教。这期间赵老师委托我和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习过的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尹在硕先生通信联系具体事宜（赵老师赴韩期间，尹在硕先生曾担当翻译）。1997年暑假，朱甫暾教授委托尹在硕先生利用来西安学术考察之便，具体了解审查我的学习研究情况，随后要求我将此前发表过的论文著作寄往韩国，并最后确定了我留学韩国期间的学费支出、食宿及日常生活费用等具体事宜。

由于当时陕西师范大学文科学科出国留学者很少，我所在的唐史研究所更是破天荒的事情，故办理出国留学不仅非常繁琐，而且非常艰难。这样，1998年前半年一直生活在惶恐不安的等待和忙乱无序的奔波之中。先是等待韩国方面的邀请函，后来是办理学校有关留学手续，从三月初到四月中，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学校的程序走完，疲惫不堪。虽则如此，我还要感谢时任校长的赵世超教授，感谢已经故去的唐史研究所所长史念海教授，他们为我书写推荐信，一些具体的事情也得益于他们的实际推动和帮助。这期间赵老师和担任唐史研究所副所长马驰教授，他们两位成为我的办事指南和顾问，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找他们商量；马驰教授还为我办理出国手续写了个人担保书，感人至深。五月初我前往北京，到韩国驻中国大使馆签证，又是经过数天实实在在的等待，五月九日办妥签证回到西安，随后的十余天里，却沉浸于对留学生活的期待和未来众多未知的迷茫，以及对年幼儿子和家庭难能尽责的无限惆怅思绪之中。五月二十三日晚上先到上海，得到上海师范大学俞钢、汤勤福、张剑光等先生的无私帮助，二十六日在虹桥机场登上赴韩国的飞机，当日午后到达首尔，转飞中部的大邱市，到达国立庆北大学已是华灯初上时分，并从此开始了艰难但却充实的国外留学历程。

四年半的留学生活在艰难求索中飞驰而过，我又实实在在得到韩国恩师的恩惠和帮助。2002年6月我在韩国国立庆北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在此前后和历史文化学院萧正洪院长取得联系，8月末参加庆北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之后，就匆忙返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2年至今，转眼十余年又过去了，无论是在校园的崎岖小路上，还是赵老师家狭小的书房客厅内，我们师徒间的交往依然如故。我最爱听赵老师不断重复着的科研设想和计划，学习他对学术事业始终如一的坚守。他老人家退休后仍执著于唐史及武则天研究事业，不仅出版多部武则天研究专著，而且每年都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不仅如此，他又乐于公益事业，除过担任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之外，还为超星书城、乾陵博物馆、陕西省图书馆，以及省内外多家电视媒体宣讲唐代历史文化，为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四处奔波。作为他的学生，真心地祝愿赵老师保重健康长寿，在身体允许并保证健康的前提下，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事业。

（拜根兴：87级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