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士英
一
我和双怀师兄等六人是在1985年秋季一起进入陕西师大读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五代史方向研究生的。我们六个人是牛致功先生和赵文润先生正式合作招生的第一届，后来牛致功先生不再担任历史系主任而去了唐史研究所，但是他们的合作也没有因此中断，只不过后来都是恩师自己的个人私谊深厚而不再是工作要求了。我们入学的时候导师是不作区分的，我也私下经常自己说，我们是粪土不可墙，都是调侃的话。我们从老师的交往和合作中得到终身受益，在后来我来公安大学也和大家一起带研究生的时候，就越发体会到这一受益是无法低估的。
日前，双怀师兄和贾云师兄分别打来电话，吩咐了业师赵文润先生年届八秩，门生故吏辈要撰文以为寿，并明确了要求。后来催促稿子的电话不时会响来，因为赵先生的八十寿诞就要到了。我们一起在陕西师大参加牛致功先生的八十华诞的情景宛若眼前。自己除了感慨时光的飞逝外。一时也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味中。牛、赵二先生年龄相差8岁，赵先生常常戏称他们二人年龄相差“一个抗战”。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六位学生都不抽烟。赵先生身体很好，每年都会游泳，但是他有过敏性鼻炎，对于烟味十分敏感。因为我们都不抽烟，他很是得意，戏称我们几个是“葫芦头”。其实我们也因此方便了和赵先生的交流，不会因为抽烟的嗜好影响向他请教问题。
我入学以后，对于研究生学习的情形其实很是懵懂的，那时候王双怀师兄在入学时已经发表了两篇文章，心中好生羡慕。所以，老师开课以后就很认真地读书。
二
1985年9月，为了让我们能够独立开展学术研究，我们的恩师给我们六人新开了《隋唐史研究与有关文献》。这个课是牛致功先生先讲授隋唐史研究的概况，他从隋唐史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内容和唐史学会的活动等方面告诉我们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一下子就给我们打开了眼界。后来，我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工作习惯，就是比较注意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注意研究者的出身、研究重点、主要成果以及他们的师承渊源等信息。
赵先生给我们正式开课是在1985年的11月28日。此前在10月底他和牛先生带着我们到咸阳参加了中国首届武则天学术研讨会，见证了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的成立（后来，赵先生成为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目前，这一职务由我的师兄王双怀接任）。他先给我们讲授第一个专题是《敦煌吐鲁番学与隋唐史研究》。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敦煌吐鲁番学作为国际显学可谓方兴未艾，赵先生的课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的讲授方式是按照专题的形式，我因为在读大学时接触过敦煌学却不明就里，对这个新鲜学问很有兴致，内心充满了期待。
下面是我对赵先生讲授内容提纲的简单记录，对于其中的内容尤其是人名、单位名称和书名等，可能会有记录的笔误。赵先生的讲授都是1985年前的说法，我没有查对。我这里只记录纲目，只是个别内容才略及大概，稍微详细，以记录当年的学术面貌。赵先生给我们讲授的其他科目的内容，我会在以后找机会再说。
第一个专题：《敦煌吐鲁番学与隋唐史研究》
一、敦煌吐鲁番学概况
（一）什么叫敦煌吐鲁番学
（二）敦煌和莫高窟
（三）敦煌闻名世界的原因
二、敦煌吐鲁番学的内涵与相关研究
（一）关于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二）敦煌与丝绸之路
（四）关于敦煌佛教研究（如经变等）概况
三、敦煌遗书的发现和收藏情况
（一）敦煌藏经洞与敦煌遗书的发现
（二）敦煌遗书与文物的被盗劫（劫运）
（三）敦煌遗书劫余与敦煌遗书在国内的收藏
四、吐鲁番出土文书
（一）关于吐鲁番与吐鲁番自然与地理
（二）吐鲁番的历史概况
（三）吐鲁番出土文书简介
（四）唐长孺先生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资料整理与研究
五、敦煌学在国外
（一）法国
伯希和文书
研究者：邦宁—伯希和—戴维密—谢和耐（苏远鸣、吴其昱、左景权……
（二）英国
斯坦因文书
研究者：斯坦因—（韦陀）
（三）日本
研究者：藤枝晃、大庭修、池田温；菊池英夫、堀敏一，邓健吾
（四）苏联（俄罗斯）
俄藏文书：
鄂登堡、夏科诺娃、奥尔别里、孟什科夫
（五）美国
华尔纳，纽约大学、耶鲁大学《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
六、敦煌学在港、台
（一）香港
饶宗颐及其著述
新亚研究所与《敦煌学》杂志
（二）台湾
台北有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成立的敦煌学会，潘重规教授领衔。1975年成立后，主要工作有四：一是邀请省内、国外专家进行交流报告，召开座谈会，法国和日本的敦煌学者都去过。二是购置了斯坦因和伯希和两套写本的缩微胶卷（25000元）。三是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人才。四是从事资料整理与理论研究，出版《敦煌宝藏》一百卷（黄永武主编）。
台湾著名学者主要有：潘重规，安徽人，1896年出生，今年89岁。除了著书，就是培养博士生，给博士生开设“敦煌学研究”选修课，4学分。台静农，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也指导博士生。罗宗涛，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年一辈学者，1938年出生，广东人，主攻敦煌变文，1972年出版他的博士论文《敦煌讲经文研究》，1974年出版《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务考》，几乎每年都有论文发表。金荣华，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也带博士生，有《敦煌写卷拾遗》发表在《大陆杂志》，目前主编《敦煌藏汉文卷子目录提要》，即将出版。郑阿财，1951年出生，台湾人，潘重规教授的博士，已经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敦煌学论文。
有人认为，台湾的敦煌学研究的老中青学术梯队已经形成。
七、国内研究概况
（一）中国是最早研究敦煌学的国家
（二）从叶昌炽的《语石》到罗振玉、王国维（1902～1909）
（四）新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优势与条件
1.优越的社会制度、正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政府的重视。1981年，邓小平亲临敦煌视察，为研究工作解决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务院拨款300万元，敦煌研究院成立。1982年，赵紫阳总理视察莫高窟，探问研究情况，支持敦煌研究院和敦煌文管所搞现代化设备。1983年8月，敦煌学研究会成立，常书鸿等22人给小平、邦、陈云、紫阳写信要求改善工作条件，财政部在赵总理批示下拨款300万元为学会在1984～1988年购置资料的经费。政府对于开展敦煌学研究的支持，使得近年研究呈现崭新局面，论文质量有了突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提升了我国敦煌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北京师院三十多岁的许福谦《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几件法律文书略释》（发表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被日本的池田温大加欣赏。
2.资料优势。国内现藏文书万卷以上，加上缩微胶卷图片等占敦煌遗书文书总数的2/3以上，再加上新发现的文书，原始记录齐全，科学性较强。
3.敦煌在中国。敦煌石窟在中国。经过修复，建筑、壁画、佛经等基本完好。
4.研究力量。一批老专家健在，一批中年学者已经成长，如姜伯勤、陈国灿等学者。
5.已经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了专门的研究刊物，开始了专门的研究活动，今后还会增设和增办。敦煌文物研究院成立，出版敦煌学研究文集和《敦煌学辑刊》，兰州大学设立了敦煌研究组，有兼职人员与敦煌研究院配合招收研究生、开设课程，办研究期刊，西北师院亦是如此。学术活动除召开年会外，1981年7月，唐史学会发起，宁可、胡守为为正副队长，组成了丝绸之路考察队。沙知、高敏等参加，沿河西地区进行考察，出版了《丝路访古》。甘肃歌舞团创作大型歌舞剧《丝路花雨》，也是敦煌乐谱的研究成果，引起轰动。
6.国务院亲自抓古籍整理规划，敦煌文书整理研究与出版已经列入国家重点项目。
7.1983年8月和1985年8月两次敦煌学大会推动了敦煌学研究的开展。检阅了队伍，交流了成果，制定了研究计划，成立了老中青结合的学会理事会。必将极大推动敦煌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从以上看，敦煌学研究的优势必将在中国。
（五）国内敦煌学研究者（学术力量）分布
北京大学：季羡林，长于梵文、遗书，中西交通，敦煌学会会长。周一良，学贯中西，正在撰作敦煌书仪。宿白：考古系主任，长于敦煌文物、吐鲁番考古。王永兴，文书。张广达，副教授，精通几国文字，长于中西交通史。周祖谟，音韵学。
武汉大学：唐长孺，学会第一副会长。治魏晋隋唐，领衔治文书，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门下弟子强干，教育有方。陈仲安，黄惠贤（年50）、陈国灿、朱雷、程喜霖等，均长于文书。(www.daowen.com)
杭州大学：姜亮夫，中国第二代敦煌学者，开“敦煌学概论”。蒋鸿礼。
人民大学：我的母校。沙知，长于文书。
兰州大学：赵俪生，学识渊博，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等都有高见。齐陈骏，41岁，学会副秘书长，专治隋唐，涉足敦煌。牛龙菲，主要治敦煌文学、古乐器、词谱，颇有前途。
中山大学：姜伯勤，论文多，工作勤勉，开会之余都在读书、读日文，很用功，成绩突出，敦煌寺院经济研究将出版。胡守为，大学副校长。
厦门大学：韩国磐，较早利用文书研究魏晋隋唐史。郑学檬，49岁，系主任，历史所所长，长于隋唐五代，近年主治晚唐和五代。杨际平，46岁，成果较多，利用大谷文书和已经出版的文书以及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研究。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政烺，学问精杂。唐耕耦，长于魏晋隋唐。文学所：张锡厚。哲学所：李泽厚。
中国佛教协会：周绍良，佛经。
山东大学：王仲荦。
河北师院：胡如雷。
西北师院：金宝祥。
四川大学：项楚，主要是敦煌文学。
北京师院：宁可，学会副会长、秘书长。许福谦。
天水师专：张鸿勋，敦煌文学。
中央美院：常任侠。金维诺，美术史。
新疆社科院：穆舜美，考古所所长。王炳华。
新疆博物馆：吴震。
敦煌文物研究院：段文杰，院长。樊锦诗，副院长。正式专门的敦煌研究力量。
云南大学：武建国，31岁，后生可畏。
西北大学：胡戟，北京大学高材生，著有敦煌叙略。周伟洲，长于西北史地研究，最近出版《沙俄侵略西藏史略》《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三书。
省社科院：吴肃森，主要是词。
陕西美院：李石根，鼓乐。
相比之下，陕西力量相对薄弱，敦煌学会只有一名理事，5名会员。
陕西师大：刁汝钧，中文系教授，76岁。周一良同学，早年做敦煌变文与俗字研究；在法国留学期间抄录文书，后来工作停顿，他编《敦煌学选集》上下卷，分八个类，200万字，规模宏大而有系统性，不仅首创，而且可以填补敦煌文书作为专题研究的空白，值得重视。史（念海）先生、黄（永年）先生，也有涉猎，黄先生有常田、部田专文考释，后面详述。
总之，我国敦煌学研究的老中青学术梯队已经形成。
八、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重要意义
具体的研究以后再说。这里主要说两点：
第一，敦煌文书、文物提供了研究我国4～10世纪政治制度、经济基础、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语言、艺术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深入研究可以促进各种学科的发展，必将带来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基本领域研究的重大突破。第二，对于国际斗争和国际学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声誉。通过开展研究，以事实说明，不仅敦煌在中国，而且研究中心也在中国，这可以鼓舞人心。
搞好敦煌学研究需要过三关：
一是历史关，尤其是魏晋隋唐史，这是基础。有成就的大家无一不是精通此史，如唐先生等。如若不然，尽成枉然。二是古文关。就是要精通古汉语，古文字，否则也难有大成。三是外文关。要精通一两门外语，如姜伯勤通日、俄、英文等。先从基本史实入手，再着手研究文书，积小成为大成。
赵先生给我们讲授的第二个专题是《敦煌吐鲁番学与隋唐史研究的关系》。
第二个专题：《敦煌吐鲁番学与隋唐史研究的关系》
研究隋唐史，以基本史籍传世文献为主。但是，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在某些历史问题上会有新的突破甚至是重大突破。
一、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唐代文书最多——数量多
敦煌遗书四万卷有确切纪年者，最早为“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岩（音dang）高昌里籍”（斯113号），最晚为宋咸平五年的写经（原件藏苏联），唐代文书为最多。吐鲁番文书中，最早的有写有西晋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题记的佛经残卷（现在日本），最晚者有元代的，如高昌古城出土的元至元十七年“善斌卖身契”（陈国灿），但是也以唐代文书数量最多。
二、敦煌吐鲁番文书是研究隋唐社会历史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质量高
文书较之传世文献来说，作为第一手资料，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敦煌遗书是写本，同样的内容也较之后世刻本更真实可靠，更多地为当代人提供写本的历史信息。第二，正史因为体例、格式等限制，关注王朝兴衰、帝王将相，很少关注地方民俗风情、市井琐事。文书内容包罗万象，许多内容为正史不载，或者语焉不详，成为研究隋唐史的主要的不可缺少的资料。
这不是贬传世文献的作用，而是文书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重要。
三、敦煌吐鲁番文书对隋唐史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和新认识——内容新
文书内容涉及隋唐史者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隋至唐占高昌前（贞观十四年），可以称为麴氏高昌王朝时期。二是贞观十四年以后的唐西州时期。三是唐德宗贞元以后归义军时期。出土文书中，绝大多数出于唐西州以及属县中，也有少数来自洛阳、长安、庭州等地，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遗书中涉及前期社会生活的资料少，但是极有价值。从公布的文书可以概括之：
（一）对隋唐时期的制度特别是高昌地区的各项社会制度以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有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认识。
比如，对于官制等研究，王永兴《试论勾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评述，此略），祝总斌《高昌官府文书杂考》（评述，此略），陈仲安《麴氏高昌时期门下诸郎考源》（评述，此略）。军事制度有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高昌郡军事制度》、《唐僖宗差兵文书跋》。文书中涉及唐代律、令、格、式，永徽职官令（斯1880号）、天宝官品令（伯2504）以及附公式令、田令、禄令以及神龙散颁刑部格（伯3078、斯4673）等、户部格（斯1344）、唐开元水部式（伯2507）、度支式等，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四期都发表了专门的研究论文，其他的有刘俊文《吐鲁番发现唐写本律书残卷研究》、许福谦《吐鲁番出土的两份法律文书略探》（评述，此略）等。研究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和租佃制等论文也较多。唐长孺教授为代表，利用出土文书研究均田制是否推行等，发表了《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合受田》（《资料》二期）、《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受田制度与丁中问题》（《初探》）等。另外，有王永兴《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探讨——读大谷欠田退田给田文书杂论》、杨际平《唐代西州欠田退田给田等文书非均田说补正：简论唐代西州两种受田制度》以及宋家钰《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看唐代永业口分田的区别与性质》、齐陈俊《简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均田制的资料》、卢开万《麴氏高昌未推行均田制度说》（评述，此略）。赋税制度研究，如卢开万的《麴氏高昌的赋税制度》（《初探》，评述从略），租佃契约等研究，比较集中在武大的《资料》1～5集中。
（二）对隋唐时期河西、西域地区的历史地理等研究有了新进展。关于这一研究，文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如：吐蕃陷落沙州的时间问题；唐朝设置与废置安西四镇的时间问题；唐末五代河西历史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有关问题与研究状况赵先生课中均有详细评述，此略）。
四、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物特别是莫高窟壁画为研究隋唐历史与文化尤其是社会风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莫高窟492座洞窟中，隋94座、唐279座，合计373窟。占总数的75%。其意义不言而喻。
赵先生给我们讲授的第三个专题是《关于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租佃制发达的原因》。这是他当年提交那次年会的论文，属于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三专题：《关于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租佃制发达的原因》
本专题对有关44件文书按照还受和退受文书与佃人文书进行了分类，对于中日学界的认识和分歧罗列了6种论点，对于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租佃契约的性质以及有关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并做了集中的探讨。最后得出了个人对租佃制研究的观点（具体情况此处从略）。
本学期赵先生给我们讲授的最后一个专题是《当代隋唐史研究及其有关著述》。赵先生的讲授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先从翦伯赞、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人的中国通史中隋唐史部分到建国后出版的中国古代史著作，再讲授贺昌群、李剑农、胡如雷等专门通史，又讲授了隋唐史断代史论著。十分详细，体会深刻，可以说，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走上研究道路的。
第四个专题：《当代隋唐史研究及其有关著述》
一、中国通史中隋唐史部分
二、隋唐五代史断代史
三、有关隋唐史和中问题的专著
四、隋唐史论文集以及论文索引
五、隋唐五代史国内外研究动态
六、当前国内隋唐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七、怎样学习和研究隋唐史史
限于篇幅，这一专题的详细内容就不再罗列了。但是，赵先生对于隋唐史论文集以及论文索引和隋唐五代史国内外研究动态的提示对于我们的学习带来了巨大便利。他对国内隋唐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的讲授，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具体问题、学术争鸣等方面给了我们十分具体的建议和提示，他用“隋唐史研究形势大好，你们风华正茂、前程似锦”，对我们加以鼓励。在“怎样学习和研究隋唐史”中，他总结前辈经验，提出了练好“五项基本功”（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丰富的历史知识与占有详尽的资料、熟练掌握古汉语、精通一门外文、写作水平）、做到“三多”（多读、多写、多改）、树立和坚持一个好的“学风”（勤奋、严谨、求实、拓新），同时要有健康的体魄。
这些讲授，至今想来，话语娓娓道来，如沐春风。赵先生吟诵“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情景如在眼前……
三
如何治史，如何治隋唐史，赵先生如此言，也是如此行。他治学关注人物与制度，立论时注意别人的论述，敢于争鸣。对我们这些学生可谓手把手教导、引路，同时不乏激励。先生治学之不我欺与坦荡，令我们终身受益。尽管我没有按照先生传授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却给我的学习打开了一扇窗。
1985年入学后第一学期的课结束后按照老师的布置，要求我们每人围绕所学内容，举凡隋唐史文献包括敦煌学资料选择一本书或者某一文献中的部分进行评价。字数不限，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实、层次清晰、语言流畅、文笔简练、标点准确”，同时规定了完成的时限。我自已因为没有太多敦煌学的底子，就写了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的评价。当我们六位同学把自己的作业完成后，根据牛先生的要求把大家研究生学习阶段的第一份作业汇编成为《隋唐文献评介初编》，用牛先生的话说，“初编”表示你们是第一届，以后还可以有二编、三编，也可以理解为对文献的初步评介。老师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我，于是我跑打字室、印刷厂。承担这一工作后，我发觉自己喜欢上了“校对”，以后经常因为论文等校对的事和同学们打赌，这些趣事，至今想来也常常沾沾自喜。
第一学期的文献课，对我个人后来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大。我后来写的札记“樱桃子诗”作者应为史思明，就是订正《四库提要》对《安禄山事迹》的失误。我考证出安禄山生年，也是利用了《安禄山事迹》的材料。这些都是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快乐记忆。后来以唐代流外官制度研究作为学位论文，在阅读和利用敦煌遗书等材料时没有感觉十分的畏惧，自然也是得益于这学期的课程学习。
在我后来的读书和教学生涯中，我深深感知到学术之广大与博雅，对学术充满敬畏，对治学多了几分谨严审慎之心。我自己虽然在学术上没有取得多少成绩以光大师门，却也没有因为粗制滥造、敷衍潦草辱没了师门教导。
今年元月28日学校放假后，我重新阅读自己30年的听课笔记，一时间感慨万千。用记录赵先生讲课笔记的方式，也是为了说明当年风华正茂的学生怎样追随老师步入学术之路。现在，我自己也到了赵先生当年给我们授课的年龄，我能够给我现在的学生讲授什么，他们能够在课后记录下什么呢？
（任士英：85级研究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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