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润

一、生在临海，长在河边

1936年阴历正月初一（阳历元月24日），我出生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辛寨子镇。我出生前，父母育有我大姐赵桂英、大哥赵文明、二姐赵玉珍、三姐赵桂荣。因我是老小，故小名“小小子”。父母也最心疼我，但因为忙于给别人缝制衣裤，所以没有时间疼爱我。当时我家租赁于姓家三间瓦房。于姓房东有一子一女，儿子夫妻在外地教中学，小孙子名“宝宝”，我俩幼年时代成为好朋友。我7岁时常去我大姐家玩，全家都是吹鼓手。我二姐赵玉珍家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山村，二姐夫王成山在大连机床厂当工人，我常去他家里玩；他家离大连海边很近，坐电车两站路就到了，因此我7岁时就学会了游泳。

1943年，我7周岁，当时正是日本强占东北，并扶植清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皇帝，史称伪“满洲国”时期。我家虽属满族正黄旗人，但并没有主人公的感觉。我7岁时考入大辛寨子镇小学一年级。小学校建在镇西边一个山坡上。我在这所小学读了两年书，有两点印象特别深，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其一，把日语，叫国语；把汉语，叫满语。其二，每天早晨8点，教师一声令下，全体学生都到操场集合，喊一声“立正”！大家都面向东方举恭敬礼，向日本“天皇”朝拜。幸好这样恥辱的岁月只有两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统治者被世界人民打败了，日本鬼子滚出了中国东北地区。接着，苏联红军进占大连市。在这一年时间内，工厂倒闭了，商店关门了，到处一片混乱。我家开的无名小裁缝铺也垮台了，没有收入了。过着忍饥挨饿的半年艰苦生活。

1946年春季，我父亲带着我和我三姐离开大辛寨子镇，先向东后向北，从周水子奔向瓦房店镇。临行前，我的父母亲同我哥哥商量，让我哥哥保护母亲暂时留守原住处，实际上值钱的东西只有一架缝纫机。当时，从大连市到瓦房店镇，一路上火车停开，汽车无影，只见一伙伙行人，三五成群的步行。据说，当时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交火，不停的打仗，当地百姓叫“拉锯战”。白天，逃难的百姓每经一个站口，都要受到国民党军人的检查，夜晚是快走的好机会。但每当见到天上亮起探照灯，便立即趴在地上。这时我三姐紧紧握住我的手，害怕我走丢了。有一次夜晚走到一处森林里，林中有一家人，一对老夫妻与一个儿子、一个孙子在一起过日子，夜晚，老两口留我们三人在他们家里过夜，说“在这里休息一夜，明天再赶路”。我一听，就蜷缩在炕头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可第二天听爸爸和我三姐说他俩一夜没睡着，担心这家有坏人。过一会，房主人老大娘又端来一碗玉米粥让我喝，我不客气，一会儿就喝完了。老大娘又先后端了两碗玉米粥递给我爸和我三姐。两人喝完后，我爸说：“趁天刚蒙蒙亮，赶快上路，晚上有人拦路搜索”。我问爸爸：“向哪走？”“往北不远就是瓦房店，到了瓦房店再往西走八十里（华里）就到你二姑家了，”于是我爸揹上铺盖卷，右手提个小包（馍只剩几块了）。我三姐拉着我的手跟着爸爸，出了好人（忘记了姓啥）家门，还回头齐喊声“谢”，我还回头高喊了声“谢爷爷奶奶！”我爸高兴地说：“这才像个好孩子。

进了瓦房店的街道上，只见人山人海一片混乱。三人没敢多停，拔腿就往西奔。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翻山越岭，走了半天，快天黑了，才赶到辛家寨东头。我爸一眼就认准了他二姐家。刚进大门，一位老大娘便跑出来接我们，我爸忙说：“小小子，这是你二姑，快叫姑”，我忙喊：“二姑，你好！”这时，我二姑夫也忙出房门，让我们进屋坐。就这样，我们在我二姑家住了有两个来月。1946年夏季，我父亲去大连市大辛寨子镇，接我母亲来复县住。父亲走后，我们姐弟俩感到十分孤单。我表哥、表嫂对我俩十分冷淡，他们三个女儿用斜眼看我们，知道我们是穷光蛋，住在他们家里白吃白喝，十分瞧不起。我三姐叫她们是“白眼狼”。不到半个月，她的脖子都气肿了。我二姑毕竟是我的亲姑姑，我爸是她的亲弟弟，对我很疼爱，知道我没有吃饱饭，用纸包一块馒头，趁其他人不在，放到我手掌上，我明白姑姑的意思，立刻塞到裤兜里。我二姑夫坐在炕沿边，装着没看见。我二姑夫南福龙的小孙子小宝宝，是全家的宝贝蛋，但出乎我的意料，一点不傲慢，还很有礼貌，管我叫叔叔，两人很合得来。他在地里拔草，我也跟着拔草；他在自家果园里摘熟苹果，我也跟着摘，但同样不偷着吃。不久，我父亲从大连回来了，见面后我第一句话便问：“我妈妈咋没来？”我爸回答：“在你二姨家啦”。于是，几天后我爸就带着我三姐和我来到了杨家屯我二姨家。我二姨家原住在大连市金州，二姨夫当工人。后来，全家迁到杨家屯当了农民。见到我们全家四口人都来了很高兴，又很着急。他家大小七口人，除了老两口，儿子儿媳妇，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根本住不下外来人。怎么办？我姨夫说，给你们一家四口租套房住。我爸立即回答：不行，我们没钱租房。他想了一会儿，说“回前夹河心老家，那里是我们赵家祖先居住过的地方，说不定还可能由穷变富！”

多少年后，我看到了从清朝康熙年代（1662～1722）流传至今的《家谱》和《同宗续谱》，才能讲清我赵氏家族的来源。我赵氏《家谱》现存三部，从清朝康熙年间，一直保存至今，经政府有关部门检查认可是真实的。故复县（即今瓦房店市）三台子乡已更名为三台子满族自治乡。因本乡是满族祖居之地，而且多为伊尔根觉罗·达力布的后代。我的堂兄赵文环主编的伊尔根觉罗·达力布《同宗续谱》记载，伊尔根觉罗·达力布，觉罗译成汉语为姓氏，达力布为名，是清初正黄旗人，职务为康熙皇帝的“御前侍卫”，住北京草帽胡同。原陕西师大历史系绘图工程师张慎亮先生曾考察绘图，草帽胡同，就在今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西边不远的地方。伊尔根觉罗·达力布当了“御前侍卫”。几年以后，遵旨被调到河北保定任地方官几年。随后又被调回老家复州城任职（住址今作为文物遗址保留）。时值康熙皇帝大搞“圈地，运动，伊尔根觉罗·达力布便为自己的七个儿子在城南二十里的夹河心村圈占了约一千亩的土地。为何名“夹河心村”，因为该村在复县著名的两条河流中间。一条大河是复州河，是复县最大的河流，最宽处有三华里宽，从东向西，再往东南；另一条叫岚崮河，从东北向南，再往西南，在三台子乡西部西兰旗村，与复州河汇合，一起流向渤海湾。夹河心村又分成前、后两个村，前夹河村、后夹河心村，土改后曾分别更名太平村、桂林村。

据《家谱》记载，伊尔根家族定居夹河心村后，七个儿子分成七家。主要定居在前夹河心村。达力布病逝后，其子孙在村北马鞍子山（简称鞍子山），南下坡处将其安葬，并在南夹河心村官道（后称东官道）旁，竖立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面刻有伊尔根觉罗·达力布的身世及政绩。再往后，其诸子后代穷富逐渐分化。我父亲赵克恕是达力布的八代孙。到我辈时，我家田产只有两亩山坡地，中间还埋有祖坟，生活无法维持。因为家穷，我母亲擅长裁缝手艺，所以大约民国十六年（1927），搬迁到大连市大辛寨子镇。因为大连市房租贵，旅顺是军港，平民不让进；而大辛寨子镇是大连市通往旅顺港的中间交道路的一站，居民比较多，开个裁缝铺能有活做。

我爸带着我们娘仨边走边说，讲解所谓夹河心以及伊尔根家族的来历，不觉来到岚崮河边。我一见到激流的河水，心情特别高兴，立即忘记了饥饿、疲倦，恨不得马上跳下河里游泳。但这时河水已经既浅又凉，不适合游泳了。正在这时，站在河对岸的一群人喊叫：“二叔，我来帮你拿东西！”其实，当时我们四人，两手空空，任何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真是空手归故乡！我们过了河，族亲们都围上来。第一个和我爸握手的是赵文刚，和我爸握手后又和我妈妈握手，说到我家吃顿饭。我想，他咋不接我家人到他家住。接着，赵文昭、赵文繁弟兄俩都说：“暂时没有地方住，就到我们家住吧，我们家五间瓦房，文刚大哥家7人才住三间草房。”于是我们四人到文刚家吃完饭，就来到赵文繁家。

赵文繁、文昭是亲兄弟，哥俩都已结婚多年，都三十多岁，不知为啥都没小孩，也可能因此我们两位堂哥堂嫂，对我都十分亲切、热情。特别是两位堂嫂，都对我喜欢的不得了，成天喊叫：“小小子，过来让嫂子亲一下。”我来这家后，还特别喜欢看两只公鸡斗架。为此，大嫂还专门为我买了一只大公鸡，另外一只老公鸡斗不过这只大公鸡，吓得直跑，鸡冠子被咬出血。我感到很好玩，乐得哈哈大笑。两位堂兄，可另有爱好，他们喜欢种玉米、收庄稼、赶马车，教我学会了扶“拉耙子”，给耕地的堂兄当助手，学会干农活了。我母亲重操旧业，首先给文繁、文昭兄弟及侄媳妇缝衣服。没有缝纫机，就手握针线缝，有时还给附近产妇手工接生，两个月接生了两个孩子，没发生一点差错。我老爸也重操旧业当农民，干农活。这年秋冬之际，我正和隔壁一个堂弟赵文和玩游戏，突然听见站在菜园子里的一位老太太喊我：“小小子，你回屋里告诉你爸妈，让他们明天到我住的这个大院里来。我家的对面有三间草房，不漏水，只是脏乱些，我们放些破烂东西。叫你爸妈来收拾一下，搬进来住。我听了老奶奶的话，非常高兴，这回总算有个家，有房子住了！我赶紧跑回赵文繁大哥家，正好我爸妈都在屋里坐着，正在谈论找房子住，不能总在别人家住啊。我立即把赵文忠他奶奶的意思传达给我爸妈，我爸妈高兴得几乎喊出声来。还是同一个家族好啊！到这时我才知道：住在前夹河心村的赵姓几乎全是伊尔根觉罗·达力布的后代、姓赵凡是文字辈的，就如我与文繁、文昭、文刚等都是始祖伊尔根觉罗·达力布的九代孙。三间茅草房打扫干净后，左边两间做卧室，与其他农民的房间一样，土炕土墙，右边一间做厨房。

在1947年春节前夕，我们全家四口人住进这三间不要一分钱房租的宽敞房。这家主人姓赵，已病逝多年；其儿子克字辈，也病逝了，他的老婆，我叫七婶；七婶有个儿子叫赵文忠，大我8岁，我认识他不到一年，他便参加解放军去了；他的妻子，我叫大嫂，生下一个女孩。所以这家人有个特点：留在家中的四代人全是女的。因此，我母亲和这家人的关系特别好，经常为这四代人缝衣服。我见到老奶奶在菜园子里拔草，我也会跟着拔。我家最困难的是缺粮吃，有房住了，又不要房租，但没粮吃不行啊。于是我妈带着我三姐和我，到各亲戚家借粮，别说一斗，一升也不借，气得我直跺脚；长大了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为父母争口气。还是一个祖宗留下的后代好，赵文繁、文昭听说我家没粮吃，每人扛着一袋玉米白送到我家，把我母亲感动的直流泪。这两袋玉米，使我们一家四口人总算闯过年来了！

1947年春季，我当上了牧羊人。我家邻居是赵文封、赵文田弟兄俩。虽然是亲兄弟，两家人，但兄弟合伙养了50多头羊，以补家庭经济不富裕。为此，有一次二堂兄文封见到我，喊：“小小子，你过来，我与你商量个事，你已经12岁（虚岁）了，能给我家放羊吗？”我一听很高兴就答应了。放了一年羊只挨过两位堂兄的两次训斥。一次在北山坡放羊，我手拿鞭子不停地赶羊，吓得羊到处乱跑。二堂兄文封见到，训斥我：“你这样放，羊还能吃草，还能吃饱？要羊群比较稳定在青草茂盛的地方”。于是我学会了这一招。第二次在东山坡放羊。我坐在东山坡的一块大石头上不动，一些羊跑到庄稼地里去了。让我大堂哥文田看见了，喊：“小小子！你这是放羊吗？他跑到我跟前一看，见我在看书，他把书拿到手，说：“你还看《三国演义》？快看羊去，放羊也不能让羊吃庄稼！”经过两位堂兄的教训，我才学会了放羊。我在东山坡放羊的时候，迷恋上水流涌动、清澈见底的岚崮河。河上有一个深水区。深水区是河水向下游整日冲击一处大岩石下而自然形成的，当地人称为“东渟”，有的地方人往往叫做“东潭”，旁边有一片沙滩。每逢夏季，这里是附近村庄青少年男子游泳的好地方。所以我只畅游了一个夏季，便爱上了这块地方了。我经常让我的小伙伴帮我放一会儿羊，我下去游一会儿便上来继续放羊。虽然到1948年春季我不放羊了，但一直到1956年秋季我去北京入人大学习，每年夏季都要到此处游泳。所以我说我是“生在临海，长在河边”。

二、求学读史的坎坷生涯

从大连市回到故乡夹河心村，我一直渴望上学。1947年，我已经12岁了，怎么还不上学，求学的念头超过我游泳的兴趣。可是，那时东北战争频繁，当地老百姓叫“拉锯战”，导致东北地区大、中、小学一律停学，直到解放军经过“辽沈战役”打败并把国民党军队驱逐出东北，东北地区才逐渐安静下来。

1948年春季，广大的贫苦农民迎来了土改运动。我的伯父赵克忠从小因一条腿瘸，长大后长期给人家打长工。听说穷人要翻身分土地，急忙回到弟弟家，与我们居住在一起。这样我家五口人（我父母、伯父，三姐和我）分了十二亩地，四间瓦房，定为贫农户。接着，我又盼来了桂林小学的开学。经过考试，我上三年级了。当年秋季，我经过考试，又上了四年级。1949年春季，我经过考试，又上了五年级。当年秋季，我经过考试，又上了六年级，三年读完三、四、五、六年级，念完小学，这在当时叫“隔级跳”。桂林小学有约10名小学伙伴，通过这种方式念完了小学。

当时处在东北解放初期，复县只有三所中学。瓦房店镇（今瓦房店市）第一中学，简称复县一中；瓦房店镇完全中学，因为这所中学既有初中又有高中，简称瓦房店高中，或者称复县完全中学；复县第二中学，因设在复州城内，故名复州城中学。我小学毕业后，面临考中学。这年的夏季，我到村东岚崮河中游泳只有两次，其余时间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当年秋季考上了复州城中学，我上了初中。

复州城距离夹河心村有二十华里。中间隔着一条复州大河，涨大水时，最宽河面有三华里，迄今仍未修桥梁。平时河水深有1米，发大水时深处有2米。所以我村几乎没有报考复州城中学的，因为我会游泳，不怕；复州城是一座完整的古城，是金朝时（1115～1234）女真族人修建的。女真族是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前身，所以我对复州城很感兴趣。每逢星期天常到复州城墙上跑着玩，锻炼身体。站在城墙上望东南瞻望，还有一座斜塔，是辽国（916～1125）契丹族人修建的，从此更引起我对中国历史的兴趣。

在初中读书时，对我求学最关爱的是丁力人老师。他是我们年级最受欢迎的历史课教师，讲课时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学生特别喜欢听。他是我走上求学读史道路的第一个恩师。当时，我也曾有过动摇，他给我指引了方向。有一次学校动员打苍蝇、挖苍蛹，预防和抵抗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我很激动，写了一篇散文《当我蹲下挖蛹的时候》，交给了语文老师。出乎我的意料，这篇文章第二天便上了全校的广播。许多同学吃惊地喊着：赵文润的文章上了广播！我听了精神特别激动，激动之余，爱好一下子又从史学转到文学，梦想将来当名作家，随后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丁力人老师。丁老师说你性格直爽，心里咋想的就咋说，这很好，但你还年轻，今年才十二三岁，要想有个固定理想还得几年。你的记忆力很强，但想象力较差，当作家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我认为你要在学历史、研究历史上多下功夫。但不要太偏重历史，现在才上初中，以后要考上高中。因此要各门功课都学好才行。丁老师这番话对我的教育太重要了，因此经久不忘。从此我侧重历史，但也下功夫学好各门功课。因此我才能在1953年秋季顺利考上瓦房店高中。

瓦房店市在辽宁南部，是座知名的城市。当时是复县县政府的所在地，盛产红玉、国光苹果、滚珠轴承和纺织品。瓦房店高中是全县唯一的高中。地处镇东大岺下，每届招收四班，大约200人，周围被苹果树所包围，空气特别新鲜，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因为我的理想是考大学一定要考上名校，因此三年高中有两个寒假没有回家，在学校复习功课；而每个暑假我都要回家，因为家乡有条岚崮河，岚崮河里有深水区，能让我游个痛快。在高中三年学习期间，有三位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是他们的课讲得好：一位是历史教师郝南湖，一位是语文教师赵耀，另一位是政治教师毕丹。这三位老师和丁力人老师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求学读史的引路人。

1955年秋季，我确定了高中毕业后要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方向，由此学习更加努力和勤奋，成绩不断上升到班上前几名，但此时我家的经济状况却江河日下令人担忧。主要原因与其他广大贫困农民一样，土改实施后不久实行互助组织、合作社等经济方式，个人所有的土地越来越少，甚至没有。而我伯父已病逝，三姐已出嫁，姐夫杨连仲先为农民，后当工人。而1956年时我父亲57岁，母亲56岁，在那种以劳力定工分的年代，年终所得工分、所分粮食仅能维护两位老人的温饱，哪有余钱供我上大学，特别是上名牌大学？正在我对报考北大有犹豫之际，同年三月的一天，突然本校校长于凯润召集高三年级四个班全体学生开会大声宣布说：今天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经毛主席、国务院教育部的批准，今年三月在全国一共设置20几个考点进行高考，这叫“特招”，考上免除一切费用上大学，上学四年还有生活补贴；考不上，等于一次高考练习，继续上高三，过几个月参加全国统招。这有多好啊！他的话音刚落，高三将近180名学生一起热烈鼓掌，有些学生（包括我）都高兴得跳起来！会议一散，我便全力以赴投入高考的准备，认真复习各门功课。三月初我便根据人大特招考试日期，提前一天先到我二姐赵玉珍家住下，先找到我参加考试的考场。实地一考察才知道，该考场在大连市西岗区一所中学内，距离我二姐家坐电车只有两站路。于是我跑回来告诉二姐、二姐夫，他俩都很高兴。当时他全家只有四口人，二姐夫王成山，原是距大辛寨子镇南不远的花红沟村农民，后当上了大连市机床厂工人。我去他家时，大女儿王淑梅才10岁，大儿子王文群才3岁，当晚我睡在他旁边。我在他家4天，吃喝睡都在他家，让我十分高兴。这次高考取得优异成绩，我得感谢二姐、二姐夫的殷勤接待。

在大连市高考结束一个月以后，成绩即下。可能瓦房店高中取得成绩欠佳，没有由校长公开宣布，而是由考中者所在的班主任把录取通知单交给本人。瓦房店高中生在大连市考点参加考试者总共173人，录取者包括我一共才4人。所以校方也就不好意思张扬。但是，复州城中学领导却很满意，因为四个考上人民大学的，有三个是该校初中毕业的，我和张忠卿、毕玉琦。

这年六月份，我们三个人与其他高三同学一起参加毕业考试。七月初颁发了毕业证书，正面题写的是毕业证书，签名是辽宁省复县中学校长于凯润、副校长谢国文，一九五六年七月十日。背面是考试成绩，当时仿照苏联用的是五分制。语文、历史、宪法、代数、几何、体育、物理、制图、外国语，九科全是5分，只有三角、化学二科是4分，可见我的理科成绩略逊于文科。因此我考大学的方向瞅准历史学是正确的。

1956年夏季，年过20岁后的我，畅游岚崮河。8月我告别故乡，奔向我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在北京东四12条海运仓，据说新中国成立前是北京医学院。另一个部分在铁狮子胡同1号，简称“铁一号”。入校后分班才知道，我在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张忠卿在历史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都住在东四12条；毕玉琦考入历史档案系，住在“铁一号”。我的目的本来是大学毕业后教研中国古代史，怎么会走上读研中国革命史的道路，这不是求学读史生涯的又一坎坷吗？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学！

入人大历史系的第一堂课，是由孙家骧老师讲授的《中国古代史》，他讲课生动、幽默，学生爱听。比如他讲“男”字的来历，他说“男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能在田里耕地出力气的人嘛！”引起学生们哈哈大笑。讲隋唐史课的沙知老师，当时很年轻，只比我大十来岁，讲课声音清脆、流畅，他对武则天的评价比较高，肯定武则天是杰出的女皇帝。我中年以后研究武则天，史学界有人开玩笑，说我“抱着武则天的大腿不放”。我研究武则天，是从沙知老师给我们讲隋唐时而产生的念头。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戴逸、彭明、袁定中等老师讲授的，尤其是戴先生，讲课时间长、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同学们都反映讲得好。

但是好景不长，1956年5月第二学期尚未结束，而“反右派”的前兆开始出现。从上到下，发动群众（包括广大学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不久大字报贴满校园，接着，便是反右派的政治运动展开。在当时各大学里，反右派运动最激烈的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另一个便是中国人民大学。北大的“右派”头目是谭天荣，人大的“右派”头目是林希翎，原叫程海果（女）。林希翎在人大海运仓礼堂作报告时（那是在反右之前），从校党委到班支部，都动员全体同学必须去听。但到同年6月反右派便在各地召开，六月的一天我班党支部书记李某宣布我班现已确定右派分子是傅铁成、孟繁森、孟昭华。三人都是东北人，都个子高大、性格直爽，学习很好。傅铁城还是我班的首届班长。不知道他们有啥反动言行，怎么会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正在我感到迷惑不解之际，班支部宣布，从明天开始全系要停课一周，专门批判右派分子。头两天三个右派要写出书面检查。两天过后，第三天上午8时，党支部书记李某宣布批判右派分子傅铁城会议开始。全班29名学生，除傅本人和我外，连另两个“右派”也迫不得已赞成傅是右派，气氛十分紧张，真像与敌人斗争一样，还有个别极“左”分子，敲桌子打板凳。接着第二、第三天，批判孟繁森，孟昭华。这三天我一言不发。我几次想站起来，为三个“右派”辩护；又不敢，害怕再把我划成“右派”，把我开除学籍咋办。我一忍再忍，未能为三个“右派”辩护。在第三天下午批判完孟昭华之后，班党支部书记李某宣布：明天上午8时继续开会，大家要准时到会。第二天上午8时，李书记宣布开会，大声吼叫：“赵文润站起来！今天全天批判你！”把我吓了一跳，立即站起来说：“我有啥错误？为什么要批判我？第一，我出身贫农家庭；第二，我历史清白，东北解放时，我刚10岁，能有什么问题；第三，党从上到下动员给党提意见，我没有提一条吧，不是我不敢提意见，而是没有意见。请问：为什么要批判我？”把李书记问得哑口无言，想了半天想出一顶帽子给我扣上：“批判右派三天，你不发言，严重丧失立场！”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姜某又给我加上一顶帽子：“在反右派斗争中，你当了可耻的逃兵！”接着，十来名“左派”一哄而起，把我批判了一天。我以为就此结束了，这两顶帽子我并不以然，因为我没有干任何坏事。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再一次全班会议上，团支部书记姜某宣布：赵文润在反右斗争中严重丧失立场，应受共青团团内警告处分，从此我才背上了政治包袱。不过，这在当时还是处分比较轻的。

五七年“反右”风暴刚过去不久，又掀起“拔白旗，插红旗”的“红专大辩论”运动。1958年夏季，课余时间，我在图书馆看《资治通鉴》。与《史记》比较，《史记》是中国历史上首部纪传体史书，《资治通鉴》则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两者都是杰出的传世之作，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必读的历史文献。人大老师在讲中国古代史时经常引用这两部书，既然这两部书，如此重要，我上高中时读过《史记》全书，如今入人民大学，一定要把1956年中华书局刚出版的《资治通鉴》通读一遍。没想到因此又受到一次沉重打击。有一天，我在图书馆正全神贯注地翻阅《资治通鉴》。当时那个社会风气，大学生看《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等书，旁边还要放上一本《红旗》杂志，见有人来，就假装看《红旗》杂志。有一次我看《资治通鉴》入迷了，听见门响，还来不及掩盖，团支委刘永看到我正在看《资治通鉴》，他立即向党支部汇报，过不了几天，就把我确定为全历史系白专道路的典型。这次是全系进行批判，而且把批判我是走白专道路典型的大字报贴在大字报专栏的“头牌”地位。当时只要一走出历史系的大门，正对面便是大字报加漫画《赵文润走白专道路是死路一条》，上面画个人手捧一本书（未注明是《资治通鉴》），前方用黑墨水画着一条死路。这次挨批判了，我并没有产生悲观情绪。我从小学就有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愿望，而且老师们也很重视中国古代史这门课，特别是有两位老师在找我个别谈话时，说的一个意思：“文润，看《资治通鉴》，是学中国古代史应读的书，只要下功夫读，就能有大的收获，不存在什么白专。”两位老师分别对我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对那些大字报上的指责，批判会上的吼叫，不以为然，坚持在课余把《资治通鉴》读完了，这对我后来的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批“白专”的大风大浪刚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掀起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人民大学也不例外。当时我系的学生刚好正在上中共党史课。胡华先生讲《中共党史》，何干之先生讲《论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使我对彭德怀元帅的革命事迹记忆犹新。因此，我认为把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妥当，不能接受，并公开为彭德怀元帅辩护。结果又遭到全班的批判。但总起来说，三次批判中最激烈的一次，是说我反右派斗争中“严重丧失立场”，“当了可耻的逃兵”；后面两次皆比较缓和，我猜想与会同学的内心实际上是同情我的。在人大四年中挨了三次批判，这在当时毫无疑问是三个污点。那么，在人大四年中，我有无一些亮点留在记忆中呢？有！

其一，从迈入人民大学校门开始，连续几年从九月中旬开始，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到天安门广场练习走步，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上午在天安门前挺胸阔步地游行，亲眼目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领袖人物形象。

其二，全校师生最尊敬的校领导是吴玉章校长，他高高的身材，白鬓苍苍，讲话声音洪亮。我入校后第一次听他讲话，是在铁一号报告厅。他走上讲台后，大家一看齐喊这不是《开国大典》名照里，站在毛主席身边那位老领导吗？正是，正是，大家呐喊，接着掌声雷动。他讲话声音清晰，吐字准确，基本上是照稿朗读。讲话结束时，全场又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吴老讲话只有半个小时，怎么讲稿有那么厚？有个小伙子凑到离讲台近处观望，吴老立即明白其意思，把一张讲稿给大家看，原来老先生是用毛笔写的大字，估计一张只有几十个字，台下又是一片掌声。以后每逢开学或重大节日，都由吴老代表学校讲话。据说，“反右派”运动结束后，以党委书记胡某为首的一些党委委员，主张将右派分了全部开除学籍，发配到边远地区进行劳动改造。最后让吴玉章校长表态，吴老说，他们还年青嘛。我建议，全部保留学籍，原来在哪个系，哪个专业，不要变动。只要考试成绩合格，到时候照样分配工作！其后事实证明，人民大学是执行了吴老的提议，吴老因而受到人民大学全体师生的尊敬，后来全国人文社科设立吴玉章奖，这是吴老应得的荣誉。

其三，1956年秋，刚人人民大学不久，我十分兴奋，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篇散文《杂感三则》：一则感叹有美丽的校园，清洁的操场；二则赞美教师的德才兼备，教书育人；三则感叹图书馆，藏书丰富。《杂感三则》发表在1956年12月《人民大学周报》上，署名雷峰。

其四，1958年10月，全班去北京市顺义县农村劳动锻炼，班上的一些“左派”仇视“右派”，歧视我等“中右”，让我们干重活、脏活。党支部李书记还瞪着白眼对我说：“你不是说你能写文章吗？给我们写一篇看看！”我问：“几天完成？”他回答：“与大家一样照样劳动，两周完成！”我又问：“什么内容？”他说：“来农村，就写农业。”结果，我一周内就写出来了。文章题目是《农业要实现机械化》，发表在1958年11～12月份《北京农民报》上。

其五，1959年秋，我与几个班同学到西郊参加深翻地劳动。我班同学柴树祥与一班同学苏叔阳（后成为全国著名作家）在休息时，两人经常表演快板和相声，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我班住在香山东北坡下，隔一条公路便是著名的碧云寺。抽空我们这些年轻人，便在公路上练习跑步。在这里住有一个多月，几年后才知道，有文物专家考证，我们住的那套房子，就是当年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住处，我们全班同学都感到十分荣幸。

其六，我亲自参加过修建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伟大工程。那年我22岁，正当锦绣年华之际，在明朝十三陵附近，身为“黄继光突击队”成员之一。每顿饭能吃4个小馒头、一碗菜，上大坝时能肩挑四筐土，能一口气挑上去！

大学毕业之际，系领导给每个人毕业生发一份填写志愿的表。据我所知，普遍填写“三到”：“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本想回大连市或瓦房店镇、沈阳市教书，但不敢，害怕再给我扣上一顶“个人主义”的帽子，于是也填“三到”。不久同学们之间互相传递信息，谁谁留校了，某某分配到北京市某机关了。于是我也急了，害怕不给我分配工作，于是背着“包袱”去找胡华老师，打听我的工作有无消息。胡老师笑着说：“你别背包袱，我们已经商量过，在大学开学前一星期，你到西安市陕西省教育厅人事局报到，看他们给你分配到哪所大学。”我听到很高兴。西安是著名古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一块宝地，在西安让我教中学都可以。同学分别时是既未会餐，也未合影。我独自一人，捲起行李，提了个书包就离开人大，回东北老家去了。

回到家里，父母见我大学毕业回来，十分高兴，都60多岁的老人，还亲自给我扛行李。我见父母身体还健康，也十分高兴。这时，我大伯早已病逝，在大连西岗区居住的大姐也早已去世，二姐全家还住在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山村。三姐与三姐夫杨连仲住在大连市郊区。我的老家，只有我的父母两人。我从心里深感两位老人太孤单了！又遭遇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的头两年，在人民公社里面两位老人能挣多少工分？父亲一年养3头猪，母亲一年喂上百只鸡，给别人缝10多件衣服（手工缝制）能赚多少钱？父母见我面情苦闷，都笑着说，你到西安好好工作，都24岁了，该找媳妇了，不要管我们！于是我在家里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又到大连市我二姐家住了几天，就奔向西安去了。

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古都西安，但是当时尚无兴趣观赏西安的风景和古迹，心想先找到工作岗位要紧。1960年8月，在规定的到陕西省教育厅报到前三天，我找到教育厅人事局。一进门便见到一位老同志，约50岁左右坐在那里认真看报。见我进来便问：“小伙子，有何事？请坐。”我回答：“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生，系领导让我来此报到，不知道到那所学校工作？”老先生又把我细看一下，说：“你怎么有点愁眉苦脸的。我看了你的档案，你从初中到大学一直学习成绩很棒！”他还伸个大拇指向上给我看，又说：“我们研究了一下，有两所大学由你选择，一所是陕西师范大学，另一所是西北政法学院。”一下子把我乐懵了！还让我选择？停了两三分钟，没有回答出来。老先生笑了说：“看来你没有思想准备，考虑一下，三天后再来吧。”我走出教育厅以后，没到三天我就又来了，害怕来晚了别人先去陕师大了。刚跨进省人事局房门，那位老先生说：“小伙子你来晚了一天，昨天你系的同学何铭三来了，她一下子就选择了陕西师大。那你就到西北政法学院去吧！”我二话没说，就直奔西安南郊的西北政法学院去了。

当时西北政法学院共有哲学系、党史系、法律系、新闻系、政经系五个系，800多名学生。人事处把我分到中共党史系，系主任曹树铮，副主任张君藻，给我的印象都挺好，派人给我找一间空房，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架子，就此我正式成为一名教师。政法学院开学后不久，党史系教师开会研究各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和授课时间。总支书记他讲话中有一句“非党教师不能讲授党史课”，我一听颇受震动：那为什么把我安排到党史系。但未过一周，系主任曹树铮传来好消息：五个系800多名学生要上一门共同课：中国通史。谁愿上这门课，就来我这里报名，同时成立中国通史教研组。我与一位老教师何子沈立即上前报名，何老师比我大20多岁，担任教研组长。第二天上午，我们两人在一起，并有系领导参加，研究如何分工并讲授中国通史课。经研究后决定：中国通史课共120课时。其中，中国古代史40课时，近代史80课，这符合“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古代史由何子沈先生讲授，由我辅导；近代史由我讲授。由何老师主讲的中国古代史，因只有40课时，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专题。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到明末李自成起义，共10个专题。我辅导时，还组织了一次关于农民起义所建政权的性质的学术讨论。在三年困难时期，政治上相对是比较宽松，中央提出“三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所以我指导下的学术讨论会是比较成功的。何老师讲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专题后，我开始讲中国近代史，在此前我用一个多月时间撰写讲搞。专题式的，章节也是大小专题。这是我长期坚持专题式讲课的开始，讲稿写完后，便开始背诵。把当时政法学院周围的庄稼当成学生，一直讲到背诵而不像背诵，全是演讲。核心内容是弘扬近代80年来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记得我在讲中国近代史《序言》时，教室就是直至现在还保留的小礼堂，能坐上千人，当时政法学院五个系，800多学生全来听课。当我迈上讲台时，有一个男生高呼：起立敬礼！800多学生一齐站起来；又喊一声：坐下！唰地一声坐下！我感到震撼，感到高兴。于是，将手拿的讲稿，放到讲台上，开始眼望台下演讲。每当讲到56个民族组成的伟大中华民族，要弘扬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我没想到，台下掌声雷动，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使我感动！第一次讲课的成功，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使我更加勤奋的备课，直到（1962）上学期把中国近代史课讲完。下半年学校又发生变化，校长宣布，从下学期开始，政经、党史、新闻、哲学系暂停招生、只招法律系，但原有系的学生念完四年毕业。这下子不再讲中国近代史了，要讲法制史，不过谁来承担这个重任呢？正在这时，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林剑鸣、张永禄、屈玉祥、高景明等来到政法学院，组成法制史教研组，组长方克勤（女），由法学概论教研室主任马朱炎领导。新学期刚上课不久，中国法制史课领导让我打头阵。正在我兴高采烈之际，又传来要精简机构，下放人员，会不会因我有政治“包袱”，把我刷掉呢？不，没有，因为已让我登上讲台。因为据说是校党委开会研究精简机构，提到我时，副校长王润和曹树铮等人都说赵文润讲课讲得好，不能下放。我听说后，高兴极了；更加认真备课，讲好课。这时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已过，我忽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扬鞭再催马》：

敲起时代的战鼓，

吹响前进的喇叭。

三面红旗呼啦啦飘，

祖国跨上千里马。

祖国，飞奔向前，(www.daowen.com)

英姿焕发，

您身上闪着金光，

脚下踩着银花。

如今是又一个新的起点，

我送给您第十三支迎春花，

祝您迎着共产主义的朝阳，

一路凯歌，扬鞭再催马……

这首短诗在1962年9月30日《西安晚报》上发表后，不知是哪位书法家用毛笔字，把全篇诗文写在西安市内骡马市粉白的东墙壁上，当时围观的人很多。

就在这年秋天，困难时期刚过不久，全国范围又吹响了“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的号角。不久，城市里又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浪潮；不久，又把这种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旋风吹到农村。长安、西乡等县也刮起“农村社教，的风浪。这年下半年，我的亲哥赵文明突然来西安找我，悄悄说：“弟弟，我被打成反革命了！”我大吃一惊：“是现行反革命，还是历史反革命？”我哥哥立即回答：“什么都不是！历史会给我做出正确结论的！”话完就要走，突然想起什么事，把手上戴的手表摘下来，递给我，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老婆离婚，家里被抄，公职开除。但我还有两只手，还能劳动，挣工分养活两位老人。”我说：“我参加工作后，最初一年工资48.5元，从第二年起每月58.5元。从拿到工资起，我每月给父母寄10元。你回家了，要多照顾两位老人。”我哥说：“这还用你说。你要把自己关照好，都27岁了，该结婚了！”临别时，我把身上仅有的30元钱递到他手里。1964年8月，我与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友赵道兰结婚了。她时年25岁，比我小3岁，经学校批准，到派出所领了结婚证，便在西安南站坐上汽车，从西安经宁陕到石泉，又在汉江上乘船，经过流水店，在他弟弟赵道元家住一晚。第二天又乘船，在汉江上漂流到岚皋县大道河街镇，来到他父亲独居的家。岳父赵斗璋已年近七旬，见到女儿女婿回到家来，特别高兴。他知道我是大连人，爱吃鱼，立刻到汉江边上买了一条鲜鱼，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盘水煮鱼。我一边吃一边表示感谢。他老人只是笑不言传。我和道兰商议，距离两校开学只有几天了，所以第二天便奔赴紫阳县城去了。我们刚进入道兰的三哥赵道成的家门，便见到道兰的母亲陈守祯在选择蔬菜清洗，准备炒菜。她老人家一见到我俩，感到十分高兴，首先问她女儿：“道兰，这是你丈夫吗？”道兰笑了，“妈，是的。”老太太说：“快坐下，我给你们做饭吃”。不一会儿，道兰的三哥赵道成开会回来了。他时任紫阳县县委统战部长，在当地就算是大官了。过一会儿道兰的四哥赵道高及四嫂也回家了。等到快吃饭时，有四个小男孩从外边跑进院子里，大的十来岁，小的只有四五岁，一问才知道，两个是三哥的儿子，另两个是四哥的儿子，弟兄们蹦蹦跳跳的真逗人喜欢。在她三哥、四哥家里住了四天，便告辞她老妈和哥嫂们回西安了。原因就是临近开学了。

1964年8月末，我与道兰回到西安。在道兰上班的陕西统计财经学校住了两天，我便回西北政法学院上班了。刚撰写完中国法制史的讲稿，就得到党委办公室的通知：你要随院西乡社教工作队去汉中市西乡县参加社教，时间8个月，领队人是副校长王润和张效友同志，你要做好准备。9月初，我们一行30多名干部、教师与30余名4年级学生，到达汉中市。干部、教师除王副校长、张孝友处长以外，全住在汉中市委两间大房子里。全用稻草铺的地铺，上面放的个人带的行李。根据张处长的安排，我与在哲学系资料室工作的“右派”杨文极紧挨着。第二天便开始“四查”：“查成分”、“查历史”、“查立场”、“查思想”。到“四查”我，我便如实检查，不料我刚说完，一些假“左”派便大声疾呼：你这样假检查，是走过场；还有人说，你说57年“大鸣大放”时，没有给共产党提一条意见，那怎么会受到全班的批判，还受到团内处分；有的人吼叫说，你说谎、你骗人等等。我经历过多次批判，顶得住。其他同志“四查”完毕后，主持人张效友请王校长作总结。王校长的总结简短、正确。他说，总的来说还算好，不过“四查”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过于激烈。至于文润同志，他的档案我看过，为人直爽，学业优异。至于问题，不大，人民大学已有结论。不必要再纠缠了。听了王校长的话，我心里乐滋滋的，是个好人啊！

可是，“四查”刚结束，外面广播却响起来了：右派分子杨文极晚上不好好睡觉，与赵文润说悄悄话，赵文润与右派划不清界限。我心想：我与杨文极同是人民大学毕业的，怎么不能闲聊几句话？再说一句涉及政治的话都没说，让这些没事找事的假“左派”胡说去吧！

“四查”完毕后，我被分配到西乡县上高川公社保华生产大队何家坡生产队任社教工作小组长。保华大队的工作组长是白河县的副县长刘某某，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与白河县一位年轻干部王春云，一块住在傅作魁家中。全家共4个人：老两口与儿子、媳妇，老两口都60多岁，和善可亲、勤劳朴实，对待我们两个年轻人，就像对待自己儿子那样关爱。而他自己的儿子虽然健康，儿媳妇却多病，30多岁了，尚未生育过，为此老两口很着急。从到此家开始，我便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可能由于我受过苦，放过羊，很喜欢与村民“三同”。我曾劳累过度，两次晕倒在地，村民把我抬到住处，过了一会儿便没事了，村民们由惊慌到欢乐。在下高川公社社教的妻兄赵道成听后，派一个小伙子给我送来一大包油茶，用报纸包了三四层，怕被别人发现。我食用后特别舒服，很快恢复健康，我还给同伴王春云喝了几杯，他也说特别好喝。

8个月的社教，很快就要结束了。有一天工作组组长刘某某找我谈话。他说：“我与几位领导商量过，准备将何家坡生产队长傅作寿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说，“你有什么根据吗？”他很不耐烦地说：“村民们检举，他母亲患病，要吃嫩玉米两个。他立即到后院玉米地摘下三颗玉米棒，手捧回家煮熟给老妈吃”。我一听感到很吃惊，说这是傅作寿孝顺母亲的善举，怎么会成为走资派了呢。刘某某很不高兴，说他后院的自留地已被“割资东主义尾巴时”划为公地了，因此老百姓说他是偷盗行为。我们原本推选你为模范社教干部，因为老百姓说你能做到同农民“三同”。你既然不同意我们的判断，你就别想当模范了。他说完转身就走了。我心想，我不当模范也要保护孝子。后来仔细考虑一下，这样的事件，也属于跟风整人的案例吧！

西乡社教后回到政法学院，正是1965年四月，我又接着林剑鸣的课，给法律系一年级讲了汉唐法制史三章，便放暑假了。这个暑假，我又别开游泳局面。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韦曲河东面深水区畅游，游泳后躺在河边沙滩上，思考汉唐历史，决心把《汉书》读完。于是回到家里，又翻阅起《汉书》来，从此刘邦、项羽，便永远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并且这次读《汉书》回忆起高中时读《史记》，对比两部书记载刘邦、项羽有何不同，史学界评价二人有何异同，从而为以后撰写《重评刘邦、项羽的成败原因及其是非功过》奠定了史料基础。

1965年暑假过后，我又给法律系二年级讲宋元明清阶段的法制史。我很喜欢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样讲课，虽然不是讲中国古代史，但与前几次讲法制史连串下来，基本上把中国古代史过了一番，也算为以后讲中国古代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时有前进，偶有坎坷。1966年春季，法律系与法学概论教研室的领导又共同建议，让我带领10名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到铜川市法院去进行法律实习。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据说10余名学生也是第一次。到了铜川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后，请法院副院长给我们讲法律知识。他只讲了30分钟，便说：“你们都是法律专家和未来的律师，我未有啥可多讲的话。然后回头同几位领导、同事商量，决定派我们11人，到陈炉镇进行法律实习，并送给我5个案例，让我们调查。希望一个月后，将调查结果准时送到法院负责人。我一听陈炉镇，特别高兴，因为陈炉镇与唐宋之际陶瓷器的发达有密切关系。于是我带领10名学生乘公交车来到陈炉镇。镇长看了我交给他的介绍信，十分高兴，很愉快地让有关专家给我们讲解陈炉镇的由来及相关技艺，并陪着我们参观了各个场地。完了又给我们安排食宿地。接着，我把5个案例，其中4个属民事，1个属刑事，两个人负责1个，我按时检查，看完成的怎样。两个月后，都调查完成并撰写成报告，提出初审意见。这时我向铜川市法院某领导问道：“咱们国家有无完整的《民法》《刑法》条例，让我看看”。他回答得很干脆：“现时还没有，建国还不到20年嘛！我相信以后会有的”。我问“那怎么办？”他说：“你们尽到责任，学生受到锻炼了。把这些材料留下吧，以后我们会按上级指示，正确处理的”。这样就算完成任务，高高兴兴地回学校了。

1966年夏季，我刚回校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就在全国响起。先“革命大串连”，学生们到处乱跑；返校后便“打砸抢”，乱成一团；再后，就是打倒“走资派”，把学校校极、处级一些领导人捆绑起来，在大操场围绕游行。随后，学生们先成立造反派、多数派筹委会；不多久，又成立了少数学生、多数教师组合的临委会。两派互相斗争。我看着，想着，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于是我撰写出一张大字报草稿，交给我的好朋友林剑鸣同志看。他是复转军人出身，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才子，他看完后说：“好！我赞同。”我立即把他的姓名写在我之前，立请善书法的同志抄成4张大字报，贴在礼堂北边墙壁上。标题是：“呼吁师生两派团结起来，恢复校内秩序，立即上课！”有些人看后点点头，有些人看后笑笑，也有些人说“这能制止动乱吗？”几个小时后，几个红卫兵在旁边贴上一份大字报：《评林剑鸣、赵文润的折衷主义》，学校秩序照常混乱。我只有钻进我的住房里埋头看《汉书》。有一天上午10时左右，有人敲门。我放下《汉书》，开门见是（临委会）一个头头，问他有何事？他回答，红卫兵造反，其总部创办一份报纸《红卫兵报》，咱们“临委会”要出一个编辑，负责改稿、校对。一个月才出一期，不累。大家都说你干这个活“合适”。我问在什么地方，他说在西北大学，我想离这不远，来回可以骑自行车。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这大约是1967年8月左右的事，我爱人赵道兰也同意。于是我第二天就去西北大学办报去了。所谓“红卫兵报社”，只有10几个人，来自七八所大学，都临时住在西北大学一个毕业班的空房子里。离大门较近，出入方便；离游泳池更近，有益于健康。再说，8个人都是大三学生，20多岁；只有一位是西安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王为民，32岁，比我大两岁，好相处，行！刚安排好各自的任务，我便到游泳池免费畅游了半个小时，便骑自行车回家去了。

在“红卫兵报社”里工作的几个人，除我与老王两人30多岁外，都是20出头的小伙子。他们成天不是忙着整理材料，写文章，就是散发、销售“红卫兵报”。我忙于审稿、校对，老王忙于绘画和插图。实际上没有固定报，主要依靠《陕西日报》社的工友们帮忙打印和装订。大约每月出一期，一年多（1966年秋～1967年冬）才出11期，然后领导便宣布散伙，利用剩余的一些钱，便到浙江、苏州等地旅游。这恰好符合我的心意，因为8月多我爱人怀孕，估计1968年4月底前小孩将会诞生。我正好利用机会回大连老家一趟，将我老妈接来西安，让她帮忙料理小孙子。于是在旅游完苏州散伙后，我便独自一人从上海乘船，一夜之间便来到烟台，然后又从烟台一夜之间回到大连。

在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山村，去我二姐赵玉珍家住了两天，便搭上火车回到瓦房店。又乘公交车经过复州城时，我眼前的复州城已经没有城了，全被“文革”中红卫兵给破坏了，那座契丹族修建的斜塔也不存在了。我怀着悲痛心情，乘公交车到达杏园村，然后一个人淌过复州河，回到家里。父母见到我非常高兴，我问我哥哪里去了，两位老人齐声说：“到吉林省搞建筑去了”。当我说到我媳妇已怀孕，可能来年就要生孩子时，两位老人高兴地简直要跳起来啊！我将一些从大连市买的食品交给老妈然后便上炕躺着休息一会儿。睡觉醒来以后，便向爸妈讲了儿媳妇怀孕已经有六七个月了，估计小孩将于4月底出生，请奶奶去西安帮忙照顾。我爸妈特别我妈听说快当奶奶了，高兴得满脸笑容，连说几声“好，好，好”。我老爸也十分高兴，我说：“就是担心老爸在家没人照顾”。这时站在旁边的我三姐说：“文润你放心，老爸有我照顾。”这样，在家只住几天，我便陪伴、照顾老妈，经过北京还住了两天两夜，陪老妈逛了两天首都北京，然后到了西安。当时，我仍住在统计财经学校教学区的一间房子里，房子不宽畅。道兰事先已请人放了一个架子床，并铺上了新被褥等待婆母到来。老妈一进门，见屋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很高兴。接着，道兰便请婆婆吃饭。就这样，我妈等孙子出生等了近两个月，这期间我陪妈妈在西安各古迹、街道逛了两次。

1968年4月28日，我的大儿子在西安医学院诞生了。我在产科门外坐等了有两个多小时，一听到小家伙诞生了，高兴的跳起来了。又过了两小时，道兰抱着小宝宝由护士护送出产科医院，护士说“一切正常，体重7斤。抱回家去喂人奶”。我和道兰出去即坐了一辆出租车，将小宝宝载向统校大门内。但刚住了两天就听隔壁有红卫兵打人的声音，于是我和我妈赶紧跑，护送道兰和孩子到政法学院原来住处。这地方较为安静，人称南平房，南面几户东西向的平房，住的大都是幼儿园的阿姨；我住的东户是林剑鸣、钟慧琳夫妇；西户住的是体育教师。相互关系都很友好和谐。过来几个月，娃娃喜欢玩了，能坐起来了，会叫奶奶了，奶奶更加高兴了。不料9月份我突然接到一个电报：“家里有急事，请妈妈急速回家，赵文明。”我哥哥也没说什么事。我母亲知道后很着急：“能有什么事啊！是不是你老爸害病了？害病有他大儿子在家照顾嘛！”看来我妈还希望在西安多住一些日子，留恋照料小孙子。但一会儿又说，还是我回去好，老爷子已经69岁了，万一有个闪失，我于心不忍。妈妈这样一说，我也同意她回老家。但又不舍得暂时离开我这个还不到半岁多的小宝贝。还是我爱人道兰说得对：“让咱妈决定吧。”于是我妈妈想好后，决定由我陪同她回家。于是我母子收拾一些衣服，准备好携带的钱物便乘车到西安火车站，在车站候火车时，凑巧遇见我上高中时的一位老同学李某某，他在瓦房店一家企业上班，是来西安出差，刚好要回瓦房店。于是我便委托他护送我母亲回瓦房店。他立刻答应，保证能完成老同学交给的任务，“你就放心吧。”我把钱物交给我老妈，便回校了。我回到政法学院，又立即给我哥哥打电报，要他到瓦房店火车站接老母亲回家，这是1968年9月的事。同年十月国庆节刚过，陕西统计财经学校通知赵道兰回校有事商议，并建议赵道兰把家由政法学院搬回统校，于是我在政法两个学生的帮助下，用一辆架子车便到统计学校了。这回居住的是北院家属房，比南院教学楼安静多了，因为我有自行车骑，隔三差五也常回政法学院旧居房看看，因当时特别强调家庭成分，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挨批，而且十分幸运，爱人赵道兰在1969年元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同年9月30日晚生了第二个儿子，因天亮便是建国20周年，故小名叫“二庆”，大名叫赵黎。大儿子紫晨，是紫阳的早晨；二儿子赵黎，是复县的黎明。赵黎出生后，由他大舅妈阮祖风帮助道兰护理。但在二庆刚三个多月的时候，传来两个消息：其一，赵道兰决定去安康参加三线建设，立即给二儿子断了奶；其二，西北政法学院师生要到白水县实行战备疏散，其后该校就要解散不办了。于是我和道兰，还有她大舅妈三个大人带着两个娃娃，一路奔波到了安康，又到了岚皋县大道河街，又渡过汉江，把两个孩子放在大道河街旁汉江北他们的大舅娘家，由大舅娘护理。从1970年3月19开始，赵道兰在解放军铁道兵5761部队十二中队任女学生二连连长，带领170多名女初中毕业生，与部队一起参加三线建设，至1973年三月。而我从安康回到西北政法学院后不久，就同全院师生疏散到陕西渭南市白水县。有些暂时居住在县城，我和一些教师、干部居住在城北一座破烂的厂房里。把从西安携带来的行李在地上铺的草席子一放，这就是家。

从1970年4月到1972年初，这一段时间政法学院由解放军两位干部领导，称为军宣队。干具体事的是一位连级干部，叫任效善，为人和善，办事很认真。他的主要任务有两项：其一、指定谁是专案组的组长、副组长；其二、主持人批斗某某“走资派。”组长、副组长的条件必须是“成分好，派性小”，组长必须是人数较多的“筹备处”的，副组长是人数少的“临委会”的。因此，我被指定为三个专案组的副组长，其中有两个组的组长是我的学生。经过反复调查，审查的三人都予以平反，批判某某是“走资派”的，凡是经过我调查的也都予以平反。

在白水县一年多的时间除了处理上述三项任务外，我就是去白水河里游泳。白水县城附近有一条白水河，简称白水。深水地方有两米多深，当地人叫“白水潭”。1969年、70年两个夏季，我都游过。其中有一次，林剑鸣让我教他游泳，别有乐趣，也很惊险。

1971年8月，战备疏散结束。西北政法学院此时已经由解放军某部队占领，上级要解散的命令已经下达。因此，尚未安排新岗位的原政法学院干部、教师，只好暂借用陕西师大物理系教学楼实行“斗批散”。别的学校当时是“斗批改”。原政法学院党史系主任曹树铮经审查后已被“解放”，新任分配组长。由他确定，调任我去陕西师大工作。因此，我能圆梦陕西师大，首先应该感谢曹树铮同志。

三、圆梦陕西师范大学

1972年4月的一天，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西大门（今老西门）。抬头一望，上面“陕西师范大学”六个大字，被红卫兵刷掉“师范”二字，变成了“陕西大学”。走进人事处，主持分配报到人员的是赵志超同志。他问我想到哪个部门工作，我回答得很干脆：到历史系。他笑了笑说：“历史系已不存在了，与政教系合并成政史大队了。这样吧，你到政治部下属的哲学教研室吧！哲学教研室主任恰好是从政法学院调来的郭云鹏老师。就这样，我教研中国古代史的梦想又一次受到挫折。还好，趁没有教学任务，给了一个读史书的时间。不久，两位政治部主任邝平（女）、刘修水传达上级指示，现在学校没招新生，要抓紧时间学习马列原理、联系实际，撰写心得体会。于是，我便抓紧时间利用无课可教的四个多月的时间（4月至8月）学习《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法兰西内战》等马列主义原著，撰写出14篇文章，并在《陕西师大学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等报刊全部发表，用的是师枫、施政文等笔名。这14篇文章不属于史学学术文章，不过我想强调两点：其一，学习马列原著是对的，因为研究历史要取得成功，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其二，当时我联系批判全是历史人物，没有一个所谓当代“走资派”。这些学习使我一跨进陕西师大的大门不久，便开始懂得学好、教好中国古代史的精髓是学好、用好历史唯物主义，用我的话来概括就是四个字：内容真实，语言生动。

当年8月，迎来了好消息：工农兵学员要入学了。这时陕西师大是由工宣队领导，工宣队两次让我参与选拔工农兵学员：一次是参与城三区选拔，另一次是到蒲城选拔。我接到任务后，急忙复习高中课本，重读各科的主要内容。所以到我手中的候选人，虽然都经过大队、公社党委的政治审查，但我还要口试一番，然后再报工宣队领导审核、批准，我想这样才能保证质量。这时，我已趁放暑假期间，把5岁的紫晨接回师大，他很乖，很听话，我工作忙，就把他送到校幼儿园全托。果然这年8月，工农兵学员进校了，历史系恢复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牛致功先生让我给72级（也是文革后期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讲授中国古代史。于是梦想搞中国古代史教学、研究并取得成就，迈进了圆梦的第一阶段。牛致功先生是我的引路人，是我圆梦的第一个好朋友。

到了来陕师大第二年，即1973年三月，我爱人赵道兰完成了参加三线建设任务，回到了西安。四月，由陕西统计财经学校调入陕西师大，在历史系资料室工作。同年暑假她回安康，从她大嫂子阮祖凤手里把不满4岁的二儿子二庆接回西安，于是全家四口人共住在陕西师大一号学生楼一间房子里，当时学生少，人称“一号学生楼无学生”，情况确实如此。

从1973年8月到1976年8月三个年级的工农兵学员，除1976年因派我到周至农场劳动锻炼外，我都上过课，都讲授中国古代史。特点是：其一，走出校门，到农村、工厂里上课，强调与工农兵相结合。其二，理论联系实际。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阶段，讲授中国古代史要强调阶级斗争，要突出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我讲中国古代史，虽然不能公开违反这种观点，不过我认为还是应该求是求实，根据真实的史料做出科学的结论。例如，我在灞桥农场一个牲口棚里开讲《苻坚的治秦与伐晋》，对史学界以往的观点和教科书都认为苻坚和其他少数民族南下进军都是侵略，而南方汉族王朝的北伐则都是统一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并用大量史料加以论证。而苻坚发动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的失败则出自战略与战术的失误。文章发表后有13家报刊加以转载或摘要，引起史学界的较大反响。

对工农兵学员的质量，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有高有低，不能一概而论。例如留校历史系的艾冲同志，教学效果优秀，科研成果突出。任教后又取得硕士学位，先后晋升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但总的来看，还应以恢复全国统一招生为好，使当年毕业的高中生有一个统一的起跑线，便于日后的普遍提高。

1977年秋季，开始恢复统一高考。我十分荣幸学校派我和黄树臻、马耀峰、畅广元等十几人去安康参加评阅高考试卷，我和黄老师给历史试卷打分，地址在安康师范学校院内，任务完成后便乘飞机回到西安。刚回学校，一是到家看望爱人赵道兰和两个宝贝儿子；二是回师大历史系办公室，等待着让我教哪门课。十分高兴，牛致功老师仍然让我讲中国古代史。于是，我立即备课。77级这一届，历史系总支书记兼副主任邓剑泉（女）、教研室主任牛致功非常重视中国古代史，安排我讲两个学期（第一、第三学期）。因此课时较长，第一学期从原始社会讲到西周末，牛老师让我打响第一炮，也就是要讲好新生第一堂课。我用半个月时间撰写讲稿，标准仍是内容真实，语言生动。因课时长，内容要比给工农兵学员讲得更详细，并适当征引原文（即古书记载）。要求是：其一、要讲演，不要背诵；其二、无一句口头语，决无“这个，那个”，“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等等；其三，标题要板书，并重复一次。讲稿写完后，我看两遍，然后到师大东门外庄稼地里，把庄稼当成学生试讲。开学后便给历史系77级学生讲，学生们表现出听得很有兴趣。第二次下课后，我正在往教室走，便听有人喊“赵老师你听，校广播中正表扬你呢！”我一听，的确是表扬我课讲得好，从内容看是学生听完第一、二节课后写的。学生们这一赞扬，对我鼓励很大，事后更加努力，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同时，顺应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抓紧时间撰写史学论文，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史学学术讨论会。我多年站在课堂上讲授中国古代史，还曾带领学生三上周原，探讨早周历史，结识了石兴邦、徐锡台、陈全方、尹盛平等多位考古界著名专家。

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想到：教学，我可以根据教学需要，中国古代史那段都要讲好；但科研，我必须选择哪一段、哪个人物深入钻研，才能多出有一定创见的科研成果。于是，我的圆梦进入第二阶段。

从1978年到1986年的8年中，我发表了20余篇主要论述汉唐人物的史学论文。有一个显著特点：不止是评述一个人物的生平，而是通过对不同观点的分析，提出一种新的学术见解；或者通过史料的考辨，阅发一个被史学界忽视的人物某些方面。例如，其中几篇备受学术界关注的论文。《重评刘邦、项羽的成败原因及其是非功过》这篇论文思考时间长，撰写时间短。没有料到，被《人文杂志》发表后，不久《人民日报》1983年2月4第5版，便以半版篇幅详细转载。《新华文摘》198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1983年第1期，皆全文转载。今北京超星数字图书馆还将该文上网转载。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论证刘邦与项羽之争，不是统一与分裂之争；其二、应该根据《史记》等书记载，具体论述刘邦、项羽其品质的好坏，反驳“褒刘贬项”论。《力子都考辨》一文发表后，很受我校历史系老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斯维至先生的赞扬。考据学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途径与方法之一。在钻研史料的基础上，考证各种观点的正确与错误，是很有必要的。例如这篇文章，通过史料的钩沉，还原了西汉末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力子都的战斗事迹，还原他是赤眉军的创始人之一。在斯维至先生的鼓励下，以后我又发表了多篇考释、考据的文章。《试论苻坚的治秦与伐晋》一文发表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1981年第6期全文转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2期等13家报刊摘要转载。这篇论文集中论述苻坚治前秦和统一北方的功绩，对苻坚在淝水之战中的失败，对史学界已有的定论，提出了不同的商榷意见。《李勣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不仅搞清楚了李勣的生平、瓦岗寨起义的年代，而且重点在于如何看待他从瓦岗寨的元勋、创建者之一，变成了唐朝的一位名将、名相。我认为“在封建社会，投降（伪降另当别论）有两种：在同旧王朝的战斗中向反动腐朽的统治者投降，这是叛变，应该批判；在推翻了旧王朝之后，向一个比较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王朝投降，不能算是叛变，因为这样的新王朝的建立，正是农民战争的结果，是符合广大人民愿望的，李勣投降唐王朝就属于后一种”。这种新看法，被称为“两种投降论”，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重视。所以这篇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1980年9月24日第3版，以《如何评价李勣》为题目，较为详细地评价了这篇文章。《唐高宗“昏懦”说质疑》这篇文章发表于《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不久，上海《文汇报》1986年8月30日便以《唐高宗并非“昏庸懦怯的皇帝”》为题再现本文的宗旨，反驳老一代史学家的定论，引起史学界的较大反响。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细翻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有关唐高宗的全部记载并加以对比考证，认为此“昏懦”说与唐高宗的实际表现相差太远。这是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造成的，迫使老一辈史学家没有时间细读史书。

进入治史圆梦阶段以后，我在政治标志及学术职称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为我彻底平反，陕西师大党委认真执行、历史系党总支具体执行。总支书记刘华盛从我的档案中取出有一寸厚的材料给我看，说这是当时人大你班上整你的资料，根据人大平反决定，要全部烧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从此，我在人民大学时期的三个“污点”变成了我的三大亮点。1978年底，我的职称晋升为讲师，1982年初又晋升为副教授。此外，1983年当了20年“反革命”的胞兄赵文明，原单位吉林省怀德县委为其彻底平反，并从此享受离休干部待遇。1984年，我荣获教学质量优秀奖。1986年4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7年3月，我又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成为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的学术带头人。我的圆梦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又前进了一步。

1987年在陕西省社科联召开的第一次全省人文社科的学术研讨会上，省社科联主席郭琦先生在总结会议发言时说：“自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中就史学界来说，有两位最杰出，一位是西北大学的林剑鸣，另一位则是陕西师大的赵文润。”当时我在现场，听到这个评价，我感到特别激动，十分震撼。我知道，郭琦先生在陕西师大一些老领导中威信最高，是他在60年代初就提出陕西师大在教学和科研上“应该出潼关，进北京，争取在全国的发言权”。这句话，对陕西师大的广大师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进而成为西北地区教育部唯一的直属师范大学。但我被郭校长看重，可能是那几篇上了《人民日报》等报刊的论文吧！但细想我与林剑鸣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林剑鸣当时已经出版有《秦史稿》、《秦国发展简史》等几本书，而我一本书未出版。于是，我在郭琦校长的鼓励下，从1987年奋力在史学领域里拼搏，进入圆梦陕西师大的第三个阶段。

根据多年的教学与科研的经验，要真正取得教学质量优秀，科研成果显著，必须二者结合，并且在广博的基础上，深入钻研中国古代史的某一段。因此，在带好硕士生、教好本科生的同时，集中精力研究汉唐历史文化，随后又侧重钻研唐史和武则天、唐高宗，主要精力用于主编，合著和个人专著，其次是撰写论文，不追求篇数，只注重质量。

我主编的第一本书《西北五院校史学论文集》于1988年出版。1989年又出版我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新编》，先后被全国各地36所大专院校用为教材，很快销售一空。参编者中有先秦史专家臧振、秦汉史学家兼书法家何清谷、历史地理学专家和武则天研究专家王双怀、著名文化学者秦晖、历史地理学专家和明清史专家萧正洪等人。因为当时我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故由我起草提纲、主编、统一修改、定稿。并亲自撰写隋唐五代十国、宋辽夏金部分，占全书总数近三分之一。同年还出版了一本《隋唐人物述评》（与牛致功先生合著），该书中收入牛先生的论文篇数较多，故我是第二作者。1992年又出版了我主编的由霍松林教授题写书名的《隋唐文化史》，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还出版了与拜根兴合著的《唐宪宗》。1993年出版了我与王双怀合著《武则天评传》，才算为第三阶段的圆梦陕西师大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四阶段应从1994年我当选武则天研究会会长算起。从此我连续当了19年，共六届，随后便主动辞职，成为名誉会长。1985年10月，中国唐史学会发起、吴枫主持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武则天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咸阳市召开。我和著名唐史专家、历史系主任牛致功教授带领6名隋唐史硕士生参加本届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乾陵博物馆成立了武则天研究会，由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吴枫教授兼任理事长，并决定秘书处长期设在乾陵博物馆，我和牛致功教授参与了武则天研究会的创建。以后于1986年10月在河南洛阳市召开第三届，1988年10月在山西太原市和文水县召开第四届。我参加了第三、四届武则天学术研讨会，并主持了第三届的学术研讨会。时隔六年，1994年10月在乾陵召开第五届全国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我当选为武则天研究会会长。从此，我的圆梦陕西师大迈入了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除继续给硕士生、本科生授课外，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武则天和唐高宗及其有关人物、历史事件。

当选武则天研究会会长后，我便率先提出“乾陵文化”的概念。主编《武则天与乾陵文化》《武则天与偃师》《武则天研究论文集》《武则天与咸阳》《武则天与嵩山》等多本论文集。与此同时，还主编出版了335万字的《两唐书辞典》，撰写了《唐高宗再评价》《论唐高宗在文化史上的贡献》《武则天晚年的任贤纳谏》《武则天评价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标准》《武则天的“荒淫”、“残忍”辨析》《论武则天的功过》等50多篇学术论文。与此同时，还在长安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空军工程大学、西安理工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报告厅、陕西省图书馆报告厅、宝鸡文理学院等大学作学术报告，主要讲武则天与乾陵文化。同时还为北京超星数字图书馆演讲了许多史学报告，题目有《女皇武则天及其评价》《多彩的人生、辉煌的政绩——最新解读女皇武则天》《绝代女皇、魅力一生——武则天传》，还演讲过《刘邦与项羽》《唐明皇与杨贵妃》两个专题，如今仍继续在网上传播。

2013年9月，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在四川广元市隆重召开。会议由我主持开幕式，并做了题目为《武则天研究会的回顾与展望》的大会发言。会议由我主持了理事会的改选，我主动辞去会长职务推荐常务副会长王双怀教授为会长，获得全体理事的一致通过。随后，理事们又让我任名誉会长，使我十分感动。我之所以辞去会长职务，原因只有一条，我已担任会长19年，已经77岁，该辞职了。特别使我感动的是，理事们都赞美我为武则天研究会的创建、该会由中国唐史学会下属的专业学会提升为全国民间学术团体的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并聘任五名外籍理事，从而使武则天研究走向世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实，这是大家的功劳，特别是副会长刘志清、樊英峰、梁恒唐、王永平、梁永涛、王双怀等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才会有今天武则天研究会如此繁荣、壮大的景象。在此我要深深感谢学会同仁的鼓励！

我在陕西师大任教4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这个满族正黄旗人、伊尔根觉罗·达力布的九代孙，早已经融合到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并以此为荣。我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便以党员的先进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教学和科研上更加努力。1992年我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从1987年3月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后，我曾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高级职称评委。在学术界曾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陕西省社科联理事、西安市社科联理事，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评奖委员会评委，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委。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被评为校优秀共产党员，至今仍为历史文化学院离退休人员党支部书记。以上这些荣誉都是我在陕西师大任职时获得，所以我圆梦陕西师大，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今后只要身体健康，我还要为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科研继续努力，以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之恩。

我的求学读史生涯十分坎坷。从一个放羊娃喜欢上中国古代史，到读初中时经过历史教师丁力人先生的教导，才知道应该热爱中国古代史的同时，又应该学好各科。到高中时期，我又在历史、语文等科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学好中国古代史，同时各科都能取得优异成绩，才能在1956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单独招生的情况下，考上人民大学历史系，享受学杂费全免的待遇。尽管我在人民大学受到三次批判，但我始终坚信我没有做过坏事。因为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是我尊敬的校长，各位老师都是好老师。在批判我的三次班会上，没有一位老师参加，包括我们班辅导老师王思治先生也一次没有参加。在和我单独谈话时，他说“你读《资治通鉴》没有错”。正是在各位老师的背后支持，我在上大学期间读完了《资治通鉴》等史书，为其后圆梦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奠定了基础。以后，当我跨进陕西师范大学后不久，多亏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掌舵，使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陕西师大这座温馨的校园，这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这所有众多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的高等学府。

我能圆梦陕西师大，首先应该感谢校领导、院系领导对我教学科研的支持与鼓励。其次，要感谢几位史学前辈和比我年长的史学家斯维至、牛致功、何清谷、杨育坤等诸位教授。其中史念海、朱本源、斯维至、黄永年、牛致功五位教授，是我担任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时期校方聘任的顾问，我应该特别感谢。再次，要感谢本校全体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