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9年8月21日至25日在春城昆明云南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和云南大学联合主办并委托云南大学历史系具体承办。与会代表128人，其中来自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的代表18人。国内外代表共向大会提交论文83篇；有20人在大会上作了代表性的学术交流发言，众多代表也在小组会上踊跃发表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和对大会发言进行评议。

秦汉时期的边疆少数民族问题，是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提交会议的多篇论文，均围绕着它展开讨论。云南大学林超民、秦树才的《秦汉时期西南夷新论》将文献资料和考古研究成果相结合，论证了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是云南土著居民和外来民族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才形成了秦汉时期的西南夷”。此外，他们还对西南夷的民族分布、社会形态等问题作了探讨。何平《“哀牢”是傣—泰语民族先民再证》一文则对有关陈说提出质疑，认为：“虽然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但曾被南诏说成是其祖先的‘哀牢’却确实是傣—泰语民族的先民。”

华中师大熊铁基的《秦汉时期云南的大开发》，从益州郡、永昌郡的设立，文齐、郑纯等贤能地方官的施政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生产技术的改进等方面，充分肯定了当时“云南的大开发”。而贵州省文史馆史继忠的《秦汉时期夜郎地区的开发》，则论证了秦汉西南夷中，“夜郎地区的农业最为发展”。另外，江西师大黄今言《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深入地研究了汉代“关市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关市的管理和法制规定”、“关市的特点和效用”，认为：“汉朝对少数民族创设关市贸易后，历代中原执政王朝对之高度重视，循而不改。”

关于“西南夷”与中原、与外国交通的研究，中央党校王子今《海西幻人来路考》认为：“海西幻人来路大略有三条，而永昌一路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是不宜忽视的。考察永昌道路的历史文化作用，有助于认识汉代人‘飞思乎八荒’的世界观的时代背景，汉文化吸纳外来积极因素形成丰富内涵的情形，也可以得到更具体的说明。”云南大学陆韧《试论秦汉时期的蜀身毒道》也认为：“从秦经略五尺道，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到东汉哀牢的内附，通道置吏并举，历经280年，终于使蜀身毒道所经云南区段完全为统一的中央王朝所控制。”中山大学张荣芳《西汉蜀枸酱入番禺路线考》一文，在空间、族属关系上将“南越”与“西南夷”密切联系起来，通过对史料的周密梳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了西汉“蜀枸酱”沿牂牁江运往番禺的详细路径。

关于秦汉王朝的“西南夷”政策，华中师大丁毅华《试论秦汉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一文认为，秦汉中央政权统治西南地区政策的务实、灵活和富有成效，不仅推动了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还促使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南开大学刘敏《论秦汉对西南夷的经营》则认为：“秦汉中央政权对西南夷的经营完全是为了成就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故不论是血腥的战争还是怀柔安抚政策，均服务于这一目的。”复旦大学葛剑雄在以《汉宣帝的匈奴政策及其历史意义》为题的大会发言中，充分肯定了汉宣帝接受呼韩邪单于附汉后，所采取的史无前例的措施：“既未趁匈奴衰败之际加以消灭或提出领土要求，也未要求单于称臣，而在实际上予以其平等地位，资助单于恢复对匈奴的统治，保障匈奴民族的生存条件。”而这些措施“发挥了空前的积极作用”，“在中国民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西南夷”的研究，必然涉及当时的民族思想。河南大学龚留柱《“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认为：大卫·卡普兰的“文化优势法则”也显现于秦汉民族关系史上。传统的边疆思想此时正式形成，这就是“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的论点。以往学术界多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角度出发，肯定前者“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而认为后者是陈腐、守旧之说。但今天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角度来看，对传统的边疆思想，我们确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日本爱媛大学藤田胜久的《司马迁的旅行和〈史记·西南夷列传〉》把太史公的西南夷之行与其民族观的形成联系起来，认为：“《史记·西南夷列传》是与司马迁第三次旅行直接相关的一篇……司马迁只到过西南夷地域，但通过那里却可以得到南越、东越以及印度、大夏的情报。进而触及的是对于匈奴战争的问题……并且影响到司马迁的世界观。”(www.daowen.com)

关于秦汉政治方面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尹湾汉简》上。日本“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杉本宪司在以“汉代的武库——以尹湾汉牍为例看内郡和他郡的武备”为题的大会发言中，对于《尹湾汉简6》以及汉代类似武库的画像石的内容为何、东海郡的武库里为何有汉天子专用的“乘舆”、收入边郡武库中的兵车有多大、属于国家的边郡武库中为何收有“私剑”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河南大学朱绍侯也作了题为“《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资料”的大会发言，对一些特殊现象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东北师大王彦辉《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读〈尹湾汉墓简牍〉杂记》则据《简牍》材料研究了“豪民”的本质特征、社会影响及其与封建国家的关系等问题。韩国翰林大学金秉骏《试论尹湾汉牍中的太守府属吏组织》也以汉牍《东海郡吏员考绩簿》为据，从“今掾吏”编制、“增置”、“以故事置”、“请治所”、“赢员”等方面考察两汉太守府属吏组织变化及其性质。其次，是关于法治的讨论。日本中央大学堀毅的发言提纲《秦汉的德治与法治》一文认为：到了汉代，对于秦代的过度的法治主义的反动则越发明显。儒教渐渐得到重视，到了武帝时代便成了国教。从司法方面看，由于法治与德治并用的关系，两者各自的长处得到了发挥。自汉以后，经唐到明，“法的儒化”得到了实施与推行。广东交易学院曹旅宁《释秦律“拔人须眉”及“斩人发结”——兼论秦代的完刑》对于堀毅将“拔人须眉”、“斩人发结”作“面子观念”的解释提出质疑。甘肃文物考古所何双全、陈玲《西北汉简所见汉代刑徒》一文也从刑制种类、地域和身份、押送、管理、生活和劳作五个方面，对汉代西北刑徒作了全面的论述。台湾省嘉义技术学院傅荣珂《秦律刑事诉讼侦查与勘验之研究》则充分肯定了“秦简”所反映出的“侦查与勘验，颇为完备，与今之律法相比，实不遑多让”。西北大学黄留珠《汉武悖论现象透视》一文认为：“‘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命题……这种大功大过集于一身的极其矛盾现象，是‘汉武悖论’……在许多杰出人物身上都存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日本就实女子大学李开元《论汉帝国的国家结构》从“帝国起源论”、“有限皇权论”、“联合帝国论”三个方面，对秦汉政治展开了宏观讨论。中国社科院卜宪群《秦汉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一文则认为：“秦的官僚队伍，尽管具有一定的涵盖性，但其以文吏为核心的特征仍十分突出。自武帝以后，除儒生参政外，其他社会势力也广泛地被吸收到官僚队伍中来。官僚队伍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官僚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大大拓宽了。”

对秦汉思想文化的研究，依然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陕西历史博物馆张铭洽《谈汉初的文化整合》指出：“汉初的文化整合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当时学术思想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儒学与黄老之学。台湾清华大学陈启云《西汉时“子学没落、儒学独尊”问题》一文认为：“从思想史的发展而言，战国早期孔、墨、杨新理论的创发，引起孟子、新墨、名家、庄、老对‘理念本质’名学（直理）的析辩：《庄子》代表的‘怀疑、相对、两可’的真理观又引发《荀子》的功利主义乃至《韩非》‘专制心态’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秦政焚书坑儒的措施以及秦亡汉兴以后，由‘哲学思想’的‘真理关注’转型为‘经史之学’的‘文化关怀’。”安作璋、刘德增《两汉博士与齐鲁儒学》则认为：“西汉‘鲁学’与‘齐学’为了争夺政治地位和学术思想的领导权而相互攻讦，构成西汉儒学内部斗争的主线，演化为西汉末至东汉的经今古文之争。”香港科技大学吕宗力的《感生神话与汉代皇权正当性的论证》一文认为：“由《史记》到纬书所编织的神话体系，当然是不同于原始神话的一种政治神话，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其目的主要在于为汉统治集团提供正当性的依据。”秦俑博物馆张文立《秦之道家》一文认为，道家的学说在秦国有传播的迹象。秦始皇帝继位及统一六国后道家学说在秦曾风行一时，并且受到始皇帝的专好。道家的学术思想也在秦的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另外，华中师大赵国华《东汉儒学主体评论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陈静《黄老道家的隐退》等文也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军事科学院黄朴民《儒家的军事文化传统与何休的战争观念》独辟蹊径，“通过将何休战争观念置于儒家军事文化传统嬗变的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揭示其基本特点与历史价值”。

另外一些学者，则对秦汉社会史的内容寄予热情关注。北京大学岳庆平《汉代的家庭伦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绍棣《秦汉时期边郡社会物质生活初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黄淼章《南越王国的丧葬习俗》、秦俑博物馆田静《秦人的医学实践与理论》、河南大学李振宏《汉代居延戍吏卒的医疗卫生状况》、南阳师专黄宛峰《略论汉代中州民风的嬗变》、华南农大倪根金《汉代夜市考补》等均从不同侧面，研究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云南大学杨兆荣《“使黔首自实田”是秦末农民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一文的论点，则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

会议还选出了新的一届理事会，并推举中山大学张荣芳教授继续担任本研究会会长。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