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明清时期册封使的使行记录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中国，向国际社会宣示了领土的主权;而且当时中国兵政文献和方志文献中也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列入管属区内，向世界表明，中国已实际管控了这些岛屿。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中国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朝廷对包括海禁在内的各种政策有所松动，经济渐次开放，从而使得朝贡贸易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私人贸易逐渐兴盛起来；然而与此同时，自14世纪以来一直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日本海商与海盗所组成的武装集团——“倭寇”也更趋活跃，他们在中国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地大肆走私抢劫，焚我房屋，杀我人民。这种情况促使中国人的海洋疆域意识和海防意识均有所增强。

嘉靖四十一年（1562），浙江总督胡宗宪在其幕僚郑若曾的帮助下，编纂刊印了《筹海图编》一书。胡宗宪，字汝贞，明徽州（今属安徽）绩溪人。嘉靖三十三年（1554）以巡抚御史受命巡视浙江倭寇事，次年代为浙江巡抚，后升总督，在任八年，全力抗倭，累官至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

《筹海图编》全书十三卷，主要记载明代抵御倭寇之事。全书以嘉靖时事为主，上溯明初以及明代以前的中日交通情况。首列中国沿海、琉球以及日本地图、日本事略，继以分省御倭事宜以列年表、寇踪图谱，再次记载重大战役和罹难者事迹，而终以经略。全书附有沿海布防形势及武器战船等详图。此书卷一《沿海山沙图》由郑若曾《郑开阳杂著》中《万里海防图》改绘而成，其中“福七”、“福八”两幅图内，上排自右至左第五岛“鸡笼山”起，依次有彭加山、钓鱼屿、化瓶山（花瓶屿）、黄毛山、橄榄山、赤屿等岛屿。书中将这些岛屿归入“自粤抵辽延袤八千五百余里”的中国边防系列岛屿之中，并以“福七”、“福八”为标题，这清楚地表明：作为明朝当时抗倭最高军事长官胡宗宪，已经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列入中国福建海防区域，中国政府已经对它们实行了有效管辖。

《筹海图编》卷一《沿海山沙图》之“福七”、“福八”，上排自右至左第五岛“鸡笼山”起，依次为彭加山、钓鱼屿、化瓶山、黄毛山、橄榄山、赤屿等岛屿。这说明当时的明王朝已将这些岛屿归入“自粤抵辽延袤八千五百余里”的中国边防体系，并已对之实行有效管辖。

万历三十三年（1605），吏部考功司郎中徐必达与董可威合作，摹仿郑若曾《万里海防图》绘成《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全图分为十幅，详细描绘了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今江苏、上海、安徽）、北直隶（今河北）、山东（今山东、辽宁）六省沿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政区建置以及军事设防状况。图上各卫所寨堡、烽堠墩台、望楼关隘以及巡检司的布局和名称，详细清晰；海洋以鳞状波纹线表示；岛屿礁石、港湾渡口为标注重点。图上有外括方框的图说二十七处，如《广东要害论》、《浙洋守御论》、《江北设险方略论》、《山东预备论》、《辽东军饷论》等，涉及各省沿海地理、兵饷配置、军事布局、作战方略等问题。通过此图及其中说明文字，可全面了解明代海防的控御范围和海防思想。就在这幅巨型海防图中，钓鱼屿、黄茅山（《筹海图编》作“橄榄山”，即今南小岛、北小岛）、黄毛屿（即黄尾屿）、赤屿（即赤尾屿，又称赤坎屿）等岛屿，赫然屹立在海防第一线。

在徐必达等绘制《乾坤一统海防全图》15年后，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编撰的大型兵书文献《武备志》问世。茅元仪(1594—1640)，字止生，号石民，又署东海波臣、梦阁主人等。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代著名文学家茅坤之孙。他自幼喜爱兵农之道，成年后熟悉九边要塞及用兵方略，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重用。崇祯二年(1629)，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理水军戍守觉华岛（即菊花岛，今辽宁兴城南）。后为兵部尚书张凤翼所弹劾，因获罪忧愤郁郁而死。茅元仪文武双全，时人称：“年少西吴出，名成北阙闻。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茅氏生前目睹明末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书朝廷，并汇集历代有关军事书籍二千余种，历时十五年辑成《武备志》二百四十卷。该书因讲述了很多关于防御建州女真问题，在清代曾被列为禁书。

在《武备志》卷二百十《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中，鸡笼山、彭加山、钓鱼山（即钓鱼屿）、花瓶山（花瓶屿）、黄毛山（黄尾屿）、橄榄山（南小岛、北小岛的合称）、赤屿（赤尾屿、赤坎屿）等海上岛屿依然屹立在中国海防前哨，清楚地表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为中国固有领土。

《武备志》卷二百十《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中，鸡笼山、彭加山、钓鱼山（即钓鱼屿）、花瓶山（花瓶屿）、黄毛山（黄尾屿）、橄榄山（南小岛、北小岛的合称）、赤屿（赤尾屿、赤坎屿）等海上岛屿依然屹立在中国海防前哨，清楚表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崇祯二年（1629），茅瑞徵撰成《皇明象胥录》八卷。茅瑞徵，字伯符。明归安（今浙江吴兴）人。茅坤从孙，茅元仪堂弟。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知泗水县，调黄冈，天启元年（1621）擢兵部职方主事，官至南京光禄寺卿。壮年即解组归田，自号苕上愚公，又称澹泊居士、清远居士。著述除 《皇明象胥录》外，尚有《万历三大征考》、《东夷考略》、《虞书笺》、《禹贡汇疏》、《澹泊斋集》等。

《皇明象胥录》系茅瑞徵任兵部职方主事时，根据历代史牒及耳目见闻，增补郑晓《皇明四夷考》，添修穆宗、神宗两朝时事而成。书中记明代周边各族及各国情况，包括诸部落、部族、国家历史沿革、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及与明朝关系等，十分详备。它是中国典籍中最早记载西洋国家的图书之一。其卷一《琉球》记有明一代册封事时说，福州开船赴琉球，“往以西南风，期孟夏；归以东北风，期季秋。望见古米山，即其境。东去三百里为叶壁山，又东即日本”。说明未到古米山之前的海域都是中国的疆域，所经历钓鱼岛等岛屿自然也都是中国的领土，只有到了古米山才正式进入琉球的国境。

《皇明象胥录》卷一《琉球》所记明代册封事表明，钓鱼岛等岛屿都是中国领土，直到古米山才正式进入琉球国境。

崇祯年间论及中琉领土分界的兵政文献还有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

陈仁锡（1579—1634），字明卿，号芝台，明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任编修、经筵讲官。天启六年，魏忠贤想获得世封荫爵，矫旨“给世券”，命仁锡起草诰文。仁锡坚辞不从，被削职为民。阉党败，任右中允，以预修神、光二朝实录，进右谕德。后召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未赴任而病死。仁锡学识渊博，精研经史，并讲论经世济时之学，有志于天下之事。著述丰富，除《皇明世法录》外，尚有《四书语录》、《皇明衍义》、《考工记句解》、《漕政考》、《筹边图说》等。

《皇明世法录》全书九十二卷，设置“维皇建极”、“悬象设教”、“法祖垂宪”、“裕国恤民”、“制兵敕法”、“浚河利漕”、“卫边严备”、“沿海置防”、“奖顺伐叛”、“崇文拔武”等十大类，每类下又分五小目。所载包括明洪武至万历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防、外交等制度设施及其沿革变易，并附有编者评语。

该书卷八十“奖顺伐叛·琉球”一节全面介绍了自隋朝大业三年（607）以来琉球与中国的交往及其国内政治、经济和民风民俗等有关情况。在记有明一代历朝册封事时说：“从福建往，治五桅巨舰。长可十七丈，桅用杉，舵用铁梨木。其国届期遣看针通事一人并水手来，与偕密室看针。即白昼燃灯，亦名十更船。往以西南风，期孟夏；归以东北风，期季秋。望见古米山，即其境。”书中再次强调指出，到了古米山才是琉球的国境。后来，日本正德四年（1714）奎文馆主人濑尾源兵卫新刻琉球紫金大夫程顺则《雪堂燕游草》，书中摘陈仁锡《皇明世法录》所载琉球事实附卷尾，名之曰《琉球考》，其中也有这段文字 。这说明日本人与琉球人都是认同“望见古米山，即其境”的。换言之，琉球国领土就是止于古米山，由此往西南方向的岛屿都属中国疆域。

《皇明世法录》记从福建开船赴琉球，“往以西南风，期孟夏；归以东北风，期季秋。望见古米山，即其境”。

明末施永图作《武备秘书》，其中也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的有关记载。施永图字山公，一字明台，浙江秀水人。官至凤泗道。一生著述颇多，尤其重视军事方面问题，撰有《天文》、《火攻》、《武备》、《地利》等。《武备秘书》即《武备》一书的全称，其卷二有《福建防海图》。图中所列钓鱼山、黄毛山、赤屿等岛屿，与茅元仪《武备志》完全相同，作者将这些岛屿视作大陆的前沿，战时内陆的屏障。

明末施永图《武备秘书》卷二收《福建防海图》，图中所列钓鱼山、黄毛山、橄榄山、赤屿等岛屿，与茅元仪《武备志》完全相同。

清代较早记载钓鱼岛的兵政文献有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

黄叔璥（1666—1742），字玉圃，号笃斋，清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先后任湖广御史、浙江御史。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政府为加强对台湾的管辖，任命正红旗人吴达礼和黄叔璥为巡台御史。黄叔璥于该年六月抵台后，便马不停蹄地巡行台湾各地，考察山川地势、攻守险隘、海道风信、番社风俗，并“就郡县牒牍所状”与亲身见闻撰成《台海使槎录》八卷，于乾隆元年（1736）刊行。《台海使槎录》是黄叔璥对其巡台御史生涯所做的翔实记录。由于该书对台湾“岛屿之险易、城堡之坚脆、番俗之驯悍、政刑之张弛、戎伍之疏密、礼乐之异同”均“必务详审精密”，史料翔实可信，为世人所称道，被誉为“第一等书”（卷首鲁煜序）。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武备》一节具体考察了台湾的港口、岛屿、水陆军事设施、海上防御等有关情况。在论及海上巡逻的哨船能出入的港口时，称“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

《台海使槎录》卷二《武备》在论及海上巡逻哨船出入港口时，称“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说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康熙年间曾是海上巡逻船只经常出入之地，中国政府对其进行了有效管辖管控。

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1]。说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康熙年间曾是海上巡逻船只经常出入之地，中国对它们进行了有效管辖管控。

钓鱼岛矗立于万顷碧波之中，扼守着进出台湾的门户，在军事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早在康熙年间台湾巡逻警戒的哨船就曾经常光顾钓鱼岛，但是中国政府却一直没能在钓鱼岛驻军并设立固定的防御工事。清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前年台湾高山族杀害琉球及日本渔民事件，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率兵三千入侵台湾。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奏请援师，李鸿章荐举淮军将领唐定奎率部前往。唐定奎七月到台湾，驻凤山择险分屯，严阵以待。日军退守龟山，挑动土著与汉人相仇斗。后因疾疫流行，日军有怯战之意；英国使臣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居间调处，中国政府为息事宁人，日军获赔付军费五十万两白银退去^[2]。当时枫港、狮头诸番社结党屡出劫害良民，游击王开遭伏击身死。唐定奎率军平定诸番社，并与之约法八章，自此台南大定。事后唐定奎晋升福建陆路提督，其定远县同乡，曾任两广两淮盐运使、四川福建等处按察使的方濬颐为作《淮军平定台湾番社纪略》、《台湾地势番情纪略》。鉴于此次日军轻易攻入台湾，在《台湾地势番情纪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附录）一文中^[3]，方濬颐曾从防御外患的角度提出过要在钓鱼岛驻军的主张：

台湾，南北径二千五百里，东西或五百里、或二百里不等；其形椭似鱼，连山若脊。……鹿耳门为至险，其次则旗后口。初仅一小港，道光间，一夕风涛冲刷，口门忽宽；两崖夹峙，中梗块垒，象人之喉；旁皆暗礁，番舶不能出入，其殆天之所以限华夷耶！惟鸡笼山阴有钓鱼屿者，舟可泊，是宜设防。

方濬颐关于要在钓鱼岛设防的观点，表现出他在军事方面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一生喜读孙子兵法，认为“治军之道，韬略为先”，“明乎此，乃足以安内攘外，强国本，绝边患”（《读孙武子》）。可惜当权者没能采纳他的建议，始终没有在钓鱼岛驻军或修建防御工事。(www.daowen.com)

光绪元年（1875），方濬颐作《台湾地势番情纪略》，内称：“惟鸡笼山阴有钓鱼屿者，舟可泊，是宜设防。”这是从防御外患的角度提出要在钓鱼岛驻军，可惜这一建议未被采纳。

不仅在中国的兵政文献中，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且清代中国台湾府的版图中明确列有钓鱼岛。

乾隆十二年（1747）《重修台湾府志》卷之二《海防》：

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鹿耳门、南路打鼓港(打鼓山南岐后水中有鸡心礁)、北路蚊港、笨港、淡水港、小鸡笼、八尺门。其余如凤山、大港、西溪、蚝港、蛲港……潮长，大船可至内线，不能抵港。外线水退，去口十余里。不知港道，不敢出入。水里港、牛骂、大甲、猫干……可通杉板船；台湾州仔尾、西港子、湾里、凤山喜树港……只容仔小船。再，凤山岐后、枋寮、加六堂、谢必益、龟壁港、大绣房……今尽淤塞，惟小鱼船往来耳。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

乾隆十二年（1747）刊刻的《重修台湾府志》卷二《海防》将钓鱼岛列入海防区域，称“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

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台湾县志》卷之二《海道》：

环台皆海也。自邑治计之，南至凤山县之沙马矶头，旱程二百九十六里，水程七更；北至淡水厅之鸡笼鼻头山，旱程六百三十里，水程一十九更；西北至鹿耳门，水程二十五里(康熙五十五年，钦差丈量，依旱程折算，仅十里零七绳)。鹿耳门西北至澎湖，水程四更，约一百八十里。澎湖西北至厦门，水程七更，约三百里。邑治内优大山之东曰山后，归化生番所居。舟从沙马矶头盘转，可入卑南觅诸社。山后大洋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崇爻山下薛坡兰港，可进三板船。

在上述两篇文献中，前一篇从保卫国家海上领土主权、防备外敌入侵的角度说明了钓鱼岛的地位和作用，后一篇则从海上交通运输的角度记载了钓鱼岛的地理形势和方位。两篇文献都提到那里可停泊十余艘大船，这表明钓鱼岛周围海水很深，港湾宽阔，清朝的乾隆年间那里曾经被用作海上巡逻警戒的哨船与货物运输船只的临时停靠码头，在中国的海防建设和海上航运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钓鱼岛在清嘉庆十六年（1811）以后划归噶玛兰厅管辖。噶玛兰，又名哈仔难、甲子兰、兰阳，为台湾山后滨海之地。乾隆三十三年（1768），有福建漳州人吴林字汉生者来此垦殖；嘉庆二年（1797），漳州人吴沙又率福建漳州、泉州及广东三籍之人入其地，与当地少数民族首领谈判修好，共同垦荒种植。十余年间垦得地段东西宽二十五里、南北长一百四十五里。后因人口繁衍，清政府便于嘉庆十六年置噶玛兰厅（今属台湾宜兰县）。噶玛兰厅隶属台湾府，而台湾府又在福建省治下，所以清同治年间刊行的《重纂福建通志》中也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记载。《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海防·各县冲要·台湾府·噶玛兰厅》：

苏澳港在厅治南，港门宽阔，可容大舟，属噶玛兰营分防。又后山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泊大船千艘^[4]。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船。

同治十年（1871）所刊《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海防·各县冲要·台湾府·噶玛兰厅》将钓鱼岛列入海防冲要，由台湾噶玛兰厅（今台湾省宜兰县）管辖。内称：“后山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泊大船千艘。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船。”

福建省漳州府、泉州府等沿海地区的居民们对经营海洋一直充满着热情，他们不仅开发了台湾东部滨海之地噶玛兰，而且到过其所属岛屿钓鱼岛，曾经把钓鱼岛作为从事海洋活动的目的地之一。陈淑均《台湾府噶玛兰厅志》卷之八《纪事》：

《台湾县志》谓：“舟从沙马矶头盘转，而入卑南觅诸社。山后大洋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崇爻山下薛波澜，可进三板船。”则竟有至其地，可知也。

又，黄逢昶《台湾生熟番纪事·台湾生熟番舆地考略》（《台湾文献丛刊》）：

宜兰县，南与奇莱社番最近。……泗波澜有十八社番，与奇莱相近，属凤山县界，亦在崇爻山后；……海舟从沙马矶头盘转而入卑南觅诸社。山后大洋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崇爻山下泗波澜，可进三板船：漳、泉人多有至其地者。

《台湾府噶玛兰厅志》称“山后大洋之北有屿名钓鱼台”，“则竟有至其地，可知也”。

陈淑均的《台湾府噶玛兰厅志》始纂于道光十年（1830）之前，成书于道光二十年（1840）^[5] ；黄逢昶的《台湾生熟番纪事》成书于光绪十一年（1885）以前，因为这一年的四月同邑李辅燿已经读到他的书了（据卷首序）。从这两篇文献的行文看，黄书当是参考了陈书而撰写的，只不过话说得更加明白一些而已。综合看这两段文字，则至迟在1840年，福建省漳州府、泉州府的居民们曾经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到过钓鱼岛，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去的具体目的，是捕鱼、采药、开矿、拾鸟蛋鸟粪还是干别的什么，但他们到过钓鱼岛并且在那里从事与海洋有关的活动却是毫无疑义的。另外，《台湾生熟番纪事》卷首有周发藻题辞，谓：“新从闽海唱刀还，台北台南记往还；幕府昨逢余节度，地图先问钓鱼山。”味“地图先问钓鱼山”之文意，很可能黄逢昶本人就曾登钓鱼岛做过实地考察。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刻的《续修台湾府志》、嘉庆十二年（1807）刊刻的《续修台湾县志》以及嘉庆间李元春纂修的《台湾志略》、同治年间周懋琦所著《全台图说》等台湾地方文献中也都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各书均提到“山后大洋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崇爻山下薛坡兰港，可进三板船”^[6]。

其中《全台图说》图文并茂，备受人们关注。周懋琦为清代安徽绩溪人，同治年间到台帮办军务，同治十一年升任台湾知府。在台任职期间，周懋琦根据自己对台湾山川地理的亲身考察，并参考前人著述，撰为此书。光绪十四年序刻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十一《兵政》十七《台防》一章，便全文辑录周懋琦 《全台图说》，将钓鱼岛列入台湾海防冲要。据 《大公报》、新华网等媒体报道，2012年9月14日，台湾地区领导人、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他最近在搜集“钓鱼台”史料时，看到前台湾知府周懋琦写的《全台图说》。马英九引用《全台图说》，重申钓鱼台主权不容置疑；10月6日，周懋琦的玄孙周启厘携家人到台湾参观访问，马英九还跟周启厘及其女儿通了电话，并在电话里朗读了周懋琦的《全台图说》中关于钓鱼岛的文字：“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

【注释】

[1]按，祟爻，指崇爻山。马冠群辑《台湾地略》：“崇爻山：在后山宜兰县东。东跨大洋，自北至南绵亘数百里。”又，佚名《凤山县舆图纂要》：“崇爻山：在东南野番界，人迹鲜到，不知道里。高峻不知几及，时有云雾蒙其巅，天晴乃见。”佚名 《台湾府舆图纂要》：“崇爻山：山极高大，在傀儡山后人迹不到之地。时常云雾迷蒙，晴时乃见。” 薛坡兰，或谓指南小岛、北小岛，或谓非是，迄无定论。

[2]参见拙作《中国琉球王国历代交际史事编年》，稿本。

[3]又见《二知轩文存》卷二十一，清光绪四年刻本。

[4]按，此谓“钓鱼台”可泊大船“千艘”，其他文献多作可泊巨舟十余艘。

[5]参见《台湾府噶玛兰厅志》卷首萨廉益堂氏《序》及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台湾省·噶玛兰厅志》著录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1页）。

[6]按，各书所载，文字略有出入。或“大洋”后无“之北”二字，或“薛坡兰”下无“港”字。又，“薛坡兰”，或作“薛波澜”、“泗波澜”，当皆一音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