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予以命名的。

其中南小岛，在晋代郭璞的《玄中记》中便有文字记述。郭璞在《玄中记》中说“：东海里有个蛇丘，地势险恶，大都很低湿。很多蛇居住在那里，没有人类居住。有的蛇长着人的头、蛇的身子。”^[1]《 玄中记》所说的东海“ 蛇丘”就指的是南小岛。后来唐高祖李渊命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其中也辑录了这段文字。唐代张的笔记《朝野佥载》、北宋初年的官方文献《太平御览》、小说类著作《太平广记》等书也都曾以同样的文字记载过这座岛屿。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八月，福建水师提督、泉州晋江人万正色乘海舟前往日本，船过了台湾的附属岛屿鸡笼屿后，在“万水朝宗”处为向东的洋流所牵引，其舟不胜水力，结果也漂到南小岛。当时船上有75人，都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于是派四人登岸探路。走了不远，忽然有数十异类疾驰而至，将其中一人吃了。其余三人吓得赶紧往回逃。在草丛里遇到一个人，经询问，原来也是福建泉州来的，于是将其带回船上。侥幸逃回来的三人向船上的人叙说了妖物吃人的情景。草丛里遇到的那人说，不是妖，是居住在这里的人，都长着蛇头，能飞行，但一次飞越的距离不超过八尺或一丈；原先我们一起乘船来的同伴们全都被吃了，唯有我一人独自存活下来。接着他举起脖子上的一个挂件说，他们怕这个，不敢接近我。大家一看，原来是雄黄。大家高兴地说，我们这些人能活命了。于是打开一个竹编的箱子，里面有雄黄一百多斤，每人手握一枚。不一会儿，几百个长着蛇头的异类飞奔而至，闻到雄黄的气味，全都伏在地上，不敢仰视。万正色一行这才安全脱险。

虽然关于南小岛的这些记载都充满着传奇的色彩，但它丝毫不妨碍这座岛屿是中国人发现、命名并曾经在岛上活动过的历史事实。

据文献记载，钓鱼岛本身的发现及最初命名是在隋朝大业六年，即公元610年。

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曾先后多次派遣水军招谕琉球，广泛考察了海中诸山岛屿和航海程次。第一次遣使是在大业三年（607）。那一年，隋炀帝令羽林军骑兵校尉朱宽入海“访求异俗”。当时福建有一位熟悉海上航道、名字叫做何蛮的“海师”向朱宽报告，说是自己常年在海上航行，自大业元年（605）以来，经常于春秋二季天清风静时向东眺望，依稀见海中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其几千里。于是朱宽便以何蛮为向导，带领船队前往该地。琉球当时还只是一个生番部落，没有国名，朱宽等远远望见其地界于波涛间蟠旋蜿蜒，形状如同一条无角的龙在水中游动，而无角之龙在中国古代称之为“虬”，所以朱宽将它命名叫“流虬”。后来又根据“流虬”二字的谐音，相继改名为“流求”、“瑠求”，最终定名为“琉球”^[2]。而就在大业六年二月第三次遣使时，当时隋军统帅武贲中郎将陈稜和朝请大夫张镇州（一作张镇周）在率领船队前往琉球途中，正式命名了“高华屿”。有关专家根据《隋书》所载陈稜等此行水行日程并参考明代郑若曾所作《万里海防图》考定，高华屿即是钓鱼岛的古名^[3]。

我们根据琉球王国汉文文献考察，中国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改为今名，至迟是在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

这一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速琉球的归化，让这一刚刚加入中华朝贡体系二十年的成员国早日与中国“文教同风”，采用政府移民的方式，把福建籍的许多名族大户迁徙到琉球，史称“钦赐闽人三十六姓”。

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决定向琉球移民，除了让他们传播中国的文章教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派他们前去职掌朝贡等事宜。其中“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贡谢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管，为指南之备”。所谓指南之备，就是指航海技术。如所周知，指南针，也称罗盘，这是中国古代重大发明之一。琉球是一海外岛国，距离福州径直海面一千七百里，来中国朝贡谢恩，海济舟航，必须有指南针指示航道。古代航海时，人们以天上星座与海上水势山形为参照物，利用罗盘针指示航向在海上航行，称为“针路”。中国，尤其是福建沿海人民早就掌握了这门技术。所以无论是隋朝还是元代，中国军队的航船之所以能扬帆远航在福州至琉球这条水道上，都是因为有福建人为向导^[4]。 “闽人三十六姓”也把这一航海技术带到琉球，并且以文本的形式留传下来。琉球紫金大夫程顺则辑《指南广义》，在“针路条记”一款中，便有十条出自“闽人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尽管闽人三十六姓带去的针本今已残缺失次，但其中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鸟屿（现在称北小岛）等岛屿的名称仍清晰可见。这说明，在1392年以前，中国福建沿海人民就已经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改定为今名，并利用它们作为海上航行的航标了。

琉球人程顺则辑《指南广义·闽人三十六姓所传针本钞》中就载有钓鱼岛、鸟屿（北小岛）、黄毛屿（黄尾屿）、赤屿（赤尾屿）诸岛名称。

永乐元年（1403），郑和、李剀、杨敏等人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前往东西二洋与各国交往，“续因纳贡累累，往返海上，针路不定，致有差错”。为了在海上航行不至于迷失航道，他们不仅编有作为航海指南的《航海针法》，而且画有牵星及海上山形水势图^[5]，在其《航海针法》和“海岛图”中都标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内郑和等人下东洋的文献今已不知所在，但有部分内容保留在琉球王国汉文文献中。据程顺则在《指南广义》卷首的《自叙》及《引言》中说，他书中的“封舟针簿钞”及“海岛图”，均出自永乐元年以来往东西二洋的“封舟掌舵之人所遗针本及画图”；只不过他觉得其文字繁冗，且东西二洋为琉球所不到之地，“旧本悉有画图，今尽略之”，唯自琉球至福建一路山形水势依样绘之，“以备查考”。当然，程顺则也做了一些文字校订工作，另外，他还在书中将“钓鱼屿”按照当时的叫法，改称“钓鱼台”。

程顺则《指南广义》中的“封舟针簿钞”及“海岛图”，系出自永乐元年以来中国往东西二洋的“封舟掌舵之人所遗针本及画图”，其中均载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岛图见本书第147页）。

国内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钓鱼岛、赤尾屿等地名的史籍是《顺风相送》。该书原本在国内已经失传，已故历史学家向达先生1936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期间抄回该书，1961年作为《两种海道针经》之一种予以出版。

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钞本《顺风相送》书影。该书系英国主教劳德于1639年所捐赠。(www.daowen.com)

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钞本《顺风相送·福建往琉球》针路。

大陆第一位研究钓鱼岛问题的专家吴天颖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有专门文字讨论《顺风相送》。他指出，“现存最早记有钓鱼岛等岛名的航海指南，当推庋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ibrary Oxford）的《顺风相送》一书”。“此书《福建往琉球》条下，首次出现钓鱼屿、赤坎屿即赤尾屿的名称”；“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一般均据卷首叙末‘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校正针路’等语，定为当年即1403年；有的则仅据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一书中所作推测，定为1430年”。吴先生经仔细研究《顺风相送》及《明太宗实录》等相关史籍后，认为该书 “则由修订者佚名氏根据业已‘年深破坏’的‘古本’，校订整理而来；且古本原系图文并茂，抄本《顺风相送》只是永乐迁都后的佚名氏‘攒写’了其中的文字部分。由此可知，《顺风相送》一书源远流长，我们将它的祖本订为14世纪，当属最保守的判断。……因此可以断定，钓鱼列屿最迟是在1372—1403年之间，被中国人民首先发现即‘原始发现’的”^[6]。

吴先生关于《顺风相送》成书年代以及 “钓鱼列屿最迟是在1372—1403年之间，被中国人民首先发现”的判断，十分令人信服。这也与我们根据琉球文献考察得出的结论—在1392年以前，中国福建沿海人民就已经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改定为今名，并利用它们作为海上航行的航标—颇相符合。

总之，中国与琉球王国的历史文献都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人最早发现、最先命名并在航海中予以利用的，中国人拥有无可争辩的发现权、命名权，由此便构成了国际法上所说的原始权利。

【注释】

[1]按，此系译文；原文作：“东海有蛇丘，地险，多渐洳，众蛇居之，无人民，蛇或人首而蛇身。”

[2]按，关于“琉球”二字的来历及演变过程，参见拙作《从现存琉球王国汉文文献看中国文化的影响》，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3]参见鞠德源《钓鱼岛正名》，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7页。

[4]按，据文献记载，除隋大业三年福建“海师”何蛮曾带朱宽所率领的船队抵琉球外，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九月十八日，元世祖忽必烈命海船副万户杨祥、合迷、张文虎并为都元帅，率兵征琉球，又是自称“生长福建、熟知海道利病”的书生吴志斗引军前往的。

[5]按，牵星图，指我国古代海上航行时利用观测星象判定航向的星位图。在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前，主要利用牵星确定船舶所在地理纬度；后与指南针配合，起着判定船舶方位的作用。大致在宋元时此法已广泛应用。

[6]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本），北京：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26—30页。按，该书初版书名为《甲午海战前的钓鱼岛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199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我国内地第一部研究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