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府都很注意控制人口，因为人口与赋税、徭役有直接关系，但往往关注人口中的某一部分，即所谓“丁”（成年劳动力），由于这种关系，历代人口统计一般都偏低于实际数字。自汉至明，官方统计的人口在6000万上下徘徊，一方面显示了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缓慢，另一方面也显示统计中的误差。何炳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首次指出：北宋的总人口已有1亿，南宋和金的总人口为1.1亿。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中指出：从东汉王朝到明朝的建立，只有很少几个世纪才有持续的人口增长，而这种难得出现的增长又被蒙古人入侵的暴力毁灭殆尽；与此相反，14世纪以后，人口以平均每年0.4%的速度缓慢增长。他在何炳棣的研究基础上，对明清两代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作了修正，提出如下数据：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进一步指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总人口达0.727亿，明末全国总人口达1.525亿，清乾隆时全国总人口突破了3亿大关，1644—1851年两个多世纪中，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0.49%。

在传统农业时代，主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增长是缓慢的，不可能每隔一个世纪就增长一倍，于是便形成了人口的相对过剩，即人口压力。

清朝前期两个世纪中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很难以生产力发展来解释，因为这两个世纪中生产力并无突飞猛进般的发展，不可能导致人口爆炸。它也很难以社会相对和平稳定来解释，因为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相对和平稳定时期曾多次出现，何以没有出现人口爆炸？它又很难以疆域扩大来解释，因为清朝比明朝扩大的疆域都是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显然，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应从其他方面去寻找。

首先，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与雍正元年（1723年）“摊丁入地”政策的相继颁布、执行，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以前人丁的增加意味着赋税徭役的随之增加，具体而言，丁银的负担出于人头。因而隐瞒真实人口、年龄，便成为逃避负担的一种手段，人口的统计必然大大低于实际数字。五年一度的编审，不可能把实际增加的人丁全部登记入丁银征收册籍。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以后，把人丁的负担（丁银）全部平均摊派到土地的负担（地银）上，人丁的负担以法律形式宣布取消，这一政策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一方面，使长期隐匿的人口不再隐匿，政府的人口统计接近于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不再带来人头税，刺激了人口的迅猛滋生。

其次，在农业生产技术近于停滞，土地关系又无多大变化的社会中，要提高土地的产量，主要的途径就是不断地增加投入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因而人口增长是劳动力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最便捷最重要的手段。珀金斯研究明清以来中国农业史的结论之一，就是人口增加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动力。他说，人类历史上农业从粗放走向集约化经营的过程，是一个因人口增加而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农业经济中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这一点对于理解人口迅猛增长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层面。

再次，由于人口增长主要在农村，所以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中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其中，清朝政府奖励垦荒地政策的持续贯彻，取得明显的成效，促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从顺治年间到雍正年间，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大体是相近的：

（一）晋、冀、鲁、豫、陕、甘，人口增长59.44%，耕地增长64.24%；

（二）苏、皖、川、粤，人口增长30.30%，耕地增长22.49%；

（三）浙、赣、湘、鄂、闽，人口增长6.4%，耕地增长9.64%；

（四）奉、吉、新、桂、云、贵，人口增长3.77%，耕地增长3.63%。

这就为乾隆时期人口突破3亿大关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

农业生产本身的发展弥补了耕地面积的不足，这主要是乾、嘉、道三朝水稻的双季种植化，以及高产作物番薯、玉米的推广（前面已有叙述，此处不再重复），为新增人口提供了新的粮食来源。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指出：山药、芋头、白薯、木薯、土豆、玉米等原产美洲的作物，在发现新大陆后才渡海进入中国，直到18世纪才真正得到推广，那时候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不得不在平原地区之外开垦荒山野岭，使南北部分的人口相对地重趋平衡。(www.daowen.com)

但是人口的迅猛增长毕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达到3.0148亿后，这种压力愈来愈明显了。乾隆五十八年清高宗就感到人口压力之沉重，他说：“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然为之计及久远，非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未易享升平之福。”无独有偶，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著名学者洪亮吉也在这一年提出了他的人口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耕地的增长不及人口增长的速度；（二）他主张以“天地调剂之法”与“君相调剂之法”来解决过剩人口，即水旱瘟疫等灾害的自然淘汰，政府人为调整与救济，如移民、开荒等；（三）他认为听任人口激增会引起社会动乱。

洪亮吉像

洪亮吉的人口论比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R. Malthus） 1798年发表《人口论》早了五年。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如不遇到阻碍，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即使在最有利的生产条件下，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减少人口使之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决定性因素是贫困、饥馑、瘟疫、繁重劳动和战争，主张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人口的繁殖。洪亮吉的人口论虽然不及马尔萨斯那么系统、严密，但已敏感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无论如何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清朝的由盛转衰，经济衰退，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储备都在减少，人口压力的消极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其一，人均耕地面积日趋减少，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200年中，人均耕地减少了一半：

洪亮吉说：“每人四亩即可得生计。”我们不妨把人均四亩视作“温饱常数”，低于此数，社会陷于动乱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数量也日益减少，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如果以17世纪后半期粮价指数为100，那么其后的粮价指数：18世纪前半期为132.00；18世纪后半期为264.82；19世纪前半期为532.08；19世纪后半期为513.35。19世纪的粮价比17世纪上涨了5倍多，粮食匮乏与粮荒日趋严重，一遇自然灾害，就出现大规模饥荒与人口死亡，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种抗粮、抗租暴动和抢米风潮。不断的灾荒、战乱，使咸丰以后到清末民初，人口不再继续增长，从咸丰初年的4亿多下降至同治初年的近3亿，再由光绪初年的3亿多回升到清末民初的4亿多。人口相对过剩已构成社会动乱的一个因素，而社会动乱又反过来制约人口漫无边际的增长，反映了社会危机的一个恶性循环。

乾隆末、嘉庆初川楚白莲教起义，可以看作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的一个标志。它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明中叶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大量流民进入荆襄地区，使这一地区得到开发，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在这里获得暂时的缓解。农业人口从已开发地区向未开发地区或开发中地区流动，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荆襄地区流民问题作为一个典型来剖析是很有意义的。到清中叶，这一地区的人口也达到了它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乾隆末、嘉庆初的川楚白莲教起义爆发在这里不是偶然的。流民的生活是不稳定的，一旦遭到灾荒，或失去生活来源，就沦为流氓无产者，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这在荆襄山区尤为显著，官府对此感到十分头痛：“既聚之众，不能复散，纷纷多事，防范最难。”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宗教、迷信、神秘主义的土壤，白莲教在流民中的传播是很自然的，他们自发地形成一种松散的互助组织，白莲教传入后，一拍即合，所谓“教匪之煽惑山民，称持咒念经可免劫余，立登仙佛，愚民无知，共相崇信，故入教者多”。白莲教在组织内部提倡并实行平均主义，他们“戒贪戒淫，可以成佛成仙，所取给米为数无多，而成教之人，又彼党伙，不携资粮，穿衣吃饭不分你我”。一遇灾荒，谋生无着，他们就倡导“吃大户”或聚众谋反。当地官吏说：“倘遇旱涝之时，粮价昂贵，则佣工无资，一二奸民倡之以‘吃大户’为名。而蚁附蜂起，无所畏惧。”

一旦“蚁附蜂起”后，局势很难控制，“虏胁日众，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这种零星的武装斗争终于酿成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冬荆州、宜昌地区白莲教组织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他们以白布缠头，白旗为号，与襄阳、郧阳一带教徒相联络，分头举事。嘉庆元年（1796年）二月，起义军围房县，克保康、竹山。竹溪、郧县、郧西一带流民纷起响应，汇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武装反抗运动。这场斗争的爆发，实际上已充分显示出相对过剩人口对社会的压力了。这场起义前后持续了九年零四个月，至嘉庆十年五月失败，参加人数达几十万，席卷了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政府征调了十六个省的军队，消耗军费二亿两银子，才把它平定下去。这一事变使清朝由盛转衰的趋势愈益明朗化，从此盛世不再。

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四十四年中，《东华录》所记录的武装暴动、民众起义，达93次；从道光二十一年到二十九年的九年中，这类暴动、起义竟达110次之多，其后更加风起云涌。由于地方官无法收拾，只得隐匿不报，事实上太平天国起义前各地起事者大小约一百四五十股。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并不完全出于人口压力与粮食失调，但多少反映出人口压力下社会危机的一个侧面。这场持续十多年的全国性大动乱，以几千万人死亡而告终。人口压力以这种形式得以缓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同光中兴”，有如昙花一现，并不能改变年复一年的社会动荡状态。

社会日益贫困化，是危机的一种表现。晚清社会喉舌《申报》对此曾作过深刻的评述：“乾隆年间，非徒帑库充盈，而且各省盐商与广东洋商富能敌国者不可胜数”；“至嘉庆时，虽不能如乾隆以前之盛，然亦尚未闻患贫之说”；“道光初年，而天下之繁富虽不如昔，亦不似今”；咸丰以后“民间之贫又见”；到光绪初年，“中国贫多富少，故金银一入富室，更难望有出时，是以共觉天下愈贫也”。这种天下愈贫的趋势，一方面反映按人口平均的社会财富日趋递减，另一方面反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则坐拥数十万者亦有之，而贫者常至家无担石之储”。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的动乱是无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