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对清朝的学术作过透辟的分析，并概括为一句话：“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降之学新。”这种博大、精深、新颖的现象与特点，与各个时期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动，造就了一代伟人，呼唤出众多的抱负宏大、视野宽阔的思想家，这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

顾炎武力挽狂澜，反对空谈，倡导实学。他处在当时的社会剧变中，对地理沿革、文字音韵等各类有用的学问给予极大的关注，并把它运用到儒家经典的解释中。在治学方法上，他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成为后世朴学的始祖。但他比乾嘉学派高明，搞综合学问，以博大为特色，并不钻牛角尖；乾嘉学派不敢过问政治，他大胆地从现实政治出发研究学问，求学是为了经世致用。

黄宗羲投身政治洪流，抨击专制政治，倡导民主思想。其父遭阉党迫害死于狱中，在父亲影响下，研究学问的同时，关注时政，明末领衔签署《留都防乱公揭》。明亡后，撰写明史，总结历史经验。他的最大贡献是民主思想，在政治上，处理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时，以天下为主，以人民为主；在学术上，提倡学术自由，“是非决于学校”，提倡百家争鸣，“殊途百虑”，反对依样画葫芦。他撰写《留书》、《明夷待访录》，是为了探讨当时社会的“治乱之故”，涉及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否定性倾向。

王夫之抗清失败后隐居著书，清算传统文化与思想，成为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从各种角度批判王守仁与朱熹，在理与气的关系上，强调气（器），“天下唯器”；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行，反对知行合一、以知代行的观点。

这就是王国维所说“国初之学大”，它与乾嘉学派的区别，一言以蔽之，一为经世之学，一为逃世之学，这种差别是时代、社会造成的。康、雍、乾时期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那些论时事、讲历史的人，一旦被认为有碍统治，不是杀，就是流放，其著述被视为悖逆之论，一律严禁、销毁。这使一般读书人、学者不敢议论时政，或故意远离现实，超脱于时政，埋头于故纸堆，沉潜于为学问而学问。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大力提倡汉学，也是促使乾嘉学派形成的原因。清圣祖曾对讲官张玉书说：“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又说：“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清高宗惩处尹嘉铨这个专门讲求义理性命的理学名臣时，善体上意的大学士三宝奉命审讯尹嘉铨，专门以其丑行揭露理学家的假面具（如逼良家女子为妾等）。此举显然是警告那些理学家不要沽名钓誉。理学家在康熙时似乎尚有点吃得开，到乾隆时只得偃旗息鼓了。代之而起的是汉学，即汉儒注经的章句之学，亦即朴学、考据学。在学术源流上，乾嘉学派得益于朴学的奠基者顾炎武，以及先驱者阎若璩、胡渭，有着历史的传承。

顾炎武像

乾嘉之学精，精就精在“沉潜诸经”这点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乾嘉学派的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以“无征不信”为治学的根本准则，强调“通经有家法”，“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甚至不敢以经驳经。

乾嘉学派分为吴派与皖派。

吴派的创始人惠栋（1705—1758年），苏州吴县人，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师承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之学，搜集汉儒经说、各家野史，加以编辑考订，以详博见称于世，是吴派经学奠基人。他与周围的学者研究经学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韵训诂，即从识字审音而通训诂，再由训诂而求义理。他们的另一特点是唯汉是从，其出发点本是针对宋儒对经典的任意穿凿附会，矫枉过正，走向极端，成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盲目信奉者。惠栋的代表作《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周易述》、《明堂大道录》等，陷于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的怪圈之中。然而却得到清高宗的青睐，大力提倡，要大臣保荐经术之士，刊印《十三经注疏》，汉学由此而声望大著。(www.daowen.com)

吴派学者成就突出的还有沈彤、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等。沈彤（1688—1752年），苏州吴江人，通经学，尤精三礼，著有《周官禄田考》、《仪礼小疏》、《春秋左传小疏》等。江声（1721—1799年），苏州元和（今吴县）人，宗汉儒经说，精研古训及《说文解字》，著有《尚书集注音疏》、《六书浅说》等。王鸣盛（1722—1797年），苏州嘉定人，主张“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治经断不敢驳经”，“墨守汉人家法”，著有《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钱大昕（1728—1804年），苏州嘉定人，王鸣盛妹婿，精通训诂、词章、金石、天文、历算、历史，曾参与编写《续文献通考》、《续通志》等书，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

皖派的创始人戴震（1723—1777年），徽州休宁人，字东原，青年时求学于江永。乾隆二十年（1755年）到北京，结识名士纪昀、朱筠、王鸣盛、钱大昕等，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校订《大戴礼记》、《水经注》。他强调义理之学，把训诂考证与义理结合起来，因此其考证、注释经典的广度与深度都超过了同时期的学者，汪中说：“戴氏出而集其成。”他对经学、训诂、音韵、天文、历算、地理都有精深研究，反对师法汉儒，主张学宗原经，著有《孟子字义疏证》、《毛郑诗考证》、《声韵考》、《方言疏证》等。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反映出考证研究对义理思想的冲击，其理论冲击力表现在以《孟子》为批评武器，向当时的正统学说挑战：“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因为这种关系，美国学者艾尔曼（B.A. Elman）在《从理学到朴学》中把戴震的社会批判定位为“从考证回归义理”，而感叹于“戴震的社会批判学说的惊人影响为西方汉学界长期忽略”。

皖派学者成就最为突出的还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段玉裁（1735—1815年），镇江金坛人，师事戴震，尤精小学、考据、经学、音韵，积数十年之精力，注释《说文解字》，王念孙在为《说文解字注》所写的序言中，称赞段注是“千七百年来无此作”。段玉裁另外还著有《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六书音韵表》等。王念孙（1744—1832年）扬州高邮人，师从戴震，擅长文字、音韵、考据，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等。王引之（1766—1834年），扬州高邮人，继承其父念孙，研究音韵训诂学，世称高邮王氏父子之学，著有《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周秦古字解诂》、《字典考证》等。章太炎说：“高邮王氏，以其绝学，释姬汉古书，冰解壤分，无所凝滞，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

戴震与《孟子字义疏证》

乾嘉时代知名学者多达六十余人，名家辈出，成绩卓著。除上述各项学术领域之外，校勘与辑佚古籍也引人注目，《盐铁论》、《白虎通义》、《华阳国志》、《水经注》的整理，从《永乐大典》、《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初学记》中辑出《世本》、《竹书纪年》、《八家后汉书》、《十家晋书》等，都是颇显功力之作。

乾嘉汉学兴盛，考据风行，不免繁琐细碎，舍本求末，但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是值得称道的，晚明以来治学空疏之风一扫而尽，把学者穿凿附会、主观臆断的浮夸学风转变为朴实严谨的学风是乾嘉派的最大贡献。

嘉庆以降统治者对思想的统制有所放松，于是后生新进顾忌稍减，赵翼《皇朝武功纪盛》、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苗防备览》等都是涉及当代政治事务之作，学者们开始由为学问而学问转向经世致用。至道光朝，由盛转衰已十分明显，政治问题接踵而来，无法回避，尤其是盐、漕、河三事成为关注焦点。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仿《明经世文编》体例，表明学问力图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外来扩张势力敲打中国的大门，知识分子急欲开眼看世界，了解外国，何秋涛撰《朔方备乘》，林则徐译各国图志，徐继畲译《瀛寰志略》，一改乾嘉学者的钻故纸堆风气。

究其原因，嘉道间社会危机加深，人们深深地感受到“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已经降临，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首先冲破汉学脱离实际的樊篱及繁琐考证的枷锁，面向现实，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章学诚、龚自珍、魏源便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章学诚（1738—1801年），绍兴会稽人，曾为湖广总督毕沅幕僚，助纂《续资治通鉴》。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精心编纂多部地方志，他提倡“六经皆史”，孔子并非集大成者，在汉学盛行的时代，唱出了反潮流的声音，反对脱离现实、复古倒退。他认为学术应“持世而救偏”，反对汉学家“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的倾向，主张学问应“计其实用”。龚自珍（1792—1841年），杭州仁和人，曾从外祖父段玉裁学习古文字学，又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传》，是嘉道间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通经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繁琐考证和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他反对汉学倡导的脱离社会现实、埋头考据的学风，主张继承汉朝今文经学家“微言大义”、“讥切时政”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他希望形成朝廷“更法”、“改图”，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的新风气。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师从刘逢禄，是与龚自珍齐名的今文经学家，曾受聘于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并协助江苏巡抚陶澍从事漕运、水利方面的改革。他认为汉学只知训诂音韵，不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不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过于迂阔陈腐，以致“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途”。他写《圣武记》，以盛世武功激励人心；他受林则徐嘱托编《海国图志》，向国人介绍世界，打开眼界。这就是王国维所说“道咸以降之学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