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后期，诸皇子夺嫡争储，闹得不可开交，各树朋党，形同仇敌。太子胤礽废而又立，立而又废，就是这种纷争无法调和的结果。清圣祖晚年崇尚政宽事省、无为而治，其实这位一代名君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到康熙晚年，各皇子的朋党逐渐分化改组，形成若干小集团，其中皇八子胤禩（sì）最强，皇九子胤禟（táng）、皇十子胤（é）、皇十四子胤禵（tí）为其党羽；当胤禩为圣祖所嫌弃，继嗣无望时，此派领袖转为胤禵。皇四子胤禛，自成一派，皇十三子胤祥为其党羽。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圣祖在离宫畅春园病逝，遗命由皇四子胤禛继位，这就是清世宗（雍正帝）。即位之初，宫廷内外就传言世宗继序不正，乃矫诏篡立。所谓矫诏篡立，据说圣祖原拟“传位十四子”（胤褪），被世宗改为“传位于四子”（胤禛）。孟森、王钟翰、陈捷先、金承艺、杨启樵等历史学家都对此作过考证辨析，冯尔《雍正传》认为，胤禛“盗名改诏篡位说实于理不通”，传位胤禵的“材料并不可信，很难成立”，他倾向于圣祖在弥留之际决定传位给胤禛（即清世宗），并从斋所召其至畅春园继位是完全可能的。

其实，所谓篡立之说是诸皇子夺嫡争储斗争的产物，其源盖出于胤禩、胤禟。由于储位虚悬，诸皇子角逐加剧，即使世宗名正言顺即位，出乎政敌胤禩之流的意料，中伤是可以预见的。退一步论，在皇子们争夺皇位的斗争中，皇四子捷足先登，是否算作篡立，也是一个问题，现代历史学家似乎不必过分纠缠于此。

清世宗像

清世宗胤禛在位执政仅十三年（1723—1735年），与其父清圣祖玄烨在位六十一年、其子清高宗弘历在位六十年相比，为时短暂，但其治绩颇值得注意。他严禁朋党，整顿吏治，重视用人，强调务实，在雍正一朝多所建树，在不少方面实为乃父所不及。

他一即位就宣布严禁朋党，把打击朋党作为他施政纲领中的首要任务，他说：“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风至今未息……此朋党之习，尔诸大臣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他打击对皇权威胁最大的胤禩、胤禟、胤禵，并穷治其党羽，即使被人加以苛刻严厉之名，也在所不顾。独揽陕甘川三省军政大权的年羹尧，身任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理藩院尚书的隆科多，倚仗拥立世宗的特殊地位，旁若无人，公然结党营私，也相继遭到严惩。同时，把田文镜、鄂尔泰等封疆大吏树为楷模，以澄清吏治。对历年的钱粮亏空和积欠这个老大难问题，大刀阔斧严追不休，查出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至雍正四年（1726年）积欠税收一千多万两（银），限时追缴。由于理财有方，雍正时期进入了清朝最富庶的阶段，国库存银达六千万两之多，为乾隆初年国库存银六七千万两至八千万两的盛况奠定了基础。

清世宗崇尚务实，以“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相标榜，除了上述实政之外，摊丁入地、开豁贱籍、改土归流最为引人注目。

（一）摊丁入地

清初赋役制度基本上根据晚明的一条鞭法，征收地银、丁银两项，丁银的科派是不分等则一律按人丁摊派，弊端不少，所以顺治以来许多地方广泛采用“以田载丁”、“丁从地起”的方法。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使丁银总数固定化，为摊丁入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康熙五十五年广东率先摊丁入地，把全省丁银按各州县田亩分摊，每地银一两，均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0.1064两）。对全国范围摊丁入地影响最大的不是广东，而是直隶。雍正元年（1723年）直隶巡抚李维钧提出摊丁入地具体方案：直隶地银二百零三万余两，丁银四十二万余两，统为核算，把丁银均摊于地银之内，每地银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七厘。直隶的先例二开，嗣后各省陆续开展了摊丁入地的进程，从雍正二年至七年，各省大体完成，山西、台湾、贵州迟至乾隆年间才开始实行摊丁入地。摊丁入地又叫作地丁合一或地丁并征，是一条鞭法的进一步发展。其总方针是一致的，但具体做法因地而异，较普遍的做法是把丁银平均摊入地银中征收，另一些地方把丁银按田地面积平均摊派，有的按全省通融均摊，有的按各州县分别均摊。由于田地多者分摊到的丁银也多，负担丁银者必有田地，无地少地农民不摊或少摊丁银，而且又在法律上宣布取消官僚豪绅优免特权，使赋役负担一元化、合理化，它显示了从一条鞭法开始的人丁负担向土地转移的发展趋势的终结。

（二）开豁贱籍

雍正五年（1727年）清世宗在给内阁的谕旨中说：“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所以厉廉耻而广风化也。近闻江南徽州府则有伴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惰民相同……若果有之，应予开豁为良，俾得奋兴向上，免至污贱终身，累及后裔。”

这里所谓贱民原是特种人身隶属关系的产物，他们不完全具有人身自由，听凭主人支配，在法律地位上低于良人一等。世仆、伴当是一种奴仆化佃农，即所谓佃仆。徽州府、宁国府的伴当、世仆是很典型的佃仆，与其主人有明显的主仆名分。他们或由于租种主人田地，或由于借住主人房屋，或由于葬主人的坟山，或由于入赘于主人家中，或由于负债典押于主人，而成为伴当、世仆。他们不仅要为主人佃种田地，交纳地租，还得终身服役，世代相承。一些庄仆文书表明，他们要为主人看守坟墓、照管山场，在主人家冠婚丧祭及科举赴考时，要听唤应役。显然，他们在法律上属于贱民之列。(www.daowen.com)

乐户、惰民是与世仆、伴当属于同一类型又有差异的贱民。

乐户又称乐籍，据俞正燮《癸巳类稿》考证，乐户古已有之，入乐籍即为倡优，其子孙世袭为业。清初所谓乐户，是指山西、陕西等地编入乐籍的贱民，从事歌舞吹打等业，“绅衿、地棍呼召，即来侑酒”。他们不得穿与良人一样的服装或持有与其身份不相称的用品。

惰民，又称堕民，列入贱籍。明清之际的惰民，是指绍兴府属各县分散居住的一种贱民，数以万计，其职业卑微，男的充当婚丧礼仪中的帮手、牙侩，女的充当发结、喜婆、送娘子等，禁止读书、缠足，不许与良人通婚，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清世宗的谕旨宣布把上述这些贱民开豁为良，即除去贱籍成为良人，在法律上承认他们与良人具有同等地位。雍正年间先后开豁为良的贱民，还有苏州府常熟、昭文两县的丐户，浙江钱塘江上的九姓渔户，广东的蛋户。

贱民开豁为良后，在法律上具有良人的地位，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身份、地位仍受到原先贱民户籍的影响，捐纳、应试为官必须以三代清白为条件。可见人身隶属关系的消除，不是一二道法令可立时奏效的。但无论如何，雍正年间的开豁为良作为一个开端，其积极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三）改土归流

元明以来边疆地区（主要是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授予原民族的首领爵禄名号，加封其为世袭官员，对该地区进行统治。明朝中叶以后，开始逐步改土归流——把土司改为中央政府委派的流官。改土归流有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土司借口向朝廷纳贡，把负担加倍摊派到人民头上，“其征之私橐不啻百数十倍，而输之仓库者，十不及一二，百不及二三”。土司苛索花样繁多，土司家婚丧、寿诞、生子、盖房、过节都要征派，当地百姓咒骂土司是“生补”、“穷补”、“嫁补”、“娶补”直到“死补”。恣意作恶称霸一方的土司，使得中央政府对该地区只能进行间接统治，所谓“虽在控驭直隶之内，不过供差发属羁縻而已，法令所不及也”。地处边隅的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致使西南边疆的统治十分不稳定。

清世宗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于雍正四年（1726年）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进行改土归流，其理由正如他在雍正五年的一道谕旨中所说：“向来云贵川广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疆尤复任意残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是以朕命各省督抚等悉心筹画，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各遵王化。”

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一部分地区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增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当地土民痛恨土司制度，迫切要求改革，吁请早日改土归流，土司在外有清军威迫、内有百姓要求之下，被迫放弃土司职位，接受改流。另一部分地区，土司负隅顽抗，不愿改流，鄂尔泰以大军进剿，迫使其就范，这种地区的改土归流带有暴力的强制性，留下了政治后遗症。

从雍正四年到雍正九年，改土归流大体告一段落。湖南地区全部改土归流，其余地区还有数量不等的土司保留下来。在改流地区，设置了与中原地区同样的府、州、县及镇、协、营、汛，派驻官兵，以中央委派的流官代替世袭的土司统治，并着手改革许多落后的剥削方式及种种陋规恶习。以湖南为例，改土归流后的永顺府，把以前土司征收的“火坑钱”、“锄头钱”、“烟火钱”等项杂派私征加以禁革，而代之以与中原划一的制度，按田地肥瘠分别征收数量不等的赋税。改土归流后在西南地区开辟了若干交通要道，使各族人民交往日趋密切，先进的经济文化不断输入少数民族地区，“久荒之土，亩收数倍”。改土归流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对于西南边疆的巩固，自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

清世宗即位后，积极推行密折制度，并定下缴批的规则。现存雍正朱批谕旨，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臣下的密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小至天气变化、农业收成、米帛价格，而口才雄辩、笔锋锐利又精于书法的清世宗亲拆亲阅，用红笔写下意见（即朱批），发回具奏人阅后，才缴回朝廷。雍正十年（1732年）清世宗命臣僚选编其中百分之三四十，编印成书，即《雍正朱批谕旨》，成为研究雍正朝历史的基本史料。1949年日本京都大学宫崎市定发起《雍正朱批谕旨》研读会，其后主持人易为佐伯富及小野川秀美。一部书的研究持续近二十年，成果源源不断，足见其史料价值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