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黎明，马匹喧嘶，人声鼎沸，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大队人马进入北京。中午时分，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缥衣，乘乌驳马，在一百多骑兵簇拥下进入德胜门，太监王德化带领宫内残存人员三百人在德胜门欢迎。太监曹化淳引导李自成和他的随行人员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等，从西长安门进入大内，紫禁城已由大明易主为大顺。

李自成为了消灭明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派明降将唐通带了犒师银四万两及吴三桂之父吴襄手书，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这封招降家书其实是牛金星写了底稿让吴襄誊清的，通篇说理多于抒情：“……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吾君已逝，尔父须臾。呜呼！识时务者亦可心知变计矣。”据说当吴三桂准备统兵入关接受李自成招降时，获悉其爱妾陈圆圆已被农民军首领所霸占而怒不可遏，拔剑掷案，大怒道:“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丈夫，岂肯降此狗子，受万世唾骂，忠孝不能两全!”于是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顿兵山海城。这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由来。

细细揣摩，其中不乏文人墨客的渲染与夸张成分。吴三桂的“冲冠一怒”并不仅仅为了一个红粉知己，更着眼于为君父报仇这种伦理纲常。这种根深蒂固的忠孝观念在他给父亲的复信中流露得淋漓尽致:“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吴三桂随即一举全歼李自成派往山海关的唐通八千兵马，及其后援白广恩，这一战表明了他“移檄讨贼”的开始。他发布了一篇洋洋千言的“讨贼”檄文，亮出的头衔是已故明思宗册封的“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团练总兵官平西伯”，向远近宣布他此举是为了“兴兵剿贼，克服神京，奠安宗社”，明白无误地扛起“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天下”的复辟旗帜。毫无疑问，吴三桂是以先帝钦差官员的身份号召明朝遗民起来复仇，为复辟明朝而战斗，这种政治态度绝非“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儿女情长可以涵盖的。

吴三桂深知，虽有关宁劲旅在手，但要与李自成的几十万大军对抗仍感力量不足，于是，决定向清朝方面“泣血求助”。他写信给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表明了此意，早先投降清朝的舅舅祖大寿、顶头上司洪承畴又为之从中斡旋，终于一拍即合。农民军方面传闻吴三桂不受招抚并发布声讨檄文后，顿时彷徨失措。密切关注关内动态的清朝迅速作出了反应。四月四日，大学士范文程向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提议，发大军进关。四月八日，小皇帝清世祖福临作出决定，命多尔衮统领大军出动，特地声明：“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吴三桂的抉择，正好与此完全契合。四月十五日吴三桂派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从山海关北上递送“泣血求助”的书信，声称“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这是多尔衮求之不得的，立即于次日作出答复，赞扬吴三桂“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义士也”，以明白无误的语言劝他归降，并于二十一日率清军抵达山海关外欢喜岭。吴三桂披头散发、身穿孝服前往清营会晤多尔衮，痛哭哀恳，多尔衮答应发兵十万相助。

李自成见招降吴三桂不成，于四月七日下令部将刘宗敏、李过率军出征，但刘、李耽乐已久，殊无斗志。四月九日，李自成决定亲自东征。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与刘宗敏、李过率步骑兵五万，从北京出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及二王（均为明思宗之子）。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军队抵达山海关，吴三桂军佯装失利，作为诱惑之计。次日，以英王阿济格骑兵二万为左翼，豫王多铎二万骑兵为右翼的清军，向农民军发动突然袭击，农民军全线崩溃。李自成兵败后退至永平，吴三桂派人议和，提出以交出太子作为停战交件。李自成迫于无奈，派山海关防御使把太子送到吴三桂军营。吴三桂得到太子，整军向北京逼来，一路上以明朝名义发布文告：“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太子）”；“降贼诸臣，许其反正，立功自赎”。京城内的官僚士绅们互相传播吴三桂将入京为先帝发丧的消息，加紧赶制素帻，张贴标语，扬言“即日拥戴新主，恢复前朝”。

李自成退回北京后，处死吴襄及其家属三十多人，并于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称帝，次日便开始撤离北京。然而当吴三桂准备进城时，多尔衮却命令他绕过北京城，向西追击李自成，不许他护送太子入京。因为多尔衮利用吴三桂的目的是乘机入关进京，由清朝取而代之，而不是恢复明朝。北京城中的官僚士绅们还蒙在鼓里，满怀希望地准备迎接“报君父之仇”的吴三桂，他们正在那里“延颈望太子至”呢！五月三日，人群熙熙攘攘，传呼着“幸太子至”的喊声。忽然有人望见远处的尘埃，于是乎大家一起俯伏在地。殊不知，进入北京的并非太子，而是身穿异样服装的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及满洲铁骑。多尔衮一行乘銮舆，由骑兵护卫着，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紫禁城又由大顺易主为大清。

五月五日，多尔衮向明朝官民发布了一个政策声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明）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为了笼络人心，他还发布告示，要臣民为思宗挂孝哭灵三日，并且为思宗在帝王庙设灵堂，拟议改葬事宜。

现在再回过头来审视思宗之死在江南所激起的回响。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了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班子，北京陷落后，南京的动向是关系到明朝国祚能否延续的大问题，因而成为遗民们目光关注的焦点。

南京方面的反应是缓慢而迟钝的，原因之一是，南北遥距千里，原先的情报传递系统在战争动乱中已运转不灵，北京事变的消息沿着运河交通线采用最原始的方式向南梯次传递，颇费时日。据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的研究，由于北京陷落，“邸报”（当时的官方新闻纸）的发行中断，关于北京事变的消息首次到达江南的过程，最详细最重要的情报源首推从北京南下避难者的报道；另一传播媒体是军方直接派人探报的“塘报”。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北京事变的消息传到南北两京之间的军事重镇淮安，大约是在三月二十九日，到了四月九日，这种疑信参半的消息得到了证实，那是京营将校抵达淮安，向巡抚路振飞报告北京陷落及“大行之丧”的消息。北京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大约是在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间。但南京的衮衮诸公们还以为是捕风捉影，没有采取什么动作，直到四月二十五日，“北报确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才约各大臣出议善后事宜，二十七日，南京文武诸臣才告迎于奉先殿，议立新君。

新君人选有潞王朱常涝、福王朱由崧，前者相比较而言贤能而有人望，后者在皇室世系的亲疏关系上占优势。史可法倾向于潞王，凤阳总督马士英则非福王不立，高杰、刘泽清等统兵将领向路振飞征求意见，路振飞明确表示“议贤则乱，议亲则一”，支持马士英拥立福王。

五月十五日，福王在南京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成了南明的第一任统治者。福王对拥戴他的马士英表示嘉奖，任用他掌兵部，入阁执政。马士英大权独揽，飞扬跋扈，把史可法排挤出南京，史可法只得上疏自请督师江上。五月十八日，史可法辞朝赴扬州，立即以督师大学士身份发布檄文，一方面追怀先帝，另一方面谴责李自成，表明他与马士英辈虽有矛盾，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见解一致的。(www.daowen.com)

马士英在五月底建议福王发出诏书，嘉奖吴三桂“借夷破贼”的功劳，封他为蓟国公，并发出犒赏银米。七月间，马士英与福王更加深信“借夷破贼”之可取，决定派左懋第为正使，陈洪范、马绍愉为副使，打着“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的幌子，北上与清朝议和。为了配合议和，刘泽清、陈洪范、马绍愉分别写信给吴三桂，希望他能从中斡旋，透露了南明小朝廷与吴三桂持有完全相同的立场，因此希望吴三桂“劻勷两国而灭闯（指闯王李自成）”，还提出南明愿与清朝“订盟和好互市”，“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这毕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清朝方面根本不想与南明合作，多尔衮在给史可法的信中明确表示：“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要南明“削号称藩”。史可法在回信中为南明辩护一番后，对清朝表示感谢：“殿下入都，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进而请求：“乞伏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忿。”

南明使节在北京的谈判是徒劳的。十月十三日，清朝礼部官员接见了左懋第一行，三位使节声明来意：“我朝新天子向贵国借兵破贼，复为先帝发丧成服，今我等赍御赐银币前来致谢。”第二天谈判时，清朝代表指责南明为何“突立皇帝”，并表示没有任何讨论余地，将发兵南下。南明的求和活动终于宣告破产。史可法获悉后，上疏福王，要南明小朝廷团结一致，一面“御贼”，一面“御清”，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幻想。直到清军渡过黄河大举南下时，南明小朝廷还在忙于你争我夺，江北四镇形同水火，划分势力范围，左良玉突然宣布以“清君侧”为理由，发兵沿江东下。马士英大惊，下令征调各路兵马出动堵截。不久，左良玉暴死于九江，其子左梦庚带了散乱兵马扑向南京，此时清军已占泗州，渡过淮河，史可法不得已退保扬州，不断上章告急，要抽调对付左梦庚的军队去保卫扬州。马士英抱定宗旨：“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兵得志……我君臣独死耳”，“宁死北，毋死左”，按兵不动。清军长驱南下，进抵淮安时，如入无人之境。

五月八日清军渡江，九日攻陷镇江，十日夜福王逃出南京前往太平投奔黄得功，次日马士英、阮大铖逃跑，南京城中一片混乱。五月十五日，豫王多铎进入南京，南明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蔡奕、礼部尚书钱谦益率官僚投降。刘良佐被俘后，为将功赎罪，赶到黄得功军营索取福王朱由崧，黄得功自刎，朱由崧“乘小轿，衣蓝袍，首披包头，油扇障面”，到南京请降，南明弘光政权寿终正寝。

六月，清军占领杭州，潞王朱常涝与巡抚张秉贞投降。闰六月，黄道周、郑芝龙等在福建奉唐王朱聿键为监国，不久称帝。鲁王朱以海也在绍兴监国。十月，桂王之子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受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迎立，称监国，随即称帝，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唐王、鲁王都是短命政权，只有桂王政权支撑的时间稍长一点。它们的存在显示了明朝皇室世系的延续，成为人们抗清斗争的精神支柱，而真正的抗清力量却是接受南明招抚的农民军余部，以及东南沿海的郑氏集团。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率兵追入缅甸，俘获桂王，南明灭亡后，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这就是李来亨、郝摇旗率领的夔东十三家，一直坚持到康熙三年（1664年）。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在士大夫张煌言等策动下，顺治十六年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南京，由于孤军深入而失败，张煌言被俘遇害。两年后，郑成功率部转移至台湾，与清朝继续对抗。

清朝军队入关、进京，打出“与流寇争天下”，为明朝“雪君父之仇”的旗号，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顺利地实现了改朝换代。清初沿袭明代制度，翻译《洪武宝训》，由清世祖写序后颁行天下，自认为继承明朝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是历史上改朝换代所罕见。然而它毕竟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势必要引起汉族的反感，这种矛盾在江南反映得尤为明显。清军席卷江南，遭到具有民族气节的一些志士仁人的反抗，吴易、吴兆奎起兵于吴江，陆世钥起兵于苏州，侯峒曾、黄淳耀起兵于嘉定，沈犹龙起兵于松江，王永祚起兵于昆山，卢象观起兵于宜兴，严栻起兵于常熟，钱栴（zhān）、钱稴（bǐng）起兵于嘉善，虽然人少力弱，持续时间很短，政治影响却不小。还有一些激进分子，从事密谋策划，图谋复辟明朝，顺治四年（1647年）他们策划了吴胜兆反正事件，清政府极为震惊，乘机把一些坚决持不合作态度的著名人士如陈子龙、夏完淳一网打尽。但是江南士绅中的不合作倾向依然存在，不仅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派采取不合作态度，就连钱谦益、吴伟业代表的一派，虽然降清，但不愿做官，后来被迫出来做官，也郁郁不得志，牢骚满腹。而江南的豪绅在明朝就凭借特权隐匿土地、逃避赋税，在明清鼎革之际，又大买田宅，承袭前代特权，规避赋役，与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清世祖像

清朝政府必须在江南采取大动作，给予制裁、打击，“奏销案”便是一个突破口，实际是上述诸矛盾的总爆发。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世祖在给户部的谕旨中，对江南豪绅隐瞒、拖欠钱粮极为不满，明确宣布：“文武乡绅、进士、举人、贡监、生员及衙役，有拖欠钱粮者，各按分数多寡，分别治罪。”于是从顺治十七年开始，派出官吏专门督理拖欠钱粮，对州县官钱粮奏销情况进行严格追查。次年，在苏、松、常、镇四府及江宁府溧阳一县，查出豪绅拖欠钱粮者13500多人，衙役拖欠钱粮者240人，革去功名或官职，还要“枷责”，一时间“鞭扑纷纷，衣冠扫地”，进而要“追比”——追交拖欠的钱粮，迫使他们抛售田产。四府一县受黜革降调处分的乡绅有2171名，生员有11346名，共计13517名，以至于江南“庠序一空”，保持举贡、生员头衔的人寥若晨星。这些人还要提解至京，从重治罪，“一时人皆胆落”。显然，政府此举的目的不仅是“追比”，而是迫使江南豪绅、士子就范。

与“奏销案”相伴随的是乡试舞弊案件，即所谓“科场案”。科场舞弊本来是科举考试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清初统治者大兴问罪之师，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与“奏销案”相配合，打击江南文人。这次揭发了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科场舞弊，其中顺天、江南最严重，涉及很多江南文人。杜登春《社事始末》回忆此事说：“江浙文人涉丁酉（顺治十四年）一案不下百辈，社局于此索然，几几乎熄矣。一年之间，为槛车谋行李，为复壁谋衣食者无虚日。”顺天乡试的考官李振邺等，中式举人田耜等被杀；南闱正副主考、十六房分考官都被杀，家产抄没入官，处分比北闱重。尔后又在北京复试，考场有士兵站岗警卫，士子胆战心惊不能完卷，革去北闱举人八名，南闱举人吴兆骞等八人打四十板，家产充公，父母妻子兄弟一并流放宁古塔。可见科场案对于江南豪绅中的书香门第在政治上是一次沉重打击，阻断了他们进入官场的途径。

顺治十八年（1661年）苏州吴县发生的“哭庙案”也是如此。吴县新任知县任维初为了征收欠税制定了苛刻的措施，引起文人学士不满，二月初五日他们聚集在孔庙悼念不久前去世的清世祖，借机发泄积愤，其时江苏巡抚与许多达官贵人都在场，闹得好不尴尬。结果带头的文人学士中十一名领袖人物被监禁，其中有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金人瑞（圣叹）。五月初在南京初审，八月七日行刑，财产充公，家属发配满洲。才华横溢的金圣叹成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奏销案”起先只限于无锡、嘉定两县，“哭庙案”发生后，当局决定扩大到四府一县，许多头面人物如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叶方蔼等几乎全被罗织在内。

随着形势的变化，矛盾渐趋缓和。康熙三年（1664年）正式下令豁免顺治元年至十五年的拖欠钱粮，使奏销问题无形之中淡化，以后又多次减免江南钱粮。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圣祖南巡至苏州，户部尚书徐元文讲到江南欠税，清圣祖完全采取宽容态度。政治上的笼络显得更为明显，昆山徐家一门三及第，为江南士子津津乐道。徐乾学是康熙九年的探花，官至刑部尚书；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的状元，康熙九年充经筵讲官（皇帝的教师），官至户部尚书；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的探花。这成为清初科举盛事，王士禛《池北偶谈》称：“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除了徐氏三杰之外，受到清廷重视的江南士子还有叶方蔼、张廷书等人，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词与十八年的修明史，都是他们促成的。顾炎武的学生潘耒、晚明四公子之一陈定生之子陈维崧以及尤侗、朱彝尊等通过博学鸿词科而进入官场；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学生万斯同等进入明史馆，奉命修史。这些措施，明显地改善了清廷与江南文人学士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