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建立者称其族为满洲，是女真的一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式宣告与明朝断绝关系，在赫图阿拉（即兴京，今辽宁新宾）建立大金，史称后金，定姓为爱新觉罗，在满语中“爱新”意为金，“觉罗”意为族，表明他们乘金而起，以收拾女真诸部人心。

从此明朝就面临棘手的辽东问题。由于朝政腐败，忙于党争，战事连遭挫败，辽东大小七十余城全被后金占领。崇祯九年（1636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即位，改国号为清，建立了与明朝相抗衡的清朝。于是明朝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天启末崇祯初爆发于陕北的农民起义，此时已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反明武装集团，驰骋中原。山海关外的清朝正虎视眈眈地窥探着中原的局势发展，不时地越过长城边隘，直逼北京。在整个崇祯朝的十多年中始终要面对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后金与蒙古兵十万之众，突破喜峰口以西长城边关，乘虚而入，兵临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京城宣布戒严，战火很快蔓延到京城外围。这就是所谓“己巳之变”。此后东北边防趋于平静，明思宗（即崇祯帝）便集中全力对付内忧，特别是崇祯八年十月凤阳祖陵遭农民军焚毁以后，更是如此。正当他下令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之时，崇祯九年六月底北方的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京师宣布戒严，兵部紧急征调各路勤王兵入援北京。正在郧西与农民军作战的卢象升接到调令，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身份，出任宣大（宣府、大同）总督，由安内转向攘外。

努尔哈赤像

一场虚惊后，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明思宗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 夺情起复正丁忧在家的前任宣大总督杨嗣昌，让他接任兵部尚书。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向皇帝提出他的治军方略：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最关键的决策是“必安内方可攘外”。这是一个传统话题，远的且不说，张居正在阐述其治国大计时，针对“固邦本”问题，就明确提出“欲攘外者必先安内”的方针。杨嗣昌再次提出这一方针，有着现实意义：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武装两次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是在战略决策时无法回避的抉择。杨嗣昌的结论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活跃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可忽视。之所以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如果人们不带偏见、成见，设身处地从明王朝的视角观察时局。那么杨嗣昌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实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战略方针。

在明思宗的大力支持下，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由于熊文灿在湖广大力招抚，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张献忠等部陆续受抚，李自成等部遭受重创，“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看到结束的尽头了。

与此同时，杨嗣昌为了全力对付内乱，倾向于向清朝方面施放和议试探气球，以缓和边境压力。于是辽东巡抚方一藻派遣一名“瞽人卖卜者”周元忠到清方透露口风。周元忠受到使节待遇，清方表示：如有确议，即撤兵东归。

周元忠带回皇太极致辽东总监太监高起潜的信，信中说：“仍言讲款（议和），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杨嗣昌接到方一藻报告后，向皇帝对以和议消祸作了说明：必须以和议换回边境三年平静，方可集中力量一举平定内乱。明思宗对此没明确表态，廷臣又群起而攻之，此次和议终于不了了之。皇太极既然有言在先，“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果然到了九月间，满洲兵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不久，京师戒严，明思宗下令征调洪承畴、孙传庭入卫，使中原“安内”战场的兵力陷于空虚状态。

明思宗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1636年）把卢象升从中原五省总理调任宣大总督已属失策，时隔两年之后又把威震陕豫的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调往北方边防线，使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十面张网”战略功亏一篑。铸成大错的关键就在于对“安内”形势判断失误，把李自成息马商雒、张献忠伪降谷城，看作内乱已经平定。明思宗因京师戒严而征调洪承畴、孙传庭入 卫，待清兵出塞后，仍不把两人及所率精兵遣返原地，也反映了这种情绪。乘中原空虚之机，李自成由商雒挺进河南，张献忠谷城起兵转战湖广、四川，明朝从此在“安内”方面丧失了主动权。当明思宗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下令杨嗣昌代替总督熊文灿，前往湖广督师时，形势已难以逆转。洪承畴驻扎在山海关一线，孙传庭则因政见分歧而下狱，杨嗣昌孤掌难鸣，终于落得个心力交瘁，病死军中的下场。明思宗除了叹息“督师（杨嗣昌）功虽不成，志亦堪闵”之外，束手无策。

在攘外方面，蓟辽总督洪承畴奉旨率十三万精兵，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出山海关，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本拟打一场持久战，无奈兵部企求速战速决，终于导致全线崩溃。内阁辅臣谢升与其他阁僚商量后，决定“款建虏（指清朝）以剿寇”。崇祯十五年（1742年）正月初一，元旦朝贺完毕，兵部尚书陈新甲向皇帝提出了“款建虏”的建议，明思宗对山海关外松山、锦州两城的困境一筹莫展，便答道：“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与清朝重开和谈之事就这样定了下来。陈新甲得到皇帝的旨意，立即派马绍愉以兵部郎中二品官衔的身份前往宁远与清方接洽，这是明、清两方历次和谈中最具正式规格的一次。(www.daowen.com)

明思宗原本考虑到中原“寇势正张”，意欲“以金币姑缓北兵，专力平寇”，为了缓和廷臣的反对，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不料事机泄漏，舆论哗然，内阁首辅周延儒又不肯挺身分担责任，明思宗不得已改变初衷，屈从舆论，把此次和谈的责任全部推到陈新甲身上，把他逮捕法办。平心而论，明思宗授权陈新甲秘密与清朝议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对内对外都是利大于弊的。经过此次波澜，明思宗再不敢与清朝和谈，同年十一月清兵又一次南下，明朝的困境较前更为严重。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正式表明要取明朝而代之，兵分两路合击北京。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下，明思宗与大臣们不得不集中全力，筹划了出征、南迁、勤王的对策。

所谓出征，是由刚入阁不久的李建泰代帝出征山西。明思宗对他寄予厚望，因为他是山西人，为了保卫家乡定会殊死拼搏，何况此人又是巨富，军饷不必担心。不料他刚离开北京，就听说家乡（山西曲沃县）陷落，从此进退失措，徘徊于畿南观望，还没有望到三晋大地的影子，就当了农民军的俘虏（李建泰派中军郭中杰出城投降）。

所谓南迁，是把首都从北京迁往南京，以躲避农民军的锋芒，徐图恢复的应急方案。这一决策如果立即执行，那么对于明朝摆脱行将覆灭的命运或许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长江中游有左良玉，长江下游又有刘 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等总兵的军队，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况且清朝在山海关外，李自成在陕西、山西，张献忠在四川。然而内阁、部院大臣中没有一个人有如此胆识支持南迁之议，终于议而不决，化作泡影。

所谓勤王，是把驻扎在山海关外宁远前线的吴三桂所部关宁劲旅调进关内“助剿”。崇祯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明思宗首次向大臣提出这一意向，阁部大臣们深知此举意味着放弃宁远及山海关外大片国土，都虚与委蛇，推委不决。他们借口“一寸山河一寸金”，反对调吴三桂入关。二月初八日，太原陷落，京师为之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与顺天巡抚杨鹗商议：“计莫若撤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帅三桂之兵亟入，以卫京师。”并联名上疏提出这一建议，阁臣陈演、魏藻德仍推委不决。如此这般议来议去，议而不决，贻误了时机。二月二十七日明思宗毅然决定下诏征天下兵马勤王——保卫北京，三月初四日下诏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三月初六日下旨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王永吉率兵人卫，为时已晚。三月上旬，吴三桂徙宁远五十万军民启程，日行数十里；十六日进入山海关，农民军已过昌平；等吴三桂二十日赶到丰润时，北京已于前一日陷落了。

明思宗走投无路，于十八日后半夜，即十九日凌晨，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紫禁城北面的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一颗大树旁上吊自杀，以身殉节。据说他临死前在衣服上写下遗诏：“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

由此可见，明之亡实亡于内忧而非亡于外患。其中原因很多，最显而易见的直接原因便是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举棋不定，或者说对杨嗣昌提出的“必安内方可攘外”，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

康熙初年，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对明思宗给予相当富有感情色彩的评价:“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食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苻剧贼，遂致殒身。”他也指出了思宗的两大失误：过于吝啬和朝令夕改，“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乾隆年间的历史学家全祖望写了一篇《庄烈帝论》，对他作了一个客观的评论：“庄烈（即明思宗）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他认为庄烈之招祸，其中之一是拒绝与清朝议和。孟森《明清史讲义》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明思宗演出了一幕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