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以后，神宗怠于临朝使中兴的局面渐趋消失，官场中党派林立，门户之见日甚一日，互相倾轧不遗余力。当时的吏科给事中张延登向神宗上疏剖析党争时指出：“（官员）纷然攻击，形于章疏揭牍者，不曰苏脉、浙脉，则曰秦党、淮党，种种名色，难以尽述。而目前最水火者，则疑东林与护东林两言耳。”神宗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纷争日趋尖锐时，要想扭转势头，已难乎其难了。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国子监祭酒汤宾尹和翰林院侍讲顾天埈，招收党徒，专与东林作对，因汤是宣城人，顾是昆山人，时人称为宣党、昆党。到了万历四十年，党争加剧，形成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相对峙的局面。齐党以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为首，楚党以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为首，浙党以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为首，而汤宾尹之流暗中作为主谋，挑动党羽相互呼应，务以攻击东林、排斥异己为能事，新进的言官，无不网罗于门下，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

东林书院遗址

被齐、楚、浙三党视为对立面的东林党，本无所谓“党”，“党”的名称是齐、楚、浙三党所加的，因为它原先只是削职官员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创立的一个讲学场所——东林书院。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因讨论三王并封和会推阁臣王家屏事，与政府意 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在此前后，他的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仰慕顾宪成名声的士子们纷纷前来听他讲学，顾宪成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学生们讲习学问。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意复兴宋朝无锡人杨时的书院。时机终于出现了，万历三十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复兴常州的龙城书院成功，顾宪成便在万历三十二年复兴了杨时的书院，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建成后，顾宪成起草了东林会约，反对迂阔、高远的学问，反对党同伐异、道听途说，主张相互切磋琢磨、师友相得，研究学问必须躬行实践。从此顾宪成兄弟与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史孟麟、陈幼学、叶茂才、张大受、钱一本、王永图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他们不仅在东林书院活动，而且与邻近的书院之间形成一种网络，相互自由地交流学问。

万历三十二年（1064年）十月初九至十一日，顾宪成等在东林书院大会吴越士友，盛况空前，“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毕集”。以后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次年召开了东林第二次大会，顾宪成在大会上说:“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

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是要纠正王门后学“注脚六经”、“高谈阔论”的弊端，继承儒家正统学脉。东林讲会的注意力不在政治，而在儒家经典，东林会约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意在切磋学问。东林书院力戒议论时政，它的院规明确指出：“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东林人士强调重整道德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之有是，众所共以为是也，众论未必皆是，而是不出于众论之外。”东林书院正是体现这一观念的清议中心。正如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 Hucker）所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着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顾宪成为了扩大影响，联合淮抚（凤阳巡抚）李三才。李三才治淮有大略，裁抑矿税太监，颇得民心，官至户部尚书。当时适逢内阁缺人，有人提议应起用外僚，意在李三才，因此忌者日众，谤议四起。顾宪成写信给内阁辅臣叶向高与吏部尚书孙丕扬，力为洗刷。于是言官乘机攻击东林，使东林卷入了朋党之争。顾宪成以一个下野官僚、东林书院主持人的身份，插手朝廷政务，不仅让反对派抓住了东林书院“遥执朝政”的把柄，而且把李三才与东林人士的关系明朗化。顾宪成对此是有足够估计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率地说：“漕抚（李三才）尝简不肖（顾宪成）曰:‘吾辈只合有事方出来，无事 便归。’痛哉斯言，堪令千古英雄流涕，不肖独何心而忍默？故淮抚（李三才）之蒙议，明知其必不能胜多口也，明知狂言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夫亦日聊以尽此一念而已。”

李三才多次上疏请求辞职，上了十五疏，才得到神宗批准。然而攻之者唯恐他再次复出，追究他盗用皇木、占用皇厂土地营建私宅之事，终于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遭到神宗“革职为民”的处分。李三才在狼狈不堪时，还不忘为东林辩白。他上疏神宗，希望消党祸以安天下，说:“今奸党仇正之报，不过两端：曰东林，曰淮抚。何以谓之？东林者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贤希圣。而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乐元声、薛敷教等，皆研习性命，检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今不稽其操履，不问其才品，偶曰东林也，便行屏斥，顺人者以此恣行其奸，谗人者以此横逞其口。”

到了天启初年，形势有了转机，不少东林人士做了大官，这时的东林盛极一时，由在野转化为在朝，原先那种开明色彩却逐渐丧失，斤斤计较朋党之见，壁垒森严，凡是不合己意的都斥为异党。结果驱使齐、楚、浙三党投向魏忠贤门下，形成所谓阉党，与东林作对。(www.daowen.com)

魏忠贤原是肃宁县的无赖，吃喝嫖赌倾家荡产，进京自宫为太监。进宫后勾结熹宗乳母客氏，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总督东厂（特务机构）太监，每每乘熹宗兴致勃勃埋首于斧锯凿削的雕虫小技时，从旁传奏紧急公文。熹宗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心不在焉地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听任大权旁落而不顾。魏忠贤终于操纵自如，俨然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甚至肆无忌惮地以“九千岁”自居，熹宗对魏忠贤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

东林人士副都御史杨涟有鉴于此，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指出：由于魏忠贤的淫威，“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东林人士左光斗、魏大中等也都挺身弹劾魏忠贤。天启五年（1625年）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等，被逮捕关入锦衣卫镇抚司监狱。次年应天巡抚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以及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等人，也因提督苏杭织造太监诬告而被逮入狱中。杨涟在狱中“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左光斗、魏大中被严刑拷打得体无完肤，魏忠贤令狱卒以尸体饲狗。诸如此类的惨状在黄大煜《碧血录》、朱长祚《玉镜新谭》中有详细记录， 令人不忍卒读。

魏忠贤的爪牙编了一部《缙绅便览》，把凡与阉党作对的正人君子，都称为东林党。王绍徽又编《点将录》，把一百零八名东林党人仿《水浒传》人物名号排列，为首是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以下有玉麒麟赵南星、智多星缪昌期、入云龙高攀龙、神机军师顾大章、黑旋风魏大中、大刀杨涟、豹子头左光斗、急先锋黄尊素等。天启六年（1626年）在魏忠贤的授意下编了二十四卷的《三朝要典》，以重评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编造种种诬陷不实之词，攻击东林党人。魏忠贤独揽朝廷大权，俨然太上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从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都有他的党羽。

天启七年八月，熹宗死于乾清宫懋德殿，年仅二十三岁，由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即明思宗。明思宗拨乱反正，不动声色地逐元凶、处奸党，对自称“九千岁”的魏忠贤、自称“老祖太太千岁”的客氏，作了果断处置，魏忠贤在贬往凤阳的途中在阜城县悬梁自尽。魏忠贤一死，引起政局的极大震动，阉党的土崩瓦解指日可待，但已成盘根错节之势，不连根铲除、彻底清算，势必贻留后患。在思宗的主持下，毁《三朝要典》，定阉党逆案，大张旗鼓地展开。崇祯二年（1629年）思宗以谕旨形式公布了钦定逆案，除首逆魏忠贤、客氏已明正典刑，其余共列七类：首逆同谋六人，结交近侍十九人，结交近侍减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诌附拥戴军犯十五人，结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思宗排除种种干扰，对阉党进行最大限度的清算，无论对明朝社稷，抑或对中国历史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有声有色的大手笔。

然而崇祯年间朋党之争依然不息，它以复社与阉党余孽斗争的形式反映出来，复社因此被称为“小东林”。

复社的创始者是太仓人张溥，他与张采有志于振兴文风，被人们称为“娄东两张”。魏忠贤败，谄媚于他的内阁辅臣顾秉谦罢官归乡，途经太仓，张溥、张采率士人驱逐，写檄文声讨，脍炙人口，两人声名大振。复社是一个以文会友的文人社团，它原是一个生员的结社，其精力的相当大部分消耗在八股文中，也就是说，它的成员大都是为了制艺，为了科举考试合格，才来入社的。但是张溥以“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为宗旨，标榜新学。所谓新学，主张德与学分离，追求一材一艺的学问，即经世之学，也就是作为“救时之用”的“经世之术”。因此必然追慕东林之余绪，以学问触及时事，卷入政治漩涡之中。有的学者把张溥称为“在野政党的首领”，未免言过其实，因为复社充其量不过是若干文人社团的联合体而已。先有拂水文社、匡社、应社，才发 展为复社，它作为一个文人社团的联合体，包括了大江南北好多社团。《复社纪略》说:“天如（张溥）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倖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庶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这是联合许多地方文社作为全国性组织的复社创立时的纲领性宣言。张溥对“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的状况极为不满，与顾宪成对“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的不满，几乎是同出一辙，无怪乎人们要视复社为“小东林”了。

经过崇祯二年（1629年）尹山大会、崇祯三年金陵大会、崇祯六年虎丘大会，“复社声气遍天下”，其成员张溥、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等都成了进士，一般在朝要员也来拉拢复社，士子经复社两张（溥、采）推荐即可获得功名。复社领袖也借拥护者的势力，全图涉足政坛，影响朝政，于是复社便由士子读书会文组织演化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阁首辅周延儒的复出便与复社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张溥不仅支持他复出，而且给他密信谋划十余事，要他再出必行。

著名的晚明四公子——桐城方以智（密之）、阳羡陈贞慧（定生）、归德侯方域（朝宗）、如皋冒襄（辟疆），都是名家之子，成了复社的中坚人物。侯朝宗风流倜傥，冒辟疆慷慨好士，在桃叶渡大会东林被难诸孤，替东林遗孤声张正义。东林被难遗孤如周顺昌之子周茂生、黄尊素之子黄宗羲都成了复社名士。

阉党余孽、名列逆案的阮大铖在怀宁建立中江社，与复社对抗，不久避难入南京，成立群社，招揽名流，他不惜千金，撮合侯朝宗与名妓李香君。复社对他的动机看得十分清楚，崇祯十一年（1638年）复社名士吴应箕与顾杲（顾宪成之孙）谈及阮大铖的种种劣迹，顾表示“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duì）”;吴又与陈定生谈及此事，陈也表示“未必于人心无补”。于是吴应箕在陈定生家中起草了声讨檄文，分寄各处征求复社名士支持。次年，复社人士乘金陵乡试之机，在冒辟疆的淮清桥桃叶渡河房寓所，召开金陵大会，正式发布《留都防乱公揭》，声讨阮大铖，在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以顾杲作为东林子弟代表而领衔，以黄宗羲作为天启被难诸家代表而次之。《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阮大铖逆案祸首的老底，文章写得慷慨激昂，气势夺人:“（阮大铖）乃自逆案既定之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至有司信以为实然，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至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 得宁’之谣。意谓大铖此时亦可以稍惧祸矣。乃逃往南京，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杲等读圣人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动义慨，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阮大铖慑于清议的威力，不得不暂避锋芒。